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1931—1936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力派论文,广东论文,对日论文,政策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5—0087—06
广东地方实力派是以陈济棠为首的地方军事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于1929年李济深被蒋介石囚禁于汤山，陈济棠取得对广东的控制权以后。在最初的两年时间里，它与蒋介石中央政权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但是1931年广州“非常会议”后，它开始半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执行着半独立的内外政策。对日政策是其内外政策中重要的一环，在当时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与日本的关系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但学术界对此一直鲜有研究，本文就此作一粗浅探索。
一
1931年2月，蒋介石因“约法之争”囚禁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由于胡汉民是陈济棠政治上的提携者和庇护人，与陈有较深厚的关系，加上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开始了消灭地方实力派的行动，对陈济棠也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在胡汉民派代表、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的策动下，陈济棠联络国民党内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和桂系等地方实力派于5月27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非常会议，次日， 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这样，国民党内出现了以两广地盘为依据，以陈济棠的武力为后盾的西南反蒋局面。陈济棠以其军事实力操纵着“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为了增强反蒋力量，陈济棠在联络国内反蒋各派的同时，还派人到日本活动。7月16日，广州国民政府外长陈友仁偕刘纪文、 甘介侯到日本活动，陈化名“外友三郎”，其妻化名“道子”。抵日后，向日本政府提出对满蒙问题让步，以换取日本供应武器。（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印：《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1984年，第425页。 ）虽未获结果，但陈济棠等并未断绝对日本的幻想。
正当宁粤严重对立之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大规模的侵华行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攻势，中国每一个政党和派别都不能置身事外，都必须对此表明自己的态度。9月29日， 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为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向日本首相币原提出严重警告。（注：广东政协文史委编：《粤系军事史大事记》，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76页。）10月10日，广州非常会议决定对日方针：（一）政府与民众合作；（二）切实指导与保证各种爱国运动；（三）组织人民义勇军；（四）设立临时银行。（注：广东政协文史委编：《粤系军事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78页。）蒋介石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绝不抵抗，对地方实力派积极图谋消灭。特别是广东，是蒋介石“安内”的主要对象，蒋介石称之为“粤逆”，声称“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统一，则不能攘外。”（注：《先总统蒋介石全集》第3册，台湾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3125页。 ）在各方要求团结共赴国难的呼声中，宁粤实现了合流，广东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取消，“西南两机关”成立。但是宁粤之间始终存在不可化解的矛盾，这个矛盾影响着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1932年陈济棠在纪念周会上讲话称：“广东的军队，一面抗日剿共，一面反蒋”。（注：广东政协文史委编：《粤系军事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04页。）这样， 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抗日”与“反蒋”紧密相连，从而使其“抗日”有着多种含义。
广东地方实力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蒋介石中央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支持各地的抗日壮举。宁粤合流后，胡汉民获释，寓居香港、广州两地，成为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政治领袖，其抗日态度最为坚决。1932年2月13日， 胡汉民对南京政府提出：（一）赞助十九路军将日军逐出上海；（二）撤销解散各地义军命令，切实组织民众成为抗日中坚；（三）速调劲旅收复东北失地；（四）严整沿海战备，真实谋长期抵抗。在日军退出上海以前，无交涉可言，（注：广东政协文史委编：《粤系军事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97页。）主张积极抗日。对后来日军一系列的侵华事件，他都表现出与南京中央不同的立场。他反对签定《淞沪停战协定》，反对《国联报告书》，反对《塘沽协定》签定，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抗日亡国”、“长期抵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等谬论，热情支持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主张建立西南抗日联军。他甚至数次提出：“假如政府不抵抗，那我们便说，唯有推翻不抵抗的政府”。（注：《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3期第2页。）
胡汉民这种态度，对陈济棠和西南两机关影响较大。西南两机关不断发表宣言、通电，宣传抗战。淞沪战役期间，陈济棠命令丁纪徐率粤空军战斗机七架，离穗飞沪，往助十九路军抗战。1933年1月12日起， 西南政务委员会连日在广东开会，广东陈济棠、邹鲁、邓泽如、刘芦隐、刘纪文、林云陔，广西李宗仁、梁朝玑、马君武，福建李孝侠、赵一肩，云南张冲，贵州杨狄帆、甘嘉仪，四川张明九、但懋辛，湖南戴静园，冯玉祥代表王建屏，胡汉民代表胡木兰，热河义勇军代表何民魂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一）促中央履行三中全会决议，出兵抗日，收复国土；（二）拟西南大联合，筹组“西南国防委员会”。（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印：《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1984年，第438页。）1月21日，国民党中央派内政部长黄绍纮来粤，向西南当局传达中央“安内攘外”方针，动员两广出兵江西“剿共”。实质是要两广地方实力派放弃“抗日”，并在“剿共”中消耗其实力。1月27日， 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黄绍纮在广州举行会谈，决定抗日、反共双管齐下：第一，四集团军及十九路军抽兵北上抗日，粤、桂、闽增兵入赣“剿共”。5月中旬，粤、桂、 闽三省各抽调一团兵力，组成西南抗日军，准备北上抗日。（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印：《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1984年，第443页。）5月18日，西南政务委员会致电国联九国公约签字国与苏联政府，指出“满洲与热河为我国主要部分，万不能容忍其分割”。（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印：《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1984年，第443页。）7月17日，西南政务分会分电晋、察、绥、陕各级绥靖主任、省主席及军师长，言勿目睹抗日同盟军将被夹击消灭于妥协政策下而袖手旁观，应“仗义执言，解此纠纷”。又电庞炳勋等应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印：《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1984年，第446页。）7月20日，西南执行部常委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邹鲁等电南京政府及北平军分会，要求将入察之师，停止前进，并表示如南京仍抑内媚外，西南“决取断然处置”。（注：广东政协文史委编：《粤系军事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 125页。）1936年6月，陈济棠与桂系又以“北上抗日”为口号， 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两广事变。胡汉民、陈济棠这些言行，表现了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立场。虽然他们的抗日与反蒋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利用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来进行抗日倒蒋宣传，这对全国的抗日活动有积极作用，也使他们的反蒋活动较有威力。
但是，胡汉民的政治兴趣和怀抱是面向全国的，他一直想入主南京中央政权，而陈济棠满足于“南天王”的地位，“所愿意承担的义务只在广东本省，他表示自己毫无超出省界向外扩大权力的欲望”。（注：（美）易劳逸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36页。 ）因此，在如何抗日反蒋的问题上，胡汉民和陈济棠主张并不一致。胡汉民希望西南抗日联军借北上抗日之机，推翻南京政府，陈济棠只表示“如日军侵入华南，他将誓死抵抗”，（注：广东政协文史委编：《粤系军事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97页。）并不愿真的北上抗日消耗实力或引起蒋介石对广东过多的注意，因此只愿喊一些抗日口号而不愿有更具体的行动。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胡汉民则主张“抗日重于剿共”，甚至说“与其挂日旗不如挂红旗”，（注：转引自周聿娥、陈红民：《胡汉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页。）陈济棠则认为“抗日与剿共，同样重要”，实际上要先解除红军对广东北面的威胁。胡汉民还主张联英美甚至联俄制日，他宣称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当确立于“保障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这一基点上，凡能帮助中国达到这个目的的，德谟克拉西的国际也好，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也好，我们不妨同情协作。”（注：转引自杨天石：《1935年国民党内的倒汪迎胡暗潮》，见杨天石著：《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页。）陈济棠却主张联英美制日。1935年，陈济棠、邹鲁致电在瑞士的胡汉民云：“宁有两派，一、亲日统一固谬；二、联俄抗日亦非至计。请兄与亮兄（指王宠惠，时任海牙国际法庭正法官）到英。为英美之外交工作，并以华南同对日关系，请英密示港督，与粤结合。”胡、陈这种分歧，反映陈济棠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地方主义思想。陈济棠虽然尊奉胡汉民为政治领袖，但实际上是“尊之若佛，防之若贼”，（注：（美）易劳逸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37 页。）害怕胡在广东的地位和影响超过自己。因此，尽管胡汉民大力提倡推动，陈济棠本人也表示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是广东地方实力派并没有采取什么大的抗日行动。
二
以胡汉民、陈济棠为首的西南当局对日本的态度是较复杂的，一面高喊“抗日”，但在另一面，却又对日本存有非分的幻想，想依靠日本的支持反蒋。当时日本的对华政策，邹鲁称之为：“对黄河流域是用‘抢’，对长江流域是用‘吓’，对珠江流域是用‘骗’。”（注：戴书训：《愈经霜雪愈精神——邹鲁传》，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36页。）日本想利用西南与南京中央的对立， 策动西南“独立”或“自治”，扩大日本在西南的势力，并给蒋介石的抗日准备制造障碍和麻烦。而西南久与蒋介石对峙后，想寻找出路，除了在国内与各地方实力派联络外，国外对日本心存幻想，要利用日本。因此，1932年以后，日本不断派代表来西南联络接洽，先后不下百人之多。（注：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 年版， 第360页。）这些接洽主要有：1932年， 日本军部宣传班长根本在粤访问萧佛成。1933年11月9日， 日本参谋部部长梅津秘密由闽抵粤访问陈济棠；11月13日，日本公使松村到广东会见陈济棠及其他要人。1934 年3月22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中村中将率军舰抵达广州访问。次日，由日领事川越茂等陪同拜会陈济棠、林云陔、刘纪文。1935年2月13日， 日本舰队司令白武源访问粤省当局。3月2日，土肥原到香港访问胡汉民。4日，土肥原抵广州，分访林云陔、萧佛成、邹鲁、陈济棠等。5日，飞南宁访李宗仁、白崇禧。26日，再访胡汉民。6月2日，松井石根访问粤当局。21日，喜多诚一访陈济棠、李宗仁。26日，冈村宁次抵广州，分访李宗仁、陈济棠。次日，访萧佛成、刘纪文、邹鲁等。12月27日，根本博偕领河相分访陈济棠、林云陔、刘纪文等。1936年2月， 松井大将、细萱少将又到粤访问，海陆要人亦接踵而来。（注：这些来往系笔者据《粤系军事史大事记》和对同期《申报》查阅得到，不一一注明出处。）
西南方面和日本这些代表会谈的详情，目前尚不清楚。但据胡汉民、邹鲁、李宗仁等人的点滴回忆，日本人想利用西南反蒋造成中国的混乱并阻止西南抗日的目的非常明确。松井称：“只要胡先生肯出来领导西南各省军政，要钱有钱，要枪有枪，一切由我负责。”（注：墨人：《诗人革命家——胡汉民传》，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78年出版，第 327页。）胡汉民、邹鲁、李宗仁都称他们指责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胡汉民明确表示：“我和南京方面有意见，但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希望贵国政府不要利用这种弱点。……我胡汉民向来不受人利用，尤其是国家大事上。”（注：墨人：《诗人革命家——胡汉民传》，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78年出版，第332页。）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 西南派在与日本使节交往中基本坚持了民族立场，尚没有发现其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勾当。土肥原到粤前，陈济棠专门召集会议，确定接待原则，大体只谈“中日之亲善，须以民族之公意为前提”，“未及剿共及反蒋问题”。（注：转引自陈红民：《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松井日记记载了他与陈济棠会面的情况：“陈之真意难以察知，然相当信赖胡汉民，外交问题一切均依胡之意见办理。……然彼相当傲慢自负，多具广东人特征，且野心不大，满足于维持现状。观之，似无意于主动同日本建立关系。深感有必要再次见面，以探知彼之真意。”（注：（日）田中正明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必须指出，“田中正明对资料的引用完全是实用主义的”（见该书“译者的话”第13页）。因此，笔者并不同意该书的主旨。但田中正明是松井访粤时的随行秘书，曾参与松井与西南派人士会谈，其某些材料可以作佐证使用。如该书71—72页称：日本和西南要人达成建立中日合营的西南华侨开发公司的协议，由中日双方各出资5000万元，作为西南政府的财源。燕京图书馆“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有一封萧佛成的信也谈及了中日合办“华侨银行”之事。）可见，胡汉民、陈济棠非亲日卖国分子。
但是，胡汉民等又想在收复失地和不接受附加条件下从日方得到援助。胡汉民指示说：“弟处无论如何仍抱收复失地之议，而地方局势之接洽，纪文等既已进行，则其无条件而可为物质之大助者，自不妨与之斟酌也。”（注：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首都师大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76页。）胡汉民这种幻想自然给日本以幻想， 所以来粤使者，不绝于途。日本关东军也派和智鹰二中佐任驻广东武官，频频与西南要人接触。胡汉民还托和智给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元帅带了一封信，提出解决中日关系的四条基本原则：（一）政治平等；（二）军事结盟；（三）外交一致；（四）解决不包括满洲在内的各种悬案。日本对这封信反应冷淡，使胡汉民大失所望。（注：（日）田中正明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必须指出，“田中正明对资料的引用完全是实用主义的”（见该书“译者的话”第13页）。因此，笔者并不同意该书的主旨。但田中正明是松井访粤时的随行秘书，曾参与松井与西南派人士会谈，其某些材料可以作佐证使用。如该书71—72页称：日本和西南要人达成建立中日合营的西南华侨开发公司的协议，由中日双方各出资5000万元，作为西南政府的财源。燕京图书馆“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有一封萧佛成的信也谈及了中日合办“华侨银行”之事。）但日本和西南仍保持密切的关系。松井回日后，日本军队使派两艘日轮满载军火和飞机驶入虎门，交给桂系。（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9页。 ）陈济棠也接收过日本军部赠给的枪支约1000枝、子弹20万粒、几门山炮等。（注：广东省档案馆编印：《陈济棠研究史料（1928— 1936 ）》，1985年，第413页。）两广实力派也曾主动与驻粤日领联系。 两广事变发动时，陈济棠的重要谋士、也是他的哥哥陈维周即向广东各将领介绍与日本驻粤领事接洽情况，并说其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其行动。（注：广东省档案馆编印：《陈济棠研究史料（1928—1936）》，1985年，第415页。）6月下旬，日本军方派遣军官约100人来广州， 陈济棠准备将大部分日人派到陆海军部队担任顾问，协助指挥作战，并以日人约30人到天河、白云机场，视察设备情况，引起空军人员的极大愤慨。（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印：《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1984年，第479页。）
两广地方实力派与日本的交往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1935年英国《泰晤士报》即有西南派勾结日本的说法，陈济棠、邹鲁要求在瑞士的胡汉民“力破之”。（注：转引自杨天石：《1935年国民党内的倒汪迎胡暗潮》，见杨天石著：《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页。）两广事变发生后，一些西方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报道， 认为此间中国观察家对“桂军对日态度，颇为怀疑，因桂方此刻尚继续由日本购买飞机、军火”，他们也注意到日本对西南“抗日”宣言竟多日“一措辞至温和之抗议而无之”。（注：1936年6月10 日《大公报》。）这说明他们也注意到日本与两广非同寻常的关系。实际上，白崇禧策动两广事变给广东将领打气时即称：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再派人去联络，以过去几年我们同日本军方的关系来看，相信他们一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注：广东省档案馆编印：《陈济棠研究史料（1928—1936）》，1985年，第415页。）事变发生后， 日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向报界发表谈话称：“日方对粤、桂抗日军正注视，须适当时间，表示态度。”（注：1936年6月11日《大公报》。 ）十余日后日方才向两广提出“抗议”。这充分说明西南和日本有着某种程度的默契，这正是两广地方实力派“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结果。
以“抗日”为名，行“反蒋”之实，或在“抗日”的口号下，与日本暗通款曲，如此“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不只反映了广东地方实力派的言行不一，也说明了他们的矛盾心理：想获得日本援助以增强反蒋实力，但又不愿日本侵略中国，并担心因出卖民族利益而成为众矢之的。松井访粤后，日本愿意帮助西南建立“华侨银行”，以解决财政困难，萧佛成在乐见其成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指出：从长远看，日本对中国野心不变，必亡中国而后快；就眼前看，“对彼（指日本）借款以组银行，必须设一监视用途之机关，及推广其在华南之商务，皆为题中必有之文章。苟若是，则门（指蒋介石）未倒，而吾人已为天下之矢矣”。（注：转引自陈红民：《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陈济棠与日人交往，即向日方表示，在与日本合作方面，西南“精神上最能贯彻，而面子不妨稍为忽略”。（注：转引自陈红民：《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实际上要日方理解其不得不喊抗日口号的“苦衷”。
三
在广东省境内，广东地方实力派反对和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即使在“非常会议”和两广事变两次宁粤对立期间，陈济棠为了反蒋，对民众抗日救亡活动表示一定的容忍和支持，但亦严格限制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学生的抗日呼声，陈济棠一方面指使“抗声社”（陈之亲信林翼中在中山大学成立的亲陈学生组织）成员运动学生拥护中大校长邹鲁的“读书救国”，另一方面严厉镇压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1931年10月10日，中山大学爱国学生和群众到永汉路查禁日货。永汉公安分局局长杜煊泰在得到陈济棠的命令后带领武装赶到现场，对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伤六七十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双十惨案”。12日，陈济棠调集大批军队入城，并宣布戒严。（注：1931年11月3日《申报》。）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广东学生热烈响应， 连续举行了四次抗日示威大游行。1936年1月13日，爱国学生900多人在荔枝湾举行示威游行，遭到军警特务的袭击，当即有100多人被打伤， 十余人被绑走，造成轰动全省的“一·一三荔湾惨案”。（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印：《广州百年大事记》下册，1984年，第476页。）次日，陈济棠又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宣布在广州实行戒严，任缪培南为戒严司令，派出军警封锁省港交通，调集军警在广州市日夜巡逻，还秘密逮捕了中大等校的学生多人，邓初民、何思敬等进步教授被逼逃亡。
在压制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陈济棠对境内涉日事件的处理却屈辱退让。1932年1月， 驻粤日领以汕头一家报纸上登载“李凤章弹掷倭皇”文章，向汕头市府提出停止汕报发行、惩主稿者、市长书面道歉、登广告等无理要求，并派军舰威胁。（注：1932年1月27日《申报》。 ）处理结果，汕报道歉，市府令慎载涉日文章，市内抗日标语尽行扯去，日领“认为满意”。（注：1932年2月8日《申报》。）4月， 粤省警方警告各报，勿刊登“侮辱日皇”字句。（注：广东政协文史委编：《粤系军事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02页。）1935年9月，广东增加豆饼附加费，汕头日本浪人乘机大肆走私，广东缉私队扣留一艘走私船。日本又派7艘军舰威胁放行， 最后汕案解决结果：扣留之日本豆米私货发还，并规定以后日货入口，除纳关税外，其他课税归由买者负担。（注：1935年10月17日《申报》。）1936年2月， 汕头日领署巡查角田因肺病暴毙，日方强指为华人所害，向市府提出严重交涉。（注：1936年2月4日《申报》。）汕头市府竟想以撤换一当地公安负责者了事。由于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妥协退让，广东地区，浪人横行，走私猖獗，日人随意捕人。1933年10月，广州日领即以鼓吹反日革命为由在广州逮捕韩人林义一。陈济棠只想以劝告方式，请日领略事解释，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的办法来解决。（注：1933年10月19日《申报》。）最后此事不了了之。1936年4月，日本浪人在汕头围殴岗警， 日领竟向汕头市府要求自行讯办。（注：1936年4月22日《申报》。 ）日本军舰更是常在广东沿海游弋横行。对广东境内的日本势力，陈济棠实际上也是实行“不抵抗主义”。
总的说来，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是服务于其地方集团利益的。一方面以“抗日”作为反蒋的手段，一方面镇压省内抗日救亡运动。在这同时，却与日本勾勾搭搭。我们不能说其抗日口号完全出于私利和矫情，特别是胡汉民，其“民族意识是十分强烈而深沉的”，（注：周聿娥、陈红民：《胡汉民》，第264页。）也不能认为胡汉民、 陈济棠等人亲日或“联日”，因为他们和日本之间也只是一种利用的关系，并未达成什么协议，最多是一些心照不宣的幻想和默契，而“华侨银行”也未见成立。广东地方实力派中甚至有一部分人主张利用日本浪人搞蒋，也在所不惜，且有派翟歧卿到蒋统区去暗杀日本人，以增加蒋的麻烦的计划，只是没搞出什么名堂来。（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8页。 ）陈济棠在两广事变下野后亦曾反省说：“不应听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军官，来做什么顾问，使人怀疑”。（注：广州政协文史委编：《南天岁月：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 506页。）可以说，他们高举“抗日”大旗是为了反蒋，与日本勾结也是为了反蒋，但他们反蒋的主要基础并没有寄托在“联日”上。从其言行看，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实际上处于亲日与反日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