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与文化学研究·
合理性维度：新宏观社会变迁理论刍议
李乔杨1，任红伟2，周承鑫1
(1.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2.中共贵州绥阳县委组织部， 贵州 绥阳 563300)
摘 要： 华裔社会学家赵鼎新对中国历史社会有深入的研究。他在接受迈克尔·曼社会变迁理论的合理要素的基础上，于其《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著作中提出了关于宏观社会变迁之理论，以之系统分析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规律。由于学界同仁对《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尚存不同理解，赵由此写下《哲学、历史和方法——我的回应》一文作为回应。《回应》清晰地诠释了其理论与迈克尔·曼之理论的不同之处。本文比较、分析了迈克尔·曼与赵鼎新各自理论的特点，认为理论的合理性宜取决于它能诠释社会现象的维度。这一判断对于社会理论的构建可资一鉴。
关键词： 赵鼎新；迈克尔·曼；社会变迁；理论构建
在科学上，理论是事实、规律、推断及已被验证了的假设，是对自然界某个方面的充分诠释(well-substantiated explanation)[1]。也就是说，理论是关于宇宙中一系列事件，为什么及如何发生的一个“故事”。社会科学的理论就是寻求解释人类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行为、交往及其组织形式[2]。社会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及其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3],是对人类集体生活及其结构关系、各种现象予以研究、探讨人类命运的一门学科，是人们对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系统看法与认知，并运用诸如功能、结构、冲突、释义等理论范式对我们周围的社会世界予以构建、塑造；同时，也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再建构、再塑造的知识体系。[4]
社会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各个组成要素(或结构)相互媾媷、各具特质，且各要素发展不平衡是常态。社会系统为了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异质性”因素就显现出来，原有的结构关系就需调整重组。这种适应和调整先是局部的、渐进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原有结构体系的重组。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认为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四种形态的权力源于人类在功能上的需求，此四者亦乃社会变迁之动力。赵之《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一书运用文化变迁的理论体系阐述了其秉持的理论：通过演绎法来分析每一个理想状态社会权力的性质以及在围绕这些权力的竞争中产生的社会机制[5]，使笔者深受启发与教育。然而，也有学者对此表达了不同的见解,《哲学、历史和方法——我的回应》便是对此的回应。笔者认为，在同一理论框架下对所提出的诸问题进行解释正说明任何一项理论范式都存在着其应用性皆具有其合理性维度。
一、新宏观社会变迁理论
建立一个有广泛解释度的理论框架，一方面来自方法论的选取；另一方面和研究者所秉持的认识论关系密切。迈克尔·曼的社会变迁理论是赵氏新宏观社会变迁理论的母体。曼氏理论主张社会发展乃动态演化，融马克思主义社会冲突论与韦伯的社会“三位一体”分层论于一炉。曼氏认为：社会权力可能存在四个来源，而且社会权力以符合每一权力来源技术特征的方式对社会加以整合，从而形成异质社会网络之间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而这种社会网络最终表现为可观察的制度化结构；历史变迁的动力是缝隙中增长和非企及结果。在裂隙之内生活的人们，因有了创造力而有着追求幸福生活的无限欲望，于是可以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正是社会冲突，以及冲突中相对而言生活在裂隙之内的那些弱势群体，正是他们对既存制度的反抗，成为社会演化的动力。
赵氏在迈克尔·曼的社会变迁理论基础之上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新的理论范式，以之诠释传统中国历史发展规律。该理论提倡在宏观结构条件约束下以机制为核心的多“因变量”的解释框架，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竞争与机制之间的辩证法是历史变迁的推手。其“新理论”基于两个前提，一是人类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皆有极强的中原逐鹿之欲望，二是人类竞争惯常手段源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与军事抑或其合力[6]，并提出以变迁、结构、话语三个视角为出发点来理解和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7]170。在《回应》一文中，赵阐释了与曼氏理论的六大不同之处，以及“理论建构和经验分析背后的一些在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上的考虑”[8]47，这是赵氏理论的核心与精髓。
二、“新理论”与曼氏理论之比较与认识
第六，关于社会结构样式。赵对西方学者针对中国史所做的各种庆祝多样性式的学问，即，试图通过强调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无数大大小小的其他传统来解构在中国得以长期延续的主导性的儒法国家传统，及其这一主导性传统对古代中国方方面面的影响持有一定批判态度。西方学者强调社会结构是由行动主体来不断重构的，但是却忽视了各个行动主体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以及对于社会变化和结构化的形塑能力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也陷入曼氏理论的“人的动机却不在社会变迁中占有位置”的结论中[8]50。而赵的理论却拥有两个比较特殊的本体性承诺：即，拉马克原理和道家辩证法。狭隘地讲，赵拥有了自己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这一法宝。依据格尔兹(Geertz)之“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地方性’丝毫不意味着空间上的封闭。地方性情景是可以改变、扩展的，当然不是扩展为‘普遍’，而是转换到另一个新的地方性情景中去。地方性只是并未给知识的构造与辩护框定界限。”[13]由此可知，赵没有在一个“先验性”基础上就确定“结构多元”，而是舍弃西方学者“先入为主”观念的社会变迁理论，这为研究中国历史变迁问题提供了一个可预途径。
(一)赵氏理论与曼氏理论比较。在《回应》一文中，赵鼎新总结提炼出与曼氏理论的六大不同之处[8]49-53:第一，曼之人类社会四个形态的权力源于人类在功能上的需求说，赵之人类社会的四个权力来源基于人的本性所导致的社会竞争与冲突说；第二，曼之历史变迁的动力缝隙中增长和非企及结果说，赵之经济和军事竞争给予历史发展方向性的重要推手说；第三，曼之四个社会权力源于人类的一些基本动机说与人类动机的基本面向不变说；赵之人类个性二元分类与动机优先说；第四，曼之理论分析理想说(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赵之四维正交关系理论分析理想说；第五，曼之“庆祝多样性”说，赵之问题意识解释广度说；第六，赵与曼乃至整个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区别还在于赵有着两个比较特殊的本体性承诺：即，拉马克原理和道家辩证法。赵氏基于中国传统与自己的哲学体系创建了与曼氏不一样的认识论，并以此理论范式对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予以分析。
第五，赵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时采用了古希腊哲学的认识论，即，一个理论的合理性取决于它能解释现象的广度。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诠释离不开诠释者的立场与背景。没有理论的诠释，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原来的次要问题变成了主要问题，如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的建构问题，亟须一套体系与理论对此予以研究；然而，并没有现成的理论范式可供利用。社会变迁理论林林总总，赵的理论为这套体系的建立可谓打开了一扇窗户。
第四，曼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为四个理想类型，以之为解读人类历史的启发性的工具；赵把人类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四个面向的竞争看作是一个具有四个维度互成正交关系的“理想类型集”作为解读人类历史的逻辑起点。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任何一个部分，都和其他部分相互交织。在人类社会中，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也不例外，政治(或是政权)的更替会导致其他各方面的变化[8]51，这是一种多米尼骨效应。
第三，曼认为人类的基本动机是四个社会权力的来源，但却否认其在社会变迁中的主导地位。赵则相反，他认为人的动机在社会变迁中占主导地位，也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所决定的。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认为，人类需求是有一定层次的，共分为五层。第一层次，生理需求：如衣、食、住、行等；第二层次，安全需求：如人身安全、职业安全等；第三层次，感情和归宿需求：如友谊、情感归属等；第四层次，社会需求：如尊重、权威、地位等；第五层次，自我实现需求：如胜任感、成就感等。[12]人类的基本动机，也可以理解成是人类对需求的实现。假设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情感归属，通常对食物的需求才是最强烈的，其他需要相对就不那么重要。此时，人的意识几乎全被饥饿占据，人就会首先满足生理需求，高层次的需求则是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有所考虑。曼氏理论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下，显然是解释不通的，人的动机会随着自身需求的不同而改变，在满足了自己的生存需求后，人就会有更多的期许，这是赵之社会变迁理论的合理性所在。
第二，历史变迁的动力问题。曼氏理论主张缝隙中增长(interstitial development)和非企及结果是社会历史变迁的动力。他认为:“历史变迁的动力往往是存在于旧有权力结构缝隙中的社会行动者和社会力量发展的出乎意料的结果。”赵却认为历史发展具有方向性，经济与军事是历史发展方向的主要推手。赵还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一个线性的发展目标，一个朝代在开国和拓疆后的最大目标只是政权的稳定，大众都是臣民，人性和人际关系被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各种价值观和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组织紧紧约束着，人的工具理性的一面只能以非常扭曲的形式得以表达。”[7]174因此，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变迁，就应该另辟蹊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客观认识，才诞生了其新的宏观变迁理论，为探索诸如中国国家民族建构这样迫切的问题研究树立起了一盏灯塔，开辟了新的道路。
第一，对社会权力来源的进一步研究。迈克尔·曼著有4卷本的著作《社会权利的来源》(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系统研究了人类社会权力与性质，他把“历史和社会当作是四种权力来源的产物，并进一步提出，这四种权力来源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理解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最佳切入点，因为他们之间的互动不仅能够影响社会发展方向，而且这些权力来源本身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组织和制度手段。”[10]从人类学功能论来讲，人类是文化的创造者，而不同类型的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也是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存在。“马林洛夫斯基的功能论的出发点是包括社会结构在内的，文化体系都属于人用来满足其基本生物需要及由生物需要派生的各种需要的手段”[11]。在文化变迁过程中，也就意味着人类需求的变化，也就是对文化功能需求的变迁。在赵氏理论中，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竞争，而竞争的目的成为对权力的获得。达尔文的生物“自然选择”认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人类为了生存下去或是为了生活得更好，竞争则成为常态。此外，赵在理论中所采用的拉马克原理，核心就是“用进废退，获得性状遗传”。所以，关于社会权力的来源，笔者认为，是因为他们的认知论与本体论的差异才会有不同的哲学归宿；然而，毋庸置疑地的是赵之理论更具有解释诸如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规律的可取性，也是人类社会向善发展的最佳选择，即遵从减熵的规律。
当φ> 0时,D-P的屈服面是六角形的M-C屈服面的一个外接圆锥面;当φ= 0时,D-P则退化为Mises准则.
当u
(二)对赵氏理论的认识。无论是迈克尔·曼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军事的“四形态说”；还是赵鼎新的“两个前提”说，他们的共性皆基于人类的本性或动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9]。认识社会的基本前提就是从自身出发，进而探讨家、国、社会及宇宙，事物的延续遵循减熵原理。
概括起来，“新理论”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其一，人类是竞争性的动物；其二，人类的竞争在于对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的控制权上的争夺。通过分析四者之间的竞争与制度化的动态博弈，以及四种力量的性质和不同组合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模式的影响，进而形成与曼氏不同的理论视角，完成了新理论的构建。新的宏观社会变迁分析范式，也遵循了其秉持的理论的合理性取决于它能解释现象的维度的准则。
任何一套科学理论都有自己的实用维度，而任何一套科学理论体系诞生脱离不了构建者的学科背景。迈克尔·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教授，持有英、美双重国籍，现为剑桥大学荣誉教授(Honorary Professor)。20世纪60年代，于牛津大学攻读现代史、70年代初获得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此后，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耶鲁大学、伦敦大学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职。这样的求学经历与教职生涯使得曼撰写出4卷本的《社会权力的来源》(The Source of Social Power)，为其构建诠释人类社会权利关系的模块(model)奠定了基础[14]。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的赵鼎新教授浓浓的“鲁迅情怀”使得其从一个生物学家变成了一个社会学家，求学于麦克吉尔大学(McGill)，就职于芝加哥大学与浙江大学。在西方学界多年之后，赵形成了两个不愉快的判断，一是华裔圈子虽有不少优秀学者，但在世界人文社科方面依然落后于西方，没有拿出一套能与西方主流理论抗衡的体系，赵教授不服气的精神使得《儒法国家》得以问世，中华几千年的历史内部所呈现的复杂性和长时段规律给了其理论建构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舞台[8]49。从中不难看出在历史的研究中应该把个体置于思考的中心，应该从观念历史发展的角度去思考政治行为的前因后果[15]6。
三、对“我”启示
2. 根据这个预测模型来处理和评价任何新样本，或在诸多新样本中选出与已有模型拟合度最高的那一个。在对弈中，AlphaGo就是借之前得到的预测模型评估每一个可能落子点所带来的获胜概率，并总是选择胜率最大的那一步棋来走，以此发挥出计算机(远超任何人类棋手)的稳定性优势取得最终胜利。
(一) “解决问题不讲主义”的实用主义。芝加哥大学之所以能成立第一个社会学系乃至形成芝加哥学派，是美国社会学家把出现在欧洲的社会学美国化的努力。如，利用社会学理论范式研究美国工业化背景下的城市犯罪、城市移民和城市骚乱等；然后，构建了具有美国式保守主义特色的以“解决问题不讲主义”为核心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社会学理论，其具体表现就是符号互动理论(Theor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的发展和芝加哥城市生态的研究。[7]173美国社会学家立足美国国情，在“实用主义”思想指导下，一方面对出现在工业化背景下的社会问题有了大量研究，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学科也因此得到极大发展。
(二)形成中国特色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学理论。当前国际社会科学界，中国“话语权”还处在养精蓄锐的征途上。一方面，较之西方，中国的社会学起步晚，而给我们留下的空隙其实并不是太多[8]53；另一方面，抑或也是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社会学学者相对较弱的中国式的“实用主义精神”。学科、专业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把握时代发展脉搏，认清新时期中国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比如，“城市社会来临，城镇化面临新的挑战、工业化向后期过渡；信息社会来临，社会生活方式变化加快；消费社会来临，社会环境需要加快改善；老龄社会来临，人口老龄化不断提速、社会利益调整期，社会风险有所加剧”[16]等当下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此外，还须多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实际相结合，凝练具有国际意义的中国式社会研究理论范式。
除了课上经常奔波在各个博物馆之间，宴姝私下也常去观展。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组织的一场关于雅宋风流的展览。展览中并没有选择那些让人耳熟能详的名画，而是展示了一张张小小的花签，通过花签上的书法、印章和花样变化，呈现那些闺阁淑媛们聚在一起抽花签、吟风月、诵志趣的雅趣。
(三)充分利用传统辩证思维和历史理性传统。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具有很强的辩证思维与长时段的历史理性传统；然而，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打破了中国固守的传统。赵“摈弃西方盛行的轻浮的多元主义史观及其黑格尔的天真的进步主义辩证史观，而倾向于与老子思想比较接近的不具有进步意义的辩证史观。”[8]54努力为寻求适合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付出了努力与尝试，其“新社会变迁理论”是一次新的尝试与突破——基于我国史学传统，运之于株苗之嫁接，已然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之一[15]1。
因此，充分利用传统辩证思维和历史理性传统——我们并不缺乏这样的文化。但是，中国目前没有或少有话语权，我们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更应该主动借鉴与消化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拿来主义”不失为一种好途径。在传统中国辩证思维和史观方面，应舍弃不合理部分，更加注重实效。有机地结合西方理论与中国特色，形成“中国方法”，这也许是赵想表达的一种理论情怀。对我们理解、诠释时下中国社会问题，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及国家民族建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期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人物纹样是广彩瓷的主要绘画题材，题材丰富，分为中式和西式两大类。中式人物纹样多来源于典故或气氛热烈的生活场景，如喜宴、出游等。西式风格图案则取材于宗教、神话、贵族生活等，与同时代的绘画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亦有以西方油画或版画纹样来定制的广彩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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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 Dimension :On the theory of New Macro Social Change
LI Qiao-yang1，REN Hong-wei2，ZHOU Cheng-xin1
(1.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Gguizhou , 550025;2.CPC Suiyang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Suiyang Party Committee ,Suiyang ,Guizhou , 563300, China )
Abstract : Zhao Dingxin, a Chinese-American sociologist, has deeply studied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accepting the reasonable elements of Michael Mann's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he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new macro-social change in his book The Confucian -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law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Zhao’s article: Philosophy ，History and Method ：My Response is his reply to his colleagues. “The response ” makes clea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is theory and that of Michael Mann's. The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chael Mann's theory and Zhao Dingxin’s theory, as might serve as a mod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theory.
Key words : Zhao Dingxin; Michael Mann; social chang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 2019-06-01
基金项目： 贵州民族大学科研引进人才项目“西北边疆安全对策研究”(编号:15XRY019 );国家社科基金“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建构研究”(14XMZ001 )；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世界主要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实践及对我启示研究”(15JZD034 )子课题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乔杨，男，安徽人，法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世界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及海外民族问题；任红伟，男，硕士，中共贵州绥阳县委组织部干部，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及海外民族问题；周承鑫，女，侗族，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及海外民族问题。
论文编码： Doi:10.3969/j.issn.1673-9329.2019.05.04
[责任编辑：李 斌]
标签：赵鼎新论文; 迈克尔·曼论文; 社会变迁论文; 理论构建论文;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论文; 中共贵州绥阳县委组织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