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看我国需求不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看我论文,市场经济论文,需求论文,理论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对我们考察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借鉴意义，其中关于市场经济需求不足的理论和政策，对我们考察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需求不足问题有借鉴意义。
一、“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与“需求创造供给”的凯恩斯定律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大约一百年中，西方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说，交换过程中充当媒介的货币只起瞬间作用，交换归根结底是用产品交换产品，一种产品的生产会为其他产品提供销路。因此，“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注：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42页。）这一结论就是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对萨伊定律的含义讲得最清楚的是约翰·穆勒。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说：“商品的支付手段仍是商品，每一个人购买别人产品的手段，是由他自己所有的产品构成的。一切卖主必然是、而且最终都是买主。如果我们能够使本国的生产力突然增加一倍，我们就将使每一市场商品的供给突然增加一倍。但是，我们同时也使购买力增加一倍。”（注：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按照萨伊定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会存在需求不足问题，或者说，不会出现供给过剩或生产过剩问题。因此，萨伊定律的实质在于否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生生产这剩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萨伊定律为基础的理论体系。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猛烈地冲击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也猛烈地冲击了否定需求不足或生产过剩可能性的萨伊定律，使新古典经济学家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在这次大萧条中问世的凯恩斯经济学，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以萨伊定律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指出这种经济学的理论与事实不符，用于实践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页。）
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出现需求不足或生产过剩，会出现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是就业理论，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理论。面对着大萧条，凯恩斯深感失业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于是提出了充分就业的主张。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所谓有效需求，按照凯恩斯的解释，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的总需求，或投资等于储蓄时的总需求。只有当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投资等于储蓄时，利润才达到最大，产量、收入和就业才达到均衡状态。有效需求决定实际就业量，有效需求的大小决定就业量的高低。有效需求不足包括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然而凯恩斯不是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中寻找需求不足的根源，而是断言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人们的基本心理因素。他把消费不足的原因归于心理上的消费倾向，把投资不足的原因归于心理上的流动偏好和心理上的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心理上的消费倾向意味着，消费者由于爱储蓄，于是收入增加时，虽然消费也增加，但没有收入增加得多，因而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流动偏好意味着，人们由于偏爱多持有现金和存款，不愿多买股票和债券，因而投资需求不足；心理上的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意味着，投资者由于感到投资引诱不够大，预期的资产未来收益不够高，因而不愿多增加投资，致使投资需求不足。
萨伊定律强调供给而不是强调需求，这一定律的信奉者认为，只要有供给，就会有需求。凯恩斯否定“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相反地认为是有效需求决定供给。这样，“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就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凯恩斯定律”。凯恩斯定律强调需求而不是强调供给，这一定律的信奉者认为，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然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迫使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需求不足的现实，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生产过剩和大量失业的现实。这同否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需求不足问题、否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出现生产过剩和大量失业的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在理论上是一个进步。同沉溺于市场理想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凯恩斯经济学有较多的市场现实主义成分。
二、“市场成功”理论与“市场失败”理论
西方经济学家现在相当普遍地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理想的市场经济”和“现实的市场经济”。按照他们的通行说法，理想的市场经济可以达到资源配置效率或帕雷托效率，现实的市场经济达不到资源配置效率或帕雷托效率。例如，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帕雷托效率——理想的竞争的市场经济可以达到，而现实的市场经济则无法达到。”（注：J.E.Stiglitz,Whither Socialism?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4.p.437.）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经济达到资源配置效率或帕雷托效率，被叫作“市场成功”；市场经济达不到资源配置效率或帕雷托效率，被叫作“市场失败”。英语中的“市场失败(market failure)”目前在汉语中通常被译为“市场失灵”。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并不是市场配置资源都有效率。要达到市场成功，也就是说，要达到资源配置效率或帕雷托效率，必须满足一系列严峻的假设条件。可是，在现实世界，这些假设条件得不到满足，因而出现市场失灵。
较早的市场失灵理论研究的是微观经济层次上的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的原因和对策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市场失灵理论有了重大发展。1977年，加尔布雷思把市场失灵归结为三大问题：宏观经济不稳定；微观经济无效率；社会不公平。这就大大扩展了市场失灵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使本来意义上的市场失灵理论发展成为广义的市场失灵理论。
20世纪80-90年代，萨缪尔森多次以不同形式表述了广义市场失灵理论。在《经济学》第11版中，他把“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垄断和外部影响”和“失业的不稳定性”看作是市场经济偏离最优状态的三个主要方面。（注：P.A.Samuelson,Economics,McGraw-Hill Book Company,New York,1980.pp.78.96.）在《经济学》第12版中，他和诺德豪斯列举出市场经济“三种始终存在的失灵之处”：“垄断和外部影响”；“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对选民来说可以是不可接受的”。（注：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78、96页。）在《经济学》第16版中文版序言中，萨缪尔森一方面批评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弗里德曼不注意市场失灵，一方面列举了市场失灵的各种表现。他说：“一些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弗里德曼，从‘自由放任’出发，强调‘纯粹资本主义’的完美，而不那么注意各种‘市场失灵’：垄断、寡头，经济周期波动，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等等。”（注：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华厦出版社1999年，序第1页。）在萨缪尔森列举的各种市场失灵中，“垄断、寡头”属于加尔布雷思所说的“微观经济无效率”，“经济周期波动，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属于加尔布雷思所说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属于加尔布雷思所说的“社会不公平”。
在西方，加尔布雷思是非主流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是主流经济学家，他们两人的观点和理论体系相差较大。但在广义市场失灵理论方面，加尔布雷思和萨缪尔森存在相当的一致性。现在，加尔布雷思和萨缪尔森的广义市场失灵理论广泛地影响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科勒1992年出版的《经济学》明确地把“无效率”、“不公平”、“不稳定”三者确定为市场失灵的基本内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如此解释市场失灵，这反映出广义市场失灵理论已经成为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共识。
西方市场失灵理论从只研究市场经济缺乏效率及其矫正问题，到研究包括需求不足在内的宏观经济不稳定问题，再到研究导致需求不足的社会不公平问题，这也是理论上的一大进步。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广义市场失灵理论，宏观经济不稳定所造成的损失十分巨大，比微观经济的资源配置无效率所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
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学说与“一只看得见的手”的学说
“一只看不见的手”原见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著作，被斯密用来反对当时已经阻碍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前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其实质是反对封建主义国家干预经济，要求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向前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前夕和大萧条已经开始的时候，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信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学说，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断言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通过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1929-1933年大危机的现实宣告新古典经济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学说的破产。这次大危机促使凯恩斯重新考虑问题，他用来代替“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学说的是“一只看得见的手”的学说。这只看得见的手，就是国家之手，政府之手。大萧条使凯恩斯认识到，单靠市场机制，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不可能使各种生产要素都得到充分利用。为了解决需求不足或生产过剩问题，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和解决大量失业问题，除了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还必须有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总是针对着政策的，他主张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凯恩斯主义医书中，市场经济主要易患两种病：一是经济过冷时的衰退和失业，一是经济过热时的通货膨胀。相应地，凯恩斯主义处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另一类是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衰退、失业和通货紧缩时用扩张性政策，通货膨胀时用紧缩性政策。
四、正确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积极探索我国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和措施
借鉴西方经济学，不是照抄照搬，而是要善于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以利于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扩大需求，不能囿于凯恩斯主义的有关理论和政策，而必须有新的战略思路，必须努力探索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标本兼治的有效措施。
（一）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市场机制能不能解决需求不足和大量失业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界，原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对这个问题都作了否定的回答，老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对此则作了肯定的回答。然而，市场经济的历史和现状有利于国家干预主义，而不利于经济自由主义。
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争，集中到一点上，就是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国家干预主义者承认市场失灵，经济自由主义者强调政府失灵。国家干预主义者看到并承认市场经济存在而又无法解决需求不足和大量失业问题，认识到进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为了进行政府干预，他们在许多宏观经济总量中找出了一些可控的关键变量，由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这是国家干预主义者比经济自由主义者高明的地方。经济自由主义者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今天仍在鼓吹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显然不合时宜。不过，经济自由主义者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存在无效性或政策失灵这一面，这比把政府干预理想化要现实一些。
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的“非分散化定理”很值得我们注意。按照这一定理，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就不能实现有效率的市场资源配置。斯蒂格利茨等批评了科斯等人的没有政府干预市场可以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观点，认为政府差不多总能有潜力对市场资源配置作出改进，政府具有私人部门所不具有的能力。斯蒂格利茨还提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不能削弱政府的作用，而是要重新对它加以规定。斯蒂格利茨批评市场社会主义只重视资源的价格配置，而不重视资源的非价格配置。他认为价格配置只起比较有限的作用，而非价格配置则起更重要的作用。斯蒂格利茨强调，政府在协调大规模投资方面能够充当更有效率的角色，以避免市场经济中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斯蒂格利茨主张政府和市场要恰当平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面临着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在处理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时，有必要考察和研究西方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争的历史和现状，还有必要认识西方国家现在自己实行国家干预主义，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的实质，要严防新自由主义的误导。在资源配置上，应当既要有价格配置，又要有非价格配置，既要有市场配置，又要有政府配置。斯蒂格利茨所说的政府在协调大规模投资方面能够充当更有效率的角色，以避免市场经济中生产能力过剩的思想，很值得认真研究。如果过分相信资源的市场配置，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无所作为，那么，恐怕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大量失业就难以避免。
（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必须处理好平等和效率的关系
在平等和效率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学者现在有三派主张：一派主张平等优先，另一派主张效率优先，还有一派主张平等和效率兼顾。美国哲学家罗尔斯以及受罗尔斯平等观影响的一些西方进步经济学家主张平等优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主张效率优先，更多的西方经济学家现在越来越主张平等和效率兼顾。
不少西方经济学家在对平等和效率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局限性，即把平等和效率对立起来。他们总是说，或者为了更高的效率而牺牲平等，或者为了更多的平等而牺牲效率。他们只看到二者矛盾的一面，而看不到二者相互促进和统一的一面。例如，他们不知道，不平等的加深会造成更低的效率，而更多的平等会带来更高的效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面临着平等和效率或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西方学者讨论平等和效率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在我国，当平均主义相当严重时，曾经适当强调效率。但当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相当严重时，平等或公平就成为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在平等和效率的关系上，我国有的经济学家过分相信“大蛋糕论”，认为蛋糕做大了，贫穷问题，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财富分配不公问题，等等，都会自然得到解决。然而，有切蛋糕经验的人对此大概不敢轻信，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分蛋糕的比例不变，不管蛋糕多大，富人和穷人分到的蛋糕相对份额就不会有任何变化。就是说，相对贫困者在分小蛋糕时固然是相对贫困者，在分大蛋糕时仍然是相对贫困者。不过，有一点，也许主张“大蛋糕论”的人没有想到，那就是，在蛋糕做大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可能绝对贫穷下去。关于这一点，新剑桥学派领袖罗宾逊在尖锐地批评类似“大蛋糕论”的说法时就曾经指出过。她这样描绘了这类理论：“在对增长的颂扬声中，赞歌四起。增长即将解决一切问题。无须担心贫穷。增长将提高底层人民生活，贫穷将要消失，不要再加以注意。”罗宾逊批评说：事实上，财富的增长和贫穷的减轻不是一回事，“贫穷绝没有因经济增长而被克服”，尤其是，“绝对贫穷还因经济增长而增大”。她进一步说：“当经济增长在上层继续进行时，愈来愈多的家庭在下层被驱逐出来。虽然财富增加了，但绝对贫困却增长了。‘丰裕中的贫穷’这句旧口号具有了新的意思。”（注：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美国经济评论》1972年5月号，译文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
（三）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必须找出我国当前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辩证论治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在成功地控制住通货膨胀之后，出现了社会平均消费率低、总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的现象。从1997年第四季度起，价格总水平非但不再上涨，反而还有所下降。
面对这一新的宏观经济形势，我国经济学界出现意见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经济周期的通货紧缩阶段。通货紧缩的根源在于国人的心理因素：重节俭，爱攒钱，有钱不肯花。用凯恩斯的语言表述就是，人们的储蓄倾向高，消费倾向低。这种意见持有者提出的对策是，根本改变节俭观念，提倡享乐，鼓励消费，全面实行刺激消费和投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当前消费率低、需求不足和市场疲软现象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不要教条地用凯恩斯心理因素论来解释，过早断言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周期的通货紧缩阶段，不要指望扩张性政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找出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对症下药。不宜把任何一种情况下的价格总水平的下降都叫做通货紧缩。西方经济学界对通货紧缩有不同定义。例如，一种定义是，通货紧缩是指与货币和信贷供给紧缩同时发生的价格总水平的下降。另一种定义是，通货紧缩是指经济周期下降阶段与货币和信贷供给持续下降同时发生的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按照这两种定义，我国近年的价格水平下降就不能算是通货紧缩。
我们这里讨论的需求是全体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最终需求。投资需求归根到底要取决于最终需求。因此，讨论需求不足问题，说到底，还是讨论最终需求不足问题。我国当前需求不足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第一，贫富差距加大，影响总消费。一般地，在总收入既定时，收入分配越平等，总消费在总收入中的比例就越高；反之，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总消费在总收入中的比例就越低。财富分配状况对总消费的影响也是如此。第二，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时的下岗措施，从单个企业考虑，有可行性。但是，当大批国有企业都这样做的时候，许多微观经济层次的个量就会汇集成巨大的宏观经济层次的总量，以致出现多年来没有过的大量下岗和失业人员。这个阶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绝对下降。下岗和失业人员的迅速增加还使部分在岗人员降低消费支出，他们担心自己有一天也可能下岗，因而不敢保持原有的消费水平。采取下岗措施的初衷是在微观经济层次上减员增效，而大批下岗导致宏观经济层次的大量失业，从而导致总需求不足，则为始料所不及。第三，一些地方拖欠教师和职工工资，拖欠农民工工资，拖欠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拖欠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费，拖欠低保人员低保金，致使这些人员的需求下降。第四，占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农民的收入下降，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第五，已经出台的几项重大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和养老金制度改革，使处于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不同程度地减少了当前消费，增加储蓄。
如果以上分析符合实际，那么，仅仅依靠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不可能有效地解决需求不足问题的。
社会总消费不足，主要是广大劳动者消费不足。因此扩大内需的政策，应当着眼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统一筹划城乡的社会经济发展，增加城乡广大劳动人民的收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应当认识到，这不仅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而且是扩大内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保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要防止“中产阶级论”的误导。“中产阶级论”认为，解决需求不足的政策基点应当放在中产阶级上，只有扩大中产阶级的人数，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刺激中产阶级的消费倾向，才能解决我国的内需不足问题。对于这一主张，应当持慎重态度。考虑到中产阶级在我国曾经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现在使用中产阶级概念有可能引起歧义，因而不宜采用。如果现在所谓的中产阶级指的是中等收入群体或中等收入阶层，那也不宜把解决需求不足的政策基点放在这一收入群体或阶层上，虽然这一群体或阶层的消费在总消费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必须把扩大内需政策的基点始终放在增加城乡广大劳动人民的收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上。
从这一政策基点出发，要高度重视并认真研究和解决下述一系列重要问题。
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对此，政府要切实加强调节职能。
社会保障落实问题。目前要落实社会保障基金，确保基本养老金、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城市低保金的按时足额发放。随着经济的发展，要逐步提高社会保障金的标准，提高应保对象的生活水平。要高度重视搞好就业和再就业。要千方百计让新成长的各类劳动力有工作岗位，使他们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要千方百计让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使下岗失业人员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必须把“三农”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这不仅对社会稳定、对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并逐步探索和建立适合我国农村特点的保障制度，使我国农村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真正成为现实的巨大市场。
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问题。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目前要保证各类人员的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保证各类社会保障金按时足额发放，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随着经济的发展，要逐步提高各类人员的收入水平。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归根到底要靠最终消费支持。
广大人民群众对出台重大改革方案的承受力和实际支付能力问题。不能让他们形成一种不拼命攒钱就过不了改革关的预期。
（四）全面认识扩张性政策的作用，恰当运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是经常存在的。这一矛盾，主要表现为总供给的巨大增长和总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为了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市场经济国家现在通常的做法是实行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然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有积极作用，也有消级作用。在短期内，通过扩张性政策刺激投资，缩小总需求缺口，能使生产相对过剩和失业有所减轻，使一定的增长速度得以维持。但是，在长期内，持续地用扩张性政策刺激投资，就会持续地扩大生产能力，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相对生产过剩，从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需求不足。采用扩张性政策的初衷是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到头来却有违初衷，导致相反的结果。
运用扩张性政策，必须记取西方经济学家夸大扩张性效果的历史教训。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家中算是比较稳健的萨缪尔森，也被60年代的所谓长命的经济扩张冲昏头脑，得意忘形地为经济衰退和大量失业“唱挽歌”，说是“经济周期已经被驯服了”。但他话音未落，严重的1973-1975年经济危机爆发。萨缪尔森“唱挽歌”一事成了历史笑柄。
运用扩张性政策，还应看到扩张性政策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几乎不起作用。例如，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不断降低利率直至实行零利率的政策，美国在最近这次经济衰退中多次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都没有多大效果。我国近几年连续降低利率以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也不显著。
运用扩张性政策，还应看到，不断交替使用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有可能使经济成为“跷跷板经济”：刚刚摁住通货膨胀，又陷入通货紧缩；反过来，刚刚消除了通货紧缩，又陷入了通货膨胀。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是有不少教训值得我们记取的。
运用扩张性政策，尤其要注意的是，长期交替使用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有可能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两种形式的宏观经济不稳定之外，又出现第三种形式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滞胀，即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发症。在滞胀面前，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全都失效。面对滞胀，束手无策的萨缪尔森曾经无可奈何地说：“（市场经济）现在反复地闹滞胀病，有利于滞胀中的‘滞’的部分的政策导致‘胀’的部分恶化，而有利于‘胀’的部分的政策导致‘滞’的部分恶化。因此，可以看到，我们仍然处于进退维谷之中。”（注：P.A.Samuelson,Economics,McGraw-Hill Book Company,New York,1980.p.251.）正是在滞胀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危机。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者卢卡斯宣布：“凯恩斯主义不再有用了，它已经末日来临。”另一个批判者萨金特宣布：“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它们都已经过时，都已经死亡。”（注：R.E.Hall & J.B.Taylor,Macroeconomics,W.W.Norten & Company,New York,1986.p.vii.）
我们的结论是，为了扩大内需，可以适当采用扩张性政策，但要看到这种政策的负面作用，不宜长期连续使用。重要的是找出需求不足的真正根源，深入探求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标本兼治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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