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至民初——中国的近代科学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明末论文,中国论文,近代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中国有近代科学史，上限是1607年，下限是1915年。其标志分别是《几何原本》的翻译和《科学》杂志的创刊。前者使中国传统科学发生质变引起科学革命，中国科学进入近代时期，后者使中国科学登上世界科学舞台，中国近代科学史终结。
关键词 中国 近代 科技史 时期 特征
明末至民初，是中国科学史发展的特殊时期。之所以说它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因为在这段时间内，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中国科学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如李善兰（1811—1882年）独创尖锥术，运用自己的思想方式达到微积分，都使中国传统科学发生了全新的、异质的变化，同以前的科学相比，它有着不同的特点。因此，应当把这一时期的科学史从整个中国科学史划分出来，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近代科学史。
一、中国近代科学史问题的研究
对于明末至民初的科学史能否从中国科学史中划出，使其成为中国的近代科学史，我们把这一问题称为中国的近代科学史问题。关于中国的近代科学史问题，国内的研究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近代科学是在欧洲产生的，是相对于欧洲中世纪传统科学的革命。1543年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是这场革命爆发的标志，牛顿力学体系的建立意味着这场革命的实现。既然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中国的近代科学知识又是西方传入的，那么，中国的近代科学史就是一片空白，中国科学的发展不存在近代科学这一历史时期。国内众多的科技史教材，大都是把中国科学的发展作为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而论述的。不过，李少白同志主编的《科学技术史》却开辟了“中国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一章，说明他们有把这一时期作为一个特殊时期来认识的意思。〔1〕
第二种意见认为，近代科学虽然没有在中国首先产生，但是，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近代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科学造成了冲击，因此，中国应有近代科学史。受史学界以1840年鸦片战争和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史划分界限的影响，也把近代科学史以此界限从中国科学史中划分出来。国内权威性科技史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就是以此为界限划分近代科学史的。〔2〕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科学史有其近代史部分，近代科学史的起点是在明末。其理由是，晚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与开明封建士大夫结合，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知识，这造成了对传统科学的冲击，使传统科学进一步走向衰亡。樊洪业同志在综述国内外这种观点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近代科学史的起跑线。〔3 〕但对于中国近代科学史终止于什么时期，这种意见没有给予明确说明。
由上述三种意见可以看出，对明末至民初的科学史研究，不仅涉及到中国有无近代科学史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如何划分中国近代科学史的问题。我们认为，作为中国科学发展必然经由的一个阶段——近代科学阶段，中国也是存在的，明末至民初的科学史就是中国的近代科学史。中国近代科学的上限是明末，通过明末清初科学高潮和中国古代科学史相连接；下限是民初，通过新文化运动和现代科学相吻合。
二、1607年——中国近代科学史的上限
科学的发展是否从一个时期进入另一个时期，关键要看是否发生了科学革命。明清交替时期中国是否发生了科学革命？美国著名中国科学史家席文（N·Sivin，1931—，）教授曾专门撰文论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按照通常的理性标准，中国在十七世纪有它自己的科学革命”，“中国发生的革命不亚于哥白尼的保守革命，而比不上伽利略提出激进的假说的数学化”，“它没有爆发成一场改变人们对自然的传统认识的根本革命”〔4〕。 我们同意席文教授关于中国十七世纪发生过科学革命的观点，也同意他关于这场革命的评价，因为中国发生的科学革命与当时欧洲正在进行的科学革命相比，确实远不如其轰轰烈烈。这场革命直到涉及地球上一切现象，才开始了在天文学中的应用——历法改革，这是历史的事实。
欧洲近代科学的兴起之所以能称为科学革命，是相对于欧洲中世纪的传统科学而言的。这里，我们单独来谈中国明清交替时期的科学革命，当然也应该相对于晚明之前的传统科学而言。传统科学指的是在一定文化圈层内形成的一种科学形态，或者说是在相对封闭体系下形成的一种科学理论。中国的传统科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于秦汉，中经三国至五代的充实和发展，到宋元时期达到高峰。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天、算、农、地、医五大基础学科都在秦汉时期形成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如以“太初历”为雏形的天文历法体系，经过多次的历法改革达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以“九章算术”为范本的数学体系，使得中国数学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解决实际的计算问题方面，远远胜过古希腊的数学体系。但是，从秦汉至晚明，在长达一千余年的时间内，各门科学基本都是“注经”式的发展，始终没有冲破相对封闭文化圈层的束缚，实现传统科学的革命。
十六世纪下半叶即明中叶以后，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当然，他们来中国，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是配合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需要而来的。然而，也不可否认，他们也带来了西方科学知识，如中国传统科学所缺乏的几何学等西方科学。传教士来华所起的客观作用，李约瑟（J ·Needham，1900 —）博士评价说：“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5〕传教士来华后，和一些有识之士合作， 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传入的科学知识涉及天文学、数学、地学等方面，主要有日月食原理、几何学、世界地图等。这些虽非完全是近代科学的内容，但却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中国传统科学而言，又是一种新的科学体系。在传入的科学知识中， 要数1582 年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年）和开明士大夫徐光启（1562—1633 年）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最为突出。
由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述的《几何原本》，是传教士来华翻译的第一部科学著作。这部著作的翻译从1603年开始筹划，1606年开始翻译， 1607 年译完前6 卷（该书后9 卷在1856 年由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1815—1887年）和李善兰合作译出）。《几何原本》的翻译， 开创了明末大量译述西方科学著作的先例，是中国最早较完整的接触到的西方科学理论。正好象《天体运行论》是欧洲近代科学诞生的标志一样，《几何原本》的翻译刊印，是中国科学革命发生的标志。
明末清初中国既然发生了科学革命，我们就有理由说中国科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笔者认为，1607年是中国近代科学史的上限。
三、由古代到近代科学历史的转折
科学历史的转折是一个过程，因此我们不可能截然分明的在中国传统科学和近代科学之间划一条界线。
徐光启译完《几何原本》之后，于1629年又领导“历局”，运用传入的西方天文学理论、观测仪器和计算方法，进行了明代唯一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历法改革。1633年编纂成功的多达137卷的《崇祯历书》， 是这次历法改革的产物，也是“西学东渐”第一次高潮的结果。《崇祯历书》在理论体系上采用的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Brahe Tycho，1546 —1601年）的宇宙理论，在计算方法上运用的是平面和球面三角学公式，在观测资料方面介绍了哥白尼、第谷、伽利略等的天文数据和科学成果。它的编纂成功不仅使当时濒于枯萎的天文学重获生机，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科学革命的发展。它彻底打破了束缚中国科学发展的封闭文化圈层，使中国学者不再局限于这个圈层而获得了新颖的科学知识。《崇祯历书》虽说是集体劳动的结晶，但它的编纂与徐光启的领导直接有关，全书大部分都经他审阅和修改过。因此可以认为徐光启是推动中国科学发生重大历史转折的代表人物之一。
清初，中国出现了一批热情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学者，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王锡阐（1628—1682年）和梅文鼎（1633—1721年）。王锡阐从学习《崇祯历书》入手，深入钻研西法，在《历说》中他指明了西方历法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还进行了交食的实际测量，从实践上证明了西法的不完善。经过对中、西历法的反复研究，王锡阐著《晓庵新法》一书。这本书吸取了中、西历法的优点，并把二者的结合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梅文鼎一生坚持天文学和数学研究，著有大量天文学和数学著作，仅《梅氏丛书辑要》所收的数学著作就有13种40卷之多。在深入研究中、西历法的基础上，梅文鼎对中、西历法的融合贯通做出了贡献。梅文鼎对数学的研究有许多独到之处，例如他独立得到了许多几何体的各种性质。王、梅二人对中国科学发展的贡献不仅在于使西方传入的天文学和数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了根，更重要的是在于把中国的科学革命推向了纵深。
康熙（1654—1722年）皇帝是自然科学知识比较渊博的封建君主。他15岁亲政后，大力支持自然科学的研究，国内出现了西方科学传入的高潮。在康熙大帝的支持下，从1690年开始，国内精于自然科学的学者集中在清朝皇宫，编纂天文算法书，梅瑴成（1681—1763年）、陈厚
（1648—1722年）为编纂此书做了大量工作。1721年完成《历象考成》42卷，《律吕正义》5卷，《数理精蕴》53卷， 通称《律历渊源》，共100卷，于1723年刊印发行。
《律历渊源》一书的出版，实现了中、西方科学理论的融合，使中国传统科学受到强有力的冲击。自此，中国科学的发展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封闭体系内而进一步走向近代科学的道路。它的出版，意味着中国科学的发展实现了由古代到近代的历史转折。这个转折，从1607年开始，到1723年完成，历时116余年。
四、1915年——中国近代科学史的下限
明末以来的科学史既然能够成为一个独立部分，构成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内容，我们就要寻找它的终点线，即寻找中国近代科学史的下限。
自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以来，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国知识界出现了倡导科学的社会运动。这个运动的中心议题是怎样才能使中国的科学发展起来，它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废科举，办学校。中国自宋代以来， 科举考试制度是“八股取士制”。这种考试制度使中国知识分子唯知借它求功名、得富贵。“八股之害，等于焚书”，中国学者对它早已深恶痛绝。洋务运动期间，不少学者提出建议，要求废科举、办学校。直到1905年清廷才接受建议，明文取消科举考试制度。中国创办最早的学校当推1862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此后，各类学校陆续开办起来。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在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这是近代史上最早的大学。学校的开办，使科学知识得到广泛传播。
2，科学救国，出国留学。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 大都是外国人口述、中国人笔译的。这种翻译方式极大限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很难使中国接触到最新的科学知识，中国知识界对此已经认识到。19世纪末出现的出国留学热潮便是这种认识的见证。留学生抱着“科学救国”的决心，学有所成。归国后，直接翻译外国的科技书籍，实现了科技传入由传教士到留学生的转变，使中国开始真正跻身于世界科学的行列。在我国现代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战线工作的老一辈科学家、教授，有许多就是这一时期的留学生。
3，创学社，出学刊。19 世纪80 年代由著名化学家徐寿（1818 —1884年）等在上海创办的“格致书院”是中国学会的雏形。1909年张相文（1866—1933年）等在天津创立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地学会”，次年，该学会的学术刊物《地学杂志》出版。这是中国第一个学会和最早的科学期刊， 它们的创立， 对我国地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14年，在美国留学的学生任鸿隽（1886—1961年）等在美国创立“中国科学社”（1918年总部迁回国内），次年元月，该学会创办的《科学》杂志出版发行。
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创办，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倡导的科学运动所结出的丰硕成果。中国科学社一开始创办的宗旨就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6〕《科学》杂志自出刊以来，突破学科界限，容各门学科于一刊。 到1950年12月为止，它共出版了32卷，是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学术刊物。
在《科学》杂志创办的同年9月， 《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在上海创刊。这两个杂志携手并进，成为宣传民主和科学的主要阵地。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科学》杂志勇敢地接过科学这面大旗，积极传播科学知识，大力提倡科学方法，热情鼓励科学精神，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从此，中国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有了自己的园地，中国科学登上世界科学的舞台。《科学》杂志的创办，标志着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式发展时代的结束，1915年应视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下限。由此之后，中国科学溶汇于世界科学发展的洪流，谱写了中国科学发展的新篇章。
五、证据和需要讨论的问题
对明末以后的中国科学史，李约瑟博士评价说：“在耶酥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中国的科学便和全世界的科学汇成一体了。虽然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因为受到历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抑制科学发展的那种因素的影响，这种溶汇进行得很慢，可是已不易分辩出中国思想家和观察家所作贡献的特殊风格了。十七世纪由耶酥会传教士开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工作，到了十九世纪，又由基督徒接续下去。到了现在，中国已和所有其它国家一样作为全世界科学大家庭的一员而占有它自己的位置了。”〔7〕
由李约瑟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是同意在明末随着传教士的来华，中国传统科学发生了质变而使中国科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其理由一是他把其论述中国传统科学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下限定在明末，“这里我们已经到达本书内容的界线”〔8〕。二是传教士来华后， 传统科学受到西方科学的影响，“中国的科学便和全世界的科学汇成一体”。不过，对于这个“一体”，笔者认为，主要是西方科学流向中国，而不是传统科学流向西方。即在这个“一体”中，西方科学的传入是主要方面，传统科学对西方的影响是次要方面。这个主要方面决定了中国近代科学的本质特点：西方科学传播式的中国近代科学。当然，我们也不能低估传统科学文化对西方的作用，中国古代有机论自然观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就起到了很大作用。自17世纪以后，中国文化已成为欧洲科学灵感的源泉之一。〔9〕
中国的近代科学虽然是西方科学传播的结果，但是，在这个结果中还包含有传统科学的合理因素。这就是说，西方科学的传入使中国传统科学发生了质变，但并不等于传统科学完全消亡。在中国科学家所做出的贡献中，尽管已不易分辨出自己的特殊风格，然而这种风格还确实存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著名科学家王锡阐、梅文鼎、李善兰等，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基础上，继承传统科学的合理部分，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些独到之处就表现出了中国科学家所做贡献的特殊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是中、西科学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说明，在科学研究风格上，中国学者也实现了由古代到近代的转变。这也许能够成为把明末至民初的科学史作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一个理由。
李约瑟博士所说所“到了现在”，我们尚不知是何意。但有一点可以看出，中国科学的发展发生了转折。如果他所指的时间是20世纪初，说明我们把民初做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终点的意见和他的认识基本一致；如果他所指的时间是著述该书的年代（50年代），这就和笔者的看法不相同了。也许我们曲解了这位中国人民热情朋友的意思。
收稿日期：1996—12—12
注释：
〔1〕李少白主编：《科学技术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年版。
〔2〕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 1982年版。
〔3〕樊洪业：《中国近代科学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3期。
〔4〕席文：《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 《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1984年第1辑，第27、28页。
〔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四卷第二分册， 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693页。
〔6〕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中国科技史料》， 1983年第2期。
〔7〕〔8〕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一卷第318 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9〕宋正海：《中国古代有机论自然观现代科学价值的发现》，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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