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唐宋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史研究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01年6月5日至9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盛唐研究项目组”、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史”课题组联合主办的“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对外学术交流中心召开。
会议代表共42人，除中国内地的学者外，还有港台地区和其他国家的21位知名学者，如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伊沛霞(Patricia Ebrey)教授、哈佛大学的包弼德(Peter Bol)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的岸本美绪教授、东京都立大学的佐竹靖彦教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黄宽重教授等等。开幕式上，北京大学季羡林、周一良先生等发表讲话，强调了妇女史研究的意义，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陶晋生教授做了主题报告。
本次研讨会分为8个议题，即(1)文本：性别的表现与解读；(2)女性书写：闺训与篇什；(3)生活：门内与户外；(4)图像：风格与风貌；(5)性：身体与文化；(6)宗教：信仰与供奉；(7)性别意识：认同与错位；(8)变迁：性别与社会。这些议题涉及思想史、艺术史、书写史、经济史、医疗史、宗教史等诸多层面，通过论文宣讲、专人评议和集体讨论，使来自哲学、文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等领域的专家，进行了一系列跨学科或多学科的广泛学术交流。
这次会议特点是务实而紧凑，讨论气氛热烈，席间有不少严肃批评的声音，体现了批评在学术研究中的分量。
研讨会后，与会代表奔赴山西，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学术考察。在北大中古史中心的精心安排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密切配合下，代表们从妇女史研究的视角，考察了众多与女性关系密切的文物古迹。一路上，学者们就古代塑像的性别区分、女扮男装问题、女子出家后的生活状况等问题，继续了研讨会上的讨论，加深了从文本和图像所得到的认识，同时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二
这次会议的议题不是笼统地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几大类，而是参照与会者关注的核心概念与研究角度拟定的较具体的问题。其中，文本的制造、传播、解读和制度变迁是报告人和评议人常常提到的话题，而文本之外的视觉，甚至听觉材料的引入也时时激发出新的问题，让人反思文本的表现力。以下将分5方面简单介绍会议的主要内容。
1.文本的制造及由此产生的对不同文本的辨析问题
正如伊沛霞教授所说，历史研究中我们对现状能够改变多少往往取决于我们如何呈现那些材料。对于一开始就对主要由男性保存下来的史料持有高度警惕心理的妇女史研究来说，对史料的剖析和不同源流的史料的比较自然就成为显现功力深浅的一项基本功。伊沛霞的《正史、传闻与想象：关于开封失陷前后徽宗朝宫廷妇女的资料》正是通过比较正史与《靖康稗史》、《宣和遗事》及《南烬纪闻》等非正统材料，试图解释徽宗后宫妇女的数目、徽宗“临幸”妇女的数目以及关于这些妇女的传闻等问题，以求通过爬梳文本中掺杂的传闻和想象，使妇女史研究能对历史学有所贡献。
研究女性与宗教的4篇文章也体现出材料的特质对研究的重要性。严耀中（上海师范大学）的《墓志祭文中的唐代妇女佛教信仰》尝试从时间、地域、社会阶层等方面揭示墓志记载的信仰佛教的女性的年龄、婚姻、家庭状况，以及与男性佛教徒、信仰道教的女性对比显示出来的特征。尽管有些尝试受材料的局限而不能落实，但是这些问题不仅使人们对唐代妇女佛教信仰的认识更真切，也为将来的努力提供了方向。黄敏枝（台湾清华大学）的《宋代妇女的另一侧面——关于宋代的比丘尼》是又一篇利用各种史料鸟瞰宋代比丘尼总体状况的论文。她考察了宋代比丘尼的数目、尼戒坛、出家原因、生活方式、临安和福州两地的尼寺和比丘尼等问题，点面结合地展示了历史的多维性，也试图澄清对女尼的负面印象和宋代女尼实况的距离和关联。韦闻笛（Wendi Adamek，哥伦比亚大学）的《宝山灵泉寺比丘尼题记研究》、柯素芝（Suzanne Cahill，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自恨罗衣掩诗句”——李冶、卢媚娘、鱼玄机诗作中女性的声音》两篇文章则分别以特定的地域和人物探讨了女性信仰问题。韦闻笛选取难以进入佛教主流话语体系的灵泉寺比丘尼题记为案例，跳出帝国／父系、激进／颠覆的简单化处理框架，发掘了女性群体在自己的天地里积极的活动，以及她们与三阶教的繁荣之间的关系。柯素芝则选取唐代赫赫有名的三位女冠诗人为案例，提出唐诗写作的规范性和社会仪式性对男女作家起着同样的束缚作用；而女诗人们不仅是怨妇，还是拥有独立思考、行动和表现能力的主体。
与之类似，赵和平（北京理工大学）的《唐代书仪中所见妇人书札》凭借敦煌文献中保存下来的妇人书札反观它们对女性书写的限制，又指出书札中也暴露出妇女广泛的社会交往，乃至“夫随妻居”的蛛丝马迹。黄正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唐代“别宅妇”现象小考》则探讨正史记载唐前期别宅妇被禁现象的原因，认为“别宅妇”一词从正史中消失与其内涵的演变不无关系。
上述文章既从个体、又从整体上反映出文本的性质对文章性格的塑造，同时也向我们展示出关于女性形象的种种理念。
2.理念与现实关系的研究
怎样弥合理念与现实的差距是解读文本的又一项重要任务。在《“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周易·家人〉的阐发》一文中，邓小南（北京大学）重返宋人对经典的阐释，使“男外女内”问题增添新意，通过发掘文本的功能，使人们对宋代的伦常／正位、家／天下等社会秩序有了新的深入理解。宁欣（北京师范大学）的《唐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太平广记〉为中心》和鲍家麟（亚利桑那大学）、吕慧慈的《妇人之仁与外事——宋代妇女和社会公共事业》则分别揭示了唐、宋时期妇女在家门内外，特别是外事中的积极活动。宁欣从《太平广记》所载展示出了唐代大量的女性职业的种类和特点，并指出上层妇女和下层妇女主动和被动地参与经济活动的现象。鲍家麟、吕慧慈对宋代妇女参与的各种公共事业进行梳理，进而探讨女性的德行已经超出“宜其室家”的规范，同时女性丰富的外事活动也体现出她们在家内的权力。
关于身体文化的三篇文章对文本中的理念与现实的张力也有不同处理方式。李贞德（台湾史语所）的《唐代的性别与医疗》从生育和健康照顾入手，分析在唐代医疗制度完善化、医疗知识体系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对女性的特殊看法与女性参与的医疗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女弱”的观念对女性具有保护和管束的双重效果。这些观念又使本来承担医疗事务的女性受挫，规避、退让之后成为只在有限的空间内能够获得肯定的医疗角色。张邦炜（四川师范大学）的《两宋时期的性问题》承认有关性的科学在宋代继续发展，同时强调现实中存在大量的纵欲行为，又认为在并行的禁欲、节欲、纵欲观念中占上风的禁欲观有其合理性，与纵欲并行不悖。杜芳琴（天津师范大学）的《性事、医学和情欲中的社会性别——从〈大乐赋〉、〈千金方〉和〈游仙窟〉看唐代上层男性的性观念与性态度及性事情欲中的性别关系》从语境角度分析三篇文本，勾勒出描述性事的几种话语：健身、纵欲以及展示才华和满足情欲，主要强调话语权主导者的理念。
对待“游仙窟”一类的文学作品，妹尾达彦（日本中央大学）则采取了结合历史背景分析的方式。在《“才子”与“佳人”——九世纪中国的新的男女认识形成》一文中，他比较了中国与欧洲、日本才子佳人故事的不同，指出源自九世纪的中国恋爱小说是伴随科举制度的落实，科举考生和妓女被描写成才子和佳人而产生的，因此中国的才子佳人不能像欧、日的贵族男女那样最终结合，理念与现实的冲突由此折射出来。
3.文本的传播和女教问题
文本的复制与流传是妇女史研究中长盛不衰的话题。本次会议集结了三篇有关唐代女教著述的论文。高世瑜（《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宋氏姐妹与〈女论语〉论析——兼及古代女教的平民化趋势》考证了宋氏姐妹的生平及《女论语》的创作和流传，并比较了《女论语》和《女诫》及其作者宋氏姐妹和班昭，以探讨《女论语》在女教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宋氏姐妹的人格特征。黄嫣梨（香港浸会大学）的《〈女论语〉与〈女孝经〉》考察了二书的作者、写作动机以及篇目和内容，并着重论证二书作者的学养。山崎纯一（日本樱美林大学）的《关于唐代两部女训书〈女论语〉、〈女孝经〉的基础研究》与前两位不同，认为《女论语》的作者另有其人，并比较了二书的内容和功用。此外，臧健（北京大学）的《宋代家法的特点及对家族中男女性别角色的认定》辨析了宋代家法的含义与特征，从而探讨家法对家族中男女两性各种角色的认定。
两篇关于列女传的文章做出了新的尝试。刘静贞（台湾东吴大学）的《宋本〈列女传〉的编校及其时代——文本、知识、性别》从对《列女传》的版本流传的考证入手，致力于发现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和沟通管道，以及知识与知识载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她认为北宋《列女传》由天子应读之书转变为君子应读之书，而它何以成为女教的经典似乎可以从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节妇烈女和宋代的政治、道德和性别观念》中寻找答案。柏文莉通过比较北宋和南宋传记人物的类型，发现彰显女性的节操并批评男性道德有亏的传记日益增多，指出写作妇女传记的初衷不在于妇女的节行本身，而是为了督促男性学做忠臣孝子。
4.制度与变迁的研究
制度与变迁是妇女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大泽正昭（日本上智大学）的《“妒妇”、“悍妻”以及“惧内”——唐宋变革期的婚姻与家庭形态的演变》聚焦南北朝至宋的妒妇现象，指出因为婚姻制度的不同，南朝和北朝的妒妇问题性质不同，唐代融合了这两股潮流，但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婚姻关系上呈现出不稳定性。唐后期汉民族的婚姻制度复活，经由宋统治阶级的推动，妒妇问题被压缩到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家庭内部。气贺泽保规（日本明治大学）的《试论隋唐时代皇后的地位——武则天上台历史背景的考察》立足后宫制度揭示武则天上台的历史背景。他认为受北方少数民族影响，皇后地位不稳定，武则天正是在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过程中钳制后宫乃至皇帝而步入称帝之路的。柏清韵（Bettine Birge，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唐代至宋代的婚姻和财产法：从父系体系的疏离》把婚姻与财产制度联系起来，进而观察父系制度的演变。通过比较唐、宋法律，她指出在宋代财产不是更严格地由男子继承并完全保留在男性宗族中，而是被赋予女儿和寡妇继承或控制，从而进入异姓家庭。李志生（北京大学）的《试谈唐代后期妇女贞节的走强趋势》尝试从赋役制度和人口政策探讨女性贞节观念的变化趋势，并认为人口的增减直接影响到贞节政策的松紧，妇女受田与否也牵涉到她们在国家、家庭中的地位，因此受到更严厉的贞节观念的管束。
此外，佐竹靖彦（日本东京都立大学）的《〈清明上河图〉为何千男一女》把笔力扩散到由汉至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段中，择取绘画、礼仪、戏剧等案例，从男女性别分工和家族制度两大脉络说明宋以后形成的近代宗族的构成单位——自立的中型家族的特色，认为这是男外女内主义形成的现实基础。此文以绘画材料引出并展开论题，令人思考对于非文本的材料如何解读的问题。
5.关于非文本材料的研究
绘画、乐舞和考古资料的运用，为本次会议添色不少。罗世平（中央美术学院）的《唐代仕女画独立分科的历史动因透析及其相关问题》分析了唐代仕女画丰肥秾丽的风格及其与社会时尚的关联，并指出武则天在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了仕女画的流行。姜斐德（Alfreda Murck，北京大学）的《宋朝绘画中的女性》梳理了宋代以女性为绘画题材的作品，将它们分为理想化的女性、朱门后的女性、劳动女性、为诫谕而绘的女性和看不见的女性5种类型，其中看不见的女性是指用隐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女性。它们描绘出女性的日常生活、关于女性的物质文化和观念。
荣新江（北京大学）的《女扮男装——盛唐妇女的性别意识》着力在绘画、人物俑等材料中搜讨唐代独具特色的女扮男装现象，指出这种现象有来自教育、家内户外的生活、宫廷都市活动、道教佛教影响、个人性格等多方面的成因，不能单纯以胡化或是社会的开放解释。在时尚背后，盛唐时期的女性不是与男性区别并分隔的负面形象，她们可以自由装扮成流行的异性形象。齐东方（北京大学）的《唐俑与妇女生活》通过对唐代女俑分期、分式、分类的考察，展示了女俑与丧葬制度的关系、有关女性的时尚的变迁、物质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以及女性在礼乐、劳动和社交生活中的面貌。
张国刚、孙丽莹（南开大学）的《唐五代女子面妆术及化妆品的原料和来源》对唐、五代女性面妆术、化妆品的原料和来源及面妆术的等级性、地方性、民族性和时代性进行了考察。葛晓音（北京大学）、户仓英美（日本东京大学）的《唐代女舞〈玉树后庭花〉及〈霓裳羽衣曲〉之舞容考》由流传到日本的两部乐舞追溯它们怎样被唐代宫廷吸收、改编、演绎和失传的历史，从中揭示出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舞容的载体在传播中的作用等复杂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高彦颐（Dorothy Ko，哥伦比亚大学）的《从唐宋身体文化试论缠足起源》。在关于缠足的文字记载十分匮乏的状况下，她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试图从更大的文化架构——唐代乐舞的演变、坐具的普及、生活空间等——探讨缠足起源、审美和身体实践等问题。
以上论文关注了唐宋妇女史的各个层面和角度，无论传统或新鲜的议题、方法都得到了精彩纷呈的表现。
三
这次会议的另一特色是，尽管与会者治学的领域不尽集中在唐宋史或妇女史，关注的议题也多种多样，但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回应了一些基本问题，廓清了目前唐宋妇女史，乃至妇女史、历史学的困难和分歧所在，并探讨了不同层面的解决方案和未来走向，大会形成了一些共识。
首先，关于史料的运用，与会者互通有无，并达成了一些共识。如包弼德、岸本美绪都指出我们对待史料要谨慎，对自己解读文本的能力应保持谦虚的态度。涉及思想史、艺术史、社会史等各个领域的问题也让人茅塞顿开，激发研究的灵感。如一些被反复征引的古人所做的概括为什么会被提出，向谁宣传；绘画中显示的女性的缺席是社会分工的真实反映，还是在男性的注视下女人被隐藏起来；又如黄宽重质疑，唐代反映贵族生活和宋代反映中下层民众生活的史料能否直接用于唐、宋的比较。
其次，关于历史分期和社会变迁，大会贯彻了打通唐宋的精神，并向唐以前宋以后延展，由于各时期历史和与会者的不同文化背景，形成了对唐宋妇女史一些特别现象和事件的动态认识。李华瑞（河北大学）在会上做了题为《宋代妇女地位与宋代社会史研究》的报告，总结了大陆地区近20年的宋代妇女地位研究及其形成的共识，引发了对妇女地位及如何使妇女史研究契合大的历史背景等问题的争论。许多与会者认为本次会议的成功之处正在于摆脱了固定的社会发展史的框架、妇女受压迫史的俗套，提出的议题是可争议的(problematic)、有个性的(characteristic)。伊沛霞还以自己的实践建议大家以更多的案例显示女性的生活、社会性别观念怎样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
第三，本次会议在国内首次尝试将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结合起来，使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看到二者互相汲取养分、宽广而可喜的发展前景。与会者中有不少是首次参加关于妇女史的会议，对他们来说，妇女史研究不是放弃自己的研究特长，而是结合自己关切的问题、对已有的材料做一些新的诠释。刘静贞还指出，妇女史不是把问题局限在女性或性别的角度上，而是让历史学多一个角度，为历史学提供新的方向和题材。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将一些普遍的现象还原到历史情境中看，而不是说出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本次研讨会自筹备以来就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与支持。代表们一致认为，这次会议是对唐宋妇女史研究主题和方法的一次认真尝试和突破，是史学界的一次创新，为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它打破了以往研究中僵化了的王朝断代分隔，为唐宋史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接触和对话的机会，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之一唐宋变革说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本次研讨会容纳了专门研究妇女史和研究其他专题的不同领域的学者，这种多学科的交叉渗透代表了妇女史研究的前沿，与会者们彼此互补、交流，获益匪浅。这次会议吸引了不少男性学者参加，改变了以往妇女史会议中女性学者为主体的情况，促使妇女史研究跳出了单一性别的桎梏，成为研究男女两性互动以及受到男女两性共同关注的重要领域。会议的论题相当广泛，把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放在一起，将小问题与历史大脉络联系起来了。妇女史的研究与其社会历史大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何找到一些切实的结合点并且深入、细致地进行分析，会议论文和讨论提供了一些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