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发展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任何政治社会，在其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一个进一步发展政治的问题。政治发展是走向未来的前提条件。在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发展无疑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严峻任务。中共“十五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确定为我们的基本行动纲领，并且明确、详尽地阐明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政治跨世纪发展的重要思想，它对于我们探索世纪之交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构成、具体走向以及基本要求等重大问题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一
政治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政治发展始终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发展变化相联系，或者说，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变化为政治发展不断提供着新的动力因素。在世纪之交，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来源于经济、文化、政治、科技和国际环境等多个方面。
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是一种共生的社会现象，两者在发展的过程中是互为前提、交互作用的。当然，在更为本质的关系上，政治发展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增长作为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的经济运动，表征着经济发展的积极取向，对于推进政治稳定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五年来，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从1992年到1996年，国内生产总产值平均增长12.1%，既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又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避免了大起大落”。（注：引自《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以下引自本书者从略。）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得以在体制的重大转变和发展中实现政治稳定，相当程度上根源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近年来，随着经济生活的繁荣、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人民各项社会权利不仅在宪法上，而且在事实上得到了保障，从而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基础。中外历史证明如果一个政府长期以来始终不能实现人民的基本权利和需要，很难想象这个社会的政治能够形成良性发展。经济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还包括结构和制度方面的内容。市场经济体制是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完善必然会更加深刻地制约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成熟，在需要不断接受政治权力推动的同时，也在逐步改变着政治权力的结构和功能。一种新的发展观认为，当代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特征使得经济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出结构性的要求，包括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在结构方面与经济发展需要保持一致。展望下世纪初的经济前景，由于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所以国民生产总值必然有一个较大的增长，人民的生活也将更加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会进一步完善。所有这些，将成为推动政治体系走向现代化的最为有力的“催化剂”。
经济的发展同时带来了文化的变迁。阿尔蒙德指出：“公民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保持民主政体有效运行的一般动力来源。”（注：[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中文版，57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因为，人们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意识、对政治体系输入输出过程的功能评价以及人们对自己在政治体系中地位的体认，都会从主观上对一国的政治进程产生影响。1987年亨廷顿和迈伦·韦纳在其合编的《了解政治发展》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发展的文化问题”。他们提出了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观点：“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受东方发展模式的启示，认为非西方文明国家正在试图把现代的东西同它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协调起来，成为现代的而又非西方的文明。他进而提出，如果有人想要预言一个国家可能的发展模式，那么他所要求的知识不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特征吗？（注：[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的发展轨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呈现出一种扭曲的状况。相应的社会观念和思想，构成了阻碍先进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加速推进的观念屏障。同时，思想上夜郎自大、盲目排斥先进的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拒绝同外界的物质与信息的交流，使文化发展滞缓，人的精神和思想受到严重禁锢。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全方面的深刻变化，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240页。）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国文化在与世界现代文化观念的交融、摩擦和碰撞中从传统走向现代。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发展是以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为背景的。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将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跨世纪文化建设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随着中国未来九年义务制教育的大力普及，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积极推进，高等教育的稳步发展，将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发展提供必要的文化基础。阿尔蒙德等人曾把受过教育的人的政治态度与较少受过教育的人的政治态度进行过比较研究，发现前者比后者更意识到政府的影响，具有更多的政治热情，对范围更为广阔的政治问题抱有兴趣，参加更多的政治讨论，认为自己更有能力影响政府，更能积极地参加各种组织活动等。因此，他们认为，教育可能是政治文化变革的重要源泉，它将会使人们变得适合于新的政治社会和政治行为模式的进程。（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册，中文版，181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当代一些政治学者认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对于政治发展的相对重要性因现代化阶段的不同而程度各异。经济和社会因素在政治发展的较早阶段，其重要性可能较大，而政治因素在后面的阶段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册，中文版，16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需要把“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跨世纪的重要工程。这是实现世纪之交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环节。政治体制的自身完善，有利于推进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民主是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但又不是唯一的、最终的目的。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可以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和可能。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政治体制能够积极地适应和容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尽快地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果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动力，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十五大”报告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
科学技术的革新和传播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是政治发展的物质条件。美国著名学者卡尔·科恩认为，民主要求通过具体设施以便进行有效的参与。对于民主的改进与普及其至保持而言，实现民主的物质条件是关键因素。（注：[美]科恩：《民主论》，中文版，109、282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当然，现代民主的物质条件已经大大超越了科恩所想到的物质意义上的设施（票箱、公文柜、议会会址和办公室等），现代社会的民主建设应当以现代物质技术作为支撑。近几年来兴起的科技革命是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社会信息通讯网络性能的提高和使用范围的扩大，提高了人们的信息化程度和受教育程度。可以预料，世纪之交中国教育技术和传播技术将会有大的发展。“十五大”强调指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加重视运用最新技术成果，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中国多媒体和信息高速公路的通讯网络的普及化，将使人们获得发展新型民主的技术手段。个人、组织、政治机构都可以通过直接的、交互式的技术手段表达和传递信息，使人们直接了解、掌握政治生活的进展和变化，进行咨询、监督、审核、选举、表决和建议，从而在物质条件上提升中国民主建设的程度和水平。从科技发展对社会政治变迁影响的历史分析中，可以发现，当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时，政治生活中的封建专制政治即让位于代议民主制度。据科学家的研究与预测，当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之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也将发生重大变革。
另一方面，在人类不断创造和提高生产力的过程中，对自然的驾驭和控制能力也随之增强，人类早已开始逐步摆脱自然界的各种束缚。然而，这种情况不能成为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分割开来的理由。自然环境与社会系统始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只不过自然与社会之间不断处于变动和调整之中。自然因素是社会系统中不可排除且不断作用于社会的重要变量。从这样的一种政治思维看问题，以往那种仅仅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发理解政治的含义是片面的，对政治的解释和说明中不能忽略自然界作用于社会和政治的变量。（注：刘再平：《面对人类现存危机的政治思维——生态政治学》，《天津社会科学》，1992(6)。）在现代社会，生态问题日益成为与公民利益休戚相关的带有普遍性和敏感性的社会问题，并不断进入政府议程，成为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政治问题，人们希望生态问题能够在政治层次上得到根本性、普遍性的解决。人类生态危机的加重，不能说与政治决策的失误没有关系。恩格斯曾经告诫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都报复了我们。”（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17页。）中国改革前的人口政策的失误和改革过程中由于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导致的决策失误，都促使人们对政治决策科学化提出愈益迫切的要求。当人们从政治上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时，就会将生态问题的解决从单纯生态学的视角转向生态政治学的广阔视野，在政治思维、政治决策、政治行为、政治民主乃至政治体制等深层的领域进行宏观的系统研究。中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世纪之交中国现代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必须通过推进政治决策程序和体制的创新，使政治体系能够在诸如人口、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作出科学的结论，以保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一国的政治发展，国际环境也具有了不可忽视的作用。80年代以来，世界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的政治发展始终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在现代国际社会，人类的和平主义理性战胜了霸权主义的非理性，迎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越来越以理性的态度与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进入90年代，随着雅尔塔体系的解体和冷战时代的终结。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进一步动摇了世界性战争的根基，许多民族矛盾和国际争端以和平方式得以解决。新世纪到来之际，人们有理由相信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不会终止于20世纪，和平主义的信念和力量将在21世纪支配世界上的绝大部分空间。“十五大”报告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良好的国际环境给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外部条件，能够促进中国政治的良性发展。因而我们应当利用历史赋予的宝贵机遇来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发展。1992年我国正式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市场经济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任何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都不能割断与世界统一市场的各种联系。在当今世界，一国经济与他国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国际经济走向区域化、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各国政治不得不作出调整，以反映经济全球化趋向的要求。经济日益国际化的趋向，使一国的政治发展不可能超脱国际社会的影响。这就要求各国政治决策者必须具有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以适应更大范围和更深层对外开放的需要。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受其外部及内部环境的影响，但是在不同的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时期，这两者的相对影响是存在差异的。当代政治学研究表明，任何社会的政治发展明显地受到先前历史、境遇环境的影响，而且，外部环境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册，中文版，16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科学分析当前国际发展的态势，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流，才能制定出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治发展战略。在这方面，我们应积极在观念、体制、政策层面调整原有的对外战略，慎重对待文化渗透、价值变迁、制度移植等因素对本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在促进公正合理的新的国际政*
秩序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推动本国的政治发展。
二
在任何社会，政治发展的总体趋向应当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向相一致。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应当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因而，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走向是由现实的社会发展目标所决定的。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历史时刻，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任务不仅给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动力，而且也规范了世纪之交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发展主要在于以下五个方面的运动：
第一，健全体制
社会体制是社会文明的凝结、社会关系的枢纽和社会活动的调控形式。因此可以说，健全体制构成了社会进步的重要内核。没有社会体制的不断调整和更新，任何社会的全面、稳定的发展都将难以维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是人类政治发展史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进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就已经完全形成。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政治优势和功能的发挥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相应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来体现和实现的。中国社会政治变化中出现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与基本政治制度相互脱节和矛盾的现象，阻碍着中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对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从具体制度和体制上解决中国政治发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重要思路。他始终认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293页。）著名发展问题专家托罗达也提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方面采取相应的变化，则政治和社会的发展通常是不可能的。”（注：[美]迈克尔·P·托罗达：《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文版，3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世纪之交的国际竞争既是物质产出的竞争，更是社会与政治体制的竞争。哪个国家能够不断构造出满足社会运转的体制，哪个国家就能够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和政治能量，把握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动权。从中国传统的社会发展来看，中国历史就具有利用体制驱动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历史经验。在“十五大”报告中，健全体制已经成为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构想，并被赋予了广泛的含义。对于制度建设的问题，“十五大”强调，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继续推进人民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范化、制度化”；要“扩大基层民主”，“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第二，调整权力
政治现象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权力的存在及其运行方式。权力关系随着权力各方力量的变化而变化，永恒的、绝对的权力关系是没有的。（注：李景鹏；《权力政治学》，34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极大地冲击着中国社会原有的权力关系结构，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逐步成为市场活动的主体。因此，企业就需要具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权力，由此而决定了社会的微观经济活动要摆脱国家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这样便对过去那种中央集权结构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社会权力的相对独立性发展是政治进步和政治发展的重要表现。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总趋势是不断完善和丰富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通过有效的社会机制建立起国家与社会的正常运作关系，使社会公共权力真正地与社会融于一体。当然，在初级阶段的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需要通过公共权力解决的问题错综复杂，完全依靠社会自我管理是难以承担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强大的政府非但不会阻碍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促进力量。为推动经济发展，国家权力的加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早就深刻地认识到，“决不能设想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政府集权会生存下去，尤其是会繁荣富强。”（注：[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文版，97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在政府诱导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将为人们对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追求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迟早要走上民主化道路，……民主化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趋势。（注：Samuel.P.Hun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时也意味着权力关系的调整。在这方面，国家权力的加强不是简单地扩充权力，更不是任意地滥用权力，而是改变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使之趋向于合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当前国家权力的行使在很多方面由直接控制转向间接调节，由微观干涉转向宏观管理，这将会更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使国家更好地担当起自己应有的职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社会权力的相对独立性发展和国家权力运行方式的转变将构成世纪之交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景观。
第三，拓展参与
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指标。没有政治参与的政治发展是一种残缺的政治发展。从人的参与到人的发展再到人的解放，这是一个符合人类政治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任何政治发展只有体现了这个总的发展趋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拓展，可以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而构筑起现代政治有效运行的文化基础。公民政治参与拓展有利于增加政治体系的整合能力。一个政治体系能够对社会的各种利益要求进行及时接受、处置或使之合法化，是政治体制具有适应性的重要体现。公民政治参与的拓展还可以有效地抵制政府权力的变异。一些权力行使者为了谋取私利，时常会偏离权力所有者制定的政治规则。公民的政治参与则可以在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相分离的情况下，发挥其重要的政治功能。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已经为全世界所瞩目。“十五大”报告在展望下世纪中国政治前景时认为，“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在下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中国发展目标是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对于世纪之交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和建设将起到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经济生活的规模和变动频率会有所增加。个人之间、社会组织之间、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会愈加频繁。社会生活的丰富和扩大将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调动社会主体的积极性，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也愈加敏感和清晰。这就能够更加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同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必然带来政治参与的扩大。从广义上说，政治参与的拓展并不仅仅是公民参与的扩大，同时也是政治参与的结构性发展，是参与意识、参与能力和参与体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把政治参与仅仅理解为一种孤立的扩张运动是片面的，是不符合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和条件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政治参与表面十分广泛，但由于忽视系统的结构性发展，从而使政治参与的内容十分有限。有政治学者把那些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政治参与更为拓展的社会视为政治进步，相反，则视为政治不发展。（注：高洪涛：《政治文化论》，15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1990年。）“十五大”报告也明确指出，人民群众要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第四，建设文化
在社会物质生活发生变革的过程中，社会精神生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动。“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82页。）市场经济作用于经济和政治生活，并使之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但它在思想、意识、心理层面对中国社会的震撼却更为深刻和持久。这些思想意识通过一定的方式成为影响政治体制及公民政治行为的社会意识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社会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的建设是政治发展中更为内在的内容。任何一种政治发展如果只停留在制度层面上是不能稳固和持久的，只有当政治发展的价值内涵在人们的内心凝固化之后，才能成为难以动摇的政治现实。市场经济客观上培育着自由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竞争意识、主体意识等现代政治观念，推动着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它们在中国世纪之交的文化交汇和碰撞中，不断赋予整个民族政治文化以新的营养和资源。中国在不断探索具有本民族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应当建设一种新型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应当能够融合传统和现代的合理文化因素，能够将本国各种群体、阶层整合在一起，在维护我国的政治秩序以及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十五大”报告强调指出，“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第五，开放政治
现代的社会越来越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时也与外部环境因素发生交互影响。在当今社会，一种闭关锁国、孤芳自赏、对国际社会毫无贡献和影响的政治，即使本国社会稳定、经济自足，其政治进步与发展也终将受到限制。当代的市场经济是名副其实的全球经济，各国都要从全球视角和本国利益出发，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去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努力建立并维持一个良好的国际秩序和环境，从而更好地保障本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从国际社会吸取养料，增强本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动力，实为积极的抉择。当中国与其它许多国家共同卷入经济全球化潮流时，政治上也需要作出调整。中国共产党在积极推动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构想中，明确阐明了这一层面的政治发展内容，认为国家间关系的发展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同一切愿与我党交流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面对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发展的挑战，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为了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为了维护和发展中国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要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三
虽然各国都面临着政治发展的普遍任务，都应遵循政治运动规律，沿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展开，但由于各国政治发展所依据的客观条件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所以政治发展在各国又具有各独特自主的个性。中国政治发展也正是在由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共同构成的特殊规律性要求下展开的，这些特殊性规律客观上形成了世纪之交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第一，自主性发展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政治发展，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发展也应当是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发展。因此，当今社会的政治发展模式在各个国家呈现出斑斓多彩的景象。这一发展态势突破了传统发展观对政治发展的界定。传统发展观认为，在通向未来的政治发展道路上各国都有着相类似的运动轨迹。由于这种看法忽视了各国政治历史发展中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它所确认的普遍性发展模式观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抛弃。在当今政治生活中，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普遍形式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在谋求具体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都致力于一定历史传统文化的自主性发展。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宗旨应当理解为是自主建立适应一个特定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稳定的政治体系。在人类政治生活的早期阶段，我国古代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政治发展就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政治文明。近现代的历史和事实也雄辩地证明，中国政治发展决不可能从羡慕、敬仰或是从意识形态类同等方面出发去追求一个在另外的社会现实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政治模式。只有自主选择适合自己民族发展道路和特色的政治形式，该国的政治发展才是内在的、稳定的和持久的。诚然，较之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任务更为迫切和繁重，对本国政治发展规律的探索也会更加曲折和艰难。有些西方学者以其西方中心论的主张，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楚楚动人的“政治模特儿”，认为这是各政治共同体政治发展唯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有的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国家的指导下将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在本国如法炮制，其结果证明引进的模式和制度的生命力是极其有限的，出现了与当地政治生态格格不入的景象。美国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布莱克断言，借鉴西方模式必须谨慎从事，决不能照搬，因为“西方建制包含着产生于自己的文化传统，没有经过必要的调整肯定不适合于其他社会，每个社会都必须找出自己的解决办法来。”（注：[美]西里尔·E·布莱克等：《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中译文，《国外社会科学》）追求中国政治的自主性发展已经坚定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世纪之交政治发展的一项基本战略。“十五大”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21世纪展现出更为蓬勃的生命力。”
第二，主导性发展
政党现象是现代政治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政党是现代政治过程中最活跃、最有能量的主体。现代各国的社会发展表明，强而有力、有较为严密的组织系统的政党及其核心是主导一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组织保证和体制资源。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情况分析，可以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资格担当起领导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角”。尽管从中国政党发展史来看，中国共产党在管理和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中也不乏挫折和失误，但它毕竟是促进中国社会政治有序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的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政治力量。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是巨大的，所处环境和任务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因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并且，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建设上的盲目性或是政治发展出现中断，都是一种政治不发展、政治运行无序化的表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政治建设缺乏力量强大、目光远大、群众基础深厚的政党来领导。中国世纪之交的政治建设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有序发展的必要性条件。中国共产党可以从宏观全局的高度，把握社会进步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脉搏，明确坚定的政治发展方向，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方针，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的所有力量，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蓝图；中国共产党可以创造一切条件疏通政治参与的渠道，使各社会利益群体和群众政治团体及其代表能够通过参政议政广泛地表达他们的利益要求，从而便于党作出及时的分析和判断，从社会大局的角度调整利益关系和利益分配，保障社会政治运行的稳定和有序。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加强勤政、廉政、良政建设，整治政治调节中的不规范行为，确保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按党章行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行事，奉公守法、公正无私、勤于政务、服务社会。当然，为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发展中的主导性作用，“从严治党”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五大”指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我们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第三，稳定性发展
政治稳定是任何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必须竭力保持的基本社会环境。正是因为如此，研究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特别强调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在谋求发展时，都要受到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制约。“十五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诚然，就政治稳定而言，可以有两种基本的类型，即发展性的政治稳定和抑制发展性的政治稳定。前一种稳定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相对动态平衡，是政治体系适应社会环境系统发展变化要求而呈现的有序状态。后一种稳定主要是通过国家对社会的强控制实现的，而强控制下的稳定往往是以抑制发展为特征的。中国共产党在“十五大”报告中，把发展性的政治稳定作为我们国家的战略选择，提出要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政治体系只有主动适应而不是消极抑制外在环境系统的发展变化，才能保持长期的政治稳定，不断地获得政治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秩序条件。“十五大”报告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从而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世纪之交中国的政治稳定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实现。只有依照法治的原则，通过正确的机制和方法，缓和各种矛盾和冲突，才能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必要的政治秩序。
第四，渐进性发展
政治学者亨廷顿在回答“什么影响着政治发展”这一问题时指出，阶段是政治发展重要的解释变量之一，认为“社会从传统阶段通过过渡阶段发展进入现代阶段。可以想象，政治发展进程和产物的形成，更多的是取决于这些阶段中某个阶段所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其他阶段发生的事情。”（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册，中文版，161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发展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时期，“十五大”报告概括了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即：由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逐步转变的历史阶段；由自然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渐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由文盲半文盲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的较富裕的历史阶段；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基于这样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经济文化特点，“十五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不可能采取激进跳跃式的发展模式。在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不高，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同时，社会成员的政治情感理性化程度还不高，政治认识及价值取向的成熟程度还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政治的变革容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只有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发展，才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可以认为，渐进发展是推进我国世纪之交政治发展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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