从权利、性别到整体的人——20世纪欧美女权主义文论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的人论文,文论论文,性别论文,权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2)05-0044-08
女权主义文论(Feminist Literary Theory)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欧美知识界的新 型话语，致力于突破传统的话语意识，不再以“女性价值”为单一鹄的，而是力图展现 一种作为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既非男性化的，也不是纯粹女性化的“第三态”思维。 它的产生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因为受到了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影 响和激发，这也就使得作为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女权主义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浓重的 政治倾向性，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实践的特征。它是全球范围内依然处于进行 时中的女性解放运动的理论操作，与女性争取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要求密切相关。( 注：这也就是为什么本文采用“女权主义”一词而不是“女性主义”的原因，因为即使 是以文学阅读和批评为主业的女权主义文论，其根本目的还是要在男性化的学界搏出女 性话语的一席之地，仍然十分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生存以及这一状况在文学中的反映 方式和表达功效。当然，目前国内通行的译法多以张京媛先生在《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序言》中的说明为基准，本文在尊敬并借助张本译著的前提下，依旧沿用更具有“ feminism”本意和现实针对性的译法。事实上，女权理论和女权运动也一直是互为促进 的。早在18世纪末，就有《女权宣言》(Feminism Proclamation)和《为妇女的权利而 辩》(“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一文出现，为妇女能够享受同等的 参政权和受教育权呼号奔走；之后的政治经济学家斯图亚特·穆勒也曾经撰文揭露妇女 受歧视的社会根源在于制度；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给予男女平等以相当的重视，在《神 圣家族》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把女性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联系起来进行 阐述。在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勃朗特三姊妹，社会活动家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评论 家刘易斯等的作品中也都可以见到对女权主义文论的早期表述。)时至今日，女权主义 文论的两大分支，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虽然在研究方法和关注对象上有所不同，但共 通之处仍然是对社会性的郑重强调。前者侧重社会历史研究，着力揭示潜藏在文本内部 的两性对立和女性被压迫的真实状况；后者则视写作为革命，以语言的构合组织来抗拒 并颠覆旧有社会秩序。所以，二者之间的不同是源自知识系统和理论背景的不同，并不 是简单的地域区划就可以涵盖的。虽然上文把女权主义文论分做两支，但它的构成一直 难以清晰界定，它的分类方法还可以有以下3种：其一，以时间为序列的前中后3期；其 二，以功能为评判的区分，如侧重阅读和写作的创作式理论和以批评为主的批判理论； 其三，以阶级和种族为界限的白人妇女主流文化、发现自我的黑人批评以及与之相仿的 后殖民语境中的第三世界女权理论，还有倡扬姐妹之情的同性关爱理论。然而诸多分类 不免交叉，第二类的蔓延贯穿始终，而第三类的出现则是时间序列走入后现代以后的多 样化表征。因而就不妨采用融和串联的视角，将种种区分整合为以时间为经、地域作纬 的网形结构，结合不断新变的主题研究，勾勒出女权主义文论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原初 样态。开创时期的人物，比如19、20世纪之交的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和法国作家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女权思想尚未达到独立自觉阶段时，首先洞视男性文学中对女性 形象的臆想、歪曲和性别歧视，开启了对女性文学创作传统的追寻。而60年代之后的美 国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勒特(Kate Millet,1934— )则是将女权文论学科化的关键人物 ，另外还有美国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1929— )、玛丽·艾尔曼(Mar y Ellmann)、美国的学院教授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1936— )、苏珊· 格巴(Susan Gubar,1944— )和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1941— )、法 国作家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1938— )和英国心理分析学家朱丽叶·米切尔 (Juliet Mitchell,1940— )等。这一阶段的女权运动与美国的公民权运动、反战运动 和法国的学生造反运动同期发生，这一时期的著作集中清算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全面压 抑和再造，完成了从颂扬女性文化的“女性美学”(Female Aesthetic)到学院派与社会 联手同创“性别批评”(Gynocritics)的转型，其中包括《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 tique,1963)、《想念女人》(Thinking About Women,1968)、《性政治》(Sexual Poli tics,1970)、《关于谎言、秘密和沉默》(On Lies、Secrets，and Silence,1979)以及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Women:the Longest Revolution，1966)的出版、轰动，以及 一批妇女杂志和出版社的出现，如《记号》、《妇女研究》、《女权主义研究》等。80 年代以后，女权主义也有所转向，从前期的强调女性针对男性而言的专有权到中期的突 出两性差异再到后期的反本质主义规定，女权主义文论的运行轨迹表现出强劲的自我找 寻、自我确证的趋势。一些理论界的新锐，如法国语言学教授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 ia Kristeva,1941— )和以翻译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而声名鹊起的美国文化研究教 授G.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42— )等，采用结构主义、解构主 义、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方法来推进一度陷入“平权”或“特质”认识误区的女权 主义文论，使之发展成为探讨意识形态的印记以及性(sex)与性别(gender)系统的效果 的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在讨论性别差异方面用社会形成的分析取代原有的生物 决定论，在具体命题讨论中建立性别比较前提，把性别升格为范畴而非旧式的某种范例 。值得格外关注的是，当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了欧美知识界的时候，女权主义文论也未 能例外，出现了跨学科的趋向的同时也显示出了越来越明显的否定性、流动性的症候， 使原本就没有一定之规的女权主义越发显出波澜起伏、纵横不拘的气势来。(注：关于 女权主义文论的分期有多种说法，比较常见的是两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克里斯蒂娃 持“早期/现在”的分法，即前面是要求“经济、政治、职业和性别平等”，现在转向 强调“差异和独特性”；其中潜隐的脉络是“女权—女性—女人”的三分法。肖瓦尔特 则较为细致地将之分为初期的“双性同体”，60年代的“女性美学”，70年代的“妇女 批评”和80年代的“性别理论”。本文的划分融合上述说法中的合理因素，并加上了后 现代以来的发散型变化。)
早在1928年，伍尔芙就为女性批评家提出了可资努力的目标：为了莎士比亚妹妹的到 来并脱离贫困和无名状态而奋斗。在她的名篇《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芙假设莎士 比亚有一个妹妹，虽然和兄长一样天赋聪颖，却因为父权制对才华的压抑、对自由的压 制、对女性的压迫而沦落、而自弃、而自杀身亡。在此，父权制的残酷性犹如冰山之一 角，缓缓进入人们的视线，一度被隐而不彰的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us Centrism)在伍 尔芙的虚构描写中显出了真实的丑恶和狰狞。所谓菲勒斯中心主义，或称菲勒斯中心论 ，是在精神分析风靡一时之后对于创造力起源的寻根和膜拜。弗洛伊德将文艺的创造归 因为只有成年男性才具备的生命利比多(Libido)的压抑(oppression)和升华(sublimati on)，而女性的成长历程最初被菲勒斯崇拜(penis-envy)控制，然后陷入由于身体的虚 空感而导致的去势恐惧(be castrated)，因而只有在和男性的结合中才可能重新获得对 世界的完整印象。与此相反的是，男性一旦意识到了自我的生命力，就立刻进入了创造 作品、拯救女性的崇高幻想之中，所以，“自我爱慕、自我刺激、自鸣得意”就成为菲 勒斯中心主义的主要特征。(注：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载张京媛编《当 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193页。)此处的菲勒斯概念超出了 生理学语境，意指由此代表的观念和价值。男性的权利往往表现在法律、戒律和规则的 制定方面，在经济生产、财产占有、子女姓氏等方面，都是父权和夫权占据着主导地位 ，父权制、男权中心和男性霸权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代名词。在这个 文化认知系统中，父亲是社会结构中的家长，女性的定义依靠丈夫的身份，女性的自信 和尊严来自母亲身份的获得，并且必须保持一种具有男性特征的文化成就。(注：E.M.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刁承俊译(三联书店，1995)，第29页。)女性被看作 是菲勒斯的崇拜者，如同弗洛伊德所说，源于嫉妒而丧失自我的精神病患。而这种逻辑 分明出自无知的推论，“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女性的欲望一直是一块黑暗的、从未被探 测过的陆地”，(注：参见米歇丽·蒙特雷《女性本质的研究》，见《当代女性主义文 学批评》，第419页。)不甘被遮蔽、被歪曲、被误解和丑化的女权主义者们因此开始了 她们的反抗，而反抗的起点就开始于承载了深刻隐喻的书写，尤其是那支被男权操纵得 太久了的笔。
然而，在自觉的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之前，女性写作和评论对于女性独有意识的认知还 十分有限，不是先发现自己的切实存在，而是忙于鼓励妇女达到普遍性的衡量标准；不 是在沉淀下来的历史中的女性形象系列里见出自我的对应关系，而是从男权叙事或是父 系系谱上寻找被圈定了的姓名。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双性同体(androgyny)， 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 ……最正常、最适宜的情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的生活的时候。”(注：伍尔 芙：《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三联书店，1989)，第120页。)在生物学上它指的是 体型构造和生理特征的两性混合，在心理学上则指人格中同时兼备强悍/温情、果敢/细 致等跨性别特征，以此说明女性与男性的相似所在。(注：参见陶丽·莫伊《性与文本 的政治》，林建法等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绪论第2页。)但是，对于女性经验的 肯定预示着女权主义者们和双性同体观的决裂，她们反对将女性创作引向所谓“中性” 的普遍美学，在她们看来，这无非是男权话语的另一种表述。而女性的经验却决定着女 性对待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她们处身的语境使她们的文本具有异于男性心理的文化价值 和意义。
波伏娃对于女性经验的质疑从反面突出了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必要：“一个人之为女人 ，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 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注：波伏娃：《第二性》，桑竹影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第23页。)处于劣势的女性往往在社会中得不到与自己的能力和抱负相匹配的 职责角色，但是真才实干的形成一定得在能力的极限以外才可能显露，冒险、探索和发 明常常和女性无缘，所以女性的一般从业者就很难擢升为卓越者。不能担当集体责任的 女性容易转入私人化的写作行为，但是波伏娃却悲叹：“没有别的事干而从事写作的妇 女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的”，因为真正伟大的作品是那些和整个世界抗辩的作品，妇 女可能会批评、驳斥某些细节，却不会像伟大的艺术家那样为这个世界承担责任，因为 “和整个世界抗辩就需要对世界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这个 世界上，女人是不负责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由妇女建立起来的 什么宗教体系或思想框架。妇女的写作被当作她们的“手工刺绣”，而大多数人之所以 提笔，也只是为了消磨难捱的寂寞时光。(注：波伏娃：《妇女与创造力》，见《当代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50；156页。)
女权主义文论进入中期以后，英美批评界和法国学派按照各自的知识传统和风格类型 推进着女权主义的发展，英伦和北美哲学的唯物性也体现在女权主义批评对社会历史和 制度现实的关心上，唯理的思辩和洋溢的激情又造就了法国女权主义者们对于抽象女性 概念的思考和对于女性主体性的质疑，她们的睿智和机敏在宏大的话语流动中散发出情 感的热度和女性的气息。
一 身体书写的语言主体
法国女权主义在解构主义的背景下已经跳出了二元对立式的哲学思维，转而提倡介乎 中间位置的女性言说方式，而这种言说的来源就是女性惟一不可取代的自我资源——身 体。法国女权主义者在面对妇女文本中的文体问题时，借用了先锋文学写作理论中的断 裂说和颠覆说，她们的纲领建立在对女性躯体的描写上，大胆地冒犯父权制的言语禁忌 ，恣意谈论身体器官，在符号学和结构、解构的理论矩阵中触怒菲勒斯话语的权威感。 德里达曾经将传统哲学比作由隐形墨水书写而成的白色神话，埃莱娜·西苏，一位出生 在阿尔及利亚的犹太妇女，后来成为巴黎第八大学著名教授，创建了全法第一个女性理 论研究小组，并因最早强调女人通过“白色墨水”来进行抗争性的写作而奠定了法国女 权主义本质论的基石。她的不懈努力使“女性写作”(écriture feminine)问题得以占 据70年代法国的政治与文化讨论的中心位置。(注：《性与文本的政治》，第133页。) 她一边质疑女性生理与这种“墨水”产生的写作之间的必要性，一边坚信这种写作必须 由女性来完成。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热切地鼓励甚至是鼓动着那些踟蹰在纸笔 之前的同性们：
妇女参加写作，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 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 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注：埃莱娜·西 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88页。)
之所以会假定存在基于躯体的女性言说，是因为法国的女权主义者们认定语言系统中 的不同机制可以产生别样的价值，一种非线性的单数叙述可以在规范之外发展出另外一 种适用于女性讲述的性别语言。失落在男权话语中的讲述只能是变形的，用艾米莉·狄 金森的话说就是“倾斜的讲述真理的方法”(Tell all the Truth but tell it slant) ，而决裂之后的语言将开启新的反叛式的行为写作，女性的真实和本质将毫无遮拦地被 自由言说。写作作为心手并用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不仅能够解除现存压抑的象征秩序， 而且在语言的创造中赋予女性以新生，使她愈加接近生命的本原力量。因为女人可以依 靠的只是自己，而承载“自己”的就是既忍受苦痛又尽享欢愉的身体。在父权控制一切 的社会里，女性行为甚至命运都已经被安置被注定了，一度作为惟一的声音出现的男权 话语按照臆测和潜意识中的意愿用文字塑造出如其所愿的女性形象，并且形成了巨大的 知识积累，其中的无意谬识和有意变形阻碍着真实的妇女认识，而妇女在写作的起点上 发现她们不仅没有可资依凭的知识资源，甚至时时都有再次滑落男性话语圈套的危险。 所以她们势必重新找寻立足点，合乎这一条件的似乎只有身体，因为女性的感受还没有 得到倾听，有关与此的认知也大多只是推测，身体内部的天翻地覆是女性独有的生命体 验，就像沦陷区里的孤岛，为写作提供勉强容身的庇护。所以，“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 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 规戒律”。(注：西苏：《美杜莎的笑声》，第201；202页。)与身体相关的语言具有本 体的处身性，消除了男性经验的烙印，在逃离菲勒斯中心的路途上进入愉悦的天国，其 实质是以前俄狄浦斯想象界取代男权世界的象征秩序。
然而，开始于身体的写作并不是囿于身体之内的写作，那些滞留在细枝末节上的体征 描写和纯粹的感官刺激传达还远远不足以满足追求超越价值与灵性光辉的向往。女性写 作在以经验语言颠覆了男权语言，以至于颠覆了父系权威之后，仍然要义无反顾地承担 起人类的救赎使命：
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 生命，铭记着生命。写作是一个终人之一生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的问题，是一项无边 无际的工作……写作永远意味着以特定的方式获得拯救。(注：西苏：《从潜意识场景 到历史场景》，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220；223页。)
在此，写作就成了肉身和性灵的双重铭刻活动，去除藻饰的本真叙述穿透被蒙蔽的事 实，将个体的本体体验嵌入行将弥合的历史裂隙之中，写作将原本淡出历史场景的女性 角色安放在明亮的聚光灯下，洞烛幽微难测的女性世界，把她们从虚无的边缘挽救回来 ，使历史的缺席变成生存的在场。
负载着如此厚重的寄托的写作行为不再单纯是个人体验的宣泄，而是艰难的求真求善 的追索，这样的写作既是生命力在解除压抑和禁锢之后的喷薄，也是直面人类生命有限 性的不无悲情的抗争。女性的自言自语最终转向和他人、和世界、和自我之中的陌生人 的对话，最初那种“出于征服、需要赢得爱而开始”的写作，在收获了播撒下了的成果 后，便进入了自我提纯的新境界。
然而值得怀疑的是，女性书写所采用的词语在何种程度上属于女性自身?语言的差别和 性属的差别是在同一方向上展开的吗?两者间的关系是自然的对应呢，还是有意而为之 的特殊标举?法国女权主义者们在回答诸种疑问时不断借助哲学和语言学资源。露丝· 依利格瑞(Luce Irigaray)希望通过“女性口吻”(le parler femme)(注：“le parler femme”在莫伊的《性与文本的政治》中被译作“女人腔”，在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 文学》中被译作“妇女特有的说话方式”，在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被 译作“女人的表达”。)建立独特的女性语言。她认为女子之间的对话是自然流露的“ 女性口吻”，一旦男子介入就立刻改弦更张，女性的全体存在保证了单个女子的自由。 为了对抗男权中心的话语，就要反对那种被视为理所应当的语言风格，诸如清晰、明确 和确定性等。“女性口吻”必须回避准确性，可以是非理性、无逻辑、反思维的散漫表 达，宁可使听者无从理解，不得要领，也不要落入旧有的叙事圈套中去。这些看似是缺 陷的特征事实上是依利格瑞反抗男性价值的有力武器，她认为这是和女性的生理结构相 一致的，是对女性躯体的戏拟和模仿。因为女性的生理形态属于中心扩散型，女性的愉 悦是多元构成的非线性时间序列，由此引伸出来的不可界定的女性特质就可以充任对抗 菲勒斯中心的工具：她的语言恣意发挥，杂乱无章，使他无法在其语言中看清任何连贯 的意义，……她只是在把自己同唠叨、感叹、半截秘密，或故弄玄虚的语句分开。当她 回到原题时，又从另一个快乐或痛苦的角度重新开始。(注：《性与文本的政治》，第1 88；189页。)在倾听“女性口吻”的讲述时，就不得不从不同的，甚或是截然相反的方 面去思考和领会其中可能蕴蓄的意义，那些简明的推理规则根本不可能和它匹配。
不断给性属差异敷上浓墨重彩的做法早已引起了研究者的警觉，即使是依利格瑞自己 也开始反思差异问题，并把从理智上拯救这个时代的关键归结到对性属差异的研究上。 她所不满的是，“女性总是被当作空间来对待，而且常常意味着沉沉黑夜，反过来男性 却总是被当作时间来考虑”。(注：露丝·依利格瑞：《性别差异》，见《当代女性主 义文学批评》，第374页。)依利格瑞拒绝被视为对象性的客体，并且注意不让这种拒绝 成为两性对立的加固剂。因为二元对立的模式在压迫/反抗的关系中只会得到加强，真 正应该做的是游离到对立关系之外，建立新型的母女继承系列，找回失落已久的“女性 系谱”(genealogy of women)，实现女性自我身份的认知和归属，重新铸造女性概念的 “内在性”和“超验性”，将两性差异化作完美合作，在停止战争和对抗的地方走向真 诚情感的旅程。
必须承认，女性往往面临双重难题，比如历史沉淀而成的本体和记忆连结中的本体， 比如现行的时间和永恒的时间，都纠结缠绕着女性的主体位置，洞察了上述困难的克里 斯蒂娃不像她的同行那样乐观地相信身体和书写能够一了百了地治愈历史留给妇女的遗 憾和创伤，她更关注那些被发达国家的女权主义者们忘却了的问题，比如《中国妇女》 (About Chinese Women,1974)、《诗学语言的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1974)、《语言里的欲望》(Desire in Language,1977)、《爱情故事》(Love Story,1 987)等，就是在常见的语言感情化、经验私人化的理论写作之外进行的语言学研究。她 认为构成文学文本的话语是普遍本文构架的一小部分，追求统一的或同质的答案终将徒 劳无功。在无宗教的现代社会里面，母性可以作为菲勒斯的替代而发挥作用，但是在和 母亲再识的路途中有太多的障碍，女性只有通过成为母亲才能认出母亲形象，同样，语 言只有被主动性的主体占有和使用才能够产生意义，才能够完成女权主义者们寄托其上 的颠覆功能。被广泛借用的术语“文本间性”(或称“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y) 也表现了她从符号学的知识立场上对于女性问题的思考。把女性文本显示出来的确定意 义放置到其他尚未显形的文本之间进行参照考较，由此见出受到语言控制的主体是如何 在权力网络中被建构的。在此意义上，克里斯蒂娃质疑“女性语言”的存在，因为“这 种语言(至少，句法)的存在很成问题，而且它的显而易见的词法独特性比之性别/象征 差异，也许更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注：克里斯蒂娃：《妇女的时间》，见《当 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358页。)始终担心女性主义变成狭隘的性别主义，并不赞成 妇女摆出与社会对峙的姿态。在前代女性完成了的进步基础上，克里斯蒂娃不是以定论 性的慷慨陈辞，而是以疑问的形式提出她的思考，她不知道女权主义的审美特质是否有 利于自身发展，不知道妇女运动的颠覆力量是否与国际恐怖主义同构，不知道推进到个 人层面的妇女问题会遭遇怎样的诘难和攻击，她甚至怀疑地问自己，“提出问题是否就 是已经回答了问题呢”?
克里斯蒂娃的忧虑和犹疑也折射出了法国女权主义者们的尴尬和焦虑，沉迷于语言结 构和言说行为的习惯使得她们有意无意地忽视社会历史因素的重要性；过分倚重先锋派 文学的创造力量造成对妇女创作特殊性的隐而不彰；解构主义的狂潮裹挟着她们，甚至 使她们偏离理应保留的女性立场，消解一切对立的冲动带来了横扫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冲 撞却并没有带来期望中的政治实践。法国的女权主义文论与其说是革命的理论，不如说 是智性的思维，被优先考虑的永远是概念化了的“女性”，而不是血肉丰盈的“女人”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美学派，她们给书斋里的玄想赋予了行动的实践。
二 创造力传统和阅读经验
严格说来，英国和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们并没有形成什么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纲领，习 惯上称呼为英美学派主要是因为二者不约而同地对女性问题中的社会历史因素给予格外 关注。另一个原因就是，同为英语国家，女权主义批评者致力找寻的文学传统和艺术形 象都集中在相仿的经典之中，后一个特征在美国的女权文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关于英 美女权文论的分期也存在着不尽一致的意见，一种是划为两个阶段：六七十年代的女性 美学和80年代以后的性别理论；(注：有关此分法的具体论述，参见《当代女性主义文 学批评·前言》。)另一种则分为60年代末的女权批判和女性诗学、70年代中期的女性 批评、70年代末期的女权行为批评和80年代的性别理论。(注：参见肖瓦尔特《我们自 己的批评》，载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第259页。)而且，美国女权批评 在发轫期一直以英国文学为批评对象，进入七八十年代以后逐渐意识到了北美大陆的独 特价值，开始关心黑人妇女创作，有意识地筹建美国自身的女权理论，完备批评传统， 因此关于英美学派的论述仍然需要分别进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妇女运动进入了第二次高潮，其中的纲领性文献除了1963年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1912— )的《女性的奥秘》之外，还有英国女权主义思 想家朱丽叶·米切尔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这本书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对待妇女 的态度谈起，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波伏娃等人的妇女观，将压迫妇女的社会机制分 为4类：生产、生育、性属和儿童的社会化。她认为妇女的境遇有别于其他任何社会群 体的境遇，“在男性世界里，她们的境地可与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相提并论。但同时，她 们又存在于男性世界之外”。(注：李银河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 )，第9页。)她指明了生产结构中体力和女性受压迫的事实之间的关系，生育链条上孕 育和生产的关联，性属机制中东西方观念的差异以及在儿童成长的社会化过程里女性又 是如何被家庭模式同化成男性社会的工具的，女性的解放有待于身份的彻底改变，而身 份的改变又有待于父权制中亲属规则的重新制定。女性的从属地位直接导致了在男性交 际行为中的示意符号化，米切尔认为不是家庭而是家庭之间的结构关系组成了人类社会 的基本形式，而交换行为，尤其是交换妇女的行为维持着这个形式的运作。(注：朱丽 叶·米切尔：《父权制、亲属关系与作为交换物品的妇女》，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 评》，第430-435页。)要想改变妇女的卑下地位，实现解放的理想，就不仅要在社会文 化的维度上与“父母子”的生物循环决裂，引入受到父系社会认可的母系角色，而且要 改变生产、生育、性属和儿童成长4者间的结合方式，惟其如此，女性解放才可能在经 历了漫长的革命之后取得历史的成就。
美国的女权主义批评开始于对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再认识，试图消除形式主义造成 的与现实离异的幻觉。《阁楼里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的文学想象》(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 ination)就是格巴对19世纪重要的英语女作家们做出的整体研究。她发现，由于创造力 被定义为阳性，女性的主导文学形象因此也成了男性想象力的产物，女人创造自己女性 形象的权利横遭剥夺，而且必须与父权制标准保持一致。19世纪的“永恒女性”都是被 臆造出来的，符合所谓内向、无私、温顺的男性向往，潜伏在理想化反面的则是出于恐 惧而创造出来的恶魔般的、根据自我内心来行动的女人，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简·爱 》中的疯女人形象。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伯莎·梅森其实是一个微妙复杂的文学策略 ，在看似对立的天使/恶魔，甜美的女主角/咆哮的疯女人之间实现了人物角色和作者自 我的复本叠合，用这个隐藏在父权制表象背后的真实女性来拆穿男权叙述的诡计。疯女 人的意义还表现在她对女性创造力问题的解答上，因为传统创造模式的隐喻是男性器官 在女性身体上通过运动留下印痕，所以女性往往被比作被动的、被创制的文本。(注： 莎士比亚借奥赛罗之口把苔丝德蒙娜比作“皎洁的白纸”、“美丽的书册”，亨利·詹 姆斯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非常老套地把理想的年轻女孩描写成“光滑干净的纸”， 而在《到灯塔去》中，自私的丈夫一边张望妻子的背影一边把它想象成一幅恰恰吻合于 个人需要的插图。前现代主义文本中的类似比喻比比皆是。)那么，女性创造力(female creativity)究竟是女人身上天赋的自然气质(female nature)呢，还是由社会文化建 构而成的女人气质(femininity)?格巴认为是受到焦虑催促的女人在愤怒中挣脱被创意 象而转向了身体再造。美国女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也持有相似观点，她认为许多妇女 的作品都表现出了愤怒，一种值得全面考察的愤怒，“妇女所经历的痛苦和愤怒都是真 实的，有真实的根源，它们分布在周围的每个角落，融汇在社会、语言及我们的思想结 构之中”，(注：艾德里安娜·里奇：《当我们彻底觉醒的时候：回顾之作》，见《当 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40页。)女性的自我意识，尤其是身体提供的在场感和生命 力在濒临疯狂的爆发中赋予诗歌以女性的、韵律的力量。格巴又通过细读伊萨克·迪尼 森的《空白之页》，具体说明了妇女是如何利用身体进行艺术创作的。不过，与法国学 派谈到的“白色墨水”不同的是，格巴把“血”作为触犯禁忌的介质大做文章，由于长 期以来女性被定义成“一片混沌、一个缺位、一个否定、一块空白”，女性不得已要通 过极端的书写方式获得震惊的效应，殷红的血迹包含女性走向成熟的经验，表达失去自 身的痛楚，表现完成孕育的欣喜，交融了献祭的迷狂、痛苦的涌流和愉悦的晕眩，在书 写之笔缺失的情况下，完成灵感和创造的准备，完成写作中以笔为根本到以纸为根本的 隐喻转变。(注：参见苏珊·格巴《“空白之页”和女性创造力问题》，见《当代女性 主义文学批评》。)
并非所有的美国女权批评都像格巴这样充满激情，肖瓦尔特就更习惯于面向历史，不 是解读文本，而是归纳和分类。她把被拒斥在正统文学史之外的妇女创作称为女性亚文 化(Female Subculture)，不同于男性的相通体验把她们结合在一起，形成不自觉的文 化联系。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Novelists f rom Brónte to Lessing)中把19世纪以来的女性创作分为“女人气—女权—女性”(Fe minine-Feminist-Female)3个阶段，重新发现了销声匿迹的作家群体，在文化的层面上 树立起女性传统的独特性。但是这本书在为肖瓦尔特赢得声誉的同时也给她招来了非议 ，书中忽略了广泛存在的黑人妇女的写作，更不曾注意到同性关爱主题，一位从历史方 法出发的批评家却奇怪地违背了历史性。事实上，不包括黑人文学的文学史不能算作美 国的文学史，同样，不涉及黑人女性作品和批评的女权文论也不足以称之为完全的女权 主义。
位居主流的女权主义者们一度对黑人妇女的存在视若无睹，尽管肖瓦尔特一再声称女 性主义是世界性的，可她本人早期的文章中却只字不提有色人种的女性和第三世界妇女 运动。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她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不应该的疏漏。当肖瓦尔 特意识到对于黑人妇女文学和黑人妇女文学批评的长期忽视有违女性主义的初衷时，就 开始对一边打着种族一体化诗学旗号一边又以白人有产阶级的文学传统覆盖并替代黑人 特有文学经验的做法提出了批驳。出版于1991年的《姐妹们的选择：美国妇女写作的传 统与变化》(Sister's Choice: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 Women's Writing) 在书名中就借用了黑人妇女用布头儿拼被子的民俗，并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了诸多文本在 文化史上的地位，承认女性亚文化还可以继续划分成不同的文化群体，而这些群体的组 合构成了美国“自己的文学”，“我们的新文学史开始了”。
另外一种被讳莫如深的是同性之间的特殊情谊在女权意义上的要求和表述。这种姊妹 情谊常常被称作女同性恋主义文学批评(Lesbianist Criticism)，(注：得名于希腊女 诗人萨福居住的岛屿名Lesbos，以区别于男同性恋文学(Gay and Gay Literature)。) 她们的策略是通过共同的情爱取向，超越种族和阶级的分割，结成牢固的反异性恋同盟 。她们把异性恋视作维系父权制的基石，把它作为一种制度来反对，这种初看起来颇显 急进的作法其实是女权主义一贯趋向极端的后果。对此，肖瓦尔特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 ，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她赞许了这种不隐瞒差别的勇气和自我非中心化的明智， 并且预期着她们可能取得的成效。
美国女权文论界中的中坚人物，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现任匹兹堡大学英语系和文化研 究系教授的斯皮瓦克提出用“策略上的本质论”(Strategic Essentialism)来反对父权 制。解构主义的视点使她坚持拒绝本质先于实在的教条式的心理性别和种族阶级概念。 在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影响下，斯皮瓦克一直警惕本质论的陷阱，她很早就关注第三世界 劳动妇女的现实处境以及这种处境和整个女权主义运动的关联。她批判了跨国资本主义 的殖民式输出，指出其中隐藏着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压迫的事实原来就是被粉饰了的虚假 意识形态，因此她反对那些仅仅存在于“大师的本文和沉思之中”的女性主义，(注： 斯皮瓦克：《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326页。)希望 另外一些有效的概念，如人口种族、地域宗教和民族国家，都能被纳入解放妇女的思考 和行动中来。
与法国女权文论相较而言，英美学派的写作显得不够思辩，但是她们对于现实世界的 关切却自有意义，“女权主义者们对任何批评话语的政治性的坚持，以及她们把历史和 社会因素考虑在内的意愿照例必须是令人激动和耳目一新的”，(注：《性与文本的政 治》，第63页。)难道这不是今天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们仍要努力保持的品质吗?
三 寂静中的艰难讲述
时至今日，女权主义文论已经走完了近半个世纪的旅程，从最初的试探到后来的激烈 抗争，从两难歧路的彷徨再到深切的反思，女权主义文论犹如洞察哲学中那个最早看到 被火光映在穴壁上的倒影的发现者，获悉了一个被隐瞒已久的真实。但是，由于所要讲 述的内容从来都没有摹本，她们的尝试也因此显得分外艰难。这也就使得女权主义批评 的文本往往充斥着作者的个人经验，句法也不是逻辑推理式的层层递进，而是一泻千里 、不加删削的情绪化表达。这种新变、峻急、不合规范、不讲程式的文体风格原本是为 了增强和男权话语的对抗强度而有意为之的，但同时又招致诟病，她们的对立面因此拒 绝在理论的层面上做出回应，充其量不过予以貌似宽容的首肯，在稳居霸权的高位上降 尊纡贵地保持缄默。女权主义者们的声嘶力竭在了无回音的一片寂静中落入虚空，她们 的勇气在无物之阵中还能坚持多久?
凭心而论，女权主义文论的两难处境首先来源于她们遭遇到的语言障碍。整个人文话 语的基本构架就是由“语言、世界和意识”3个关键词组成的，“我们所知道的世界无 一不是组成为语言，我们所运用的意识也无一不像语言一样构成。我们不能占有语言， 因为我们同样被语言操纵”，所以“写作倒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手段，因为在写作中生产 者和接受者的缺席是理所当然的”。(注：斯皮瓦克：《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见《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304页。)原本寄希望于经由语言书写来塑造自身形象、反 抗异性压抑的女性作者在开始选择自己的语言时突然发现处境艰难：父权制牢牢掌握着 由语言建构而成的权力象征系统，什么样的语言能够反抗这一语言的根源呢?面对需要 批判的，已经烙上性别印痕的语言，妇女只有两个选择，其一：拒绝规范用语，拒绝被 言说的尴尬；其二：接受并改造有缺陷的语言。所以，“一个女性理论家已经是个流亡 者；她被驱逐出自己的母语而操着父系语言；她擅自利用欺诈的权利”。(注：简·卡 洛普：《女儿的诱奸：女性主义与心理分析学》，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24 0页。)正如玛丽·埃尔曼所说，男人传统地选择了肯定的、权力主义的语气来写作，而 女人则被禁锢在感受性的语言中。这一先在规定直接导致了女权主义文论的处身性特征 ，女性经验的带入造成了女权理论的肉身化。一些女性作家不断强化性属身份，着意使 用叙述人称单数第一格，沿袭理论中的叙事风格，并且有意不对事件做出概括，刻意保 持毛坯状的感觉方式。这样做的依据，用艾德里安娜·里奇的话说就是，“作为女人， 我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不加节制的感性特征使它的整体风格捉摸不定，含混不清，描述性 的语言和理性的评析杂糅交错，个人化叙事和关于历史的重读扭结在一起，带来的阅读 效果也是情感的激荡和智性的启蒙裹挟而下，虽然一片混沌，却明显是有力量、有内涵 、有价值的混沌。可是，这股含义丰沛、奔突无定的话语洪流又将去向何方，哪里有容 纳它的河道，使它从容有度地稳步前行呢?或许女权主义文论的命运同仍旧处于压抑状 态的女性创造力和女性真实生态一样，只能在平面上无限延展，而无法建构什么，当然 ，也许女权主义文论本来就无意于建构什么。女权主义文论惧怕形式化的体系建构和学 院体制束缚，担心在安享权威话语馈赠的一席之地的同时丧失最可宝贵的独立精神，两 害相权，她们宁可停留在茅茨不剪的边缘位置，藉此维持女权主义的发展命脉。
然而，这样就可以把悖论中的女权主义文论挽救出两难困境了吗?女性阅读理论开启了 女权文论的初始运动，对象性存在的客体化女性在重新解读经典的过程中达到经验认同 和身份认同，在消解反历史的神话的同时获取阐释循环之外的新知，可是一旦惯性控制 了阅读活动，期待视野的形成就又落入了“看与被看”的对流。至于写作理论，就更难 逃脱潜在接受群体的暗示。女性经验似乎被认为是最适宜于表现痛苦的，一旦女性文本 中出现优雅的欢欣或平衡的安宁，就容易被讥嘲为驯化了的安详，女性言说在阅读预期 中呈现出奇观式的被看局面，满足窥视癖和好奇心，在对抗象征秩序的同时落入对象征 秩序的反面模仿。现在惟一可以寄予希望的就是女权主义批评了。英美的镜式批评主张 理性与经验的资料分析，通过解释文本来分析和改变社会，将实体化了的著者和广泛的 历史结构变革联系起来，在意识形态论争中做出代表女性的回应。法国的妖女批评家则 具有进攻性并能够愉悦身体，仿佛一个极具媚惑力的佻达舞娘，施展浑身解数，演出叛 逆的、诱惑的剧目，不仅反抗了父权制的摧残，也吸引同性加入这场叛逆。以上种种境 况印证了女权主义举步维艰的现状，就像不可界定、拒绝界定的“女性”概念一样，女 权主义文论也充满了内在矛盾，见不出未来的明确走向。不过，在后现代的文化背景下 ，女权主义文论逐渐意识到了内部差异的价值，它从怀疑“真理”出发，所以也就从不 以“真理”自居，“纵横交错的不固定性、流动性和局限性”是它承认并接受的自身特 征，而且承认差异、接受差异将更有利于女权主义的发展。新一代女权主义者的最尖锐 处就在于她们不仅要发现作为整体的女性的存在，而且将认识推进到个别妇女的独特性 上。因此，对过去时代妇女写作及妇女处境的研究只是理解文学文本的补充，当下所要 关心的还是拆毁把妇女都归纳到单一特征和边缘位置的象征秩序。也许女权主义文论的 纸上谈兵永远只能是无法抵达彼岸的徒劳追寻，但是贯穿始终的提问却可能正是答案本 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