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构建初探①
石火学，潘 晨
（福州大学，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 以“管理人”假设为逻辑起点、和谐型博弈为基础的教育政策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既是对教育政策执行中利益博弈存在这一客观事实的有效回应，也是解决“不和谐博弈”带来的政策执行滞变、梗阻和低效等问题的最直接方式。它与当前理性竞争、和谐共赢的社会理念相吻合，也是弥补教育政策制定不足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需要。该模式主要围绕和谐型博弈的文化营造、规则确立、平台搭建、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优化以及信息公开五个方面展开构建。
关键词： 教育政策；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
教育政策作为国家权威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和价值的行动依据与准则，是协调好各方的教育利益、满足各方教育诉求的基本途径。
3）很多施工单位没有对施工设备的升级工作引起重视。要对设备进行提升，首先要对施工设备做好升级优化工作，尽量减少机械设备的损坏。一旦设备被闲置，会产生折旧费，施工成本会随之增加，进而影响工程的总成本。另外，如果设备出现问题后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会增加等待时间，从而增加人力和物力消耗。因此，施工单位要具有一定的配件储备量。
根据式(8)可知,当先验回归函数的选取和真实的回归函数接近时,(m(x)-m0(x))2较小,^α(x)较大,回归函数的非参数贝叶斯估计结果对先验分布依赖度高.反之,当先验回归函数的选取和真实的回归函数相差较大时,^α(x)较小,则估计结果对先验分布依赖度较低.由于m(x)是未知的,先验m0(x)的选取具有主观性,因此可以限定(m(x)-m0(x))2≤M,M为正实数.式(8)中α(x)的确定还依赖方差σ2,其估计可采用文献[11]中的方法.
本文拟利用博弈的逻辑来分析教育政策的执行过程，针对教育政策执行中必然产生的利益博弈问题，尝试性地提出教育政策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以期解决“不和谐博弈”所带来的行政不当、滥用职权、冲突对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弊端以及由此造成的政策执行梗阻、滞变和低效等问题，以期进一步提高教育政策的执行效率并拓展教育政策执行研究的空间。
一、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利益博弈逻辑及潜在问题
当教育政策开始进入执行环节，政策执行部门就要为落实政策目标而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对教育利益进行分配。不同的教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将涉及不同利益相关者［1］。例如在执行流动儿童教育政策过程中，既涉及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流入地公办学校、儿童及其家庭的利益，也涉及到了流入地财政部门、流入地家庭等相关者的利益。而在执行出国留学政策过程中，不仅涉及到学校、学生、教育行政部门等相关者的利益，还涉及到了留学中介服务机构、国家安全部门甚至是国家整体的利益。但总的来说，几乎所有的教育政策在执行中都会涉及到作为政策执行的直接责任者——教育行政部门以及作为教育政策对象的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利益，即在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教师和学生之间，教育行政部门上下级之间，以及学生和学生、学校和学校、学校和师生之间，产生利益博弈。由于与教育行政部门相比，作为政策对象的学生、教师和学校不具有天然权威，在利益博弈中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因此他们常常结成群体来参与博弈。所以，本文将学生、教师和学校等政策对象看做是利益团体来参与利益博弈。那么，在一般的教育政策执行中就会产生教育行政部门上下级之间的利益博弈、教育行政部门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倘若在政策执行中缺乏对相关博弈的引导和为开展“和谐博弈”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那么这三种一般利益博弈的结果往往就会带来各式各样的问题（见图1）。
图1 教育政策执行中的一般利益博弈及潜在问题
首先，教育行政部门自身就带有“经济人”特性，都会追求本部门及部门内部成员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另外，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更是成为教育行政部门上下级之间利益博弈的诱因。因此，当上级教育行政部门通过监督、质询等方式来要求下级部门达成政策目标时，下级部门在执行政策时往往会利用自由裁量权来为自身寻求更多的利益，做出诸如“象征性执行”或“替换性执行”的政策执行行为［2］。如此，博弈的结果通常就出现“上有对策、下有政策”的问题。
川藏高速公路位于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过渡带，山体高大陡峻，峡谷深切，活动断裂发育，处于我国著名的强烈地震带——NE向龙门山断裂带和NW向鲜水河断裂带及SN向安宁河断裂带构成的“Y”字形构造带。高速公路分别经过基本地震烈度为Ⅶ、Ⅷ、Ⅸ度地区，其中Ⅶ度区占线路总长的57%，Ⅷ区占线路总长的37%，Ⅸ度区占线路总长的6%。
7.48%的同学认为自己作文一般，23%的同学认为自己作文优良，19%的同学作文较差，还有10%同学不清楚自己作文水平。
最后，利益集团之间也可能发生博弈。例如在关于教育收费政策问题上，就存在学生与教师和学校之间的利益博弈。虽然我国当前已经免去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但学校里需要学生缴纳费用的项目依然有很多。有部分学校就对学生收取“饮水费”“饮奶费”等，这就会引发学生及其家长与学校之间的博弈。同样，当利益冲突激化时，就容易出现对抗性博弈，就免不了双方间发生冲突和对抗。
二、教育政策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的内涵透视
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利益博弈逻辑及潜在问题为我们思考和谐型博弈所蕴含和侧重的人性假设、博弈偏好和制度设计等以及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的开展维度奠定了基础。
（一）和谐型博弈
El Nio事件与中国降水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气候学研究热点,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春季/夏季型El Nio事件与中国夏季降水之间的关系上,通过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那么什么是和谐型博弈呢？朱国云、徐敏宁等人在探究公共政策执行时曾提出“和谐型博弈”并对其作出了阐释。他们认为和谐型博弈不同于传统博弈不对博弈偏好加以区分，和谐型博弈的博弈偏好是指在社会道德的教化和制度引导的基础上对合法、公平、正义等价值的追求，是在诚信、守法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友好、和谐的博弈状态和过程，最终达成和谐共赢的博弈结果［3］。基于此，本文认为和谐型博弈是以“管理人”假设为逻辑起点，产生有限理性的理论假设。“管理人”的假设与当下复杂多元又包容的社会环境是相契合的，因为在当前环境下，人的价值取向不是单一的，也就是人们所追求的利益和目标会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变化甚至互相矛盾。所以，一方面由于利益和目标是多元和动态的，人们不可能为了追求自己其中的某项利益或者目标而倾尽所能地比较和算计；另一方面由于环境的复杂多变，人们的认知和能力无法让他们找到决策的最优解。因此人们不会以找到最优解作为自己决策的最终目标，而只以找到满意解作为自己的期望。简而言之，“管理人”是以追求有限的合法、合理利益为目标的理性逐利人。和谐型博弈的人性假设承认人有限地追求合法利益最大化，但是它也承认人性的复杂性和可塑性。它肯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制度设计的作用，即在一定的协调、引导和控制下，人们并不会被自身利益“蒙蔽双眼”，甚至可以在集体利益和大局利益面前适度地牺牲自己的利益，来达到最终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在我们当今社会的利益博弈中可以得到证实。
教育政策执行中和谐博弈理念的核心是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在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引导下，基于公平、诚信、共赢互助的原则追求自身的合理利益，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一种理性竞争、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积极向上的和谐博弈文化氛围；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在博弈的过程中基于水平相当的策略能力和基本平衡的信息资源，在一系列和谐博弈平台的支持和保障下，严守规范和秩序而形成友好、和谐的博弈过程；博弈各方通过追求自身的合理利益而展开理性的竞争，最终形成一种利益互补、和谐、共赢的博弈结果［4］。
（二）教育政策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公正、平等和诚信等正是和谐型博弈所强调的社会文化和理念。同样，我国教育领域一直提倡的公平正义、和谐共赢是教育行政部门应该秉持的宗旨和精神，这与和谐型博弈所提倡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相一致。和谐型博弈的教育政策执行环境既肯定教育政策执行主客体有逐利理性的规律，又肯定了逐利之下的人性可塑造性，即教育和主流价值观的道德教化作用。同时，教育政策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主张教育政策执行中的有限理性竞争以及促进教育公共利益的实现，都与新时期我们努力培育的理性竞争、和谐共赢的社会文化相契合。
首先，在上下级教育行政部门之间，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指导下级贯彻执教育方针、政策的同时，要加强与下级的沟通与交流，公开并共享相关信息资源。对于下级提出的合法、合理的诉求，上级要对其进行专业的评估和讨论并及时告知下级单位。
构建教育政策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可以说是解决上述问题最直接且最有效的方法。教育政策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拟通过对教育政策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引导、加强制度设计和优化组织结构、不断增进利益相关者直接的交流和信任等来弱化利益冲突，将利益冲突转变为利益整合，让各个政策执行的参与主体凝聚在一起，合力推动政策朝着目标指定的方向前进。
最后，在作为教育政策对象的个体和组织之间，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主张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和道德建设来引导和规范政策对象（利益团体）间的利益博弈，培养政策对象的逐利理性，减少因利益博弈带来的对抗和冲突。
总之，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通过一种互动博弈的方式，既肯定了教育政策执行中各利益相关者合理的利益需求，又能在实现人民对教育利益合理诉求的基础上实现教育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有效地解决公共教育问题，最终形成教育政策主客体共享教育政策利益的和谐、均衡、共赢局面。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显然要以实现人民的合法合理的利益为目标，这与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基于追求自身合法合理利益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假设相吻合。教育政策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肯定了教育政策执行主体有逐利理性的规律，尊重教育政策执行主体与政策对象的教育利益表达，形成教育政策执行主体一种自主治理的良性互动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化不同执行主体和政策对象对教育政策的认同，加强教育政策执行主体与政策对象之间的监督和制约，激发政策执行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教育政策的顺利执行。同时，教育政策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又肯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教化以及科学规范的制度设计的作用，肯定了教育治理主体追求公共利益的共同道德和信念，凸显了教育的公共性。
（2）建设骨干网 DDoS 防护系统。建设流量清洗系统，各省根据网络覆盖情况配置一台或两台引流路由器，用于策略集中配置及流量汇聚。完善流量封堵功能，实现攻击流量分区域封堵。
三、教育政策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构建的必然性
（一）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利益博弈的客观存在
任何一项政策，说到底都是关于利益的分配或再分配，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性的分配。教育政策执行涉及到对教育利益的再次调整和分配，原来的利益均衡局面遂被打破，如此就会引起各方力量对政策执行施加影响，试图获得“政策倾斜”带来的好处［5］。
具体来说，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的自利属性是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利益博弈的内在诱因，而教育行政部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产生利益博弈的外在诱因。一方面，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无法彻底摆脱其“理性经济人”特征，因此都具有逐利属性，个人或组织追求自身利益的法则已经在人性解放的宣言下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另一方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让政策执行者有了更多决定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空间，而政策执行者也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属性，那么在利益冲突发生时，行政自由裁量权就会诱导政策执行者去寻求利益并展开利益博弈。教育政策执行中利益博弈的客观存在是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构建的应然逻辑。
（二）解决“不和谐博弈”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最直接方式
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利益博弈已经毋庸置疑，但是当其朝着对抗性博弈等“不和谐博弈”发展，就可能产生各种问题。如前所述，利益冲突一旦激化，政策的目标、认同和执行就容易出现多样化，譬如出现“上有对策、下有政策”的现象。如此一来，政策便无法高效一致地被执行，利益冲突所带来的对政策目标、认知和执行的不一致就会使得政策执行陷入困境之中，出现执行梗阻、滞变、低效等问题。除此之外，不合理的组织制度设计则会加剧利益博弈带来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倘若组织制度设计不能将利益因素考量在内，组织结构不合理且监督机制不健全，没有做到权责分明，那么利益冲突之下就容易出现“行政不当”“寻租腐败”等重大问题。
其次，在教育行政部门与作为政策对象的利益团体之间，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主张在政策执行时教育行政部门主动公开共享相关信息，主动为教育政策对象创造多种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平台，主动了解教育政策对象的利益需求，做好沟通交流和引导工作，不断增强政策对象的利益博弈能力，尽可能减少政策对象的利益损失。
其次，教育行政部门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更为明显。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在执行教育政策时会利用自身的权力努力维护本部门的利益；另一方面，作为利益集团的学生、教师和学校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努力地同教育行政部门进行争取和对抗。但由于利益集团不具备教育行政部门的天然权威，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因此利益集团在利益博弈时只能进行有限的对抗，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利益损失。而当利益冲突激化且利益集团意识到自己对抗的有限性时，他们就可能试图通过权钱交易等手段来达成目的，这时就会出现滥用职权、行政不当等问题。
4.2 慢性应激模型 慢性不可预计温和刺激可诱导抑郁样行为[44]。这种抑郁模型类似于人类遭受应激之后表现的抑郁行为[45]。
上述所提及的一般利益博弈，通常就是传统的博弈。传统的博弈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起点，产生了完全理性的理论假设，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博弈的局中人都在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他们通过对每一个决策方案进行衡量和计算，对不同自然状态下的收益值进行比较，最后根据决策者的价值偏好选出最佳的方案。一方面，它忽视了人性的可塑性、复杂性和多重性，忽视了社会道德和主流价值观对人性的引导和教化作用。另一方面，以“经济人”假说为逻辑起点的完全理性决策理论只是一种理想模式，对于现实复杂环境背景下的决策并不适用。
（三）弥补教育政策制定的不足
教育政策制定阶段是对教育利益进行分配的重要环节，因此在政策制定阶段同样存在利益博弈并且拥有决策权较多的一方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更能够满足自身的利益。利益博弈往往造成政策合意的困难［6］，同时政策制定可能因利益团体的非对称博弈而产生政策偏离原始目标和初衷的问题。换句话说，尽管大多数教育政策在制定时想努力达到利益均衡的状态，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无法完全协调好教育政策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最大程度地满足各方的利益需求。而在教育政策执行阶段，如若能够通过“和谐博弈”进一步合理调整和分配教育利益，那么就能够弥补教育政策制定阶段利益整合不够均衡的问题，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
（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7］。“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强调的是教育要满足个人合理的教育利益诉求，要在充分保证人民教育利益实现的基础上发展教育事业，公平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协调好教育政策执行中各方的利益关系。教育政策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为人民表达自身的教育利益需求提供了各种渠道和平台，为人民与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创造了有助于利益协商的文化环境和组织结构。只有通过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我们才能平衡弱势的民众与较为强势的教育政策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民在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利益需求，公平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实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目标和理想。
（五）与理性竞争、和谐共赢的社会理念相吻合
依据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利益博弈逻辑，教育政策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以和谐型博弈为基础，以信息公开为基本条件，围绕着上下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与作为政策对象的利益团体、政策对象的个体和组织等之间关系三个维度展开。
四、教育政策和谐型博弈执行模式的实现路径
（一）营造教育政策执行中和谐型博弈的文化氛围
首先，要以和谐型博弈为主旋律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和谐型博弈倡导理性竞争、平等协商、兼容共赢的博弈过程及结果，因此在教育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融入公平、正义、理性竞争和互助共赢的理念，不断引导教育政策主客体由“理性经济人”向合作共赢的道德人的转变。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环境中我们要努力营造公正民主、积极开放的行政文化，不断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提升行政人员的人格力量，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奉献意识和创新意识；要加强对教育政策执行人员的道德教育，不断强化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并使其深入人心，提高教育政策执行人员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其次，可以将公平、互助、共赢和理性竞争的理念引入教育政策执行的绩效考评之中，对于那些合法合理的竞争给予鼓励，而对于完全追逐私利或损害他人利益等不和谐的博弈给予批判和惩罚。
对于教育政策对象，我们要引导并增强他们理性竞争、兼容互助、敢于奉献的意识和精神。要鼓励他们积极地参与到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来，尽可能避免出现搭便车等投机行为。要引导他们逐步形成公正、民主、和谐共赢、重集体教育利益与国家教育利益等博弈偏好。
（二）确立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和谐型博弈规则
首先，教育行政部门上下级间的博弈规则主要是规范教育行政部门上级和下级的权责。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既要激励下级部门，激发下级部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教育政策执行能够顺利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前进，同时也要监督下级部门，主要通过绩效考核等方式来督促下级部门执行政策，一旦出现政策执行偏离政策目标的情况要及时引导并督促其改正。而下级教育行政部门也要对上级部门进行监督约束和反馈，要监督上级部门的权力运行状况和责任意识，发现问题要及时向上级部门进行反馈。
其次，教育行政部门与作为政策对象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规则主要侧重于平衡二者的博弈能力。由于作为政策对象的利益集团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利益博弈通常是不对称博弈，因此，要建立教育行政部门的信息公开机制，主动与政策对象进行交流和沟通。而作为政策对象的利益集团则要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素养和科学文化修养，提升自己参与博弈的能力。同时，利益集团还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合法自治组织，以提升自身的博弈能力和规范博弈程序，推进博弈的顺利进行。
最后，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规则主要强调提高博弈双方的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引导双方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和谐博弈，形成一种共赢型的博弈规则，促进双方合作共赢和优势互补。
（三）搭建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和谐型博弈平台
和谐型博弈平台构建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完善制度平台建设。完善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关制度规范，规范好不同层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和行为以及上下级教育行政部门之间的监督及反馈等行为，对于不利于教育政策顺利实施以及教育政策执行主体进行和谐博弈的制度规范要剔除并创新。第二，完善法律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如教育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监督法等法律法规，确保教育政策主客体在和谐博弈中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第三，扩大组织平台。增强教育政策客体的组织力量和博弈能力，建立“第三方”组织，如家长委员会等。政策对象可以借助第三方组织的力量与政策主体进行更有效更直接的协商对话，增强自身在博弈中的博弈和互动能力。第四，创造更多的协商平台。如今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为搭建和谐型博弈的协商平台提供了技术支撑，民众话语表达的平台已经从线下拓展到了线上，不同政策主体之间的互动、对话和协商也变得越来越便捷和高效。除去已经存在的各种民主恳谈会和听证会等，还可以搭建更多更高效便捷的互动平台。如建立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开通教育部官方微博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政府网站和微信微博客户端，在学校中还可以建立校长信箱等。这些都是良好的协商渠道和平台，既能保障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的话语表达权益，也能提高教育政策对象的利益博弈能力。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四）优化教育政策执行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和谐博弈离不开教育行政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合理设置。在传统的条块分割的教育行政组织结构下，对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交叉管理以及各院校复杂的隶属关系制约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阻碍了教育行政部门与各个院校相互之间的监督与沟通。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优化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厘清中央教育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合理划分教育行政部门上下级之间的职责和权力，明确各教育行政部门和政策执行机构与作为政策对象的学校、家长委员会等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要能够确保教育行政部门上下级之间以及同级之间无障碍地互动和交流，上级对下级要实行教育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考核，下级对上级进行信息反馈，并要监督上级的责任意识和权力运行状况等。而同级的教育行政部门之间要保持定期的交流和沟通，实现信息和资源共享。在科学合理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下，当地方政府之间、教育行政部门上下级之间发生利益博弈时，能够确保不同机构和部门之间进行有序且高效的协商与交流。当利益团体之间进行利益博弈甚至发生利益冲突时，各执行部门能进行良好引导，做到不推诿不逃避责任，保证博弈有序、规范地进行。
（五）加强教育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公开
教育政策信息的不对称是导致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等“不和谐博弈”现象的重要原因。教育政策执行中的相关信息不透明不仅影响了教育政策客体的博弈能力也有违教育公平的初衷。因此，要实现和谐博弈，我们要加强教育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公开。第一，开辟更多的信息传播渠道。除了传统的以文件、新闻的方式向民众宣传教育政策的相关信息外，还可以利用政府门户网站、网络、微信微博客户端、移动短信等互联网平台进行全方位的信息发布与宣传，针对一些重要的或易于曲解的政策信息还要进行反复的宣传，以此来促进政策对象对政策的理解，不断平衡政策主客体的博弈能力。第二，完善信息公开的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在政策执行中哪些信息应该公开、公开的程序如何、谁对公开的信息负责、公开的信息侵犯到部分群体的隐私该如何处理等，都应做出明确的规定。对于政策执行主体有意隐瞒应公开的信息的行为，政策对象可以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制约和监督，以保障自身的知情权。第三，建立教育政策执行情况的相关信息公开的机制和规范。可以成立专门的工作部门或工作小组来负责信息公开的相关事宜，制定好信息公开的程序和规则，保证信息公开的合法、有序和高效，尽可能地将教育政策目标的实现情况、政策执行的过程以及执行过程中资源的耗费情况等有效信息向政策对象及公众公开。此外，还要完善信息沟通和反馈制度［8］。总之，要确保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化，如此才能实现信息对称，确保政策客体的博弈能力，实现和谐博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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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姚松.博弈论视野下的教育政策执行主体行为偏差成因［J］.现代教育管理，2014，（1）：65.
A Primary Study on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Game Model of the Education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SHI Huoxue,PAN Chen
（Fuzhou University,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The harmonious game model of education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which takes the“manager”assumption as a logic starting point based on harmonious game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response to the objective fact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interest gam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policy,but also the most direc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tagnation,obstruction and inefficiency caused by the“disharmony game”.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urrent social concept of rational competition and harmonious win-win,and it is also the necessity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education policy formulation and a "people-satisfied education." This model is mainly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five aspects of cultural creation,rule establishment,platform construction,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ptimization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harmonious game.
Key words： educational policy；harmonious game；implementation model
中图分类号： G40-01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A 1674-5485（2019）10-0060-06
①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基于治理理论的我国教育政策执行研究”（DFA140221）。
作者简介： 石火学（1968-），男，安徽安庆人，福州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潘晨（1994-），女，福建三明人，福州大学硕士生，主要从事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
（责任编辑：徐治中；责任校对：张德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