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嘉华董事长葛文耀:对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实行“国民待遇”_国民待遇论文

上海嘉华董事长葛文耀:对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实行“国民待遇”_国民待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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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岁的葛文耀,给人一种“非典型”的国有企业老总印象。

身为上海家化联合股份公司(600315.SH,下称“上海家化”)董事长,对于上海家化的各种新化妆品,葛文耀都会先拿来试用,而且对细节还挑剔得很。

这位从1985年就进入上海家化的老国企人,近年来带领上海家化实现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旗下的六神、佰草集、高夫等品牌在外资重压下占据了不错的市场份额,成为中国日化行业难得的胜利果实。

2009年上海家化净利润达到2.33亿元,同比增长26.07%。2010年前9个月,实现营业总收入24.3亿元,同比增长11.4%,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09亿元,同比增长10%。

尽管如此,葛文耀仍然在办公室里挂上了“如履薄冰”的字幅。在国企摸爬滚打20多年的葛文耀,对国企改革似乎有一肚子话要说。

政策性垄断国企不要上市

记者:上海正在推进国资证券化,你如何看待?

葛文耀:现在推动国资证券化方向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国资委体系成立以后,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第一是国资委的定义,以前说要学习淡马锡、做最大的老板。但国资委应该是个监管者,不应该走淡马锡模式。最后全国人大明确了国资委的定位,是监管者和出资者。

第二,国资委的监管对象没有区分,比如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的区别。中石油这两天油价提了这么多,油价没有提的时候,国家又补贴几百亿,让很多境外投资者获得了收益。

像这种政策性垄断行业不要上市,同时对竞争性行业的国企要给“国民待遇”。

记者:这么多年全国国资改革,该如何评价?

葛文耀:现在要国资改革作突破,必须看到过去的问题,对以前的工作进行总结。

我们可以把中国经济的一些数据和国资数据作一些比较。1952年到1994年的42年中,中国GDP年平均增长8.17%,世界第一,但由于大起大落国家财富没有增加多少;1994年到2009年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有效,GDP年平均9.56%,财富增加很快;1994年到2007年资产价格包括房产、股票的价格等都涨了4倍。

央企的利润有多少?当时100多个企业中,8家企业占了80%的利润。央企最好的时候,净资产回报率为12.3%,金融危机时降到7.2%,2009年继续恶化到5.1%,2010年上升50%也只有7%多。

至于地方国企,根据去年上海市国资委的数据,上海在全国地方国资排第一,净资产收益率也只有3%,还包括相当一部分出售土地房屋资产获得的利润。

国有企业还有大量的贷款和土地优惠。比如一些国企的土地可以不用批租,使用成本只有两三百万元的土地,如果批租需要9000万元。目前国企还不是全成本核算,就这样,国企的回报率比民营和外资企业还低得多。

调结构、转方式已经是全国的共识。国资不改革,上海也不能成功地调结构、转方式,这是上海市领导的共识。

记者:这几年国资改革还是取得了不少进步,很多企业通过上市完善了治理结构。

葛文耀:上市公司制度是目前中国最好的企业制度。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证监会已经参考了美国、中国香港地区等一整套制度,财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关联交易制度都和国际接轨了;第二,上市公司现在很难做“猫腻”,因为有基金和股民盯着;第三,上市公司已经规定了许多惩罚制度,直至刑法。

不过,虽然如此,国资的上市公司并没有完全按照《公司法》来执行。

第一,国企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不能决定事情,许多事情一定要到上级和国资委走程序,环节这么多,容易泄露内幕消息。

第二,上市公司的法人财产权得不到保障,上级管理下级时可以把好的资产挖掉。

第三,国企上市公司搞期权激励的力度不够。国资委在证监会期权激励的基础上又加了19条限制,其中最匪夷所思的一条是:上市期权所得的收益不能超过个人工资的40%。否则期权不能行权,限制性股票的收益要上交。当然他们可能也意识到不太恰当,后面还跟着一条,随着资本市场成熟和企业竞争性加剧,可以逐步取消这一条。

当时证监会批给上海家化1600万股作期权激励,但最后被砍到560万股,只搞了2%的期权激励,人均3万股。由于期权激励只能发行总股本的10%,现在做期权激励效益太低,剩下的8%我们打算等以后政策好了再做。

回到刚才的观点,监管对象要有区分,如果是垄断性的国企,就不要搞期权激励了,但对于竞争性国企要给“国民待遇”,不能给这么多限制性条件。

严格按《公司法》管理

记者:在你看来,国资改革现在还有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推动?

葛文辉:国企管理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是审批制。管理的要义是充分授权,全面控制。放权不等于不控制,控制不等于不授权。其实,经营者的选拔和考核、资产的处理和投资,都应该由董事会决定,因为董事会最接近企业情况,而不是审批。

第二,国资委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动中可能出现的损失,制定了繁琐的规定。这虽然避免了流动中的资产损失,但由于不流动造成的损失太多了,没人负责。

第三,投资和主业的确定。这个要依靠市场化来解决。

总之,央企不上缴利润,钱太多了,限制它们乱投资是对的,但不能从这些个案推而广之来限制所有企业。企业和企业家最具有市场敏感性和创造力,由政府决定企业的主业,好多伟大的公司就没有了,如通用电气和诺基亚,我国联想公司的投资范围也早就超出电脑了。

第四就是企业的层级问题,国资委要收缩层级,三级以下的企业都要清掉。我的概念是,企业要看类型,需要区分加以对待。比如,我们上市公司是第三级,下面的子公司如佰草集已经是第四级了,按照规定就应该被砍掉。但按照法律,法人不分等级,只是以财产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独立的商品供应者,有自己的品牌、R&D(科研)、销售渠道,这些公司是市场最重要的细胞,往往都是第三、四级的。

第五个问题,关于国资委是否要遵守《公司法》。《公司法》是人大通过的,国资委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政府部门的法令怎么能违反人大通过的《公司法》?

第六,就是要有“国民待遇”,要跟外资、民营一样的“国民待遇”。按理说股东大会通过就可以了,但现在所有投资、资产处理都要通过国资委。上市公司买进、卖出什么东西,都要先开董事会会议,立项、评估,然后报国资委审批,审批通过以后再开董事会会议进行决策,非常繁琐。

记者:国资改革方向到底在哪里?

葛文耀:方向就是,上市公司应严格按照《公司法》管理。国资监管要按照监管对象来分,像中石油这种垄断性公司本来就不应该上市,应该私有化。像中国移动这些发展比较好的企业,就要给空间充分发展。

此外,国资委对于国资保值增值的目标有点过时了,常常今天增了一块,明天又“坏”了一块。国资的收益应该和财政收入挂钩,为民生和科学发展观服务。我认为,国企每年至少应该上交国家相当于净资产8%的利润,如果收益不好,砸锅卖铁也要强制上交。国资每年利用了国家这么多资产,就必须把收益以现金方式上交给国家财政一部分。

国企现在资产很多,土地、房产都可以卖,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它交不出来。现在央企乱投资,也是因为钱太多。

家化改制,为何雷声大雨点小

记者:按照现在的思路,国有股要退出一般性竞争行业,上海家化下一步会怎么走?

葛文辉:按理说,上海家化也属于要退出的,但现在经营得很好,其他行业都是民营企业做得好,化妆品行业就是上海家化做得好。其实,国有不国有按理来说都一样。但我们国家对于国有企业,在财务上有很多优惠,管理上却绑了很多手脚。灵活的机制不给,却用很多钱来喂它。

上海家化应该退出,但到现在为止,你看有哪家国有企业是在好的时候卖掉的?都是不好的时候才卖掉。这就造成了上海家化改制,雷声大雨点小。

记者:上海家化是否会通过继续推进股权激励,加速国有股稀释?

葛文耀:我在等上面的决定,什么时候按照《公司法》管理,上海家化就愿意整体上市,成为公众公司了。我们现在股权结构上,基金占比超过40%。如果整体上市,家化就是公众公司,国资委就转变成了一个股东。

记者:上海家化现在的成绩是否与个人领导风格和管理方法有关?

葛文耀:首先是行业原因,化妆品行业在国内不像其他重工业,如汽车、钢铁那样受重视;第二,和我个人有点关系。我在上海家化20多年,被干预了三次,每次都差点“死”掉,最后还是活了下来。现在卖给外资,价格会比较高,要卖80亿~100亿元。我认为,上海家化的体制比外企、民营企业好一点。

记者:国有企业是否也取决于能人经济?如果你退休了,上海家化谁会接班?

葛文辉:最近六年,上海家化从困境中走出来,在销售规模、毛利水平、品牌影响和人员结构上都有很大进步。上海家化现在1050名员工,70%有大学以上学历,硕士博士100多人,7个人有国外身份,人员结构比较好。

我最近在安排上海家化的五年计划,企业生存首先是品牌在市场的地位,我们会增加广告费用,加强品牌在顾客心中的地位,这是企业的根本;其次,在企业决策层、执行层面有合适的人才结构;第三是业务流程;第四是企业文化,也是企业的价值观。

我希望我退休后,上海家化也能健康发展,否则就是我在的时候没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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