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与时俱进与哲学繁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时俱进论文,繁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3)01-0023-06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这就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品质。江泽民同志2002年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重要讲话不仅再次强调这个重要论 断，并且进一步指出，与时俱进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保持蓬勃活力的重要保证。同年5 月3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提出贯彻“ 三个代表”要求的关键是与时俱进，并在报告中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 了新的具有创造性的论述。正如毛泽东一再强调实事求是，邓小平一再强调实事求是和 解放思想一样，江泽民一再强调与时俱进。与时俱进的本质，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 续坚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又一次凝炼。
与时俱进，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导原则。只有与时俱进，发展才有新思路，改革才有 新突破，开放才有新局面。对哲学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把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 的科学本性转变为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转变为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力量 。与时俱进是我国当代哲学繁荣之路。
一、把与时俱进变为自觉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从哲学学科本身看，哲学有自己发展的历史。有历史，就意味着有发展有变化。比如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罗马哲学经过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英国哲学到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到 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当代西方哲学，这是一部发展史。中国从先秦诸子百家，到魏晋玄学 ，宋明理学，明清的启蒙思想到当代中国哲学。这也是一部发展史。从表面看历史发展 的特点就是与时俱进，但这不是江泽民作为一种理论品质说的与时俱进，而是由于社会 制度和社会存在变化引起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哲学体系的更替，它是一种历史状态， 是客观历史自身的一部分。而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哲学形态，并不具有自觉与 时俱进的品格。我们可以黑格尔为例。黑格尔是辩证法大家，他熟悉哲学发展史，他的 《哲学史讲演录》就是关于哲学发展历史的著作，他非常清楚没有万世一系永恒不变的 哲学体系。可是他自己却奢望处于哲学发展的顶峰，自诩为对绝对观念的最终的把握。 从客观历史发展看，黑格尔哲学只是德国哲学史发展过程的一个片段，可从黑格尔的哲 学观念看，他自认为是哲学发展的终结。这不仅是黑格尔，恩格斯说过很多哲学家都有 这种奢望。因为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哲学家们不少都力图以最终的绝对真理来构筑自 己的完整体系。
历史的规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思想史也是如此。所有自称为历史发展终结 的思想体系都会为另一哲学体系所取代。黑格尔形象地把哲学史称为白骨累累的死人战 场，总是一个哲学体系打倒另一个哲学体系。许多哲学家看到这种历史事实可又幻想自 己的哲学永不发展。我把这叫做哲学家的哲学意识和客观历史自身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这种矛盾，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不仅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全部人类的思想史，看待哲学史的变化，而且用发 展的观点看待自己的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个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结合的开放的思 想体系，它永远处于发展的过程中。恩格斯曾明确宣称，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 不是死记硬背的教条。列宁也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真理但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 进一步认识真理开辟了道路。所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来，马克思 主义哲学同样有一部发展史、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它不同于以往哲学史的一个重 要特点是，它不是一个体系打倒一个体系的死人的战场，而是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开辟 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历史，是继承与创新、坚持与发展的历史。当然，其中也包括以新的 原理取代旧的原理，包括对某些失误的纠正。所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既 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坚持的治学态度。这种态度就 是恩格斯说的以马克思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的哲学 意识、治学态度就会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本性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不仅使马克思主 义理论工作者陷于教条主义的困境，而且会窒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动的创造本性。
这种以非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在我们的队伍中有没有?当然有。我们 不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150年的国际性的历史，仅就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言 ，没有这种矛盾，就不会有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和《实践论》、《矛盾论》等重 要著作，不会有延安整风运动，不会有邓小平的反对“两个凡是”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 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会有江泽民近些年来关于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理论创新的一系 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的重要论断。
与时俱进的论断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性。从我们的专业角度说，能够理解和接 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与时俱进的不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可真正能做到把与时 俱进变为一种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自觉地坚持理论创新的还是很少的。我们全国有多 少万哲学教员和哲学研究人员，更不用说各种类型的各种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和实际工作者，只要有百分之一真正能做到与时俱进、能够在哲学理论上进行创新，中 国就会有多少具有创新意识和成果的哲学家?毛泽东当年说过，“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 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 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 本帝国主义的工作。”[1](P533)如果我们中国的哲学工作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 作者，都能自觉地按照江泽民同志关于与时俱进的要求，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进行哲 学创新，我们的哲学就会显出蓬勃发展的景象，就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哲学史上 最辉煌灿烂的时期。
我们党要保持先进性，一定要坚持实践“三个代表”思想。而实践“三个代表”关键 是与时俱进。我们党的理论要保持它的科学性和实践有效性，也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可以说，与时俱进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的共产党的政治品质。虽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类似的说法不少，如“世俗岁殊 ，时变日化，遭事制宜，因时而移”[2]，“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时而制”[3]，“法 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在与民之所安耳”[4]。这些都是非常卓越充满政治智慧的言论， 可是有一条具有根本性原则性的区别，这就是所有这些说法都是针对“法先王”，即针 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传统体制或律令说的，而当新的统治者统治稳固，各种体制确立之 后，很少主动变革的。即使历史上一些有识之士曾倡导变法图强，很少成功的。原因是 统治者的既得利益使得他们安于原有制度，积重难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不 同，夺取政权是变；掌握政权以后还要变，要不断与时俱进，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 个不断改革的社会。因此实践“三个代表”的过程同时也是与时俱进的过程，把代表先 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 考察，寻找最合理的最有效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
江泽民同志把与时俱进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保持活力的重要保证是完全正确，非常 及时的。我们的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应该吃透江泽民关于与时俱进 论断重大意义，把它变为一种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解决我们的哲学意识与马克思主义 理论品质之间可能或现实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矛盾。要是不认识不解决这个矛盾，永远围 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打转转，我们的哲学理论就没有生气，我们的哲学工作就没有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由于边缘化而失去它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重要阵地。
二、两个正确处理，三种眼光
与时俱进的本质是创新。江泽民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并提出科技创新、理 论创新、制度创新的问题。理论创新当然包括哲学创新。可哲学要与时俱进与科学技术 相比有它的特点和难点。
一个难点是正确处理传统与当代的关系问题。在自然科学与技术中，任何学习不必从 头开始，除非研究科学史或技术史。技术的更新，可以有了新技术不要旧的过时的技术 ；学习新技术也不必从学习旧技术开始；学习自然科学例如数学不必从欧几里德的著作 开始，学习物理不必从牛顿的著作开始。学习自然科学与技术就是面对当代，当代的自 然科学与技术成就是最高的成就，是以往全部历史发展成就的结晶。自然科学与技术有 高科技、新科技，而在哲学领域中没有什么高哲学、新哲学。往往打着最新哲学的哲学 是哲学骗子或哲学谬论。哲学应该重视传统重视人类的已有的成就。哲学发展不是台阶 式的而是积累性的，历史上的哲学家和哲学体系代表人类智慧的不同侧面，有时前代的 成就后人难以企及，成为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恩格斯曾高度赞扬古代希腊人说，“ 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还说 ，“我们在哲学上如同在其他许多领域中一样不得不一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上来” 。[5](P287)恩格斯这段话我看也适用于我们自己。如果说在西方，人们往往要回到亚 里士多德、柏拉图；在中国，我们则往往回到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学说。因此在哲学 研究中往往容易向后看，注重历史而忽视甚至轻视现实。这样，一个民族的丰厚的文化 积淀就会由财富变为负担。严格说来，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并不表现在科学技术层面 上，而是表现在人文文化特别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念领域。所以哲学要创新，要 与时俱进，既要重视历史传统，重视哲学遗产，更要重视现实，要正确处理传统与当代 的关系，处理向前看与向后看的关系，以便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可以 说，近百年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没有教训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都是有过 的。我们是在不断地摆动的代价中才得出这个结论的。
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更为复杂。它不仅有个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 哲学传统的关系问题，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坚持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就马克思主 义哲学与传统文化关系说，不能轻视民族文化传统；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来说 ，老祖宗不能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实践证明普遍有效的原理，但又要根据新的 实践、新的问题进行创新。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如果不顾历史条件 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 某些个别论断和结论，就会导致实践中的错误和失败。在当代中国，正确处理传统文化 与现代化的关系，与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的关系，是同一过程即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批判地继承自己民族优秀文化 遗产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 程。没有对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缺乏文化资源；没有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会成为历史的重负而优秀因素就会由于被湮 埋而沉睡。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并不是既成的地面建筑物，而是有待后人发掘整理 解读的地下财富，由后代子孙的状况决定。
另一个难点是正确处理市场经济与人文学科的关系。自然科学与技术一般不存在这个 问题。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逼着必须更新技术，技术的更新又是以科学发展为依托的 ，所以当代生产和科学技术密切的互动关系，肯定同样推动科学的创新。一百多年前恩 格斯说过，生产的需要比十个大学更能推动科技的发展。在当代，在生产实践的需求与 科技发展之间有一个不断转化的机制，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这个驱动机制从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一开始就存在，随着它的发展和扩大作用越来越强烈。20世纪特别是近 几十年来，生产对新的科技需求和科技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之间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 。当然，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人员应该树立自觉创新精神而 不能是单纯利益驱动。但相对于人文学科，科技创新的条件、动力、可能性远远大于人 文学科。
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不同。市场经济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它对科技发展那样的推动力。 在市场经济的强劲推动下，可以很快出现比尔·盖茨，在中国也会出现中国式的比尔· 盖茨，但在市场经济压力下压不出一个康德和黑格尔。这需要多年的知识积累和深厚的 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这当然不是说，市场经济对哲学发展不利甚至阻碍哲学创新。事 实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会有利于更多资金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文化产业的出现和兴起会推 动文化的繁荣。市场经济有可能为哲学人才展现自己的才能和著作的迅速出版提供一个 平台。哲学并非绝对没有市场。哲学可以通过哲学普及的形式来满足群众特别是青年人 的需求，而且随着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文化消费的内容和水平会发生变化，学术 性强的哲学著作也会有比现在更大的市场。但无论如何市场经济不能直接推动哲学家的 成长。哲学不像科技那样可以在竞争和市场的压力推动下迅速发展。如果哲学的发展和 哲学家的生存迫于市场的压力和个人经济利益的驱动，这不仅不会引导哲学走向正确的 方向而且会走上邪路。哲学与其它人文学科属于文化领域，它要以坚持先进的文化前进 方向为指导而不能简单以市场利益为导向，更不能为一己私利而媚俗。所以哲学与时俱 进的第二个难点是正确处理市场经济与哲学学科人文价值本性的矛盾问题。我们非常清 楚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妥善处理市场与文化关系的重要性。
要使哲学与时俱进，不仅要正确处理传统与当代的矛盾，哲学的人文本性和市场经济 利益导向的矛盾，而且我们哲学工作者应该具有三种眼光：
一是时代的眼光。与时俱进的时，不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时，如果把与时俱进仅变为此 亦是一非彼一是非，就是把这个科学的命题变为相对主义的命题，变为无原则的随波逐 流。与时俱进的时最根本的是时代，我们应该清楚意识到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应该 清楚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 大变化，一定要充分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 。哲学本来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没有时代眼光，就是落后于时代，根本谈不上与时俱 进。在当代中国，“三个代表”学说正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代表了 处于当代世界中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方向，中国人民的愿望和几代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 标的理论化、纲领化和具体化，具有最为强烈的时代特色。
二是世界的眼光。这是当代哲学发展不可忽视的。从哲学发展看，开始是地区性的， 无论是西方希腊罗马哲学中各种学派还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它的活动范围都 是地区性的；后来随着民族的融合哲学突破民族内的地区限制变为民族性的。而在当代 ，哲学应该具有世界性眼光。要像江泽民教导的立足中国面对世界。世界眼光其实也是 一种时代眼光。但重点不同。世界眼光是横向的共时性的眼光；而时代眼光是一种历时 的眼光。哲学按本性说是民族性的，它以往都是在各民族范围内独立发展；虽然也有交 流，但不具备当代这种世界性的交往。在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各个民族的文 化包括哲学的相互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害怕这种交往。我们既要有积极交流 意识，也要有防范意识。西方哲学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它们提出和研究些什么问 题，什么是有价值的思想，什么是无价值的趋时媚俗的时髦思潮，我们应该注意，应该 分辨。在当代世界，哲学眼界太狭隘，信息闭塞，是会落伍的。当年马克思主义产生时 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宗派学说，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更应该如此。
三是问题的眼光。哲学要与时俱进，根本的是善于根据时代的变化，科学技术的成就 和世界的状况，以及我们自己面临的任务，善于从哲学上进行思考和反思。无论是当代 现实还是经济全球化，以及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提出了许多哲学问题。作为一个 哲学家要善于捕捉问题，善于提出问题。在学习中提不出问题的学生不会是好学生；提 不出问题的哲学家也不可能是具有与时俱进眼界的哲学家。马克思是非常重视问题的。 他说过，对于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世界史本身，除 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问题就是公开的、无 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 际的呼声。”[6](P288)有问题才会有答案；没有问题，永远没有答案。例如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永远与问题相联系。毛泽东提出了在 落后的中国如何革命的问题，才有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以 及新民主主义理论等等一系列具有创见的答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只有提出什 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才会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实际上是围绕这个 根本问题形成的一系列有创见的答案。江泽民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这 样的党的问题，才会有“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而且，这些年来根据我们党面临的国 际国内形势，江泽民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哲学最根本的是要善于从哲学上提出 问题并从哲学高度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哲学不可能直接解答任何具体性问题并提供具 体的答案，但它能提供一些思想方法论原则。我们从党的三代领导人对问题的思考中可 以明显地感受到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
当然，哲学并不像科技那样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前沿问题。我们现在争论的义利问题至 少从孔子时代就存在；公平问题、正义问题，奴隶社会就开始争论。关于依法治国与以 德治国即法与德的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其它诸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两极分化问题、 分配不公问题都是老问题。可是所有的老问题在新的历史和不同语境中都具有不同的意 义和解决方式。所以哲学既要捕捉实践与科技前沿中提出的具有哲学性质的新问题，又 要对那些老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答案。
总而言之，哲学要与时俱进必须立足当代，面对世界，面对现实，善于捕捉我们时代 和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并从哲学高度进行思考，这才能与时俱进。而只有从与时俱进的 高度才能正确解决传统与当代、市场经济与哲学的人文本性的矛盾。在我们国家，一个 能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发生作用的哲学，肯定是有利我们继承优良传统，有利于合理 规范市场经济的。这就是说，哲学从高层次上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而不是屈服于市场 经济的物质利益压力的驱动。
哲学与时俱进本身并不是哲学目的，而是哲学真正发挥作用的途径。哲学在与时俱进 中成为时代的哲学，反过来才能用哲学的新成就来教育我们的学生，我们的青年，提高 他们的思维水平和人文素质。这样的哲学我可以肯定他们愿意学，乐于学，可以真正发 挥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教育作用。这样的哲学，我以为也不是任何西方哲学思潮所能比 的。如果我们在哲学上不与时俱进，年复一年宣讲同一本教科书，不断地重复老问题老 例证，就没有生命力。
三、哲学工作者的价值导向
哲学面临的困境在我看来具有世界性，不仅是我们国家特有的问题，即使在西方发达 国家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对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而言，哲学是冷落的。听说学哲学 的人在国外也是难以谋生的，这是总的科技与人文关系失衡的局部表现。原因可分为主 客观两个方面：
客观方面是社会结构性变化所引起的。在西方与工业化和市场化高度发展相伴随的生 活的世俗化，即对物质需求的强化，对精神需求的弱化，追求高消费、高生活水平，他 们把肉体的需求交给市场，把灵魂的需求交给教堂。哲学教授不如牧师，神父。我们国 家情况不完全一样，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也会有某些相似之处。这就是工业化对科学技 术的需求，市场经济对不同人才的需求形成的重科技轻人文的倾向。当谋生成为就业的 目的、利益成为选择专业的导向时，人文学科的冷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大家知道， 德国的费尔巴哈是个大哲学家，当年他报考大学哲学系，他的父亲就极力反对，他爸爸 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你选择哲学，你将遭受到没有面包，丢尽体面的悲惨生活， 还说我任你按照你自己的意志去行事，任你委身于你自己一手制造的命运，让你自己尝 尝我向你预言的悔恨。费尔巴哈没有听他爸爸的，终于成为名载史册的大哲学家，可终 生贫困，远离城市。费尔巴哈本人虽然贫困，可给德国民族增添了光彩，给世界人类哲 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我们国家也有些青年对哲学感兴趣，很喜欢，可对哲学只保持 爱好，但不会选择它作为终生专业和职业。如果说市场经济下在经济领域有看不见的手 的话，在教育领域，在专业和个人爱好方面，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在起作用。
当然在我们国家哲学并不是一直冷落的。我们有过三次高潮。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 ”时的“全民学哲学”，热火朝天，可是很快就消失了；再次是“文革”中批林批孔时 期的哲学学习高潮，很快也完了。这说明，哲学学习如果搞形式主义、实用主义是不可 能持久的。因为人文精神是要慢慢培养的，像植树种花一样，从小就要培养。第三次是 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哲学打头阵，哲学立了一功，哲学工作者露 了脸，可是它也没改变以后哲学冷落状况。因为利益导向比什么力量都大。我把这叫做 社会结构性变化。当然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和政府重视这个问题。特别是 近些年来，十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政策性扶植，不断加大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投入， 尽可能改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已初见成效。江泽民的北戴河 讲话和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使全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受到极大鼓舞。
当然，社会结构性变化是我们人文学者个人无能为力的。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责任。 从我们哲学来说，哲学工作者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哲学不是一个很好的谋生的职业， 更不是一个发财致富的手段。作为谋生手段来说，远不如学理工，学医，学财经。可对 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哲学是决不可少的。孔子、老子、庄子、朱熹、王阳明的世界声 誉，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培育是无法用金钱估量的。日本一个哲学家说过，康德和 笛卡尔是德法两个民族的光荣。有的国家是经济大国，可总为哲学领域没有突出的人物 而遗憾。中国人或全世界知道孔子老子的人很多，但没有一个人知道中国历史上哪几个 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当然哲学家也要生活，而且生活应该越来越好。哲学家的贫穷 并不值得赞许。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是政策性的，通过国家发展生产提高教员待遇来解 决。从哲学家个人来说，在金钱与学术之间应该分个轻重。一个是个人的问题；一个不 仅是个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事关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文化繁荣的问题。孰重孰轻，涉及的 是价值追求问题。哲学工作者应该有正确的价值导向。要正确认识哲学家的使命。这是 关涉到对哲学的本质和功能的正确理解的问题。哲学要繁荣，必须对社会发生作用。也 就是说，哲学家要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提高我们人民特别是青年的人文素质 服务。具体说，哲学要发挥它的独特功能，即为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服务 ，为提高理论分析能力，辨清思维能力，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道德品格服务。我们 反对实用主义，但不能反对哲学的效用。艾思奇薄薄一本的《大众哲学》的历史作用比 任何一本脱离实际的哲学专著要大要持久，至今还在重印。我们既需要高深的哲学问题 的研究，也需要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类型的哲学普及著作。科学要科普，哲学社会科 学也需要有科普。
在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时期的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从理论上为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服务。事实上， 在宣传、贯彻、解释“三个代表”思想方面可做的工作很多。这是一个宽广的大有作为 的领域。要坚决实践“三个代表”思想；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 停顿，为此必须进行新的研究。既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又需要正确的、通俗的、有 说服力的宣传。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理论工作者的使命，也是党的期盼，人民的嘱托。
哲学工作者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追求，没有正确的研究方向，没有与时俱进的精神， 即使有很好的客观条件，也未必有精品力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 学科不见得行得通。翻开全世界的哲学史没有一本传世之作是许诺重赏之下写出来的。 我说的不是不要评奖不要奖励，我说的是哲学家自身的价值导向问题。哲学学者个人在 事业上要有献身精神，在治学上要有冷板精神。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落实和贯彻江泽民在 人民大学讲话的五个高度重视、五点希望的精神，把从事哲学工作融合到民族伟大复兴 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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