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自治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刘鑫鑫 柳相宇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 经过长期积累，美国的社会自治已形成了独特的经验，包括通过制度建设为社会自治保驾护航，保证权力的平衡性、有限性、有效性，积极收集反馈，利用先进技术工具提升社会自治效能等。此外，在开展社会自治的过程中，美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等方面也出现过处理失当的情况，造成了负面影响。梳理总结、辩证吸收美国社会自治的经验，对我国新时代开展社会自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社会自治；美国经验；中国发展；启示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正在加速前行。在社会领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现为社会治理形式自主化、治理主体多样化、治理工具科学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自治成为社会治理开展的最佳方式。世界范围内曾经或正在开展社会自治实践的国家为数不少，考察其他国家开展社会自治的经验相当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则是回归本土。美国作为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有着较长时间的社会自治历史。在社会自治开展的过程中，美国积累了许多与社会自治有关的成功经验，取得了非凡成就，但也遭遇了一些问题，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应借鉴美国开展社会自治的有益经验，吸取其发展中的教训，在广泛采撷他山之石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自治发展道路。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自治的发展历程
美国社会自治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甚至可以说，美国社会的诞生和成长就是一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社会自治实验。最初的殖民者和清教徒承袭了古希腊的自治理念，秉持着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自治传统，实现了以教会自治为代表的重要制度创新，致力于在新的土地上开始一种立足自治的新生活。扎根美国后，这种新生活在开拓者的领导下有了以州、镇、市为单元的归属和实现形式。自治在美国以地方自治、乡镇自治、州县自治的形式表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区块为单位的自治不断深入发展，覆盖领域也逐渐扩大，像星星之火一样，逐渐形成了燎原之势，美国的全面社会自治由此展开。与地方自治、乡镇自治有所区别，社会自治是自治的最根本形式，它跳出了区块的单位，在平等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上根据个人需求进行自我管理，公民的参与具有广泛性和自主性。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共进，政府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在不断调整中日趋合理，自治的传统延续至今，并且在不断创新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现当代的美国社会自治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的约翰逊政府推出了旨在赋予公民更多发言权的“示范城市项目”。城市社区保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公民在其中发挥了很强的参与作用，权利意识得以大大提升。但真正实行全社会自治的历史是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出任总统以后开始的。这一时期是美国中央政府全面下放权力、全面回归地方政府的起点。因此，在当前全面开展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今天，聚焦这一阶段美国社会自治的开展、可为我国推行社会自治提供经验与借鉴。
（一）第一阶段：全面放权地方政府阶段（1981年—1993年）
20世纪70年代，美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滞胀，经济发展大规模停滞的同时，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美国社会将这一问题归咎于“大政府”。一方面，早年的殖民阴影使美国人广泛对政府抱有怀疑与恐惧心理，此后美国人大多信赖以自由放任和有限政府为特点的古典自由主义。另一方面，盛行于美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认为，同永恒的自然法则一样，适者生存也是根本的社会法则。政府对与社会“自然进程”的任何干预都是错误的。这些理论将“政府有害论”推到了极致，也为里根政府上台后所作的改革做了铺垫。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资源更新速度快，电视晚会在编排阶段主要关注收视率。而电视晚会的编导则迫切渴望以成本低、时间短的方式创造大量的电视晚会节目。实用主义电视晚会的目的是为了在市场发展中占据一定地位与经济利益。在当今市场机制的约束下，电视编导难以真实发挥自身的创新能力。电视晚会是集体创作的主要形式，一些电视编导即使有创新的想法，也很难获得理想的试验和测试。此类过分追逐量化和时效的做法，违背了电视晚会的节目内涵。在整体市场环境的影响下，阻碍了电视编导的创新能力与思维。所谓的市场体系建设对电视编导的理念的创新具有一定的抑制影响。
1981年里根上台后便大刀阔斧地修正了罗斯福以来美国“大政府、大社会”的路线。里根认为，政府的干预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源头，是自由的敌人，只有有限政府才能保证社会和个人自由的发展。因此，里根一上台便带领美国重回自由主义立场。美国采纳了供应学派理论，通过建立小政府开始了低税收、少开支、少规章的经济复兴计划。1981年起，美国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全面还权于地方政府的风潮，这一时期美国社会自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社会福利方面。此前的社会福利设施一直由政府负责，覆盖建设公共设施、提供就业岗位等大量内容。政府放权后，里根政府的社会政策逻辑回到了罗斯福新政前的企业制度逻辑，对凯恩斯主义做了大幅度的修正和切割，将政府的社会服务预算削减近四分之一，撤销了对私营企业的管理，将社会工作交给私营企业负责。公民与企业都获得了广泛的自主权和多样化的选择，这一举措也为当时尚处于低迷状态的美国经济注入了活力。此后的老布什任期在政策上体现出与里根政府的继承性，并无明显变化。
综观这一时期美国社会自治的开展情况，其成就与问题都较为突出。里根总统力图用猛药去沉疴，药效明显，但副作用也很突出。这一时期的美国社会活力被全面激发，特别是一些商业公司呈现出爆发式的发展。1981年—1987年是二战后美国经济最长的增长期，其通货膨胀率从11.9%下降至1.1%［1］。许多如今美国知名的计算机产业巨头，如IBM，都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蓬勃发展的经济为美国人民带来了大量的工作岗位，美国公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同时，这一阶段所涌现出的问题也十分引人注目。里根的消极社会政策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自主选择的权利仅属于有一定经济条件的社会成员，社会底层的生活则无人关心。究其原因就在于当代保守主义核心思想深处的矛盾——政府与社会职能之间的矛盾。秉持政府“性恶论”，必然会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的作用本应是“托底”，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应有所倾斜。在里根总统的任期内，过度追求放权使当时的社会自治开展情况超越了其社会的可承受能力，政府一味放权，只顾轻装上阵，造成了社会动乱，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甚至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引发了新的社会危机。里根实行此政策初衷是减少社会对政府的依赖，积极鼓励社会创新和商业创新。这些政策由于缺乏政府监管，激发了近乎疯狂的投机行为。大公司通过并购等手段一夜暴富，留下的却是倒闭的工厂、失业的工人和遭到打击的社区。里根总统的任期也因此被称为“穷人的恐怖的八年”。
（二）第二阶段：建设灵巧政府阶段（1993年—2009年）
政府的边界分为外部与内部两部分。其中外部边界即指政府同市场、社会的边界。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外部构建，是权力结构的调整与再造。因此，在下一阶段的社会自治中，国家需要通过公共权力的外部构建整合整个社会的供给体系，应在市场、社会充分发挥自主性的基础上，在政府监管作用有效发挥的条件下，实现国家权力的有限介入。在介入时应充分考量市场与社会运行的效率。这样的过程既突出了国家的主体地位，也突出了社会与市场在社会自治开展过程中同等重要的作用。
灵巧政府的最主要特征是保持政府的弹性，提升政府的应变能力，使政府机构反应迅速，及时处理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并对民众的需求或反馈给予积极的回应。克林顿首先于1996年秋季签署了一项大规模社会福利改革法案。该法案拆解了有62年之久的联邦福利体系，将政策制定的权力转交给各州州政府，仅提供最基本的指导意见。这一法案规定，将一部分行政内容交由公民自己处理，另一部分政府行政工作外包给私营公司。这一举措极大削减了政府规模。削减政府的规模并不意味着削减政府的权力和权威，而是减轻了政府处理问题时逐级上报的负担，极大地增强了政府的回应性。同时，克林顿将网络技术引入政府治理中，在任期内大力推动电子政务的发展，实现了政府治理和公民参与的便利化，更大程度地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也为社会自治提供了极大便利。在这一时期内，美国政府行政支出减少了1370亿美元［2］，这一数字足以说明克林顿在政府改革上的力度与成就。同时，克林顿全面向社会放权的步伐也没有停下。但与上一时期不同，克林顿的放权并非集中将政府的职责转交给社会和其他私营企业，而是承担起社会保障的责任，在社会保障支出不断增加的前提下为社会事务引入更多的非国家元素。
首先，将工程施工河段的河道断面、人文气象、地形地貌、社会经济进行调查，制定一套较为科学系统、切实可行的防洪方案，对洪水参数进行计算。根据河道断面、人文气象、地形地貌、社会经济等因素，以及图像、表格分析得到的结果进行损失评价，进而得出灾难损失和行洪能力分析，并根据已有信息，进行行洪能力复核。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对社会自治的关注与支持下，中国社会自治日益形成一个综合体系，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多点共进的力度加大。在形成动态管理和联动机制的硬件上着力。2013年2月23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规划提出要通过发挥公共平台作用，开放共享机制，开发未来网络试验设施，为满足未来发展需求建设可支撑新一代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为社会自治的发展提供技术和设备支撑。在2013年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我党提出，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5］。一个系统的社会自治体系至此正式形成。这一体系也是一个制度框架，它的生命力在于其动态性的特征。在这一框架内，参与社会自治的各方不是在进行零和博弈，而是进入到了一个共同发展、互相增权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吸纳不同主体参与到社会自治实践中来，不断赋权、吸纳、平衡的过程，是一个各方的自治能力都在这一框架内得到提升的过程。
4.皮肤内。猪疥螨、血虱和蠕形螨寄生于皮肤内。最常见的是猪疥螨，种公猪和繁殖母猪多发，主要寄生在耳廓内面，特征是癣痒症，发病猪皮肤发炎、脱毛、奇痒、消瘦，但病变程度差异较大。
（三）第三阶段：数字化政府阶段（2009年至今）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间节点上，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呈几何级数式增长，不断推陈出新的信息技术呈现出融合的、智能化的技术群落特征。这一时期，美国的社会自治在大数据的助推下进入了全面电子化、智能化的时代。
2006年，李志勇将辛苦经营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建立了第一家野生菌干鲜冷库，“当时老婆很生气，说好不容易挣点钱，又都投出去了。”虽然暂时没有得到妻子的理解，但李志勇依然跟从前一样，坚持自己的想法去做，冷库建起来以后，才两个月的时间，他就收回了成本。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社会自治的开展实效，并将信息化建设体现在收集公众反馈的过程中。1993年，国会立法通过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PRT），为管理绩效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公布的《从繁文缛节到结果：创造更高成效更低成本的政府》［4］成为这一阶段的纲领性文件。克林顿以新的行政方式终结了“大政府”时代，对政府绩效的改革由此拉开序幕。在任期内，克林顿充分利用网络简化办事流程，倡导以电子化作为技术支撑，向民众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到2000年，即克林顿任期的最后阶段，美国政府成功开通了第一政府网站，通过权威信息平台与网民互动，收集社会对社会自治开展以及对政府其他方面的反馈。此后，小布什在其任期内引入多种新的绩效管理工具，重点在于加强部门间的合作，从整体上提升绩效水平。如布什政府曾推出“电子政务记分卡”，从效率、安全性等维度来评估政府部门的工作绩效，并在原有法案的基础上不断加强法治建设，为绩效管理工作提供了制度性规范，便于民众进行监督。这一体系在奥巴马任期内适时做出调整，在流程上得到了优化。
电子政务早已在美国开展，奥巴马任期内出现了电子政务的重要工具——大数据，实现了电子政务的重大跃升。这一技术手段也对美国的行政体系、政府角色以及整个社会自治产生了极大影响。在社会自治领域，大数据为社会治理提供了适宜的社会条件，社会自治在大数据的帮助下得到了行政改革和信息技术的双轮驱动。大数据应用带来的最直接效果就是人们生活更为自主和便利。美国著名的搜索引擎公司就曾根据掌握的搜索结果和社会事件的热度值掌握事件发展走向，并主动预测事物发展趋势，为商业部门提供建议，为人们提供前瞻性的定制服务，在总体上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变得更加智能，生活选择更多也更便利，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生活中绝大多数的日常事务。
美国的社会自治历程表明，自治的意义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得到确定。社会自治由传统的、以限制政府力量为主要手段的消极自治日渐转变为要求政府有所作为的积极自治，由一种轰轰烈烈、全民奋起的激情自治观转向理性的、冷静的自治观。社会自治的程度、范围日益扩大，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界线日趋模糊甚至消失。社会自治最终成为一种冲突与合作并存、权威与融合共生的自治形式。
二、美国开展社会自治的主要经验
美国社会自治实践的开展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位居前列，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首要条件是美国深厚的自治传统和公民精神，其次则是美国完备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但美国的社会自治也存在一定问题，如在中央与地方政权关系上、制度变迁上、针对国家干预市场的治理理念上都存在一些矛盾和滞后性。因此，在对美国社会自治开展情况进行梳理后，我们应借鉴其政策制定的程序、具体开展方法及对先进技术的应用，并吸取其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国家与社会权力之间平衡的经验教训。
（一）制度建设是社会自治成功开展的重要保障
制度是权力的源泉。如果将社会自治比作一项综合性社会工程，那么自治制度的设计就是这项工程的蓝图。制度建设的步伐要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的步伐，通过平衡稳固的制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升整个社会的运作效率。
第三，焊接材料。600MPa高强钢焊接材料，埋弧焊焊丝（S AW）：H08M n2M o A（ϕ4.0mm）；焊剂CHF113，焊剂使用前300～350℃烘焙2h；气体保护焊（GMAW）：HTW—60(ϕ1.2mm)，保护气体Ar+CO2。800MPa高强钢焊接材料，埋弧焊（SAW）：SG—80（ϕ4.0mm），焊剂OKFLUX—SG80，使用前350～400℃烘焙2h。气体保护焊（GMAW）：HTW—80（ϕ1.2mm)，保护气体Ar+CO2。
在社会自治中，政府的主导性地位不容忽视。社会自治看似由社会不同主体分担了政府的部分职能，实则强化了政府的监管和主导功能。政府作为治理主体之一，既直接向群众提供服务，也为其他治理主体功能的发挥创造条件、保驾护航，通过调整社会利益实现社会有序运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提供并塑造了社会信任，公民意识得到进一步提升，社会更加和谐，社会自治在此基础上向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
时至今日，国际社会事端频发、多种力量在国际舞台上角力愈演愈烈，“黑天鹅事件”频发，美国对制度建设的重视表现出更为强大的保障力和稳固力。美国社会之所以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依靠的就是强大的制度延续力。因此，制度先行是对社会自治开展的首要保证。
此外，美国社会自治的制度建设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的整体性变革与创新。美国强化国家顶层战略设计，持续提出国家战略计划，通过部门之间的协调及时调整制度安排，有效平衡了社会各自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有效维护了社会和经济秩序。信息技术的介入使权利主体的行为变得可以预测，为制度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社会生活和交往中的短视行为，有效提升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活力。
美国一直都是强调制度建设的国家。美国人民对本国制度有着极大信心，对制度建设也有着极大热情。可以说美国的社会自治能从建国初期的萌芽延续至今，且生命力越来越旺盛，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传承和创新作用。《合众国宪法》中的精神原则和制度安排一直是美国社会自治的重要依据。这一点在美国宪法对民众知情权的保护和信息公开的促进方面可见一斑。在1787年的《美国宪法》中，有关美国的信息活动和相关制度对促进当前信息公开、推动美国社会自治的开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革命年代作出的、要让国民成为“知情公民”的政治承诺和政治理念直到今天仍是美国社会所坚守和捍卫的信念之一［3］。
（二）保证权力的有限性、有效性和平衡性
国家治理的过程是一个多元权力主体参与决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商共建。但多元主体的参与又不免引发不同权力主体的结构关系问题以及最终决策权的归属问题。美国是一个对政府有着天然不信任感的国家，其国民习惯性地认为政府的权力会无限地膨胀和扩张，因此在权力配置上对如何限制政府权力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有着非常完备的权力制衡制度和措施，其三权分立政策最初就是为了限制和制衡权力。社会自治也曾一度成为对国家他治的一种对抗。
然而，美国社会自治的发展经验表明，在现代社会中，任何权力都有无限扩张的倾向，任何一方的过于强大都会打破权力均势，凌驾于其他权力主体之上，以个体目标取代社会整体目标。因此，权力的有限性和平衡性至关重要。在美国社会自治开展的历史上，曾有一段时间由于国家全面放开导致大企业蓬勃发展，一度在社会上形成了企业霸权。大企业不仅对经济资源实行控制，还通过行贿收买、官商勾结等手段侵占公共利益，污染国家政治生态，导致国家政治控制力被削弱，合法性面临严峻挑战。由此可见，对公权力的过分制约和要求建设“无为而治”的政府都有可能消解公权力。因此，在开展社会自治时应强调政府的宏观驾驭能力，整合自治机制，协调不同主体间关系，对社会自治进行总体上的整合，为社会自治提供有利的空间。
（三）利用先进技术工具收集社会自治工作实际开展的绩效与反馈
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任伊始，美国政府便进入了全面数字化阶段。奥巴马大力倡导数据开放运动，着力建设透明政府，形成一种互动式的民主。这一举措为人们进行社会自治提供了重要的数据资源和发展空间。人们通过查阅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制定个人生活计划，电子商务公司也利用这些数据开展数据分析，从而为人们提供可定制的生活。开放的数据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重视反馈是政府部门开展工作“以终为始”理念的体现，遵循“以结果为导向”的原则，是激励各个政府部门加强建设的重要手段。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政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广开言路，通过积极吸收反馈使下一步的计划更富针对性。
三、美国开展社会自治对中国的启示
1981年至今40多年的历程中，美国的社会自治不断发展和更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应积极借鉴别国发展过程中的成果与经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自治格局。
（一）加强社会自治制度建设，建设社会自治立体格局
自2001年小布什开始了总统任期后，美国的国际环境突变。“9·11”事件引发的严峻的反恐形势使美国的政策重心全面转移，政府对日常事务加紧了控制，“行政国家”的特征日益明显。然而，在国家行政疆域不断扩大的条件下，这一阶段美国的社会政策并未因政策重心的转移而收紧，此时的社会自治通过各种非营利组织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社会自治在恐怖主义的阴云下显示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人们对于社会事务特别是行政事务的参与更加积极。人们以社区为单位实行自治，社会团体的功能加强，整个美国社会的社会自治取得阶段性进展。“9·11”事件后，曼哈顿社区居民全程自治进行社区恢复重建，一时间在美国甚至世界范围内传为佳话。这看似是特殊时期公民及社会组织主动分担国家职能的表现，实际上体现出美国深厚的社会自治土壤与公民精神。
在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三个“共”字完美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意义与目的，即要将全民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来，群策群力，在每个人实现自我管理的基础上对公共事务共同做出决策，最终使发展成果为全民所共享，为广大自治主体提供充分的自治空间和自主权。
下一阶段的制度建设中，党和政府将首先从宏观上界定自治主体的权力范围，从治理主体的角度界定政府、社会组织职责，并对个人和社会组织的关系进行界定和梳理，明确其定位和性质归属。其次要从微观层面上细化各个主体的责任与权力。一方面向各个主体大胆地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则对各主体行为进行管理，制度建设与法制建设多管齐下，为社会自治的开展扫清制度障碍，树立起法治屏障。
（二）简政放权，界定政府边界
另外，从建筑工程项目信息管理实践来看，在BIM技术应用下，信息管理过程还具有信息完本、信息关联、信息优化和信息可出图的突出特征。这些信息管理的特征深刻的体现在项目信息管理生命周期的各个方面，并直接影响着工程建设的质量的效益。
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开始反思本国的社会政策。如果说上一个时期社会自治开展效果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保障，这一时期的社会自治的开展则体现在政府规模上。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率先提出灵巧政府（smart government）的概念。在克林顿接任美国总统时，国际环境对美国发展十分有利。因此，抓住机遇提升自身实力，解决国内社会存在的问题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政策的重心。克林顿首先意识到美国的政府行政存在着严重的效率低下、人员冗余的问题，因此在上任初期便首先对政府行政机构进行改革，建立灵巧政府。
内部边界则需要打通。我国政府的行政化问题曾饱受诟病，其中层级之间的互相推诿是引发民众诟病的重要诱因之一。在网络时代，在打通信息传达的内部关节、减少中间层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作风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但精简机构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裁减人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机构臃肿这一问题。客观方面，我国政府部门在机构设置方面内部纵向层级过多，行政链条稍显冗长。信息流动量不足，数据孤岛依然存在。因此，在机构改革、简政放权的同时，盘活信息流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因此，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我们应通过打造有限政府，使国家大幅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将其交予市场和社会。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是通过民众公开数据的方式实现。内部数据的开放、内部数据传递层级的打通是政府改革的突破口，是现代化政府转型的重要标志。内部信息的开放意味着降低信息的获取难度，有利于打破科层制在民众心中的僵化印象，改变固有的行政文化。以信息技术为支撑，让信息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并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从而建立广泛的合作结构，改变现有的体制结构，催生一套与社会自治相适应的信息传递机制。
（三）利用先进技术工具，提升社会自治效能
技术本身便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舒马赫曾在其著作《小的是美好的》中发问：我们真正要求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究竟是什么呢？他也在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即我们需要这样方法与设备：价格低廉，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适合于小规模应用；适应人类的创造需要［6］。信息时代所提供的先进的技术工具正符合了舒马赫在书中所描述的那种有利于社会自治开展的技术工具的条件。
先进的技术工具既是硬实力，也是软实力。作为硬实力，强大的服务器集群极大提升了数据收集的规模和处理速度；作为软实力，数据处理技术更多地显现出人性化、智能化的一面。社会自治也因此而获得了内外两方面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进入信息时代以来，技术的进步都是以技术群落的形式出现的，即大数据同物联网、云计算、3D打印技术同时涌入人们的生活，其所带来的变化用“颠覆”来形容并不为过。这种简称为“云物移大智”的技术群落合力作用于社会自治，从输入开始便大幅扩大信息作用范围，并将这一变化运用于各行各业中，创造了城市信息化的高级样态，也必将改变社会面貌，从而打破原有的限制状态。
综上分析,对流触发区域1 km高度上空气的不稳定能量来源于不断向东北方向推进的偏南暖湿空气,暖湿空气推进过程中在风速辐合处被强迫抬升至自由对流高度,从而触发对流,由于近地面层稳定层的存在,使得该线对流并非从地面上启动。
归根到底，无论是大数据还是人工智能，甚至是将来可能出现的某种新的技术手段，都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侧面，都是科技进步的反映。它们各自解决着社会的不同问题，如网络改变了社会的连接结构，数据改变了决策依据等。简言之，社会管理是从上到下的纵向范式，旨在解决问题，社会自治则是横向的协商范式，旨在预防问题。先进的技术工具对社会自治的推动作用在于它将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手段变成了一种以预防问题为目的的、自下而上的手段。这一新的治理范式所体现出的合作性、协同性、自主性、回应性等特点都为社会自治应有的思路变革提供了技术支持。先进技术将为更好地实现社会自治添加助力，我国的社会自治也将成为“智慧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力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为了让来宾更好地感受雅马哈倾力打造的音乐氛围，此次展会现场呈现了多场精彩的演出。雅马哈未来艺术家谢子薇、刘明康，以及特邀表演嘉宾蔡阳睿受邀来到展台，用曼妙的旋律与来宾分享他们对于音乐的执着与热爱。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根据社会结构、环境变化推行社会自治正是执政为民理念的体现，也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的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社会自治将激活作为社会细胞的每个个人的积极性和活力。
另外，在每年汛期第一场暴雨后进行突击抢排换水。根据历年的水质监测报告，每年7月份的水质最差，其原因是夏收夏种后麦秸、油菜秸等有机腐蚀物，水稻田的大量化肥、农药残留物经过暴雨洗涤后汇集到河道内，造成面污染，每年汛期第一场暴雨后的大换水对改善内河水质的效果较为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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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77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017（2019）02-0019-07
基金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课题（13ZDC13）；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16XNLG12）
作者简介： 刘鑫鑫（1987—），女，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柳相宇（1993—），男，河南新乡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
责任编辑 郭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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