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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哲学的价值在于为社会所用，其研究目标应当面向生活，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思路。因此，哲学研究方式的基本特征应当是分析式的、探究式的和试错性质的。哲学的研究方式是哲学的生命线，哲学要求得新生，迫切需要研究方式上的根本变革。
关键词 哲学研究 方式 分析式 探究式 试错性质
哲学已经没有多少人问津了。这对于昔日曾处在社会文化中心地位的中国哲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许多人在对这种现实的反思中不乏发人深思、启人心扉的真知灼见，但也有一些人不是从哲学自身的内部去寻找症结，而是把哲学的失落归因于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归因于实用主义思潮的泛滥。似乎哲学要获得新生，其出路就在于国家的保护，在于淡化世人对物质利益和通俗文化的欲望，在于通过体制性措施为哲学划出一块不受市场潮流冲击的圣洁之土。对此，我不敢苟同。
无可否认，哲学的失落自然有其外在的客观社会原因。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体制的转轨，人们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转变都对传统意义上的一元化的教条式的哲学提出了挑战。然而，社会的这种转型也同时为多元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改革的实践遇到大量的非其它任何单一学科所能独立解决的观念性问题，需要哲学家去思考、去探索、去回答。哲学家在改革的大潮面前不是没事做，而是有着几乎做不完的事。因此，在这种社会大变革的条件下，在各种价值观念相互冲突的过程中，哲学却不寻常地冷落下来，哲学家就更应当从自身去寻找原因：究竟是什么样的哲学被冷落了？是那种脱离社会只有空谈无法兑现的经院式的哲学被冷落了，还是社会从此真的不再需要哲学、所有的哲学都将失去存在的土壤了？1991年10月笔者曾写过一篇题为《关于哲学的沉思》的文章。[1]该文分析了哲学与科学在研究对象、 研究主题、认识条件、思维和概念体系特点、真理标准及判定基础方面的差别，划分了哲学观念的3个层次， 提出了自己关于哲学革新的一些思路和看法，旨在明确哲学独立的地位、摆脱哲学的困境、恢复哲学的活力。现在，我想从反思存在于我国学界的正统的哲学研究方式的角度来考察哲学失落的根源，寻找哲学新生的出路。
一
我以为哲学的研究方式，或叫传统、或叫范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决定哲学前途和命运的最基本的问题。在商品或者说市场经济（我把这二者看作是本质上同一的）条件下，哲学所遇到的冷落、困境，或者说危机，其重要的根源就在于现有的研究方式把哲学引到了一条死胡同。如果说没有自培根所倡导的、自伽里略以来的科学研究传统和方式，自然科学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巨大的成就。同样，哲学的研究传统和方式如果不来一次革新，哲学复兴的希望就非常之微弱。
哲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研究方式，这个问题决定于哲学所赖以存在的价值。对于价值，尽管哲学家你争我辩，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应该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用。哲学作为一门关于事物观念的理性化学问，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似乎非有用性，无功利性就是本来的特征之一。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用是一个指称对象相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对人们需要的一种满足，是对人们的物质生活或者精神生活、实践活动或者思维活动、理性世界或者情感世界所能带来的一种积极的效应。哲学，无论其学科具有怎样的特殊性，如果它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不能给人们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带来有实际意义的帮助，那不管它装扮得多么花技招展、富丽堂皇，都不过是不生育的修女。也不管它在形式上考究得多么天衣无缝、无懈可击，都不会逃脱失落的命运。因此，用作为价值的实质内涵是哲学存在的不可剔除的基础。哲学要有用，这种用不是仅供哲学家自己来享有。哲学要生存，要赢得社会的认同，就应当为社会所用。不为社会所用，就不会在社会上产生有影响的力量，就不会为世人所喜爱、所崇拜、所敬仰，也就失去了哲学赖以生存的社会价值。
哲学要有用，要为社会所用，就要解决实际问题。所谓实际问题就是人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就是国家在建设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就是在反思自我，探索人的思维、情感，及与世界关系时所遇到的问题。实际一词意味着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一不是虚构的，二是有实际意义的。我们现在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酷似经院哲学，许多问题实际上不是虚构的，就是多半没有意义的。如曾热极一时的社会科学是不是生产力的问题。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又有什么实际意义？过去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原本的意义上指的是自然科学与技术。由于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导致技术上的重大革新，从而引起生产手段的巨大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邓小平倡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目的是提醒政府和全社会都来重视科学技术，增加对科技的投入。社会科学包括的面很宽，在一种意义上可看作生产力，在另一种意上又不可看作生产力。如果一定要把整个社会科学都划为生产力，或者相反地认为不具有转化为生产力的任何功能，都会使人陷入两难地步。况且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要面向市场，从市场中寻找出路。因此，在现在讨论社会科学是不是生产力的问题实际是自己人为地绕了一个圈子，然后让自己去钻，不仅在理论上无解，而且离开市场经济的现实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哲学的用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并不是说应当像文革期间那样，搞“卖西瓜”的哲学问题，也不是苛求哲学要像自然科学那样为解决问题提供一套具体的可操作的程序和规则。哲学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思路和指南的，但哲学所探索的不是关于世界的知识，“而是人们对待世界的理性化的观点、情感、意见和态度”。[2]因此，启迪思维、 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化人格，这些文化内涵是哲学的重要特征。不过这里应特别注意，哲学的文化特征并不是超现实的，而是基于现实、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形式和体现的。既往流行的《周易》热、《老子》热、儒学热、道学热，无一不是反映了现实生活的一种需要。尼采、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哲学之所以能憾动那么多人的心灵，不管其结论是否正确，起码是提出了、或者说点破了长期积蕴起来、但还没有明确意识到的朦胧的为人们所普遍关心的问题。所谓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并不是要像墙头草、随风倒、赶时髦地选择几个诱人的新鲜名词，而是要面向生活、面向实际、面向时代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生活的感悟、时代的灵性和历史的责任感，也才能为人们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思维导向和精神希冀。因此，面向实际问题始终是哲学生存和发展的动力。离开实际问题，哲学生命的源泉必将枯竭。
哲学解决实际问题不是要使具体的问题与自己固有的观念相吻合，也不是用哲学的一般原理去套用具体问题，而是要深入到问题之中、从问题本身中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来。因此，哲学的结论应来自对问题事理的寻究之中，而不是从古人、名人的著作中推出。哲学家应当深入到事理中去探索，不应当把自己的手脚捆绑在先人和权威的身上，搞文本式、经院式的烦琐论证和文字游戏。遗憾的是不知从何时开始在我们的研究中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那就是不管你对相应问题的思考多么深入，如果你的结论不是从名家的言论中推演出来的，那就不认为你的结论具有必然性和可靠性，甚至不认为你是作为一个学者在研究问题，而认为你的结论是没有“依据”的胡思乱想。其结果，研究的目光不是被引向生活和实际，而是引向先人的著作和言论之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无限上纲”。无限上纲在文革期间指把生活中的一些小过失不适当地拉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来批判。虽然无限上纲的批判味现在不浓了，但无限上纲这种分析问题的方式在我们的研究中还普遍存在。它表现在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都要套用最一般的原理，都要提到哲学基本命题的高度来分析，似乎只有这样才算理论程度高，否则就归之为就事论事，没有学术高度。殊不知这种套用其实是画蛇添足，不仅多此一举，而且往往十分做作。
哲学应当通过对事物内在机理的探索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意味着不同领域的哲学观念在原则上只能来源于对相应领域的探究，而不能简单地从哲学的一般原理中演绎得出（尽管不同领域的哲学观念在逻辑上应当是彼此和谐的），让相应领域的科学去接受“强权”性质的瞎指挥。这方面过去的教训已经不少。应引起我们警觉的是，当我们的哲学还没有对过去那样的糊涂作法完全反省的时候，另一种在实质上并没有差异的作法却盛行起来，即不是去探究与解决相应领域存在问题相贴切的哲学问题，而是把哲学基本命题的争论，如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客观与主观、实在性与主体性等千方百计地引入到每一个领域的研究中，似乎只有这样的问题才算是哲学问题。研究价值哲学不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价值基本内涵、实质、判定尺度及如何为现实评判与选择的实际操作提供思路上，而是绞尽脑汁去论证它的客观实在性。再如经济哲学实际上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其实是经济哲学著作，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产品生产与商品生产、公有制与股份制、按劳分配与按股分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协调等问题，实际上也是经济哲学问题。离开这些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前提问题，笔者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独立的对经济的发展有实际意义的经济哲学。如果一定要有，那无非是在经济学的研究中重弹哲学基本命题的老调，既无任何实质性的新东西，也对经济学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二
哲学对问题的研究既不能从名家的言论和一般原理中去推演，也不可把具体问题无限上升到哲学基本命题的高度，或者把哲学基本命题的争论任意地引入到具体问题的研究之中。这说明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探索性的，是面对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探究。哲学要探索就应当像侦探那样，从问题所呈现的表面线索中去寻找问题的实质。这就需要心智的力量、理性的逻辑，需要分析式的探索性的思考。哲学是探索人们对事物的观念、情感、意见和态度，是为解决问题提供思路的。这就要求哲学要先于实践在内心确认自己的结论，以具先见之明。而不是“光当事后诸葛亮，获取他人的成果来装扮自己”。[3]因此， 哲学所藉于研究的材料必然是不充分的，原则上不能看作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结和概括，更不是简单地从具体科学中抽象提升几个概念，换上几个听不懂的名词，把其它科学本来非常明了的思想人为地复杂化、玄妙化，以为这就是哲学的研究。哲学研究应类似于侦破工作那样，从问题的有限资料中，通过理性的辨析和探索，找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来。
把探索性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意味着哲学研究敬重的是思想逻辑，而不是外在形式上的严谨、和谐和对称。如果不是在艺术欣赏的天地里，而是在具有科学精神的王国里，那么内容和形式相比，内容永远是最为根本的，形式永远是从属性的。既然哲学的研究是一种探索过程，那么不同的人由于生活阅历的不同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在探索途径、方式和方法的选择上也就不应该要求整齐划一，而应当不拘一格，允许多样化。特别地，哲学中的许多问题重要的并不是结论，而是思维方式上的相互学习。因而哲学的研究更应当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思维过程、思维脉络和思维特点，即反映研究者的思维个性。在我国哲学史上不乏许多非常深刻的思想，但由于传统思维过于重形式的缘故，以致把这些思想在形式上格言化、八股化、艺术化。其结果，推理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模糊了，许多不该忽略的逻辑环节被遗漏了。虽然漂亮优美的文采有助于帮助读者从情感上接受作者的结论，但在理性上却埋没了而不是真正解决了读者对相应问题的内心矛盾。尤其是受格言约束的情感往往限制了理性逻辑所展开的翅膀，致使中华传统思想不能形成像西方那样一种可基于思维逻辑进行推理的体系。如果再看一下那些从国外所引进的、作为人类文明共同财富、受到我们所宣传和推崇的许多文章著作，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形式上所苛求的准则，根本连出笼的机会都没有。因此，形式主义不破除，将会压抑和埋没不知多少有创见性的思想，哲学繁荣的季节也就难以到来。
把探索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特征，这也说明哲学不能期望去追求全面、完备、规范和绝对无误的东西。探索本身就是一种尝试过程、试错过程，一切东西从一开始就要求完备无误这在客观上做不到。如果硬要去做，那就把探索的路子给堵死了，使哲学变成无血无肉的僵化、窒息的神偶了。到头来，还是逃脱不了被历史淘汰的命运。如果我们稍加回顾历史，就不难知道无论在哲学史上，还是在科学史上有多少深入人心、被我们尊为至圣、统治人类思想长达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东西到后来竟然被发现是错的。地球中心、心主思维、力是速度之因、以太存在等枚不胜举的观念无一不是这样。甚至像感觉之外是否对应着一个引起感觉的实体，世界究竟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这样的问题，哲学家争论了多年，有谁现在给出了一个判决性的结论呢？再如，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多少年了，为什么现在还要讲改革？讲改革至少说明在原来的理论中还存在一些不甚恰当的地方。因此，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在原则上都有某种可错的可能性。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在探索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呢？辩证法不是讲联系和发展吗？客观世界本身是流变性的，人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甚至有反复的过程。新的思想在一开始总不可能十分完备成熟，正如第一辆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总不会像现在这样完美。但它必定代表了一种新的东西的诞生，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新标志甚至新时代。大胆探索、甚至敢于出错并不是在学术上不严肃。学术上的严肃态度指的是在研究问题时应该独立思考、深入探索，不人云亦云、不靠想当然，不从一时的感情冲动出发。那些通过自已独立思考、深入钻研、甚至是呕心呖血得到的东西即使不那么规范、那么严谨、甚至有错误，但只要它提出了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只要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导出别人更为深刻的即使与此完全相反的东西来都应该认为是有价值的。概念的商榷是需要的，许多争论往往在于概念使用上的差别。但既然客观世界是流变性的，概念本身也就不会一成不变。世界在进化，概念也在变化。把概念固定起来，认为这将具有永恒不变的准确性，这是人们自欺欺人的非分之想。因此，在本人看来，概念的使用应以不引起歧义和误解为原则。
哲学研究不能追求全面，这不仅在于哲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探索是一种试错过程，而且在于探索的目的只是为解决一定的问题服务的。研究一个对象，人们总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只要求把与解决问题相关的方面说清楚、能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就可以了，并不要求把对象的所有方面都穷尽。因为这既做不到、而且也没有必要。比如人，从形态学角度是一个定义，从遗传学角度又是一个定义，从心理学角度可以这么定义，从社会学角度又可以那么定义，况且人还有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黑人、白人，好人、坏人……有谁能穷尽人的所有特征呢？即使穷尽了对具体的研究又有多大的意义呢？但哲学界却有一种习惯，即有不恰当的态度对待辩证法，把辩证法公式化、教条化，一切都要求全。本来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总是要东拉西扯，正面一个论，反面一述，在最后再用一个“这就是对立的统一”作为结论。似乎这样才全面了，无漏洞了。其实这种对全面的追求是故弄玄虚，把问题人为地复杂化。表面上看起来很全面，实际上丧失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况且结论游离不定，使人无所适从，结果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把探索作为哲学研究方式的基本特征，还说明哲学研究应当是周密、仔细、深入地去思考问题、探测问题的本质，而不是千方百计地去寻找一条线把问题的各方面串起来形成一个系统，更不是预先设计一种形式，然后用搜集到的材料去填充，或者像装配机器、建造房子那样按一种模式、图式去构造一个体系。然而在我们的学界，讲辩证法时形成一种方式，只注意问题的内外联系，不注意问题的症结；引进系统论后又形成一种方式，不注意系统论的适用范围，任何问题先划成要素，再找要素之间的关系，然后构成一个体系。在这样的研究设计中，科学的定律、他人的结论都不加思索地只做形式上的修补，不做实质上的推敲，即所谓的加工、提炼和整理被纳入进来，通过巧妙、有时也是很粗糙的排序和组合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体系结构，似乎这样才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哲学顶峰。其实只要问一下，在这样的体系中，作者究竟做了哪些实质性的探索工作，提出哪些真正启迪人心灵和思维、对人生的健康发展有导向作用的见解，对解决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有什么创见性的思想，即有什么用处，虚构的花架子全都暴露出来了。哲学的天地属于有特殊气质的老实人。哲学的探索是艰涩的，但在这种探索中，又会有一种足以证明和实现自我的理性上的巨大快慰。哲学家不是追求虚名的，而是追求那关于事物内在机理的思想上的火花的。因此，真正的哲学家应当是脚踏实地地去多研究一些对人的思维有启迪的实质性的问题，而不是热衷于打旗子、挂牌子，为了一种虚华的名称去追逐。比如，一会构造这样一个基本框架，一会又划出那样一个范畴体系，甚至把早已存在于中外思想文化史中的现成资料修修剪剪、编编抄抄，然后扯拉在一起、贴个标签、戴个帽子，就以为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或者创建了一个新的学科。我这样讲并非指哪一位学界同仁、而是指哲学界一直盛行的一种研究倾向；也不是指不要体系，而是指体系的形成是在探索问题逻辑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不是设计的、构造的、组合的、填充的和拼凑的；更不是不要开拓新领域、创建新学科，而是说新领域的开拓和新学科的创建既应基于社会的现实需要、又应依赖于对相应问题的实质性探索，不是为了学科而学科去编构体系，挂个招牌就算完事。
三
哲学作为关于事物观念的理性化学问，把有实际意义的问题作为研究目标，把探索作为研究的基本特征，这在本质上反映了哲学的性质是多元化的、有学派之争的。这种有学派之争的多元化性质导因于在对事物内在机理的理性化探索中，人们不可能完全摆脱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在生活中形成的私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研究者，面对同样一个问题都以各自的、往往是很难在整个学界完全通约的思维起点、程序、步骤和技巧进行研究，因而形成不同的有时是相去甚远，乃至直接冲突、完全对立的观念就是不足为奇的。观念的相互交融和冲突导致学派的不断产生、分化和漂移。这里应注意的是，一个人的哲学观念与政治观念是不可能完全割裂的，但这二者之间不是似乎这一方知道了、那一面也就完全确定了的简单的一种函数关系。因此，轻率地给不同哲学学派贴上政治色彩很浓的标签或者把哲学研究纳入到一种带有官方性质的规划之中。由全国的哲人相互切磋、你添一个枝，我加一片叶，以为这样就可以构造一个由国家认可的、带有权威性的、统一的、没有学派之争的体系，这不仅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而且将严重地损伤哲学发展的灵气。伟大的哲学思想来源于生活之中，来源于哲学家在生活激流的博击、探索、体验所产生的灵感之中。越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哲学思想就越能激起时代的强音。限制学派生长，没有自由探索，就不会有哲学的生机；不是从复杂、现实和多样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发展的源泉，就不会有哲学的百花齐放。哲学作为极严肃的一种文化，需要争取社会的支助，但不可把希望寄托在国家的保护之上。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雨的吹打，仅靠供血、缺乏自我生存能力的哲学不会有时代和历史的力量。
有人可能会说，诺大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这话是对的。但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时代的激流中自然形成的，是在生活中的千百万人的身上所集中体现的，不是由搞哲学的人构造的和总结的。中华当代哲学应当源于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应当是与我们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哲人的灵性通过相互撞击、选择，自然交融而形成的对人民和时代心声的多层面的映照和折射，不是通过文本式、经院式的论证所能产生的。
探索中的哲学不仅是多元的，有学派之争的，而且大家在探索过程中相互争论、批评有助于把问题弄清楚。学术上的争鸣不意味着感情上的纠葛。为了研究问题，哲学家应当是襟怀坦白的，应当虚心地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那些似乎不合常规、不合自己固有观念的看法。看看别人到底讲了些什么，思路到底是怎样的，有没有可取之处，给人有没有什么启迪。不要凭借自己的固有成见，不屑一顾地把形式上似乎是异己的东西打入冷宫，以为这样才能保持研究的规范性。在这方面，我们的学界有几种不良的倾向，要么一团和气，不要任何批评；要么是温文尔雅的商榷，不触及实质问题；要么是人格上的相互攻击，把个人的感情深深地纳入到学术的讨论上来。学术上的对手更应当成为生活中的朋友，这种气度都没有还称什么哲学家？伟大的哲学家应当在不断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中向前迈进。敢于接受批评、敢于暴露弱点、甚至敢于否定自己的人正是自信和力量的表现。哲学的目光应当向着前方去打进攻战，特别是在不断否定自我中前进，不要总是向着后方打守卫战。不要为了旧有的观念在几个名词上精雕细刻、磨嘴皮、兜圈子，而应当以巨人一样的气魄，大海一般的胸怀去迎接挑战、投入生活，踏实地去解决问题。
哲学的研究方式是哲学家的生命线，它比哲学的结论对于哲学更为重要。如果不深刻地进行反省，不改变经院式、文本式的研究传统，再好的东西、再有活力的思想到我们的研究模式和框架下就窒息了、僵化了、变样了。因此，依本人之拙见，哲学要求得新生，迫切需要研究方式上的根本变革。
注释：
[1] 该文后以《关于哲学本质的思考》为题发表在《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
[2][3]见拙作《关于哲学本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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