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与中国青年的诞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0）01－0002－09
陈映芳教授在《青年与中国社会变迁》一书中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在清末中国社会中，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独立的年龄群体的青年阶层。”她接着引用日本学者横山宏章的论述：“中国尽管有数千年的历史，那其中却见不到热血沸腾的年轻人，这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① 其实，中国历史上少年、青年的名词早就有了，不过作为形成青年群体的学校，公学人数不多，私学十分分散，没有成为群体，再加上君臣父子宗法人伦的控制，在历史上只看到几次大学生运动、几次少年聚众集合参加农民起义的群体事件，不断发生的是个体抗争，的确不存在作为独立的青年阶层。一直到清末民初，中国发生了历史的大变革，作为年龄群体的青年阶层才开始诞生了。
一、在青年崇拜中诞生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经过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革命，从一个中世纪闭关自守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不容许用寻常尺度来衡量，因此他提出“中国大历史”的概念。正是在这段大历史中，在几次改良与革命失败后，出现了青年崇拜，在历史中缺席了几千年的青年阶层，这时以非常鲜明的角色登上了历史舞台
20世纪初，也就是戊戌政变失败不久，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针对人们称中国为老大帝国，他说“吾心目中有一个少年中国在”。文中他列举了老年与少年性格的不同之处：老年常思既往，故生留恋心，故保守。故永旧，惟知照例。少年则常思将来，故生希望心，故进取，故日新，常敢破例。老年常多忧虑，故灰心，故怯懦，故苟且，能灭世界。少年常好行乐，故盛气，故豪壮，故冒险，能造世界。他又说，老年如夕照，瘠牛、鸦片烟、秋后之柳……少年如朝阳、乳虎、泼兰地酒、春前之草……文章最后写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些言论至今还常为人们所引用。
1915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不久，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以后改为《新青年》，创刊号的“社告”中就指出“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开始就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以后李大钊又发表《青春》一文写道：“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提到：“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研究五四的学者们都注意到当时的青年崇拜。陈映芳写道：“‘青年崇拜’由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提出来，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事。”② 美国著名女汉学家薇拉·舒衡哲在《中国的启蒙运动》一书中，称“五四知识分子”为新一代，有对前辈的超越。老一辈的作用在于通过自身痛苦的过渡和变易，为新一代开辟道路；以对新一代的礼赞和支持，促使青年发现自身优势以便充满信心去完成使命。这种对年轻同盟者的寻求最终发展成了对青年的名副其实的崇拜。③ 青年崇拜是人类早期就有的文化现象。各民族的神话中都出现过青年崇拜。古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就是典型的青年崇拜。东晋葛洪所著《抱朴子》、《神仙传》等著作中也有对“青色”的崇拜，吴端就此写道：道教中的青年崇拜是“默示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对生命力量的追求，‘青色’就成为是一种超越凡俗、作为‘长生不老’及持续性和永续性理念的标志。”“青年的概念不仅是对生命的崇拜、对青春的崇拜，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的理想的形象，是美的形象，超越的形象的理念。”④ 但是这种理念只停留在古代哲人的典籍中，是宗法人伦将青年给捆住了。
在这段中国的大历史中，先进分子的变革从办实业、改制度、推翻皇朝直到掀起新文化运动，其内涵是全方位的。带头掀起这场变革的领军人物都是从青年就开始行动，他们本身就有青春朝气，都是理想主义者。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它那光芒四射的批判精神与奔腾不已的创造活力，改变了老大帝国几千年的沉闷气氛，呈现出一股朝气蓬勃的局面。这本身就是对生命的崇拜，对青春的崇拜，体现了理想和超越的形象。先锋人物的这种理想恰恰又遇上了残酷的现实，梁启超就曾多次表示：反抗变革的保守势力非常强大与顽固，他将希望完全寄托于一代新人。陈独秀们在辛亥革命后也有同样的经历。舒衡哲接着写道：“这些老师论及青年时，情感之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对新力量的描绘。”
这时正好形成了新式的青年群体。中山大学桑兵教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一书详尽地重现了晚清学生群体的形成过程，以及这个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的重要角色与功能，他特别说明在五四以前中国就有了学生运动。鸦片战争后20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1872年开始派留学生，是近代教育在中国的发端；1905年废除科举制，中国教育开始进入新阶段；辛亥时国内学生在300万人左右，是1905年的12倍，到1916年，学生数已近400多万人，五四前夕，北京已有中高等以上学生25000人。据统计，早在辛亥前十年各省的学潮就有502次。⑤ 五四前最有影响的学生运动是自立军运动和拒俄义勇队运动。戊戌政变失败后参加政变的民间力量——湖南省长沙时务学堂的学生没有退却，由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率领发动自立军运动遭到残酷镇压，上千人被杀，幸存者赴日留学，投身于孙中山，以后成为两湖起义的重要力量。1903年，针对沙俄侵略东北的无理要求，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各地学生纷纷集会声讨，同样遭到镇压，学生于是由爱国而革命，使1903年成为革命思潮代替改良主义的开端。桑兵在书中写道：“从1861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到1905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中国学生群体才艰难曲折地走完从孕育到成形的历程，而且只是在1901年以后，新式学堂教育才最终得到正式肯定和大力发展。由于内忧外患的逼迫，新生的学生群体还在筚路蓝缕之际，就不得不以稚嫩的身躯，担负起救亡革新的重任。”
陈映芳教授在书中运用社会学的角色理论来分析五四时期中国青年的角色。角色理论一是强调担当者个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着眼于主体对社会性规定的反应，或与这种规定的矛盾；一是将角色置于社会结构的脉络中，着眼于其制约性和外在性。而角色期待对角色类别的形成又是最重要的要素。⑥ 青年崇拜正反映了当时社会对青年的角色期待。面对强烈的角色期待，如何解决青年的角色冲突，就成为新式学校学生实现角色行为的关键。
《新青年》的创刊如一声惊雷奏响了时代对青年的强烈期待。陈独秀率先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主张，以雷霆万钧之势陆续发表了一批留学归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论述，引进了一系列的新思想，公开地、集中地、尖锐地抨击三纲五常的文化传统，提倡自由、平等、独立的人格。为了唤醒多数国民的自觉与自动，陈独秀提出“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以伦理和文学的革命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在新式学校的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称为“青年界之明星”。从青年读者给《新青年》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该刊与青年关系的密切，影响的深度。1906年9月1日该刊一读者写道：“未几大志出版，仆已望眼欲穿，急购而读之，不禁喜跃如得至宝。”又说“今已不能须臾缓也，迨展读数页，觉悟语深入我心，神经感奋，深恨不能化百千万身，为大志介绍。”
1916年蔡元培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对该校实行的重大改革对五四运动来说，与《新青年》的创办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蔡元培任校长时，北京大学仍然留有科举时代的劣根性，教授多半由官僚组成，被称为“大人”，学生也多是纨绔子弟，被称为“老爷”，混文凭想当官发财，还常聚赌或嫖妓。蔡校长的改革是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聘请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辜鸿铭等持不同观点的大批知名学者来校教学。同时又认为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主张师生平等，思想自由。在当年暑期连续三次招生，及格就录取，没有名额限制。“来自全国各地旧家庭的青年们，多少是受过老封建的压迫的，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在学校接触到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思想，在蔡先生所倡导的自由学风下，对旧道德、旧文学嗅到了那股陈腐的气味。更重要的是，像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⑦ 1918年冬，傅斯年、罗家伦等一批学生在陈独秀、胡适等老师的支持下创办《新潮》月刊，同样受到青年的欢迎，傅斯年在发刊号中表示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摆脱困惑。
1919年5月，当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来，终于引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那时，北京的学生界，三三五五，课余饭后，在教室、操场、公寓里，凡是大家游散聚坐的地方，无不争论着国事与报纸刊物上的文章。一股新的力量正在蕴蓄、滋长中，到处遍布，到处散发，而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消息连续传来，像给这股怒发的力量泼上了火油，立即燃烧。”⑧ 学生自动召开各种会议，有的写下遗书准备牺牲，有的写下血书表示决心，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持续不断的、抗争到底的游行示威。北京学生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与工商界的响应，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举行罢工罢市提出声援。在与军阀统治者种种镇压的艰苦斗争中，运动取得了内阁倒台、拒签和约的胜利，并且唤醒了民众，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为以后蓬勃发展的政治、社会等运动起到了“酵母作用”。五四运动中的青年没有辜负时代对青年的崇拜，他们冲破三纲五常父辈文化的罗网，不甘做黑暗的附庸，远离奴隶的生活，面对生死存亡的困境，面对倒退复辟的政治势力和复古思想，以自由的信仰，自主的性格，叛逆的豪情，勇于进取，敢于牺牲，去追求理想，完美地体现了沉睡已久的民族精神气质。五四运动造就了一代新人。
“中国的‘青年’是从由梁启超所呼吁的‘少年’经由《新青年》杂志所代表的‘新青年’而逐步形成的。而‘青年’的意义结构则是由‘五四运动’开始模式化的。”⑨ 这是陈映芳教授的结论。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至今仍是学术界显著的热门话题。对于中国的青年来说，它的意义在于缺席了几千年的中国青年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证明了青年的创造与自由的本质始终是存在的，是历史的原因使青年在历史中缺席。一旦历史的进程与时代的发展使社会结构朝向有利于青年发挥作用的方向变化，青年人的角色冲突得到解决与调适，青年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就能释放出来，推动社会的变革，并且创造历史。
二、鲜明的五四特色
在青年崇拜声中登上历史舞台的五四青年学生，虽然已经形成群体，但数目并不大。参加五四集会游行的北京学生，（美）周策纵在《五四运动》一书中认为较为准确的是3000人左右⑩。就是这人数不大的学生群体，一旦登上历史舞台，就扮演了非同寻常的特别角色。
五四运动进一步推动了以后的学生运动，而且运动日益政治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都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首先看运动的规模，据有关学者做出的初步统计，从五四到1928年期间全国学潮共有248起事件，其中反对列强、反对政府及教育当局的就有53起。(11) 从那以后学生运动就接连不断，著名的有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上海驱逐军阀的总罢课以及“一二·九”运动等等。到内战时期学生反内战、反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运动更是频繁，被称为共产党的第二条战线。学生在近半个世纪长的时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在欧洲由中世纪向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青年确有显著的作用，但不仅仅是学生。以马志尼的意大利青年运动为例，“从其人员构成来看，青年意大利党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也有城市手工业者，工人和贫民。”(12) 中国的学生运动维持如此长的时期，不能不说是中国学生运动独有的特色。
五四青年学生又一个重要特色，是他们用实际行动成为中国向三纲文化传统冲击的首批义勇军。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大力宣扬个性解放，而推动和扩大当时启蒙运动影响的则是学生，将启蒙从大城市扩展到了边远的山乡。在历史上，青年要求解放的行动仅仅发生在家庭之中，以悲剧告终的个人行为并不引人注意。现在这种追求所引起的代际冲突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现象。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一书中写道：他出生于四川西南偏僻山乡的中等地主之家，少年时像许多同龄人一样对于在“大成至圣先师”牌位下遭受残酷体罚有着本能的对抗心理。他的大哥、五哥也到成都上学了，“外部世界的变动开始冲击山乡，打破了往日的宁静，出洋留学，女人读书、放足等洋新事物纷至沓来，文明与野蛮的撞击终于在并不怎样顽固的父亲和变革急先锋的大哥之间进出点点火星，旧日家庭和谐平静的生活开始动荡。”陈映芳引用一些调查结果后指出：“年轻人对父母、家庭的权威及压制的反抗，在有关年轻人的婚姻、教育、出路、生活方式等各种问题中都有反映，其中以围绕婚姻决定权的冲突最引人注目。”(13) 为婚姻自主自杀抗婚的惨剧更是成为热门话题。甚至出现了对父亲权威的不当行为敢于公开的、理直气壮的抗议，最有代表性的是1919年11月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上发表题为《非孝》的文章：他父亲拒不给生病的母亲治疗和护理，无法违抗父亲权威的儿子只能等待母亲的死亡。他辗转反侧对“孝”思考再三，咽下眼泪写了这篇文章。文章受到保守派的非难，但受到陈独秀的推荐与鼓励，在青年中广为传播。这种对传统三纲的冲击，体现了青年人的尊严与希望独立的心理。人的尊严是平等思想的核心。英国卢克斯认为抽象的个人观代表着巨大的伦理进步。“它对于击败传统的特权和等级制度，瓦解不适当的社会秩序，以合法权利的形式建立普遍人权，都是一个重要的武器。”(14) 在中国历史上，个性解放的追求以个人的悲剧告终，既说明个性解放的要求始终存在，又说明文化传统的最大罪过就在于压制个体。五四时期，这种追求已经从个人的抗争开始发展成为遍及城乡的群体行动，可以说是中国的历史变迁。五四青年启动了中国青年在日常生活中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新长征。
五四青年学生又是当时追求、学习和宣传新思想的主力军。陈独秀曾认为戊戌、辛亥只是少数政党的行动，没有国民的参与。到了五四时期，蒋梦麟描写当时的热烈氛围：“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问题。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演。”蔡元培的北大，消除了因辛亥失败的而产生的挫伤感，使整个北京甚至全国的文化界充满了激情。毛泽东于1918年偕同24位青年投向北大而来。同年由傅斯年等学生创办的《新潮》创刊，人人争阅，多次加印，继承《新青年》文学与伦理革命的旗号，两个杂志成为推动新思潮的重要阵地。罗家伦兴奋地指出：“这股伟大的思潮，在许多方面很像是十八世纪后期由法国开始，以后来弥漫全欧的‘启明运动’。”（Enlightenment，中文的通用译名为启蒙运动）(15) 五四以后，学生创办杂志甚至形成了高潮，蒋梦麟1919年写道：“自从5月以后，大约有350种周报出版，都是学生和同情学生的人士主编的。”胡适也断言当年至少创办了400种白话文期刊。周策纵写道：“这些杂志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把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介绍给人民大众，并为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交流的渠道，他们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成为中国著名的社会、政治、文学方面的领导人物。实际上，五四运动后几个月中出现的‘杂志热’，无论在中国舆论的发展方面，还是在中国新知识分子的形成方面，都是划时代的。”当时在中国的杜威对此作出很高的评价：“似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像中国学生这样，对现代的和新的思想，特别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思想，怀有这样一致和热烈的兴趣”。(16) 杜威对中国学生作了横向比较。从纵向比较，中国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年群体曾如此追求和学习新思想，但没有成为宣传新思想的主力军。所以五四青年具有古今中外少有的特征。他们不仅思想自由，而且有言论自由。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根本价值，而中国历史上缺少的就是思想言论自由。五四青年与先进知识分子的长辈一道共同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揭开了中国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序幕。
五四青年学生又是身体力行的理想主义者。思想自由使种种新思潮如怀疑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蜂拥而至。当时正值资本主义列强充分暴露了本身的社会异化，中国知识界关注的思想倾向由开始的政治转向文化，由此又进一步关注社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描述的理想社会深深吸引了青年。李维汉回忆道：“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17) 五四青年的特点不只是对现实的批判和破坏，而是组织起来用行动去实践理想。五四前夕，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五四后学生团体在各地风起云涌，如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天津的“觉悟社”等等。这些团体的行动模式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由自己设计，组织起来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如1919年冬蔡元培等支持由王光祈、傅斯年等在京、津、沪、浙等地组织工读互助团，轰动一时。成员从事学习，每天又要至少劳动4小时，收入归公，而学费、药费、穿衣等费用则由互助组提供。有的甚至将衣服集中放置，每人可以自由穿用。他们要求打破劳心劳力的界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作为运动的起点。与此类似的还有从日本传来的新村社等组织。不过这些天真的追求由于难以维持只有数月就散伙了。二是志同道合的青年走到一起，为实现共同理想而齐心协力。毛泽东、蔡和森等早就有意“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活动”成立组织，“新民学会”成立规定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过两年又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几年内参与了长沙的多次社会革命运动。以后由于成员之间分歧严重而导致学会解散，留下少数人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天津的觉悟社、山东的十人团都有类似经历。三是为实现理想共同走向民间从事宣传与教育，做脚踏实地的工作，成为与国民相结合的第一批学生。五四时北大成立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持续活动到1923年。学者们认为，青年的人的本质的基本特性是趋向未来的目的取向性。就整个人类而言，只有青年才最大限度地趋向未来。未来对青年意味着光明，象征着希望，满怀着理想。五四青年在游行示威抗议黑暗统治的同时，又探索何为理想的未来，互相砥砺以把握潜伏在现实中的未来趋向性。“这种把个人理想和社会未来发展综合统一起来的特性，使青年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最积极因素之一。”(18)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明朝徐光启等以个人身份接触西方文化以来，由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发起的，面向青年面向社会公开地集中地宣传西方文化同时评价中国文化的运动，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以后中国又一次的文化高潮。至今90年间，对它的成就与不足，接连不断、争论不休的评论已经不可胜数。这90年的历史就是充满了对它争鸣的历史，其规模超过了对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的评论，显示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的历史意义。五四青年以鲜明的特色在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没有学生的参与，新文化运动不至于会产生如此重大的意义，因此对五四学生的评价也是极其丰富。余世存在为《重返五四现场》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在百年中国数代年轻人的运动中，在革命、改革、改良、动乱、乱动、造反的社会状态里，只有五四是青春的，是酣畅淋漓的，是激荡的，是纯洁的；只有五四是老大中国的一次少年张狂，是衰败文明的一次青春救赎；只有五四空前绝后地打量着传统文明。青春五四跟我们数代年轻人的血脉相通，而未能重光五四的我们愧对五四。”(19)
三、政治环境与启蒙演变
林贤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高潮的政治环境做过分析：“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最大幸运，在于没有一个独裁而强硬的政府。民元以后，北京政权先后换过好几批人物，然而都因为立足未稳，而无暇或无力顾及知识分子的存在。这样，他们仿佛生来就拥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人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有没有写到宪法上并不重要——在一个专制国度里，‘法治’往往更糟，因为其立法的精神永远是敌视而不是确保自由的生存——重要的是实践的可能性；由于权力松弛，也就给思想的传播造就了千载难逢的有利机会。”(20) 权力的松弛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恰好证明了尼采关于权力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经典认定：“文化和国家——在这一点上不要欺骗自己——是敌对的：‘文化国家’纯属现代观念。两者互相分离，靠牺牲对方而生长。一切伟大的文化时代都是政治颓败的时代：在文化意义上伟大的事物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21) 春秋战国时期，世袭社会解体，列国争战不息，因而带来了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又有一次文化的兴起。许倬云教授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一书中对此有详尽分析，他以明清时期为例：“在政治上，整合愈整齐，思想也日益僵化。在思想中虽有明清之际少许的反动，但基本而言，从乾嘉以后，除了做补注的工作外并无活力创造新成就。”(22) 在西方也是如此。权力越大，自由越少。权力松弛则增加了自由，是自由促进了发展。这使人想起郑佳明在《书屋》上介绍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的主题：“从根本上讲，发展是自由的产物，只有自由的人才会创造，才有创新。”郑佳明接着指出，宗法人伦使中国的孩子必须听话、服从，缺乏自由与创新。(23)
张鸣教授所著《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一书对当时的军阀有详尽分析。在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中，“大一统”与“大离散”相互交替，军阀就是大离散中的产儿。中国的军阀发育较完全的时期是东汉末年的三国、唐后的五代、元末明初和近代。军阀可以理解为倚仗武力无法无天的人，专恃武力割据一方。在民国初年，袁世凯、蒋介石虽不是割据一方，冯玉祥据无定所，“而事实上这三位，在近代史上都是响当当的军阀。”不论是知识文人或绿林好汉出身，一旦成为军阀奉行的都是效忠的纲常礼教、江湖义气的游民意识，最多为了掩盖再戴上宗教与某些主义的帽子。(24) 军阀在权力的取舍和得失上寸步不让，钩心斗角用尽一切计谋，为所欲为，滥杀无辜，整个社会弥漫着血腥味、火药味。清末与明国初年的废科举、废读经、废祭孔的新措施几乎被军阀们的复辟与尊孔所抵消。“‘五四’时期，民国创建后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尝试已遭严重破坏，政党、国会和玩弄政治的军阀、政客名声很臭，地缘性的业界组织或民意团体，以及诸如国民外交协会类型的社会团体，都无力从事大规模社会动员工作。‘学生无政治的臭味、无党派的作用、无权利思想，纯以爱国为前提也’……学生运动被推到了政治斗争的前列。”(25) 胡适对此也说道：“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鄙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26) 对于五四学生运动的精神，学生领袖傅斯年的解释是：“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罗家伦的概括是：“学生的牺牲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众自决的精神”，他没有将五四称为爱国运动，而是称为“民众自决运动”。(27) 社会制裁、民众自决、唤起公众责任心，青年学生将启蒙思想贯穿到革命的行动之中，担当起了主要的作用。
“五四带来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政治家与军阀们认识到，不只是军队和政党是一种政治力量，在物理力量之外，还有一种新的政治力量，那便是学生、思想、文化。孙中山在五四运动之后的告海外同志书中，要求募款建立一个像商务印书馆那样的出版机关来从事宣传，而且马上办了《建设》。我觉得胡适的观察非常值得注意。他说：‘到了五四以后，大家看看，学生是一个力量，是个政治的力量，思想是政治的武器，从此以后，不但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后来国民党改组，充分的吸收青年分子。同时老的政党，梁启超先生他们那个时候叫研究系，他们吸收青年，……’”(28) 这是学者王汎森在“思潮与社会条件”一文中的论述。从五四到20年代学生运动与政党的关系，周策纵分为三个阶段：最初阶段学生与政党很少发生联系。1920年后的两年开始与政党联系但不很密切。1923年开始为第三阶段，学生运动有了复兴，1924年国民党改组吸收学生入党成为高潮。学生联合会也被正式列为政治派别。(29) 学者吕芳上将这种发展看成为是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他认为：学生本来有浪漫性格，学生运动也有理想主义色彩，一旦落入政党环境，将会成为工具而发生异化。对吕芳上的这个论点，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五四期间的学生在各种主义中最热衷无政府主义，在兴办工读互助团等措施行不通以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新方案。陈独秀、李大钊等1920年就开始组建中国共产党。以后孙中山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两党合作，很多学生怀着理想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不能视为运动学生，而是学生与政党的互动。毛泽东就认为五四运动为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思想和干部。
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以后取得国民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北伐的胜利大有在中国实现分久必合的趋势，使军阀“大离散”的局面逐渐向“大一统”发展。国民党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口号下不断发布出版法、取缔令，封闭刊物和书店，逮捕和杀害文人，同时开展新生活运动，宣扬“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来维护专制统治，决心消除一切反对力量。政党本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是宪政生成的推动力量，而民主政治“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30) 中国的皇权专制则最忌与人分权。蒋介石的作为就是专制传统的继续。1927年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以极其残酷的暴力大规模镇压共产党，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李大钊在北平被张作霖杀害，陈独秀成了共产国际错误决策的替罪羊。五四的知识群体对白色恐怖深为震惊与困惑，学生运动受到了压制，学生运动也进入低潮。而对政治强人的崇拜，依赖权威改变危难局面的期待，作为一种长期沉淀在思想深处成为文化基因的思维方式，仍然根深蒂固。国民党又一次形成了权威体制，不少五四知识分子包括罗家伦等都表示拥护独裁，五四主将傅斯年也希望有能人出来维护秩序与文明，“在北大担任《新潮》编辑时，傅曾相信质询当局是合法的；而现在他却认为，中国要想避免谈民族灭亡的可怕命运，必须遵从铁腕领袖。”(31)
陈独秀、李大钊等从提倡民主自由到崇拜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力求取得一切问题的根本解决，从文化运动又回到了政治革命，发起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这时说：“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32) 学者邓晓芒认为：“‘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骨子里都有一种士大夫情结，他们的思想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关怀，这正是他们后来走上从政道路的思想根源。”(33) 至于当年的青年如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是全身心投身于政治，成为共产党的核心。在蒋介石的围剿下，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屈不挠，表现出超凡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不愧是英雄的一代。当他们在井冈山、遵义以及长征路上的时候，对于下一代青年的影响还不充分。1935年在北平发生的内惩国贼、外抗强权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得到全国响应，是五四运动的继续。这次运动开始也是学生自发行动的，共产党员只有少数参与其中。(34) 当时参与运动的清华大学学生韦君宜在她晚年写的《思痛录》中写道：“共产党本身的影响，当时实在并不大，我们只知道有一支红军在四川一带会与国民党部队打仗。”(35) 在“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的影响扩大到了全国，与国民党成为中国的两大政党。与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和对外软弱相比，共产党的理想与当时对民主的呼唤更能吸引青年。韦君宜回忆：“我明白了，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着共产党。我觉得共产党这么不顾一切苦干，看来是真的能够为人民、为祖国而牺牲一切，这是值得我一生永远跟随的。”她放弃了留学的机会，放弃了读书所得的一切加入了共产党。韦君宜的经历很有代表性，放弃个人的一切投奔革命是当时很多青年的共同经历。
用运动学生来说明政党与学生的关系未免过于简单化，但是政党政治的影响使五四以后的第二代确实发生了变化，与五四青年的特色有了不同。不论是倾向哪个政党，是信仰权威主义或社会主义，第二代青年仍是有理想主义者，和五四青年一样。但是他们没有五四时候那样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没有那样强烈的学习探索新思想的批判意识，决心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自己认定的那个理想。但是上述这两个方面又是使理想能够真正实现的重要条件。关于个性解放，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第一条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个性解放的本质就在于摆脱各种束缚，确立人的自主性，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创造性，使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个性解放的社会实践与学习探索新思想的批判意识相结合，人们才能自我意识到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所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不断修正原有的设计，求得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五四学生有了这种自我意识，也就是陈独秀所期待的伦理觉悟。在以后的时期中，青年学生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渐地只顾及理想而忽视了实现理想所涉及的手段，自我意识有所不足。林毓生在评价五四的文章《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中写道：“根据韦伯的观点，进入政治范畴之内的人们，必须以责任伦理为其行为的指导原则，而不可以意图伦理处世行事。”意图伦理就是只要自己正心诚意去追求终极目标，其后果如何不在自己的责任范围，而责任伦理则必须对此负责，因此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经常处在“紧张”状态，力求寻找有效的手段，包括必要的妥协与协议。要是只有意图伦理，就极有可能采取一切手段而不顾其严重后果。(36) 如果执政党领导人的责任伦理不足是由于与暴力相伴的权力日益强大自以为是的结果，普通民众与青年责任伦理的缺失则是这种增强了的权力实行严格控制的结果。正是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政党政治环境使青年不再强调个性解放，不再探索新的思想，自主性即理性与主体性因此有所不足，就是启蒙的目标还没有完成。
救亡压倒了启蒙，这是李泽厚的著名理论。鸦片战争以后，从洋务运动、戊戌政变、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接踵而来的改良与革命，都是以救亡图存为目标，为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却始终没有摆脱民族的危机。同样是东方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很快成了列强，根本的原因是它的体制接近西欧的封建制，具有小规模、多元化和竞争性。中国的体制尽管也有分的时候，但核心仍然是大一统的专制，抑制所有的社会成员，包括官僚士绅与下层民众的微观活力与主动性。统治者的权力绝不能与人共享，为维护权力不受别人侵犯与争夺，不惜使用一切残酷手段，包括愚民政策，形成了顽固的同质性，习惯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上述改良与革命的确给予专制传统以极大打击，社会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并没有中断专制统治的惯性力量。五四前后虽然政治对社会的控制有所放松，有利于文化与青年的发展，但是，专制体制及为它服务的专制文化并没有变，它们所形成的思维惯性，才是启蒙在中国特别艰难的关键性因素。
民族危机的历史创造了五四青年，在青年崇拜中诞生的五四青年又创造了光辉的五四历史，接着又受到中国历史传统的制约，创造不可能是任意的。青年崇拜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古代神话或道教思想，都是对青春生命的赞扬，对青年作出期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青年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会有不同的表现，因此要给予恰当的评估。我们可以从中西方青年发生发展的比较中得到启示。西方青年也是在摆脱中世纪的时候开始发挥作用。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就有青年的参与。经过启蒙运动、科技发展、产业革命，青年成了工人群体。为培养产业所需的人才，又不断扩大国民教育，不仅少年不必要参加劳动，青年也可以上到大学，作为社会创造物、被全社会认可的青春期出现了。可以说，西方青年的发生发展经过了几个世纪，全部青年面向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需要而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中国青年登上历史舞台是19世纪后期有了新式学校形成学生群体开始的，以后长时期成为政治力量作出重要贡献。与西方比较，可以看出：一、中国的青年不是从全体青年出发而只由学生开始发生。但教育并不普及，多数仍在体力劳动或失业，处于低水平，社会的活力明显不如西方；二、中国学生的作用主要在政治方面，而西方青年对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都有贡献；三、不像西方那样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国学生一旦形成群体就立即登上舞台，一次又一次呼唤政治变革，但社会基础却依然故我，社会发展与青年发展并不同步，这必然要影响青年的发展，削弱启蒙的作用。在新与旧的较量下，成年社会很难革新，却要青年在那里反复呼唤变革，这意味着什么，值得深思！这不能不要求对中国的成年社会作出更多的分析与追究。
由于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反对它的学运接二连三。对广大参与者来说，主要还是出于五四以来一贯的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愿望。这一点和西方青年又是一致的。追求民主与自由，这是中西方青年在不同条件下都有的共性，也是人类的共性。
注释：
①②⑥⑨(13) 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41;53,72,118.
③(31)［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刘京建，译．北京：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71-73,275.
④ 吴端．青年的虚图像与实图像[J].当代青年研究，2009(7).
⑤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⑦ 杨振声．回忆五四运动回忆录[M].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79:260.
⑧ 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回忆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45.
⑩(16)(29) 周策纵．五四运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389,181-189,269.
(11)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M].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发行，1994:17.
(12) 和平，王军．世界青年运动史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1.
(14) （英）卢克斯．个人主义：分析与批判[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157.
(15)(19)(27)(25) 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141,7,302罗家伦原文见《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载《新潮》1920年5月第2卷第4期．
(17)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回忆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09.
(18) 安继民，刘国建．绿色世界的构思——青年学描述[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20.
(20) 林贤治．五四之魂[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
(21) 《尼采全集》第8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111.
(22) 许倬云．中美国古代文化的特质[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61.
(23) 郑佳明．解读“发展”的一个新视角——读《以自由看待发展》随想[J].书屋2009(4).
(24) 张鸣．武夫当权——军阀集团的游戏规则[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25) 刘一皋“‘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群体行为分析[J].开放时代2009(10).
(26) 胡适《为学生运动进一言》载《独立评论》第182号P.4.
(28) 王汎森《思潮与社会条件》载《五四新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2版P.140；胡适论述见胡适《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载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的《胡适讲演集》P.134－135.
(30) 《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60.
(32) 陈独秀《谈政治》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
(33) 邓晓芒《启蒙的进化》[J].读书2009(6).
(34) 周士元．李昌传[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113.
(35) 韦君宜．思痛录[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3.
(36) 林毓生《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载《五四新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版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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