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农村职业教育的公共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7）03—0028—04
长期以来，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发展需求严重脱节。由于经费短缺，农村职业教育机构萎缩，人员大量流失。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中绝大多数农民没有接受任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农村大部分没有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由于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就业竞争力不强。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实现从模仿到创新的跨越，人力资本不足会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
职业教育所需的经费投入要比普通高中高得多。据国际上有关专家测算，同等规模的职业中学所需经费投入一般应是普通高中的3倍左右。但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在全国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中比例过低。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既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5％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教育资源向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配置不够，在有限的教育经费中，用于农村职业教育的比重也低。职业教育经费无论是在所占比重和增长速度上都远低于普通高等教育和普通中学。2004年，全国教育经费支出中，成人高等教育、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中学、职业中学、成人小学等面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占总投入的比重为8.5％，而普通高等教育和普通中学所占比例分别为31.75％和29.68％。[1] 而且这些职业教育经费多数是用于城市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真正用于农民职业教育的经费不多。作为技能型人才需求大省的广东，虽然职业教育的投入从2001年的38.9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52亿元，但职业技术教育占整个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却从2001年的10.5％逐年下降为2005年的6.7％。
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不足的直接后果就是办学条件差，学生收费被迫高于普通教育。以某省为例，本世纪初按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普通高中500元／年，电视中专700元／年，职业中专1400元／年，普通中专2300元／年；普通高校3000元／年，高职院校（对口升学）5000元／年。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偏低，职业教育发展滞后，突出的原因是没有重视职业教育的公共性。职业教育公共性较强，是由受教育对象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我国职业学校生源的主体是农民的子女和城镇工人家庭的子女，当前职业教育学费水平相对于他们的家庭收入而言，显然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在投入回报低于普通高等教育或普通高中的情况下，无疑会对职业教育发展产生相当消极的影响。相关实证调查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据重庆市教科所对2000年32969名中等职业学校新生的调查，家庭月收入低于1500元者占94.6％，父母职业为农民、工人、无业、个体者占96.4％，82.2％的学生感到家里交学费存在困难。据教育部高教司了解的情况，高职院校学生中，中等及中等以下收入水平的家庭子女占92％。对于广大中低收入水平家庭，较高标准的职业教育学杂费，职业教育个人直接成本高于普通高中，预期个人收益又无优势，必然对职业教育需求产生抑制影响。这是近年来职业教育滑坡的因素之一。因此，政府如不加大职业教育的公共投入力度来降低学费，或者建立职业学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和制度，大量的农村初中毕业生将很难进入职业学校学习。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直接相关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从农村劳动力的供给看，农村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2005年农村劳动力总量为50387万人，与1985年的37065万人相比，年平均增长率为1.5％。80年代后期劳动力的年均增长率在2.5％左右，1990年代至今农村劳动力总量的年均增长率维持在1.1％。目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已经处于边际状态。根据我们对全国2749个村的调查，74.3％的村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这个比例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71.6％、76％和76.4％。[2] 2003年以来，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出现普通劳动力短缺现象。2004年这种现象更为突出，特别是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重点地区估计缺工10％左右。2005年后，这种用工短缺现象开始蔓延到内陆一些经济发展地区。年轻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显示我国劳动力供求出现阶段性变化。从需求看，发达地区和城市企业招工要年轻劳动力，特别是劳动密集企业和外资企业，而且偏重女性。2004年，1.18亿农民工平均年龄29岁，70％左右是15～3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另有20％左右是中年人，大多是青年时出来而延续下来的。从供给来看，农村劳动力中18～25岁的只占20％左右，15～3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也仅占1／3。近年来，农村18～60岁的劳动力总量一直在缓慢增长，但适合转移的年轻劳动力的供给趋势不是增加，而是减少。1980年左右出生、近几年进入就业年龄的人数减少，而经济发展中劳力需求增加，这就出现了年轻劳动力的有限供给和短缺。这种年轻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今后将会随着劳力总量中年轻劳动力比重进一步降低而呈现继续加重的现象。这预示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正在从长期的“供过于求”逐步转向“既过剩，又不足”，“过剩”是指在总量上劳动力按劳动力时间衡量，折算成劳动力仍然是供大于求的；“不足”是指在结构上，有技能的、年轻的农村劳动力的供求正在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在这种背景下，就对发展职业教育提出了强劲需求。
首先，要增加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预算支出，保证用于职业教育的财政支出比重逐步提高。近年来，我国已出台一系列支持农村职业教育的政策。要使农村职业教育在今后几年有一个较大发展，首先，要稳步增加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政府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在绝对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在相对量上却在降低。我国已经提出，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年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3]，大体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水平，同时职业教育比普通教育需要更多的资金，这就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将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并逐步增加预算支出。
其次，要开展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义务教育结合试点，为新生代农民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目前，农村职业教育与义务教育的结合政策不明、方向不清。农村职业教育的思路也应根据农村特色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农村义务教育不必完全和城市义务教育一样，目标一样、学制一样、课程一样。农村义务教育可以具有自身特色，可以根据农村学生未来的就业需要、根据国家发展需要，与农村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在义务教育阶段开展职业教育，开设职业技能课程，进行差异化教学。农村职业教育不必只在学生九年义务教育结束以后再开展，可以穿插到义务教育阶段实施。另一方面，国家可以考虑将农村职业教育“义务”化，在农村地区，不仅学生的基础性知识教育是国家的义务，农村孩子的职业技能培训也可以是国家的义务，农村学生的职业技能教育也可以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各地的教育条件不一，对教育的需求不一，教育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不一，当然也就不能强求这些省区的教育同一化、“一刀切”。各地的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也可以具有地区特色，在国家层面制定灵活政策，以省或地区为单位进行试点或创新，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特色、劳动力市场等情况，出台适合当地特色的教育政策。在这方面，一些地区探索实施初三分流、培训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做法，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也具有重要的探索价值，值得各地借鉴。
再次，引导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农村职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只依靠政府财政投入还远远不够，必须借助社会力量来进行。政府应采取激励政策、建立激励机制，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投资农村职业教育。一方面，要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兴办农村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支持参与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企业和个人，在审批、税收、财政补贴、信贷等方面给予适当的优惠措施。政府通过购买培训成果等方式，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也是值得借鉴的一个思路。应充分利用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实用技术性强、与企业具有天然紧密的合作关系特点，将农村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和企业资本有机结合，创新和发展多种形式、灵活有效的办学模式，不仅可以拓展职业教育的投资渠道，还可以为学生实践和就业创造更好的条件，为各类企业选用优秀的技能型人才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
第四，协调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形成开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合力。农村职业教育呈现多部门管理、实施的格局，农业、教育、劳动、科技、扶贫等不同部门都掌握一定数量的政府资源。如何打破部门局限、充分利用这些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就成为推动农民职业教育进程中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亟须创新体制，综合利用农村各类教育资源、培训资源、科技资源、农业技术推广资源。同时要协调使用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在农村劳动力教育和培训中也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尊重市场需要，尊重农民需要，不搞强迫命令。政府主管部门要树立让社会资源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意识，实行管理和教育相分离的方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优化培训资源配置，充分调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社会资源参与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形成开展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工作的合力。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还需要进一步理顺。国务院已经成立了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委组成的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我国政府对职业教育管理的综合协调能力得到加强。但管理交叉、资金分散等问题还会存在，农村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仍需改善。同时，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职责和任务也应当进一步明确。农村职业教育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不断创新办学和培训理念，合理进行专业和课程设置，为企业和社会培养高水平的技能型人才。
收稿日期：2007—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