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通货紧缩和刺激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内需论文,体系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世纪90年代，与西方国家企业兼并浪潮不断高涨，工业生产呈全面回升并稳定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南亚国家、独联体国家以及其部分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则处于低增长，甚至基本停滞状态。由此产生的世界性通货紧缩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得，（注：例如，1998年OECD国家的平均通胀率仅为2%左右，同年欧盟国家的通胀率则更低，而美国的通胀率进一步下降到1.7%；90年代初7国集团的平均通胀率为5.5%，1998年后下降为1.4%。又如，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市场非能源产品价格指数由1997年的2.2%下降到1998年的-15.7%；能源价格指数由1997年的-6.9%下降到-28.5%。）并且于90年代后期波及我国，主要表现为国内物价涨幅明显低于以往各年。
与通货膨胀不同，通货紧缩是指这样一种连续状态：它表现为批发、零售物价的不断下降，而总需求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直接表现为物价的下跌和总需求的不足。导致这次世界范围内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有二：(1)受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投机的影响，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这在较低价位上扩大了本国产品的出口，而凡是以这些出口产品为原材料进行生产的国家其最终产品价格自然也会下降。货币贬值也使东南亚国家进口减少，国际收支有所改善，但却导致其他有关国家的贸易逆差相应加大，客观上迫使后者转而也在不同程度上采取货币贬值政策，结果造成国际市场上出口商品价格的普遍下降。(2)受到金融危机打击的东南亚国家为了获得IMF（或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的金融援助，只得按照IMF的要求紧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对于克服国内泡沫经济，减少银行呆帐，实现国内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是必要的，但是紧缩性经济政策明显产生了一种既抑制国内需求，也抑制进口需求的作用，其连锁反应就是在一系列国家里引发总需求不振，物价相对下降现象。
按照人们对1877-1896年和1929-1933年发生的两次世界经济萧条的情况所进行过的分析，已经证明，通货紧缩与需求不足的确具有互为因果和相互加强的关系。这种关系如不能及时打破，就会给经济生活造成难以克服的困难。
第一，低而稳定的物价水平原本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提高人们所有货币资产的相对购买力，但是它如果发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经济不景气时期，则是劳动收入提高缓慢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真实反映。对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有效需求不足会造成生产停滞——失业增加——收入减少——有效需求进一步下降的循环。
第二，在通货紧缩期间，人们会延期购买各种非生活必需品，即使对于原先已订购的商品也会尽量采取延期支付的办法以获得继续降价的好处。但是，这样做通常导致生产部门的存货增加，利润下降，企业被迫停产、减产，进而解雇大量工人。劳动失业增加和企业经营效益下降对经济社会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均产生抑制作用，造成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这就是通货紧缩在经济生活中产生的回波效应，即恶性循环。
第三，人们以贷款方式购买的房地产与耐用消费品其价值在通货紧缩期间也要下降，甚至会下降到低于贷款价值的水平。于是，在债务人方面往往发生有意拖欠债务或延期偿还的行为，使得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无法按期收回本息以继续放贷。这就是通货紧缩产生的信贷紧缩效应。
根据我国经济运行的现状判断，通货紧缩与内需不足现象已经非常明显，并给经济生活带来了一连串消极影响：(1)截止到1999年5月，零售价格指数已经连续20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4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则连续25个月负增长（注：1999年1至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下降1.4%，商品零售价格下降3.0%，预计全年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9%左右，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4%左右。）。这种多个价格指数同时出现长期全面下降的情况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2)从1999年初开始，货币供应量增幅比以往有较多下降，货币流通速度连续减缓。到1999年10月末，M[,1]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2%，M[,2]增长14.5%，M[,0]增长15.7%，都明显低于正常增长幅度。(3)由于物价水平连续下跌，抵消了降息的作用，导致实际利率升高，对储蓄的吸引力反而增强。到1999年4月，银行储蓄已接近6亿万元。与此同时，银行存贷差额却不断扩大，截止到1999年5月末，我国金融机构存贷差额累计超过12000亿元，其中仅头5个月各商业银行新增存贷差额就超过3000亿元。（注：银行业发生“惜贷”现象的原因还在于企业产品销售不力，经济效益明显下降，为了避免坏帐负担增加，银行不得不把控制金融风险作为其工作中心，从而减少了对各类企业的贷款。）银行大量超储，信贷紧缩导致大部分储蓄不能转换为投资。(4)在通货紧缩、信贷紧缩、内需不足多重影响下，国有企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均急剧下降，1998年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分别为3.5%和6.1%，比上一年回落9.0和0.7个百分点，1999年仍回升乏力。这种情况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就业压力增大。1998年我国GDP年增长率从上一年的14.2%下降到7.8%，虽然1999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没有发生明显下降，但是全年经济增长率仅为7.1%。根据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计算，到1999年底我国的城镇劳动人口失业率高于上年的3.1%水平，如果考虑到那些没有下岗但无实质性工作可做的人数，实际失业率可能高达7%-8%。国民经济的普遍不景气造成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下降，其结果是民间消费不足，企业生产能力闲置（注：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在我国9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有半数以上的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几乎所有产品，包括能源、半导体、汽车、纺织、化工产品都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另据2000年2月18日《中国乡镇企业报》报道：“据悉，目前国有企业闲置设备约占总资产的20%，即有1万亿元左右的设备是闲置的。”），主要产品出现相对或结构性过剩。
就1998-1999年的宏观经济形势看，在我国通货紧缩已经和内需不足形成互为因果，相互加强的关系，它把我国经济逐步拖进某种萧条状态。所以，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讲，人们才把通货紧缩视为我国目前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障碍。
二
为什么在我国经济蓬勃发展近20年之后，会出现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现象，笔者认为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9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对信贷和投资实行严格控制，1996年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但随后不久，一些东南亚国家便发生了金融危机，尽管当时的一些迹象已经预示了国内外经济环境将会发生较大改变，但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却没有作出及时反应和调整。1997年初政府仍要求把社会投资增长率控制在8%左右，这就加重了由于投资紧缩引起的内需不足问题。1998年当政府意识到商品出口对拉动国内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增加国内投资刺激有效需求已是当务之急，转而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时，国内却一时难以找到相当规模的理想的投资项目。
第二，有些研究资料显示，正常经济增长（如年增长率为8%）情况下民间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达到40%的水平。但是，民间投资和个人消费纯属市场行为，政府不能也无法直接控制，只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施加影响。那么，在刺激民间投资和个人消费上，政府对新的投资热点、消费热点的开发和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推动民间投资与个人消费上，政府的货币、金融政策调整滞后，始终未能及时发挥应有的刺激作用，并且至今不能为国内非国有经济提供稳定的融资渠道。这不仅对全面启动民间投资和个人消费造成不利影响，而且也未能为尽快打破通货紧缩之恶性循环创造出有利的政策环境。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有了长足发展，至今每年已为我国创造70%的国民生产总值，62%的国内生产总值和60.5%以上的就业。即便如此，国家不仅没有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个人消费提供金融、信贷便利作出必要的努力，而且大部分银行贷款（70%以上）仍以（已经给国家商业银行造成大量坏帐的）国有企业为发放对象。在非国有企业得到商业银行贷款不足30%情况下，1998年后民间投资出现呆滞，甚至下降现象就也不足为奇了。这种信贷歧视做法既严重地阻碍了民间投资和个人消费的增长，而且造成经济生活中巨大的资源配置扭曲。
第三，通货紧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生产过剩，但是在居民收入偏低，消费层次不高，尚有7000万城乡贫困人口的我国，这种过剩根本不具有绝对性质，属于典型的相对过剩。在居民的收入水平原本不高，又值经济不景气且收入增长前景不甚乐观情况下，持币待购以至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必然成为普遍现象。此时，相对于有效购买力而言，国内市场上许多产品自然会发生“供过于求”的问题。对于这种生产相对过剩问题，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就是政府财政增加转移支付以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而取得扩大内需的效果。而比较彻底克服生产相对过剩的办法，则是政府努力为经济社会培植一个自稳定机制。不过，目前我国政府还不能有效地使用这些刺激手段。一是因为广泛的经济改革与长期未能克服的财政“越位”问题分散了政府财力，使之无法大量增加对普通国民的转移支付开支；二是在推行市场经济过程中对个人所得税制与社会保险税制的建设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短期内国家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尚难正常运行。
第四，除了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国内生产相对过剩外，生产领域中存在的结构性过剩问题也是加深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结构性生产过剩的外在表现及其后果是，大量经济资源被滞留在夕阳产业或各种低效率生产部门，用来生产无市场、无发展前景的产品。由于这类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一般小于1甚至接近于零，即使企业为扩大销售而不断降价，甚至打价格战，消费者也往往无动于衷。对此，企业作出的反应或是价格战升级，或是投资锐减，经过几轮反复后，国内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就会同时出现萎缩现象。我国目前结构性生产过剩问题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极为相似：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食品、服装等）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机械、钢铁及建材等）出现绝对或相对过剩，而技术密集型产业生产的高科技产品和高科技带动的第三产业提供的某些知识密集型劳务，则不仅没有过剩，反而供不应求。造成我国现阶段结构性生产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不发达，有关产业政策不尽合理，以及国企改革受阻。所以，政府必须加大市场经济改革力度，改变过去发展传统产业的一些思路与做法，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大力发展以技术密集型为特征的高科技产业，以及与高科技相联的第三产业。
第五，虽然政府曾经连续七次降息，甚至在1999年末开征利息税以刺激个人消费与投资，但是居民储蓄趋势仍是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增加，到1999年年底，全国储蓄总额已接近8万亿。社会储蓄持续增加的原因有二：一是居民收入提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作用下，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相应地提高了平均的储蓄倾向（注：西方经济学的绝对收入假说理论解释了这种现象。另外，有关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开支占GDP的比重1985年为50.1%，1986-1990年的平均值为48.3%，1991-1995年的平均值为44.3%，1997年则进一步下降为40.2%。参见藏旭恒、朱春燕撰写的《城镇居民消费——储蓄决策行为分析及启动消费需求的对策选择》一文，载《南开管理评论》，1999年，第4期。）。二是由于近年来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人们对收入增长前景很难做乐观预期，这造成人们力图通过增加储蓄来达到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维持已经形成的消费格局的目的（注：西方经济学的相对收入假说理论解释了这种现象。藏旭恒、朱春燕在其《城镇居民消费——储蓄决策行为分析及启动消费需求的对策选择》（载《南开管理评论》，1999年第4期）文章中指出，我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在1986年为18.7%，1992年为15%，1996年为10.8%，1997年仅为6.8%。虽然我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变化与商业周期变动有关，但是多年来普遍低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且其自身也存在着长期下降趋势。）。如果结合个人储蓄分布状况和其他因素进行分析，我国社会储蓄持续增加应该算是居民的理性选择，其向投资或消费的转化则须特殊条件配合。目前，我国社会储蓄的储户分布极不合理，70%以上的存款集中在不足10%的少数富有储户手中，这部分储蓄须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方可转化为投资。余下的储蓄部分则主要由农村个体户存款和城乡居民存款组成，具有储户分散、人均占有额低的特点。在社会保障制度未能有效运行之前，这部分储蓄具有自我保险投资的性质，主要被用于家庭成员未来医疗保险、失业补偿、意外事件导致的收入损失补偿；而在个人消费信贷未能普及之前，这部分储蓄具有自我积累投资基金的性质，主要被用于未来的住房与耐用消费品购置，以及对后代的教育支出等。换言之，不管利率怎样变化，为数众多的普通居民的储蓄注定只能通过少数垄断性行业的产品与劳务转化为消费与投资，其对持续扩大内需的作用不可能太大。
第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积极刺激生产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对社会收入分配问题未能予以必要的关注，致使社会收入与财产分配逐渐产生极化现象。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199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15，不仅超过所有发达国家，而且超过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注：世界银行计算的主要国家的吉尼系数为：法国(1989)，0.321；德国(1989)，0.281；美国(1994)，0.401；瑞典(1992)，0.25；意大利(1991)，0.312；匈牙利(1993)，0.279；印度(1994)，0.297。在世界银行160多个成员国中，只有最贫困的32个发展中国家的吉尼系数超过我国。参见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收入分配极不合理，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仅增加了社会消费倾向下降的压力，而且在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情况下，造成社会公平感下降，进而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对社会不满情绪增加，国家公职人员队伍贪污腐败问题，经济犯罪、刑事犯罪率有所上升问题等。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及其产生的各种问题直接或间接地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与发展环境，在导致社会消费畸形的同时，也给有效需求的稳定增长带来消极影响。
三
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导致我国出现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发生在内部，而不是外部，并且它们相互作用，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极其复杂的影响。所做的分析还表明，经济社会为解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问题所应该采取的经济政策也是复杂的，即政府无法指望依靠单一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所有问题。对此，政府应该努力制定一套有助于尽快打破“通货紧缩——内需不足”恶性循环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这一政策体系在基本形式上应该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为对付“大萧条”所采取的“新政”，即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地区发展政策、对外贸易政策，以及其他社会政策和必要的经济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对付通货紧缩和用于景气调整。如果这种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设计优良，并得以有效实施，将有助于政府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改善国民的经济预期，刺激国民的消费与投资，增加劳动就业，最终提高国民的可支配收入等一些最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来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点在于，刺激经济社会充分有效地利用它的储蓄，即采取各种可能手段使“无用的社会储蓄”转化为真实的社会收入。其原理正如凯恩斯所解释的那样，“利用储蓄在地上挖窟窿，这不仅可以增加就业量，还可以增加有用之物以及有用之劳役，换句话说，增加真实国民所得。”不过，凯恩斯也指出，只有在政府面对经济社会总需求不足而又束手无策时，才有必要采取这种“全面浪费的补救办法”。（注：凯恩斯：《通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187页。琼·罗宾逊夫人亦指出：“我们必须说，任何花费总比不花费强，在地上挖窟窿，然后再填起来；把德国南部的森林染成白色也好。如果不能支付工资使人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那就花钱让他们做一些蠢事吧。”(John Robinson:What Has Become of the KeygnesianRevolution?Challenge,Jan-Feb,1974。)）
在通货紧缩、内需严重不足的时期，最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是财政政策。1998年政府开始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活力有一定效果，也在某种程度上拉动了国民经济增长，但是在扩大民间投资与居民消费方面，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下一阶段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应在如下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无论经济社会在何种程度上作出反应，在我国当前情况下，进一步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的同时，合理调整财政支出方向是转化社会储蓄，是启动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手段。在调整财政开支方向上，如果政府增加的财政开支能够大部分被用于扶持战略产业的发展，社会基础设施的扩大，以及人力资本的开发这些方面，其乘数效应是不能低估的。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把政府支出（含赤字支出）大部分用于公共消费方面，其刺激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效果可能是十分短暂的；但是如果把政府开支集中用于公共性资本投资方面，其乘数效应将是长期的、明显的，既可以刺激私人投资的增长，也起到补充私人投资不足的作用。就我国目前情况看，新增政府财政投资应该大部分集中在那些以投资规模庞大、投资风险巨大、回收期较长、科学技术与科学管理含量极高为特点的现代产业或战略产业（如微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智能机器人、宇航等）方面。另外，继续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增加对诸如交通、教育、卫生、环保方面的公共投资，仍是必要的，这既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活动所依赖的外部条件，更有助于提高企业投资盈利性并鼓励它们增加投资。至于增加政府财政开支可能刺激资本市场利率上升，或许挤出民间投资的问题，短期内可以不去考虑。即使出现政府开支扩大（债券发行扩大）导致资本市场利率上场的情况，但由于中国远未达到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均衡，在民间储蓄和公共投资作用下，社会投资总量也不会受到抑制，反而可能会加速增长，这实质上是政府开支获得的一种理想的“挤人效应”。
第二，在我国目前税制结构下，即使大幅度减税似无有效空间，政府也要在保持税收收入总量增长前提下利用税收手段对企业行为施加必要的影响。例如，可以按照某种标准，对吸收更多劳动就业的企业实行减税，这样既有助于减轻经济社会的就业压力，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储蓄能力，并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又如，有选择地对能够明显增加经济供给的企业，新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出口绩效一贯良好的企业，以及产业关联度较高能够明显带动社会投资的企业，实行减税。这种减税的目的主要是保护这些类型企业的积累欲望，相对提高其储蓄规模，以便更好地拉动经济社会的投资增长、就业增长和收入增长。另外，这种减税也可以作为贯彻国家新时期（调整后）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再如，税收政策调整还可以包括对企业投资实行税收抵免，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等，以及提高旨在支持出口的出口退税率，大力清理和取消不合理的收费、基金，开征财产税、遗产税，修订个人所得税新税法等。
第三，目前人们普遍担心的问题是，用于刺激有效需求的积极财政政策必然会产生较高的财政赤字，如果控制不力恐怕日后会给经济生活带来不良影响。虽然1998年以后我国出现的财政赤字大部分属于积极财政政策赤字，与结构性财政赤字不同，它的规模直接受社会闲置资金规模变动的影响，但是由于这两类赤字可能同时发生，其累积效应是迅速吸收尽社会闲置资金，尔后造成社会资金供给的全面紧张并触发通货膨胀。那么，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保持财政基本收支的平衡以尽量减小结构性赤字规模，相应地给积极财政政策赤字的调节留有一定的余地。要求国家财政基本收支平衡，一是要注意财政开支中经常项目开支必须受到合理的限制而不能过度膨胀（注：经常性开支过度膨胀，往往先是挤掉部分资本开支，然后扩大财政赤字；而在赤字补偿受到严重限制，或在债务偿还发生困难而不得不削减财政开支的场合，首先受到削减也仍然是资本开支，其次才是经常开支。），它应与财政收入保持一定的比例，或与财政收入按固定比率增长；二是要注意财政收入总体规模应与国民收入按某种相对固定的比例增长。据此，在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时，政府应该时刻注意加强对财政赤字的管理，尤其要控制好赤字规模（注：只有在无可奈何情况下，政府才应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布兰查得提出的“可持续的政府财政赤字”概念来确定其赤字规模。假设特定时期政府最大税收收入为T[0]，政府最小财政开支（低于此开支政府即无法正常运转）为G[,0]，财政府的“最大可维持的基本财政盈余”为S(=T[0]-G[,0])。在政府公债利率为r条件下，只要政府的公债利息支付(I)不大于S，即I=S，政府就不会倒闭。据此，政府特定时期的“最大的可维持公共债务”规模可以按照S/r予以确定。例如，假设目前我国每年的“最大可维持的基本财政盈余”为1500亿元，在利率为3.6%情况下，我国“最大的可维持公共债务”规模可以确定为41667亿元(1500/0.036)）。
政府在继续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时还应该加强与货币政策联合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机结合，可以增强政府“逆商业周期而动”的财政政策之实施效果。这是因为，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货币政策影响的货币市场的性质（货币政策环境），直接作用于产品市场的财政政策不能在没有货币政策配合的情况下达到它的政策目标。另外，经验表明，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里长期依赖单一政策会导致这种政策的效果持续下降。
目前，为了扭转经济社会货币供给量增长缓慢，遏制通货紧缩不断加深之势，必须适当增加货币发行数量和扩大各类银行信贷规模。今明两年内，各商业银行除了要适度增加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生产性信贷以支持投资需求外，还要积极开拓居民个人消费信贷以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为了积极拓展个人消费信贷业务，金融当局应该进一步放宽政策，以使各类金融机构能够在简化信贷申请程序，延长信贷时间，增加信贷品种，以及提高信贷质量和经济效益等方面有所创新。
政府货币、金融政策调整的其他目标是：(1)通过完善市场化产权交易体系活跃资本市场，促进国内投资，为此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股票交易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共同基金市场等，规范有关交易行为与交易程序，强化外部与内部的监管活动。(2)大力支持和便利中小企业融通资金，放松对非公有制企业借贷行为的限制，通过科学合理的贷款程序向具有经济发展前景的企业提供可靠的资金支持。(3)为刺激民间投资和减轻政府公债偿还开支以有力配合政府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当前较低的市场利率还应该继续维持一段时间，尤其应该注意不能在预期物价水平趋于上升时马上提高利率。(4)至于在当前经济环境里我国是否应该适当降低汇率，这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为了扩大出口，增进出口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政府有责任把汇率维持在一个较低而稳定的水平上。(5)在积极鼓励企业、居民进行直接投资的同时，也要为方便各种间接投资创造条件和提供技术保障。鉴于间接投资潜在风险的特殊性，应该在政策上支持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有关金融体制创新、金融交易技术创新、金融业务创新活动。鉴于上述货币、金融政策调整及其基本取向与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基础目标相一致，顺利实施之将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逆商业周期而动”并熨平商业周期的作用。
在转化社会储蓄方面，政府制定旨在稳定居民水平和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的收入政策（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政策）极为必要。目前，我国工薪阶层的收入已经连续几年持平甚至下降，加之失业不断增加，收入前景并不明朗，由此导致消费拉动乏力，并成为扩大即期和中远期消费的严重障碍。居民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也是推动经济复苏，刺激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消费上不去，投资也就难以增加。稳定居民消费，增加人们消费开支的关键在于提高收入预期和增加社会安全感。为此，政府的收入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必须凸现三个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目标：降低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以防止社会贫困化加剧；提高就业保障程度以防止社会收入的剧烈波动；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防止经济社会中较脆弱人口的福利状况恶化。上述政策目标的合理性在发达国家，在较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转轨顺利的国家均受到了检验。战后所有经济稳定发展的国家，其政府都有一条重要经验，即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必须辅之以福利国家制度，后者隐含着政府对社会收入与财产分配合理化的长期关注。
在推行现代收入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方面，当务之急要作好以下工作：(1)制定一个合理的劳动收入最低标准并加速落实，这是有效防止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失业问题严重情况下劳动收入急剧下降的制度保证，也是国家收入政策发挥逆商业周期调节作用的主要方式。(2)通过个人交纳、财政拨款、国有资产变现等手段建立并充实国家社会保障基金，这些社会保障基金应该置于政府当局的直接的，规范化的管理之下，成为政府财政预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保证社会保障制度能够覆盖全社会，并且实行规范化管理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政府还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某些经验，尽快建立以失业、工伤、疾病、养老为主的社会保险系统，以此为核心来完善社会援助、社会照顾、社会救济体系。两个体系之正常运转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大多数困难家庭的不利处境，起到了稳定社会总需求和社会秩序的作用。(3)社会保障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其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相结合，最终会在经济过程中形成“内在稳定器”并产生自动稳定机制作用。这种制度安排及其所发挥的机制作用，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把保障收入与稳定需求协调起来，及时起到缓解宏观经济波动的效果，而无须政府为取得同样效果而经常改变财政收支结构。(4)在推行旨在提高、稳定居民货币收入的各项政策的同时，在引导、刺激居民消费方面，政府还应该采取一些更为直接的措施，如改货币转移支付为实物转移支付，积极培养新的消费热点，增加较高文化底蕴的消费，如此等等。
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生产相对过剩问题，政府在刺激民间消费与投资同时，必须致力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即必须推行一种积极的产业政策。另外，国家产业政策正确与否还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连续正确的产业政策通常能够产生一种并非简单叠加的经济增长效益。由于政府不可能对每个企业在产品种类及其质量要求上进行具体指导，所以现代产业政策的重点首先是诱导各类企业直接面向市场，使其产品与劳务更多地受市场检验，其次是通过激励手段（制裁办法）引导企业依据国民经济发展变化要求进入（退出）某些产业，为增加（减少）特定产品与劳务的供给作出努力。
就我国目前情况看，政府推行的积极产业政策应该注意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除了保留少数有价值的大型国有企业外，其余大部分国有企业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标准、要求加速经营机制的转换，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带动生产效率的改善。(2)尽快完善企业兼并、重组、破产制度，通过建立有效率的资本市场促进存量资产的合理流动，争取较短时期内在重点发展产业中形成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3)对于一些投资风险大、利润回收慢且又极其需发展的行业，政府应该加大财政投资力度。同时，还要通过适当减免关税，鼓励技术引进，促进规模集中和适度竞争等手段，大力促进和扶持战略产业的发展。(4)鉴于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无论是在国内市场上还是在国际市场上都难以找到适当销路，因此应该改变继续依靠扩大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就业，实质是为就业而就业的旧思路。在随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趋于高级化的条件下，应该通过培植高附加值、高生产率和高收入弹性产业，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及农村城市化的方式来增加和维持劳动就业。(5)为迅速培植有助于国民经济中长期健康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为尽快完成重点产业的结构调整和推动各个部门的产业升级、换代，政府产业政策要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运用，即具体的产业政策目标要在政府预算收支、银行信贷方向以及资本市场格局的变化上得以明确体现。
总之，上述积极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收入与社会保障政策，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因篇幅所限本文未能涉及物价政策、对外贸易政策的相互配合、协调运用，不仅有助于防止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的进一步恶化，而且在没有新的外部冲击影响下，还有助于取得最终体现在国民福利持续改善方面的多种利益，即加速国民经济增长，改善宏观经济、微观经济效率，提高社会收入公平程度等。当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在谨慎运用各种宏观经济政策时，特别要注意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因为市场常常会比政府更灵活地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要求，自动地提供增长、改革、革新、创新以及结构改变的多种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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