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的、平面的到文化的、立体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戏曲研究方法变革之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面论文,年代论文,中国戏曲论文,方法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3)05-0024-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方法问题一直是各个学科领域的核心话题，为研究者所广泛 关注。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探索，各个学科领域中研究方法问题究竟解决到何种程度，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整合和运用上究竟有何规律可循，其与学科间的互动关系究竟如何 ，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梳理总结的问题，尤其是在新世纪伊始的关节点上，探讨这一问题 的重要学术价值是可以想见的。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二十多年来的中国戏曲研究为例，是 因为相对其他学科而言，研究方法对戏曲研究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尤为显著，它逐渐改变 了整个学科的基本格局，潜在地影响着整个学科的性质及未来走向。
一
研究方法从来都不是随手拈来的工具，也不是游戏规则的简单组合。规则、工具、方 法的置换往往意味着学术观念的内在变迁，各种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实际上体现着治 学思路的取舍和调整，体现着对整个学科认知的深度和广度，研究方法的变更与整个学 科的发展演进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探讨研究方法 的变迁必须结合整个学科的发展轨迹来谈，考其渊源，明其流变，通过纵向的追溯和比 较，在大的时段坐标中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这一回顾和总结对戏曲研究乃至中 国文学史、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都是很有必要的。
以戏曲研究而言，尽管古人已多有论述，有着一定的学术积累，但它真正成为一门具 有现代意义的学科，却是近一百多年的事情。戏曲研究是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语境下逐渐 成型的，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组成重要部分，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进入学 术殿堂，这是现代学术区别于传统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戏曲研究学科的建立有两个重 要标志：一是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及相关戏曲著作的出版，确立了戏曲研究的基本框 架及研究范式；一是吴梅进北大，将戏曲研究搬上大学课堂，使之得到学术制度的保障 ，纳入现代学术谱系。
就对其后乃至当下戏曲研究的影响而言，王国维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吴梅。对两人研究 风格及实绩的确认评估，学界说法不一，已成一桩学术公案，对此笔者将另文专论，此 不赘述。总的来看，是王国维确立了戏曲研究的基本框架及研究范式，规范着后来戏曲 研究的格局与走向，这一点早已为学界所公认。因此，探讨王国维戏曲研究的动机与思 路，是揭示百年来戏曲研究方法问题的一把钥匙。
对词曲的研究是王国维治学历程的一个重要转变，即从外国哲学探讨到中国文学研究 的转变。此前的哲学研究与其词曲研究并非无关，它是后者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背景和 理论资源，这可以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红楼梦评论》等著述中看出来。这里需 要强调的是，王国维研究戏曲的特色也鲜明，虽然也曾涉及戏曲的表演、音律等方面， 但着重挖掘的却是戏曲的文学价值，将戏曲视作与骚、赋、骈语、诗、词同样的文学体 裁，“虽曾阐述源流，偶亦联系舞台事物，但其主要论点，却倾向于剧本文学方面”[1 ]。此外，王国维在探讨中国戏曲时，是以西方戏剧为参照和潜在对话对象的，这也是 当时及稍后学者治学的一个基本思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正如有位研究者指出的：“ 当他说元杂剧‘至幼稚、至拙劣’时，用的是西方话剧的标准和舞台上演脚本的标准。 ”[2]以这种思路研究中国戏曲，必然会强调西方戏剧的因素，从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 其本土特性。加之王国维本人并不喜欢戏剧，缺少足够的艺术实践和体验。这样，他自 然会偏重案头分析，以纯文学的眼光观照戏曲，挖掘其中的文学价值，事实上其研究中 最为出彩的地方也正在于此。显然，这一治学特点既与王国维的戏曲观念有关，也与其 个人学术素养、兴趣爱好有关。
毫无疑问，文学是戏曲的一个组成要素，对其进行深入挖掘是十分必要的。但它并非 戏曲的全部，以其替代整个戏曲的研究，忽视戏曲的其他特性，必然会出现偏差，确如 周贻白先生所说的：“戏剧这一艺术部门，决不是单论文章，或者考订故事，就可以包 举其全体的。专论文章，可以成为剧本文学史的研究，却不等于戏剧史的研究。同时， 要谈剧本文学，最好是联系舞台表演来谈，才不致成为谈文而非谈剧。”[3]应该说在 整个20世纪，这一直是戏曲研究的主流范式，其间虽也有一些戏曲研究者力图纠偏，但 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文学独大的“单边”局面，自然，这也与当时整个学界的学术 思潮有关。对王国维来说，作为一个开创者，他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学术难题，事实上， 他还著有《戏曲考源》、《优语录》、《古剧角色考》等，并非仅仅关注文学问题。但 问题在于，后来的研究者主要接受他的戏曲文学研究，不管这是否属于误读。至于他对 戏曲文献的考证梳理，更是为后来者所效仿。这一方法存在的偏差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 断彰显。不过，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几十年间倒还不算突出。因为这一时期正处于戏曲 研究的草创阶段，研究者的主要精力多放在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刊印上。对这一阶 段戏曲研究存在的问题，具有丰富舞台实践的欧阳予倩先生看得很准：“以前研究戏曲 史的几乎都只注重文字资料，很少注意演出，所以就不够全面。他们多半是关起门来翻 书本，很少联系着各剧种的表演和音乐来进行研究；尤其难于结合演出，结合观众，获 得比较准确的结论。”[4]
不可否认，当时也有一些研究者比较重视中国戏曲的舞台演出特性，如齐如山、傅惜 华、梅兰芳等人主持国剧学会，注重民间文学剧本、宫廷档案及戏曲文物的搜集研究； 周明泰、王芷章、张次溪等人进行清代宫廷戏曲及北京戏曲研究；周贻白撰写《中国剧 场史》、《中国戏剧史》，“把剧本文学和舞台扮演结合起来”[5]；徐慕云的《中国 戏剧史》注重戏曲舞台及地方剧种的叙述等。但以当时的研究状况，整个戏曲研究学科 尚处于建立完善阶段，方法问题自然难以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可以说，这是一个无暇顾 及方法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政府对戏曲创作、演出及研究高度重视，学术研究的硬件环境比 新中国成立前要好，但由于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的过多干预，这一时期的戏曲研究受到 诸多限制，未能取得应有的成绩，而且还存在着不少研究禁区。这一时期虽然也出版了 不少研究著作，但在今天看来，真正能站得住的还是那些文献资料类著述。在研究方法 上，庸俗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成为主流，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这一研究方法具有一 种强迫性的霸权意味。对研究者来说，由于存在种种条条框框的限制，缺少学术研究所 必需的自由，在方法上实际上并没有选择余地。
在50年代，虽然政府组织人力物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但是由于意识形态色彩 过重，不少不符合当时主流思想的民间戏曲形式、剧本及文物未能受到重视，甚至被当 做封建迷信进行压制，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情况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时期考古 学的发现虽然给戏曲研究带来一些新的生机，但当时越来越恶劣的研究环境使相关研究 受到诸种限制，不可能像后来那样形成规模，成为专学。可以说，这一时期确实出现了 许多新的研究生机，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这些良机都被统统错过了。
二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政治文化环境的宽松，学术研究走上正途。研究工作一旦 深入展开，方法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被提出来，并受到研究者的特别关注，在80年代中后 期曾一度成为颇为引人注目的学术热点。研究方法能成为话题，显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 危机。具体来说，它体现为对先前研究状况的不满，体现着学术研究的可以期待的新突 破。不过总的来看，80年代中后期的学术研究讨论尽管声势很大，但收效并不理想。这 表现在，不少研究者急于将西方各个领域的新理论如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 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等搬来应用于具体学科的研究，并以之为时尚。这种以中国材料填 补西方理论的研究方式很快就显出弊端，直到今天仍可看到这种食洋不化的现象。但平 心而论，此举尽管弊端很多，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其意义不可完全否定，毕竟国门 封闭太久，与海外学界过于隔膜，这种补课性质的研究和接轨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此时 学术研究正处于恢复期，方法的使用对学术的推动作用还不是特别明显。
具体到中国戏曲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其整体走势和倾向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概 括的：“从以往单纯的思想性批判，转入到文本本身的审美的研究；从价值的判别，转 入到对文化现象与历史事实的描述或阐释；努力拓展研究的视野，使文学及文学研究从 政治的附属物中解脱出来。”[6]文学式研究在先前的基础上有新的进展，无论是对文 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领域的拓展，还是对具体问题的探讨，都有新的突破，一批优 秀的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对这些成绩无疑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它们是戏曲研究的重 要组成部分，体现着戏曲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但是，就整个学科的发展态势而言 ，它们显然不足以代表研究中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相比之下，研究方法的改变及由此带 来的新收获则更为引人注目。
研究方法的革新往往来自学科自身的内在需要，由学科内在需要催生的新方法较之随 意搬来套用的一些新理论往往更为贴切，也更有效，这一点在戏曲研究领域体现得最为 明显。案头阅读式的文学研究对其他领域如诗文辞赋、小说等的研究来说是最主要、最 常用的方法，但对戏曲研究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文学式的研究进展到一定程度势 必会带来饱和、停滞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对戏曲文学的强调实质上是对戏曲文人化 的强调，是以对戏曲民间性的忽视为代价的。随着戏曲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逐渐 认识到，王国维创建的戏曲研究范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戏曲的 丰富多彩性，将具有多种元素的戏曲简化成纯粹的文学是不符合戏曲自身的特性的，正 如有位研究者所尖锐指出的，王国维“所建构的是文学意义、范畴上的宋元‘戏曲’史 ，而连戏剧艺术意义、范畴上的‘戏剧文学史’也不是，更谈不上是‘戏剧艺术史’了 ”[7]。这样，戏曲学科的内在需要及文献资料的缺乏迫使研究者不得不在文献资料的 搜集途径及研究的方法上另谋出路，寻找新的生机。
有鉴于此，戏曲研究者充分考虑戏曲自身特性，充分借鉴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等 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更新戏曲观念、开辟文献来源新途径、拓展学术研究空 间等角度出发，自觉进行了研究范式的更新。结合二十多年来戏曲研究的发展演进情况 ，这种更新大体包括如下方面，代表着戏曲研究的新变化：
一是戏曲文物学的研究。借助考古与田野调查手段，戏曲文物学异军突起，成为一门 专学，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戏曲研究的一个新亮点。虽然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戏 曲文物屡有发现，相关研究文章时见报端，但它真正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并成为一门专学 却是在80年代。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新，涉及范围广，与以往的 戏曲研究有着明显的不同。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和任务，刘念兹先生曾有准确的概括：“ 专门研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考察论证有关戏曲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面貌 ，借以观察戏曲艺术形态的发生、衍变的历史过程，由点入面，一事一物，予以详尽的 阐明，提出新问题，填补戏曲史上疑难不解的史实空白。”[8]
戏曲的文物学研究为学界展示了一个空前广阔的戏曲世界，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在 戏曲史学与考古学结合的基础上，还广泛涉及历史学、民俗学、文化艺术史、金石学、 古器物学、古建筑学、服饰学、文献学和美术学等各门学科”[9]。方法的改变对研究 者也是一种挑战。显然，仅靠原先的书面文献搜集和研读功夫已不能适应戏曲研究的新 需要，必须造就一批复合型人才才能跟得上形势。尽管难度较大，但经过努力，还是逐 渐形成了一支这样的研究队伍，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二是泛戏曲形态的研究。泛戏曲形态又称仪式戏曲、宗教戏曲，主要指傩戏、目连戏 等介于宗教仪式与戏曲之间的一种民间戏曲形式，它们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与通常所 说的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戏曲(有的研究者称其为观赏性戏曲)迥然不同，被称为文化“ 活化石”，对研究戏曲、宗教、民俗、人类学等具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尽管戏曲研究 者在20世纪50年代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戏曲调查，但主要集中在剧本的搜集整理上，而且 即使是剧本的搜集整理，也存在着不尊重民间文化，随意按现代人的思想进行改编的情 况，造成文献资料的失真。在调查过程中，那些不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的戏曲形式如傩戏 、目连戏等往往因其宗教、迷信色彩而受到排斥，更谈不上对其进行研究。“文革”期 间，这些戏剧形式更是受到毁灭性的破坏，造成演员的青黄不接和观众的断层。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借助民俗学、宗教学及人类学经常使用的田野调查方法，研究 者打开了戏曲文化的一个新宝库，为戏曲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并形成一门新的学科 ——傩学。特别是在90年代，海峡两岸学者通力协作，完成“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 ”这一庞大的科研项目，撰写80部书稿，这些书稿已纳入《民俗曲艺丛书》，现已陆续 出版。就大陆地区而言，共有13个省、区、市的数十名研究者参与。经过这一历时三年 多的大规模考察研究，可以说对中国泛戏曲形态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普查，取得的大 量成果十分珍贵。更为重要的是，它使研究者得到了学术训练和实践，改变了研究者的 知识结构和人员组成，使这一领域研究的持续性得到人才上的保障。目前，尽管泛戏曲 形态研究还没有被整合进中国戏曲史的宏大叙事中，但重要价值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泛戏曲形态的研究必将有助于更为深入地了解戏曲的起源、功能及与民众精神生活的紧 密联系。对其前景，学界还是十分看好的。
戏曲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文艺形式，除消遣娱乐、抒发情感之外，它还承担着祭祀 、节庆、交际、教育等诸多社会功能，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可以说，一部戏曲史同时也 是一部极为丰富的中国文化史。随着戏曲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将戏曲置于一个大的 文化场中进行观照，以大戏曲学的眼光对戏曲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 探讨。这种文化研究并不是在剧本里寻找一些文化因子如服饰、饮食、建筑等，进行简 单的梳理、归纳，而是着眼于它与戏曲发展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
大体说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戏曲文化研究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戏曲自 身文化内涵的挖掘，比如对中国戏班、家班、剧场、宫廷戏曲、优伶、乐妓、乐户、戏 曲观众的研究；一是对戏曲外在文化生态的研究，比如对戏曲与徽商、晋商，与中国传 统文化、地域文化、民间文化、宗教信仰关系的研究等。这些研究均有大量的研究成果 问世，这大大深化了戏曲研究。这一领域的开掘还只是刚刚开始，还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这将是未来戏曲研究中比较出彩的部分。
三
就戏曲研究二十多年来的发展演进态势来看，研究方法与学科发展形成了良性的互动 关系，是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导致了研究范式的改变，同时这一改变又反过来影响到学 科发展，使研究局面因之焕然一新，逐渐改变了戏曲研究的基本格局，并影响到戏曲研 究的性质和走向。可以说，研究方法的改变使戏曲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主要体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方法的改变拓展了文献资料的领域和来源，使戏曲研究的文献基础发生改变。 虽然从戏曲研究学科建立之初，研究者就下工夫搜集资料，但是由于戏曲在中国古代地 位较低，大量文献自生自灭，人们对此缺少有意识的搜集整理。因此，虽然研究者们用 力甚勤，但收获终究有限，有些学术难题无法解决，有些问题无法研究。而且，今天所 能见到的剧本大多是明清传奇、杂剧，多为文人创作，它只代表着中国戏曲的雅的、文 人化的一面，无法说明民间戏曲的整个情况。考古挖掘、田野调查等方法的采用使戏曲 文献搜集走出案头搜求的局限，大大拓展了戏曲文献的来源途径，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其次，研究方法的变更改变了戏曲研究的基本格局，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热闹景象，使 纯粹文学式的戏曲研究变成多元、立体式的戏曲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已非王国维当 时所说的二重证据法所能概括。同先前相比，现在所进行的无疑是大戏曲研究，即在更 为宽广、深厚的文化背景下研究戏曲，不仅将戏曲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更将其作为 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入剖析。这样的研究才真正符合戏曲自身的特性，才真正能够凸显 中国戏曲的本土特色，使戏曲研究从外国戏剧的理论中走出来。各种研究齐头并进，共 同推动着戏曲研究。
再次，它改变了研究者们的戏曲观念，改变了戏曲史的整体景观。文献基础和研究方 法的改变使得研究者能够在一个大的文化场中来观照戏曲，充分注意到戏曲各种组成要 素的特性及其与外在文化环境的密切关系。随着视野的开阔和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逐 渐认识到，中国戏曲除审美娱乐外，还兼具宗教祭祀、文化普及、社会组织等多种社会 功能，与民间信仰、民众精神生活密切相关，其与宗教、民俗的关系远比以往理论著作 的叙述更为丰富复杂。戏曲研究方法的转变使戏曲研究从对文人创作的精细分析转向对 民间文化的深入探讨，戏曲的民间性替代文人性，成为戏曲的核心要素。可以说，尽管 目前对由新资料和新方法带来的新观念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消化吸收，但不难想像其未来 的生机和活力。
也正是因为艺术观念与研究方法改变所带来的新变化，以往的戏曲史著作显然已不能 对中国戏曲发展的整体景观进行真实、有效的解说，正面临着失语的危机。因此，利用 新的文献资源，采用新的戏曲观念、方法进行整合，重写中国戏曲史，已经成为当下戏 曲研究的内在需要和迫切任务。事实上，已有不少研究者开始着手这一工作。如胡忌、 陈多等人提出非主流派戏曲史之说，并创办《戏史辨》辑刊以作提倡准备，主旨在“把 ‘文体’和‘文学’改成为‘戏剧体’和‘戏剧学’”，“着眼点必须放在场上(并不 局限于舞台)的演出”[10]；台湾学者曾永义先生“立志欲通过研究以新观念、新方法 撰写《中国戏曲史》”，他认为成熟的中国戏曲“是由故事、诗歌、音乐、舞蹈、杂技 、讲唱文学叙述方式、俳优、装扮表演、代言体、狭隘剧场等十个因素构成的有机体” [11]。显然，按照这一思路撰写的《中国戏曲史》同以往的同类著作面目会迥然不同。 不管这一工作进度如何，以何种方式完成，它必然会带来戏曲研究的新局面，这是可以 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