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浙学、浙东学术、浙东史学、浙东学派的概念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东论文,史学论文,学派论文,概念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浙东史学，是学界尤其是浙江学界喜欢用的术语。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对这四个概念的出现与嬗变过程作一系统梳理。
一、“浙学”的嬗变
在这组概念中，“浙学”最早出现，但最迟为当代人所认知。宋以后新儒学的发展有两大发展时期，就是宋代儒学与明代儒学。“浙学”概念的嬗变，经历了两大阶段，一是宋代浙学，二是明代浙学。
最早提出“浙学”概念的是南宋福建大儒朱熹（1130－1200）。朱熹三次谈到，“近世言浙学者，多尚事功”①，“浙学却专是功利”②，“浙学尤更丑陋，如潘叔昌、吕子约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③。三次提到“浙学”，朱熹的感觉越来越差。前人往往注意到朱熹对浙学的批评现象，进而推断出“浙学”本是朱熹批判浙东思想的语言。④ 朱熹对浙学有批评是事实，但从“浙学”概念嬗变角度来说，我们应关注的是这个概念是否成立。“浙学”这个概念，有两层含义，“浙”是“两浙路”的简称，“学”是儒学。所以，当时所谓“浙学”，本质应是“浙江儒学”。再来观察一下，“浙学”是一个他称。首先，只有外省人才会建构起一级行政空间的概念。本省人看本省，看到的是局部；而看外省，看到的则是整体。⑤ 浙江是一个大空间，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浙江人只会建构以县或府为单位的空间概念。所谓婺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四明之学，正是浙江学人的空间概念建构方式。而外省人的整体视野，才会建构起以大浙江为单位的空间概念。其次，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是事物开始阶段常见的现象。只有通过横向比较，才能看出事物的不同特点。中国是一个大国，宋以后，儒学开始在各地广泛传播。因区域不同，在儒学建构中，出现不同特色的儒学，这就是杨念群提出的儒学的地域化现象。儒学在浙江传播以后，成为浙江特色的儒学，与其他地区的儒学不同。这点，浙江人开始往往不自觉。倒是福建学人朱熹与浙江学人交锋、比较以后，看到了浙江多支以府县级为单位的学派讲事功的共同特点，于是，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将有共同特征的整个两浙路儒学称为“浙学”。这种粗线条的浙江儒学共同特征，浙江人显然是归纳不出的，只有朱熹这个外省人才会感觉得到。从逻辑学角度来说，概念的提出，是对事物本质现象有所理解、有所归纳的结果。现在看来，朱熹的归纳是正确的，“浙学”概念是能成立的。
正因为如此，朱熹之后，浙江本地学人叶适（1150－1223）也接受了“浙学”概念，他称浙东台州宁海名臣罗适（1029－1101）为“浙学先河”、“理学先声”。⑥ 叶适用“浙学先河”来称赞浙江学人，说明浙江人接受了朱熹提出的概念。宋末元初，江西学人刘埙（1240－1319）说：“宋乾、淳问，浙学兴，推东莱吕氏为宗。”⑦ 另一位宋末元初福建学人黄仲元（1231－1312）称：“于时，有湖学，有浙学，有江西，学派虽不同而正学同，言语问辨虽不生于一而正见一。”⑧ 这段话，作者是站在“闽学”立场上讲的。由此可知，南宋时代，至少存在闽学、浙学、湖学、江西四大地域性儒学流派。他们的特色不同，观点不同，然而大家都是正宗的儒学。这是一种十分平等、客观而公正的观察。由此可知，“浙学”在宋末元初即已成正式概念，不仅外地福建学人、江西学人用，就是浙江本土学人也用。它既是一个他称，也是一个自称。“浙学”概念的出现，证明“宋元时期学者们已公认存在着一个主要由婺州学派和永嘉学派等所构成的‘浙学’，并且已了然其学术思想的传承脉络。”⑨
明人很少提到南宋“浙学”，但他们喜欢称本朝王学为“浙学”。最初，用的是“浙宗”。嘉靖三十五年（1555），广东学人王渐逵（1498－1558）对广东心学大师湛若水（1466－1560）说：“阳明之派曰浙宗，先生之派曰广宗。”⑩ 宗，即派，浙宗即浙派，这是佛教禅宗惯用的概念，于此可见心学与禅宗的近缘关系。与宋代“浙学”一样，明代“浙宗”也是由外省人提出的。这个概念后来也为浙江学人所接受，如清代全祖望（1705－1755）就数次提到“浙宗”，称“终明之世，学统未有盛于二宗者”(11)。稍后，浙西德清籍学人蔡汝楠（1516－1565）提出“浙学”概念。据钱明研究，蔡汝楠曾两次提到“吾浙学自得明翁夫子（阳明）”(12)，转述江西籍学人聂豹（1487－1563）批评浙东王学时称：“谓我浙学承阳明夫子之绪”(13)。这里所用“浙学”，与“浙宗”意义相似，均指明代王学。晚明浙江学人陈云渠有《浙学谱》(14)，作者生平与内容均不详，建构的应是明代浙江以王学为主的学术系谱。前人多注意到了黄宗羲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15) 的《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批评史馆《修史条例》“言浙东学派最多流弊”。其实，此前的康熙十六年（1677），黄宗羲（1610－1695）替万斯大《学礼质疑》作序，有“无徒与众说，争长于黄池，则所以救浙学之弊，其在此夫！”(16) 这条材料，前人不注意。黄宗羲所谓“浙学”或“浙东学派”，意义应同，均指明代浙东王学发展脉络，即浙东学统，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学派。(17) 对内讲话，敢批评王学；一旦别人批评王学，则要挺身出面维护，内外有别，这正是黄宗羲的个性。
由于“浙学”概念的提出，浙学史建构早在明末已经开始。明末，福建人刘廷焜编了《闽学宗传》，其子刘鳞长编《浙学宗传》（1638），应是一部宋明浙江心学学脉史。(18) 此处所用“浙学”，应是地域意义上的、与“闽学”相对应的概念。清代中期，“学统”意识相当浓的全祖望屡次使用“浙学”。前人注意到了《宋元学案》，其实，《鲒埼亭集》、《鲒埼亭诗集》也屡次使用：“浙学于南宋为极盛”(19)，“百年浙学久坠地”(20)。全祖望使用的“浙学”，应是历史全程意义上的，由南宋浙学而明代浙学，是浙学历史运动过程的不同阶段。全祖望想复兴“浙学”的意识是相当浓的，只是他本人主要是做了《宋元学案》的修补工作，无暇系统论述浙学史。受老师全祖望的影响，其弟子、乾嘉时期杭州学人赵一清，写了《浙学渊源考》，这应是第一篇论述浙学发展历程的专门性文章，惜不传。1900年，章太炎诸人成立“浙学会”，办浙学杂志，重新打捞“浙学”，于是有了天台学人张廷琛（1854－1911）《浙学源流述要》，这是最早一部浙学研究性专著。
民国时期，钱穆（1895－1990）认为浙学即心学。浙东金华籍学人曹聚仁（1900－1972）所谓浙学，指浙东史学。吕思勉（1884－1957）、周予同（1898－1981）所谓浙学，主要指南宋永嘉、永康二派。(21) 由上可知，“浙学”曾是清初以前使用最为频繁的、用以概括浙江学术的专门术语。(22) 在宋、元、明、清的古代中国，浙江学术的重心在浙东，著名学人皆产于浙东，这是后人等“浙学”同于“浙东学术”的内在因素。不过，从“浙学”本身来说，它的空间是包括浙东、浙西的，并不限浙东。(23)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浙江经济的崛起，浙江精神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由此，“大浙学”被重新提出来。1993年，浙江社科院的吴光发表《试论“浙学”的基本精神——兼论“浙学”与“浙东学派”的研究现状》(24)，提出了“大浙学”概念。其后，吴光反复论述了这个观点(25)，他主编的《儒学天地》，也设“浙学研究”栏目。近年，浙江社科院钱明、杭州师范大学朱晓鹏也关注“浙学”研究(26)。而杭州师范大学“浙学网”、浙江社科院哲学所《浙学研究集萃》的结集出版，则更张扬了“浙学”研究。滕复等《浙江文化史》(27)、董平的《浙江思想学术史——从王充到王国维》也可以说是“大浙学”研究成果。用“浙学”概念，我非常认同，但前提是不能局限哲学，将之称为浙江地区的哲学学派，而应理解为广义的浙江地区的学术文化，或浙江特色的学术传统。只是，这个“浙学”概念，空间上扩展了，内容上也扩展了，似乎更为全面了，但同时也就更为驳杂了，自然也就引起了学人的怀疑，台湾大学郑吉雄将之称为“文化的解释”(28)。
二、“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浙东史学”的嬗变
清以后，才开始出现以“浙东”为地域核心的学术术语。
最早以“浙东”为地域核心的术语是“浙东学派”。“浙东学派”最早出现于17世纪后期，指的是源于浙东的王学。不过，当时使用不广。接着是“浙东史学”与“浙东学术”，均是18世纪的章学诚（1738－1801）首先使用的。章学诚说：“浙东史学，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29) 晚年，写了《浙东学术》专篇，与浙西学术相对应，建构起一个浙东学术传统，且强调浙东学术的精华在史学。章学诚所指的浙东学人，包括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在邵晋涵逝世以后，实际上也包括了邵晋涵。“浙东学术”从此为人所继承，如19世纪后期，绍兴学者平步青（1832－1895）继章学诚之后，比较早地勾勒了清代浙东学术有学脉。他在给章学诚曾孙的信中称：“浙东学术，自东发、深宁以来，远有代绪。国初黄南雷、万石园兄弟及邵念鲁、全谢山氏而下，惟令曾祖（实斋）先生，远绍独肩。先生殁，而浙东学术不绝如线。道咸问，宗涤甫（源翰）观察颇以起衰自任（指办宁波辨志书院），而接受无闻”(30)。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有类似说法，增加了邵晋涵。合两文，黄震、王应麟、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一线就一清二楚了。值得注意的是，绍兴人平步青所谓的浙东学术系谱，上溯至宋末元初宁波的黄震、王应麟。进入20世纪以后，祖籍余姚的余杭章太炎（1869－1936）作《清儒》（1915），称“自明末，有浙东之学”。章太炎所指的浙东学术系谱，在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之后，加上了定海黄式三、黄以周父子。这个系脉，重点明显放在经史，没有包括邵廷采、邵晋涵祖孙，但增加了黄氏父子。广东学人梁启超（1873－1929）《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20）(3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年）均接受了“浙东学派”概念，且强调浙东学派重视史学。梁启超所谓浙东学派系谱，指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章学诚的“浙东学术”说，因章太炎、梁启超的大力推崇，而成为20世纪学人所熟知的术语，而传统的“浙学”则晦而不为所识。
又由于强调浙东学术重在史学的缘故，“浙东学术”术语逐步向“浙东史学”转型。浙东金华学人何炳松（1890－1946）也强调要给宋以来的浙江学术确定“一定的地点和名称”，他主张用章学诚所定的“浙东学术”四个字比较适当，并认为南宋以来的浙东学者多专究史学，所以不妨称为“浙东的史学”。他的书称《浙东学派渊源》，应理解成浙东学脉的溯源研究，何炳松的中心观点是主张使用“浙东学术”或“浙东史学”。宁波学人陈训慈（1901－1991）身上表现最为明显。陈训慈研究清代浙东学术，先是继承“浙东学术”概念，写了《浙东学术管窥》（1922），自称“略本章实斋所论浙东学术之旨，断自王刘，循述诸儒之学”。接着，缩小范围，改成《浙东史学管窥》（1930年），最后改成《清代浙东之史学》（1931）(32)，认为清代浙东史学上承宋元先哲遗教，历二百余年而不替，是有其“特殊精神”的。陈训慈同一篇文章三次修订，概念的不断缩小，正反映出当时概念使用上的变化。四川学人刘咸炘（1896－1932）也用“浙东史学”(33)。最早使用“浙东史学派”这一名称的是浙东学人周予同（1898－1981）《第四期之前夜》（1929），且将章太炎列入浙东史学派之列。周予同在其后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论康有为和章太炎的学术渊源时，又提到常州今文经学与浙东史学派。到了50年代末，台湾大学杜维运完成的硕士论文《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1959）(34)，第三章即为《浙东史学派》专章。杜氏专治清代史学，在杜维运看来，“清代史学，以历史考据学派与浙东史学派为主流。历史考据学派由顾炎武，浙东史学派自黄宗羲而昌大。”(35) 杜维运无疑是台湾学界最早、也最全力提倡浙东史学派的学人。
80年代初，杭州大学仓修良教授也主张用“浙东史学”，他一直想写一部反映浙东史学的著作。80年代后期，北京师范大学的朱仲玉（1925－2005）教授连续写了《试论南宋浙东史学》、《元代浙东史学述略》、《明代浙东史学述论》、《试论金华学派的形成、学术特色及历史贡献》(36) 四篇文章，更是突出了“浙东史学”的使用。90年代初，仓修良学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叶建华《浙东史学流派简史》(37)，则更是勾勒了浙东史学发展简史。由此可见，仓、朱、叶承认有浙东学派，因偏重史学，可以称为浙东史学派。这是由他们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背景决定的。
到了90年代初，台湾学界也继续用“浙东史学”概念。中国文化大学的宋唏教授《南宋浙东的史学》（1983）(38) 也是较早提倡浙东史学的人。他的博士生、曾为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现为佛光大学教授的李纪祥的博士论文《明末清初儒学之发展》有专章《浙东史学及其系谱问题》(39)，从章学诚《浙东学术》谱系建构开始讲。“梨洲之所以为浙东史学宗主，也必须倒过来从实斋之学术及立场出发，才能明了梨洲与实斋之关系。无实斋以史为中心外王经世等诸理论之继承与发扬，梨洲未必会成为清代浙东史学之祖，……唯透过实斋及其宗谱，始知梨洲所开之学术路向，影响及于清代学术者为史。”章学诚这一谱系，经过近代以来梁启超、章太炎、钱穆、陈训慈、杜维运等史学家的继承与推阐，遂渐成为近人所称的“浙东史学”或“浙东学派”，且深入人心，牢不可破，视之为当然之史学史。
“浙东学派”虽在黄宗羲、何炳松那儿已经用过，但均非指学脉。真正作为现代意义“学派”使用的，始于80年代。台湾学人谭光豫比较早使用“浙东学派”概念。中国文化大学经济所谭光豫的博士论文《南宋浙东学派经济功利思想》（1983）称：“浙学乃一类称，其下学派不一，学者众多，言论纷歧。”进入90年代以后，大陆学术界已经不太用“浙东史学”概念，而逐步改用“浙东学派”。因为“浙东史学”内涵过狭，无法包含浙东学人成就的全部。宁波大学钱茂伟用“浙东学派”概念，曾写过《清代浙东学派统承刍议》。(40) 浙江社科院王凤贤摒弃了“浙东史学”，而用“浙东学派”，与人合著《浙东学派研究》。从前言来看，作者以心学为浙东学派的主线。从某种意义上说，“浙东学术”是宋明时期在浙东地区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心学为主要倾向的学术，“浙东学派”也就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心学流派。由此可知，“浙东学术”与“浙东学派”是相通的。《浙东学派研究》出版以后，作者又写了《关于“浙东学术”与“浙东学派”研究的几个问题》(41)，文内三个小标题皆用“浙东学术”，更加证明作者理解的两个概念是相通的。宁波大学方祖猷研究清代浙东学人的论文集称《清初浙东学派论丛》（1996）(42)，在《自序》中，作者称，清初浙东学派是一个以史学为主，包含哲学、经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诸种领域，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学派。这种理解，是90年代宁波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浙江省委党校杨太辛《浙东学派的涵义及浙东学术精神》（1996）(43) 重点说明，后人所理解的浙学即南宋浙东事功之学，浙东史学即清代浙东学术，有违全祖望与章学诚原意，内涵过于偏狭，尚事功与重史学，是浙东学派或浙东学术的主要特色。同时，强调要补齐元明与乾隆以后的浙学影响。看得出来，作者所用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浙学三个概念是相通的。作者概括的六个方面的浙东学术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只是，要求补齐元明、晚清浙东学术的工作，早在管敏义主编的《浙东学术史》（1993）中已经完成。董平《浙东学派之名义及其内涵》（2002）(44) 认为，“浙东学派是自南宋乾道、淳熙（1165－1189）以来确立并传播、流行于浙东这一特定区域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就其一般情形而言，这一学派在整体上乃属于道学或理学，而其本身则包含两个分支，即浙东史学派与浙东心学派。”这个修正，就建构起作者的《浙江思想学术史——从王充到王国维》(45) 主线。
不过，宁波学界更喜欢用“浙东学术”概念。1988年开始，宁波大学管敏义在没有对“浙东学术”加以任何历史性的辨析情况下，径直使用了章学诚提出的“浙东学术”，主编了《浙东学术史》。(46) 1993年3月，由宁波大学方祖猷教授发起的首届“浙东学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就称《论浙东学术》。1999年，钱茂伟写的小书称《浙东学术史话》(47)。2005年10月，宁波市行政学院与中国实学研究会联合召开的会议称“浙东学派与中国实学研讨会”，而会后编辑出版的论文集却称《浙东学术与中国实学》。(48) 这一趋向，是为了避免“浙东学派”范围过小而引发的争议。钱茂伟《浙东学术史话》尝试着对“浙东学派”与“浙东学术”两大概念作了辨析，认为浙东学派是浙东学术的主干，但不等于浙东学术，浙东学术范围比浙东学派大。这种一大与一小的说法，接近台湾谭光豫的划分。宁波大学方同义等《浙东学术精神》(49) 也接受了这一说法，与“浙东学派”相比较，“浙东学术”这一概念的使用更为方便、实在。
近几年，温州大学蔡克骄仍强调浙东史学，写过一系列的论文，如《20世纪关于“浙东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浙东史学再认识》、《论晚清浙东史学》、《浙东史学与民族精神》、《胡三省与浙东史学》。
三、须从认识论角度思考学派建构问题
关于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浙东史学问题，虽然接受人的比较多，但也有部分持反对意见。40年代中叶，金毓黻（1887－1962）首先发难(50)，其后北京师大柴德赓（1908－1970）的《试论章学诚的史学思想》（1963）、美国学人余英时的《论戴震与章学诚》（1977）、香港学人何冠彪的《浙东学派问题平议》（1986）也持相似观点。暴鸿昌在《章学诚与浙东学派的关系考辨》（1994）(51) 中则认为，“经世致用”并非浙东学派的独家风气，而是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潮。对此，部分学人如文善常《邵廷采史学思想研究》（1988）、沈敏之《关于〈浙东学派问题平议〉的商榷——兼论邵廷采的史学思想》（1990）(52)、台湾李纪祥也讨论到了《浙东史学及其系谱问题》（1992）(53)，钱茂伟《也论邵廷采的学术成就》（1994）、仓修良、叶建华在《章学诚评传》(54) （1996）中已辩之甚详。
到了21世纪，当然不能再用简单的方法，搜集些例子，证明有或没有，必须对前人的讨论，作一些更高层面的分析。近十多年，学界有重新定义“浙东学术”的趋势，日本学人早坂俊广《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金华”和“四明”》(55)、台湾大学教授郑吉雄《浙东学术名义检讨》（2004）、湖北大学教授周积明《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建构》（2004）、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李焯然《回顾与反思：浙东学派与明清思想史研究》、钱茂伟《民间学术视野下的明清浙东学术》(56)，可以说是要求重新定义的表现。海外的郑吉雄、李焯然，对前人所论浙东学术或浙东学派的方法进行了拷问。作者认为，章太炎的论文是传统的写法，一气之下，只作指引性的叙述，不作细密的举证。所以，他直接讲“浙东之学”，读者只能选择接受或不接受。梁任公的讲法和太炎相似，也是一种直线式的叙述。渐发展到陈训慈、何炳松，“浙东之学”的范围明显拓宽了，但问题也就逐渐浮现。这样转折攀缘，浙东学术的面目反而变得模糊。一个以地域为界定准则的“学派”定义，一旦趋于模糊，让人摸不着头脑，后起的学者很自然就会用严格的准则来重新界定。最后，作者指出，浙东学者与浙东学术的研究者，如果不能正视关于此一名称的挑战与质疑，深入地作出反思，恐怕永远也无法解开困缚此一名称的魔咒。李焯然也有类似看法，认为“悬而未决的问题仍然是学术界的困惑”。我非常认同他们重新思考的要求，也确实认为21世纪浙东学者与浙东学术的研究者应对质疑作出更为有力的回应。
我以为，必须从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二分的角度，讨论浙东学术、浙东学派问题。前人讨论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浙东学派，往往是将它当作一个历史本体论命题（或实态）来讨论的。从本体论角度讨论是否有什么浙东学派，是一个永远解释不清的问题。其实，浙东学术与浙东学派问题应是一个认知意义上的谱系建构问题，这既是一个本论论问题，更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谱系是被人建构起来的。人类历史，少不了建构。谱系建构的本质是群体建构。群体是实际存在的，更主要的是被建构起来的。浙东学派，应属地缘与业缘关系相结合而形成的学术群体。浙东学派首先是地缘的，即大家都是浙东籍，是浙东人。由于生活于共同的浙东空间，其思想有了共同的历史记忆，于是形成了浙东学派。这种群体概念，对当局者来说，可能是无意识的，也可能是有意识的。建构是记忆的重新组合，组合的标准与方式，是由建构者当下的语境所决定的。
中国的学脉建构，主要是宋以后出现的事。从名称上看，南宋时称为“渊源录”。到了明代中后期，出现“学系录”、“学案”、“宗旨”、“微旨”、“宗传”。从内容上说，宋明系谱的建构，经历了由杂乱的“语录”到菁华的“宗旨”、“学脉”的转变。“宗旨”是从佛学中借用来的词汇，《广弘明集》中已经出现，南宋时代已用于学术，如朱熹说：“幸有以警之，毋使东莱宗旨，转而为权谋机变之学也”(57)，大意应是学者的核心思想。黄宗羲治学术史，尤其注重各人宗旨的揭示，称：“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其学者之入门处。”(58) 与“宗旨”相似的另一概念是“学脉”。据《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电子版的检索，“学脉”早在南宋就已经出现，如陆象山说过：“莫厌辛苦，此学脉也”(59)。明代后期，“学脉”一词出现频繁增高。如阳明卒后，“友人钱洪甫氏与吾党二三小子虑学脉之无传而失其宗也，相与稽其行实终始之详，纂述为谱，以示将来”(60)。黄宗羲说：“先师之学者甚少，故晦而未彰，兄试以语静远，不惜批示，共寻先师之学脉也。”(61) 以上所谓“学脉”，应是一个人的学术脉络，近“宗旨”。明末以后，“学脉”也可以指全国性或地区性学术发展脉络体系，近于“学统”(62)。如刘宗周弟子黄宗羲说：“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刘宗周另一弟子董瑒作《越中学脉记》，称：“越之学脉，启于和靖尹子，大于阳明王子，会于蕺山刘子。……越学其自此弗替乎！”(63) 所谓越学、台学(64)，正是一种区域性儒学脉络体系建构。在这种背景下，黄宗羲编纂了《明儒学案》、《宋儒学案》、《元儒学案》(65)。一个个专题学案，也应是学脉建构。学脉意识的强化，谱系史建构，是学人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是学术史编纂的进步。
黄宗羲的“浙东学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在古汉语中，“派”是河的分流，“脉”也作“脈”，是人的血管，“学派”就是“学脉”，强调的是学术发展的一脉相传性，而不是现代门户意义上的派别。黄宗羲所谓“浙东学派”，就是源于浙东的、以明代王学为主的学脉，即浙东学脉。(66) 只是到了18世纪的章学诚时代，才出于当时的需要，改为“浙东学术”。章学诚为何不用浙东学派，而用浙东学术？这正是学脉建构的表现。“浙东学派”与“浙东学术”，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显然不同。前者强调的是实际存在的学术脉络，接近于后世所理解的学派；而后者突出的是学脉的建构性，是解释者根据自己理解而建构起来的。至于20世纪以来出现的“浙东史学”，只是强调了浙东学术“言事不离史”特色，是20世纪学人的说法，历史上并没有“浙东史学”或“浙东经史学”的说法。从短时段来说，在一定的时空内，是可以存在“学派”的，这在前人往往用“吾党”来表示。不过，从中时段或长时段来说，不可能存在如此一脉相传的学派，只能是学脉建构。所以，用“浙东学术”是比较合适的。我以为，“浙东”与“学脉”是“浙东学术”成立的两大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治学风格与治学精神，是建构浙东学脉的关键所在。长时段的浙东学术学脉框架建构中，可以容纳短时段的、较小的学派，这就是我分辨与处理“浙东学术”与“浙东学派”的核心想法。
归结一言，“浙学”、“浙东学术”是一种学脉建构活动。学脉就是建构起来的历史图像之一，这样的建构反映了时代认知的需要，因而是值得肯定的。后人当然可以批评前人的学脉建构有不尽合乎历史事实之嫌，但大家必须知道，学脉的建构过程本身也是一部历史。从认识论角度来说，要讨论的不是学脉内涵是否合理或正确，而是不同的排列包含着不同意义，应该讨论建构者不同的思路与心态及背后所隐藏的历史内容。
注释：
① 朱子：《〈范香溪先生〉小传》，见《范香溪先生文集》卷首，《四部丛刊》。
② 《朱子语类》卷123。
③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0《答程正思》。黄震《黄氏日抄》卷34《答程正思》也引用。
④ 日本学人早坂俊广（陈辉译）《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金华”和“四明”》，（《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1期）称：“浙学”本是朱熹批判浙东思想的语言，而《宋元学案》则用来彰显“浙学”的卓越性。《宋元学案》以故事的方式将永嘉、金华、四明各地的思想整合于“浙学”之中，并有意识地将四明地区作为终点而进行颂扬。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⑤ 作者所在部门的通讯录，浙江人籍贯小到县，而外地人往往只写省份，这就是不同的内外空间建构方式。
⑥ 《“浙学先河”——罗适》，宁海旅游网2005年2月24日。叶适原话出处，一时无法查找。
⑦ 刘埙：《隐居通议》卷2《理学二·龙川功名之士》，《四库全书》。
⑧ 黄仲元：《四如讲稿》卷1《开堂讲义》，《四库全书》本。
⑨ 朱晓鹏：《浙学刍议——浙学传统与浙江精神研究之一》，《中国哲学史》2006年1期。
⑩ 王渐逵：《贺湛翁九十一序》，见黄宗羲《明文海》卷319。
(11)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50《端溪讲堂策问一》。
(12) 蔡汝楠：《自知堂集》卷20《致张按察使浮峰先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3) 蔡汝楠：《自知堂集》卷18《致孙蒙泉》。
(14) 雍正《浙江通志》卷245《经籍志》。陈云渠，生平未详。
(15) 曹江红：《黄宗羲与〈明史·道学传〉的废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1期。
(16) 黄宗羲：《南雷集》卷2《学礼质疑序》，《四部丛刊》。
(17)(21) 钱明：《“浙学”涵义的历史衍变》，《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2期。
(18) 吴光：《“浙学”的内涵及其当代定位》，《光明日报》2005年5月1日。
(19) 《鲒埼亭集外编》卷44《奉临川先生帖子二》。
(20) 《鲒埼亭诗集》卷8《信宿姚江舟中，偶作三哀诗》。
(22) 检索：《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电子版，只有“浙学”，而没有“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浙东史学”，也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成立。
(23) 钱明：《“浙学”涵义的历史衍变》极力要证明“浙学”应包括浙西，其意良善，其实不必赋予新的内含，只须发现即可。
(24) 《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3年4期，《浙江学刊》1994年1期，《陈亮研究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也见《浙学集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25) 如《再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中国哲学的特色与浙学精神》（《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2期）、《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6期）、《“浙学”的内涵及其当代定位》（《光明日报》2005年5月1日）。
(26) 钱明：《“浙学”的东西异同及其互动关系》，《杭州师院学报》2005年4期；钱明《“浙学”涵义的历史衍变》，《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2期；钱明《近世“浙学”的东西之分及其走向》，朱晓鹏《浙学刍议——浙学传统与浙江精神研究之一》，《中国哲学史》2006年1期。
(27)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28) 郑吉雄：《浙东学术名义检讨》，见陈祖武主编《明清浙东学术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29)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与胡雒君论校〈胡穉集〉二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73页。
(30) 平步青：《樵隐昔寱》卷4《答章筱同书》，《香雪崦丛书》丁集，民国六年（1917）。
(3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32) 蔡克骄称，《清代浙东之史学》1931年在《史学杂志》发表，1933年再次发表于《史学》杂志，改题为《浙东史学管窥》。实际正相反，据宋曦《从〈清代浙东之史学〉到〈万斯同年谱〉——陈叔谅先生的史学研究之贡献》，当为1930年底，先在中央大学的《史学》上发表《浙东史学管窥》一文，第二年的四月再以《清代浙东之史学》为题发表于南京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史学杂志》一卷五、六期至二卷一期上。据方祖猷《陈训慈论浙东学术及其精神》（《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4期），《浙东史学管窥》应是《浙东学术管窥》与《浙东史学》两文。
(33) 刘咸炘：《推十书·史学述林·宋史学论》，成都古籍书店影印1996年；也见黄曙辉整理的《刘咸炘先生著作选刊》，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
(34) 学生书局1989年。
(35) 杜维运：《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派之兴起》，《故宫文献》2卷4期，1971年。
(36) 分别见《浙江学刊》1988年第1期、《宁波大学学报》1988年2期、《浙江学刊》1990年第5期、《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4期。
(37) 《浙江学刊》1990年6期。
(38) 《宋代研究集》14辑，台北：中华书业编审委员会，1983年。
(39) 李纪祥：《明末清初儒学之发展》第七章，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12月。
(40) 《宁波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
(41) 见方祖猷、滕复主编：《论浙东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台湾版称《浙东学术与浙东学派》，《思源》16期，1992年。
(42) 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1996年。
(43) 杨太辛：《浙东学派的涵义及浙东学术精神》，《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44) 南京大学《思想家》第二辑《中国学术与中国思想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
(4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46) 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
(47) 宁波出版社1999年。
(48) 宁波出版社2007年。
(49) 宁波出版社2006年。
(50)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现在较好的版本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此书由重庆的商务印书馆1944年首版。
(51) 《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
(52) 《浙江学刊》1990年1期。
(53) 李纪祥：《明末清初儒学之发展》第七章，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12月。
(54) 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第十一章《浙东史学的殿军》，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5) 陈辉译，《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1期。
(56) 见陈祖武主编：《明清浙东学术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57)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6《答潘叔昌》。
(58) 黄宗羲：《明儒学案·凡例》。
(59) 《象山先生全集卷》35《象山语录》。
(60) 王畿：《刻阳明先生年谱序》，见《王文成公全书》附录卷二。
(61) 《南雷集·吾悔集》卷2《答万充宗论格物书》。
(62) 如元儒吴澄曾作《学统》，清人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45《恭敏马孔养先生森学派》说：“黄勉斋肩紫阳学统，递有传人，至今称朱门派的者，何、王、金、许，萃于金华。”
(63) 董瑒：《是学堂寓稿》，天一阁藏。
(64) 如金贲亨《台学源流》。
(65) 后两者后被合成《宋元学案》。
(66) 吴光：《“浙学”的内涵及其当代定位》（《光明日报》2005年5月1日）也有类似观点，称黄宗羲所谓浙东学派，指的是浙东地区的学术发展脉络，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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