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技术进步新探--发展经济学视角_农业技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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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84X(2006)03-0056-07

一、舒尔茨技术停滞理论的警示

早在20世纪70年代,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农业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就在其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了一个值得发展中国家深省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农业长期的技术停滞与低水平均衡。舒尔茨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长期效率低下的原因,不在于对现有生产资料使用的低效率,而在于农业技术的长期停滞与生产要素长期得不到更新。这样,农民世世代代只能沿袭古老的、传统的耕作方法,生产率低下,处于极其贫穷的地位。技术停滞的直接后果,则是农业的低水平均衡。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即使现有的农业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农业的资源配置已相当有效,农业生产力也不可能有所提高。舒尔茨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农业发展,如果不能突破技术发展的限制,发展最终只能达到传统农业特有的均衡。

舒尔茨给人们的警示,在理论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并未将其付诸实践,没有在农业技术进步上下大功夫,因此,至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技术水平也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我国亦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缓慢、水平低下,农民收入增长乏力,都是不争的事实。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我国农业实用技术的缓慢发展。2003年,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为0.411%(农业科研投入占农业GDP的比重),远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80年代中期0.57%的水平;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9%,我国同期科技进步贡献率仅为30%。到了20世纪70~90年代,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增长到42%,但美国已增长到92%,比我国高出50%。目前,我国农业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45%左右,但发达国家农业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在70%~80%左右。这些均表明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水平仍然较为低下。[1]平心而论,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并非空白而且绝对数量也相当可观。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取得农业科技成果也有6000多个,但这些技术并没有转化成为农业的实用技术。我国农业技术研究组织的研究项目起点高,精、尖、高技术化倾向严重,农业技术研究针对性差,存在着技术成果理论的先进性与实际应用滞后性的矛盾。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30%~40%,形成规模的只有20%,而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65%~85%之间;我国举办的农业科技博览会上科技成果也算丰硕,但真正先进又实用的技术却不到一半。因此,我国农业技术不仅在绝对量上落后,在相对量的使用上也落后。农业技术发展滞后的直接后果,是我国农业的生产力与生产手段的落后,我国农村家庭“一把锄头三代传”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与我国先进的现代化工业是极不相符的。这种现象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善,我国农业将可能走向舒尔茨所言的“技术停滞的低水平均衡”。

二、依托技术进步的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方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统领全局的新提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胡锦涛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内涵的概括。一个新提法,标志着一个新时代,预示着中国的农业将走向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而新农村建设的五大方略之中,生产发展是首位,实现建设新农村的目标,必须首先立足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新农村建设要取得成功,生产必须先发展,传统农业必须向现代化农业转变。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需要投入新的技术,需要可持续地进行新技术供给,只有不断的技术进步才能避免技术停滞的均衡。我国要发展生产,要向现代化农业转变,要实现新农村建设,也必须依托技术的进步。而在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技术进步也被赋予了新时代的历史意义。

首先,技术进步有助于推进我国农业结构调整。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要想实现农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技术进步是其最基本的支撑。(1)在现代化社会里,农业结构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产品结构的调整,改变单一的产品结构,进行多元化产品组合是农业结构调整的一个基本趋势。多元化产品组合必须引进新品种或是用高品质的新品种取代旧品种,用品质优良的新产品替代品质较低的旧产品。而无论这种新品种是新型的农作物还是新型的禽畜,都是农业技术进步的产物。(2)农业劳动人口过剩是我国农业结构不合理的又一突出问题,而要想在农业生产不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将农业劳动力成功转移出去,必须有技术进步的支持,以技术进步的提高来补缺劳动力流失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

其次,技术进步有利于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任务之一。我国农业资源尤其是土地和淡水资源相对贫乏,农业生态环境也在不断恶化,农业发展的基础十分脆弱。例如我国人均土地只有约0.073公顷,而美国、加拿大的耕地户均在100公顷以上。我国人均水资源为2200立方米,只有世界平均数的1/4。根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将减少到0.07公顷,粮食安全面临着新的压力。[2]而农业增长方式要转变,技术进步是根本途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技术进步可以大大减少生态的污染与资源的消耗,如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相关产业链接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节电、节油农业机械和农产品加工设备技术的进步,则可提高农业投入品的利用效率,实现农业的集约化生产。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建设”,在于经济发展。而技术进步推动了农业结构的调整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对农业经济发展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农业结构的调整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前提,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二者的结合为农业综合生产力的提高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因此,依托技术进步的现代化农业道路,也就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

三、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的模式选择

既然依托技术进步的现代化农业已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方向,那么探索其可选模式,择其最佳,并应用于我国农业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则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心。而发展经济学的技术进步理论则为我国提供了几种可供参考借鉴的模式。

(一)生产要素节约型技术进步模式

这种技术进步模式根据技术对生产要素的节约程度来分类,由希克斯提出。希克斯认为,技术进步属于哪种模式应依据技术应用后,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的相对变化来进行。以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为例,如果劳动边际产出增加的比率高于资本边际产出增加的比率,那么用较少的劳动力就能搭配比原来更多的资本,因此把这类技术进步归为劳动力节约型技术进步(如图1);反之则归为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如图2)。希克斯指出,如果加入技术进步因素后,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替换比率不变,即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产量变化比率相同,那么这种技术进步就为中性型技术进步(如图3)。

图1 劳动力节约型技术进步

注:K/L提高,技术进步后,所需劳动(B点)少于技术进步前(A点)。

图2 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

注:K/L降低,技术进步后资本使用量(B点)比技术进步前资本的使用量(A点)少。

图3 中性型技术进步

注:K/L不变,中性意味着要素比例没有变动:A、B点相关的K/L比例是相等的,因为它们同在一条直线上。

显而易见,劳动力节约型技术进步能极大地提高劳动者的产量,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国家选择这种模式有两方面的利益。第一,技术进步提高了有限生产要素的产出;第二,劳动力的不足可以由增加资本投入来弥补。其缺点在于,这类技术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比较高,对资金的需求量也相对较大。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则与之相反,其优点在于用少量的资金就能采用此类技术,能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中性型技术进步则在理论上被认为是比较适中的技术进步类型,在不改变资本与劳动力组合的情况下就能增加产出。但现实的技术进步类型总有偏向,一般很难做到中性。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在于劳动力相对丰富,发达国家则显得资本富足,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模式以资本节约型为主,发达国家则以劳动力节约型为主。但一国的资源禀赋并非亘古不变,从各国的发展趋势来看,劳动力的增长随经济增长有下降的趋势,且受限于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稀缺以及政府的生育政策,人口的增长必将慢于经济增长。因此,农业技术进步有向劳动力节约型发展的趋势。

(二)“绿色革命”与诱导性技术进步模式

20世纪60~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兴起了一场以采用农作物高产良种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其主要内容是配合灌溉、施肥等技术的改进,大规模推广矮秆、半矮秆、抗倒伏、产量高、适应性广的小麦和水稻等优良品种。这一大规模的农业运动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大幅度提高,也因而被誉为“绿色革命”。而人们惊奇不仅是绿色革命的巨大成果,更令人们不解的是绿色革命发起的同步性,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现象呢?日本学者速水与美国学者拉坦分别在研究日本和美国的农业现代化历程中得到一些启示。美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走的是机械化模式,而日本则选择了化肥与良种的改进模式,两者各有千秋,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两个国家,两种南辕北辙的发展模式呢?速水和拉坦根据自己的研究指出,是相对价格的转变,诱导了人们去寻求能够节约日益紧缺的生产要素的替代物。对美国来说,相对价格比较高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因此,对劳动力替代物的需求诱导了美国人对机械化技术的发明;而日本则正好相反,日本人多地少,相对较贵的是土地,化肥与良种则被称为节约土地的技术,因此,对土地替代物的需求诱导了日本对新化肥与优良品种的创新。

速水和拉坦把这种技术进步模式称为诱导性技术进步,即当一种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时,其相对价格是比较高的,这会诱导人们去寻求该生产要素的替代物或是发明能够节约该要素的新技术。这样绿色革命的同步大规模兴起也就有了解释。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继续增长与土地开垦的进一步加剧。土地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开垦土地的成本上升,土地的价格相对劳动力变得昂贵起来,因此人们开始寻找土地的替代物,从而引发了以高产良种农作物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对于诱导性技术进步模式,其思想来源于希克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但它更强调农民的需求对技术进步的引导。农民的需求通过市场反应,因此,我们也称其为市场需求诱导的技术进步模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技术进步,是一种被动的技术进步。其优点在于,市场的需求总是反应人们的现实需要的,在这种模式下产生的技术成果,其推广与应用更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以高产良种为中心的新技术得以大规模迅速传播正说明了这点。

(三)技术需求开发与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模式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式实质上算不上是技术进步理论,但其对于我国农业技术的成果转换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其理论进行介绍,以促进我国的农业技术的推广。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需要投入新的技术、新的生产要素。新技术与生产要素的最终需求者是农民,要想保证技术成果转化的成功进行,必须提高农民接受新技术与新生产要素的能力。传统农业技术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民的知识水平低下阻碍了新技术与新生产要素的推广。因此要让农民学习知识,但学习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所以,要向农民投资,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也即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这些投资活动包括:教育、健康保证、在职培训、有关职业机会信息等等。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技术进步的贡献在于,他从技术的需求与推广角度给了人们一定的启示,弥补了诱导性技术进步理论的不足。诱导性的技术进步理论虽然也强调了人们的需求对技术发明的引导,但没有提出要如何提高人们的需求水平,没有意识到需求不足对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发展中国家常犯的错误,就在于意识到技术发展滞后以后,一味加大技术供给,加大新技术的创新,却忽视了农民整体素质的培养与技术需求的不足,从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普遍的技术成果转化率低下。

(四)三种模式的实用性分析

介绍了三种发展经济学的技术进步模式后,再结合我国国情探讨理论的实用性就显得十分必要。劳动力丰富是我国一大优势也是一大劣势,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总对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进步有所排斥。为了避免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在农业领域出现,我国农业技术选择难免偏向于资本节约类型。这在短期内是有利于我国农业发展的,但如前所述,一国资源禀赋并非亘古不变,一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劳动力增长速度,我国劳动力供求局面将有所改变,我国劳动力将慢慢转变为稀缺资源。 目前,我国经济正快速地稳步前行,而人口增长却有下降趋势,我国北京、上海等经济发展较快城市的人口负增长已经印证这一点;此外,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农业劳动力将进一步向城市转移,留在土地上的劳动力必将大幅度减少;再者,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推行,新型农民的不断发展,我国农业劳动力素质提高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选择资本节约型技术的成本。因此,过分偏重于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道路,也可能不利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而对于诱导性技术进步模式,应该注意一个前提条件是,诱导性技术进步是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市场经济体系较为完善的条件下进行的,具体表现为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必须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反映出来。我国对劳动力与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这使得我国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资源的价格在一定意义上还不能准确地反应资源的稀缺程度,因此该模式能否用于指导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必须经过一定的检验。林毅夫通过一系列的模型分析与检验后指出,我国农业市场虽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但诱导性技术进步理论在我国同样有很强实用性。[3]因此,该模式对我国农业技术进步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市场的需求将引导技术进步,我国应更加重视市场力量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引导。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在我国目前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新技术的需求并不一定都能得到满足,科技人员的技术创新未必都能迎合农民的需求,因此,政府的引导就显得格外重要。政府本身也是农业技术的供给者之一,也应把握农民的切身需要,但在这一方面我国做得并不够好。我国低下的技术成果转化率正说明了这点。

再看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我国农业技术转化率低下的原因,虽然更多地表现为农业技术供给的实用性弱,但另一方面,我国农民的整体素质低,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不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我国农业技术进步要取得更为理想的成绩,应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开发我国农民对农业技术进步的需求。我们应响应新农村建设的号召,包括:“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继续支持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加快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整合农村各种教育资源,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这样才能保证我国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有更加畅通的渠道。

综上所述,我国新农村技术进步的运营方略,应从技术的供给与技术的需求两方面进行。从供给方来看,生产要素节约型技术进步模式为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奠定了基本的前进方向:由资本节约型向劳动力节约型模式的渐进转变;速水—拉坦的诱导性技术进步模式则为我国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了具体手段:以市场需求诱导为主,政府引导为辅的基本方式;从需求方来看,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式也给了我国农业技术进步重要的启示:新型农民的培养将有助于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我国农业技术的创新与进步。

四、分析的政策含义:切实推进中国农业技术进步

(一)以倾斜于农业的投入政策推进农业技术进步

以上三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能否在我国取得成功,不仅在于理论的实用性,还在于我国的政策保证。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国家对农业技术进步的投入政策,没有投入的保证,技术进步也只能是等待响应的口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认为,我国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农村建设阶段。要让公共财政大幅度向农村倾斜。[4]我国农业已经为工业发展牺牲得太多,工业反哺农业势在必行,因此,必须以倾斜于农业的投入政策推进我国农业的技术进步。

一方面要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科研经费的支出。农业技术进步是一项非排他性很强的公共事业,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会导致严重的供给不足。目前,我国的农业企业发展还不够壮大,还无法独自承担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因此还必须坚持以政府的投入为主。在发达国家,政府的财政投入都是农业科研经费的最主要来源,法国农业科研经费的90%由政府提供,日本国立农业科研经费100%来自国家,美国农业科研经费公共拨款也达到了50%;而我国农业R&H投入只占农业GDP的0.2%,农业科研经费也只占全国R&H投入的10%。因此我国财政有必要向农业科研倾斜。另一方面也应注意提高农业企业的R&H投入力度。政府的财政力量毕竟有限,单一的投入政策是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农业科研规模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特别是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农业科研的资金缺口将进一步扩大。加大农业企业R&H投入,完善我国农业技术多元化投入机制,不仅能促进我国农业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能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国企业的R&H投入一般都在0.5%左右,离国际1%的标准还有距离。这也说明了我国农业企业的R&H投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依据地区资源禀赋差异,选择不同的技术组合

我国农业所面临的技术类型选择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化肥、良种、农药和科学栽培、改良土壤、农田水利、生物防治等为主要内容的生物技术;二是以农用机械为主的机械技术。生物技术进步有利于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与节约资本,而机械技术则更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如前所述,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的长期趋势,是向劳动力节约型发展。但要注意的是,单一的生物技术节约了土地与资本但不利于规模经营;而单一的机械技术过于依赖土地与资本的投入,不利于目前我国农业整体的小规模经营。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向劳动力节约型发展,并不是要排斥资本与土地节约型技术。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应在大力发展生物技术的基础上引进机械化技术,走生物技术与机械技术并重的道路。

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在于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为我国农业采用机械化耕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基于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的农业发展水平与资源禀赋,我们应视各地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技术类型组合。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人地关系比较紧张、农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地区,应更重视生物化学技术的采用,同时加快劳动力的转移,为机械化耕作创造条件,如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而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资本富足,农业发展已经接近现代化水平的地区,如东部的沿海城市与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则应偏重于农业机械化技术的使用。

(三)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农业技术创新机制

速水——拉坦的诱导性技术进步模式启示我们,市场的需求可以引导技术进步,市场主导下的技术创新也更易于推广。舒尔茨也指出,只有赢利性的技术供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而非赢利性的技术供给是没有生命力的。与政府相比,企业与市场的切合性较强,更能抓住市场需求的走向。因此,我国农业技术发展的长期目标,应是以市场需求为主导的进步模式。但目前我国农业企业的技术供给能力还不足以担当这一重任,我国农业技术供给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应以政府为主。在此前提下,我国应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以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业的产业化,以农业产业化促进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进而造就一批足以主导农业技术供给市场的大型农业企业;逐步将农业技术供给的任务转移到农业企业上,实现技术供给从公共事业到盈利性市场行为的转变。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自我创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技术进步机制,使企业的农业技术进步与自身的发展紧密结合,使技术发明与技术的推广应用相联系,而政府在其中主要起引导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当企业的技术创新偏离市场的需求,或是与国家的宏观政策有冲突时,对其进行适当的引导纠正;另外,技术供给的主体,包括盈利与非盈利机构,他们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当某项技术的研究规模单个供给主体无法达到时,政府可以进行联合驱动,把市场的力量与政府的力量相结合,以达到技术创新的规模要求。

(四)加大农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培育新型农民

借鉴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可知,我国农业技术滞后的原因,既在于技术供给的不足,也在于技术需求的不足。供给不足,一方面表现在政府与企业对农业技术进步投入不足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所发明农业技术的弱实用性上;技术需求的不足,则体现在我国农民的知识水平低下导致的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不足上。因此,解决我国农业的技术进步滞后问题,不仅要考虑供给方面的因素,也必须重视需求方面的影响。舒尔茨认为,要提高劳动者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必须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培养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有利于我国从需求角度推进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

2006年,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对此,我国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一是加强综合性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建设。充分利用现有技工学校、就业训练中心和职业培训学校,创办具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职业培训基地,就地就近对农村劳动力开展培训。充分发挥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备齐全、实训(实验)场地先进等优势,大力发展社会力量办学,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开展职业技能教育的新格局。二是全面开展劳动预备制培训。依托各类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对城乡未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进行以获得初级职业资格证书为目标的劳动预备制培训。[5]

收稿日期:2006-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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