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的新宗教运动_宗教论文

当代社会的新宗教运动_宗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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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宗教指不同于传统宗教的新兴宗教。当代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新宗教,大多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逐渐地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以致形成有一定声势的新宗教运动。

过去,人们习惯用“教派”、“宗派”或“异端”等词来描绘宗教方面出现的变化。今天,我们却把它称做一场运动,因为各种各样的新宗教已不再是一时一地、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世界性文化现象。何况,现代社会的发展已使大多数传统宗教世俗化了,其影响力及神圣性的降低使它们较前宽容得多了。在新宗教运动中,有些新宗教存在的时间并不长,缺乏影响,组织机构也不十分有效,但在新宗教中表现出的文化的、社会的及精神的趋势,却远远超过了个别宗教独自的命运。20世纪以来,不仅在西方或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产生了新宗教,在所谓传统的前工业社会中,宗教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据《世界基督教大词典》统计,现在全球各个地方都有新宗教的影子。目前,信仰新宗教的人已逾1.36亿,到2000年,其成员将超过信仰东正教的人数①。

新宗教名目繁多,思想各异。很多新宗教深受东方古老传统的影响和启发;有些又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找到了灵感;还有的其宗教界定并不严格,其活动却与生命终极意义的寻求有关;另外的则与传统宗教大异其趣,是一种十分极端的宗教现象。下面我们分别叙述一下这四种新宗教现象。

一、新宗教的类型

(一)卡尔特运动

在所有新宗教中,亚洲宗教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尤其是对北美和西欧新宗教的影响。这些高度工业化的地区历来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但一个世纪前,西方人就开始对东方宗教发生了兴趣。到了本世纪60年代,东方宗教更加深入地渗透到了世俗文化之中,对亚洲宗教的学术性探讨成了二战后的热门话题。亚洲宗教不仅能满足青年追求知识的好奇心,且吸引着他们去真正的投入和虔诚的信仰。亚洲宗教不再只具有美学价值,且已进入实用阶段。西方社会学家把这种思想渊源于东方的新宗教称为卡尔特(Cult)或膜拜教团,以之与传统教会(Church)及从教会中分裂出去的教派(Sect)相区别。

活跃于欧美的卡尔特运动中,最成功的是“超觉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它源于印度教,自称不是一种宗教,主要强调静坐法而不是信仰和教义。该运动已遍布欧美、日本、香港和东南亚。“习练超觉静坐者已遍布全球,平均以每年45万人的速度增长,总数已达300万人以上。”②

梅赫·巴巴运动(Meher Baba Movement)也源于印度教,现在全世界拥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其信徒有科学家、教授、心理学家、企业家等。巴巴强调神秘的直觉,“爱、情感及心灵在某种意义上应理解为人的灵性。接受巴巴的爱就是接受人心的无序。于是人体验到这一事实,即人一生中去维护和保留的那个自我是一种幻觉。去爱自我就是去了解没有自我。”③

除以上两个滋生于印度教的新宗教外,佛教禅宗的影响也日益明显。禅文化不仅影响了绘画和诗歌,也涉及到了心理治疗。摩诃衍那的空的哲学为本世纪60年代的文化思想提供了重要原则,而禅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特点也直接启发了后工业社会人们对理性的排斥。禅宗和其他运动比较起来,更能吸引受过教育的人。

另一个其影响力在增加的亚洲宗教是藏传佛教,它的传播中心在贝克莱。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广泛传播着日本佛教“日莲正宗”,它在日本的组织是创价学会。还有伊斯兰神秘主义传统苏菲派中产生的“苏布德”(Subud),在欧美的影响也很大。

以上这些源于亚洲的新宗教运动,几乎都有一个特点:即自我中心。其宗教的目的是消除痛苦——自我的痛苦及人类的痛苦。痛苦的根源在于人有欲望。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和相互矛盾的。人不可能满足所有这些欲望,即使能够,这种满足也是相互矛盾的。互相矛盾的满足会使人内心冲突,现代人正经历着这种内心冲突。在工业社会,人们想方设法满足着物欲,甚至抛开精神上的控制,如对强调工作、节俭、严肃的新教伦理的忘却,来让人们获得世俗的幸福。这种努力的结果是世俗化。东方宗教主要是转变这些欲望,把这一切说成是虚幻不实的,于是内向地走向自我。这对被世俗化严重侵蚀的西方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导向。

其实,这种内向的转变也存在于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只是被忽视罢了。“产生于东方的这些新宗教运动也许会让西方人重新发现自己的传统。”④

(二)新圣灵降临运动

西方一直都在孕育着新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中,新宗教一直在大量产生。有些新产生的宗教历时还很长,如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耶和华见证人(The Jehovah’s Witnesses)、安息日会(The Seventh-Day Adventists)、耶稣基督最后的圣徒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the Latter-Day Saints)等。在50年代那场反文化的宗教复苏中,西方宗教传统再次为新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较著名的宗教有耶稣子民(Jesus People)、犹太人跟随耶稣(Jesus for Jesus)、天主教卡里斯玛复兴运动(Catholic Charismatic Renewal)等。参与这些新宗教的,以年轻人居多,其形式和精神也更现代化。但它们试图表达的宗教思想却没有多大区别,“都呼吁着回到已忘却的基本传统中去,而不是迎合新的启示。”⑤

还有一个源于西方传统,但不是在西方土壤中成长却又广泛传播于西方的新宗教运动——统一教会(The Unification Church)。其发展十分迅速,现已在138个国家有传教团体,美国300多个城市有它的教堂。该教的创始人是南朝鲜的文鲜明。

西方宗教社会学家把这些源于天主教和新教的新宗教叫做卡里斯玛(Charismatic)或新圣灵降临运动(Neo-Pentecostal Movement)。他们试图通过说灵话、出神入化、奇迹治疗、身体的动作等方式与圣灵进行特殊交流。基督教的早期传教史上,这种与圣灵的交流方式曾十分普遍。但这种曾被认为只对下层阶级产生作用的交流方式,却对现代的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产生了吸引力。1976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美国已有300万人卷入了这场圣灵降临运动。在这类新宗教中,人们在面对面的、公开的、真诚的、温暖的气氛中互相接触。他们并不试图破坏或逃避传统宗教组织,而是想提供一种内在的、非强制的宗教体验和崇拜,只想丰富制度化宗教中曾经有过的内容。

(三)当代西方邪教

在西方宗教中,还有一种骇人听闻的现象,那就是现代西方邪教。新宗教中这类极端组织与传统正统宗教相差很大。它们往往在教团内实施极权统治,教主具有超凡的领导才能及无尚的权威,信徒须对教主绝对服从。劝人皈依的方法一般是欺骗。皈依后,实行强制性的洗脑及思想控制。在教团内,通常有暴力行为,如虐待及摧残儿童、淫乱滥交等。这些宗教往往仇视现实社会,鼓吹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人类已彻底堕落。其信徒悲观厌世,希望摆脱毫无意义的今生以获得再生。他们大都离开家庭,加入到团结中去。这类宗教其组织异常严密,信徒对教主唯命是从,甚至死不足惜。新兴邪教还利用会众的宗教感情,让他们捐款、募捐或廉价劳动,甚至强迫劳动,使教团聚敛了巨额财富来开展大量的活动。

1978年吉姗·琼斯的“人民圣殿教”(The People’s Temple)在其虐待、勒索、性犯罪等罪行暴露后,在走投无路时鼓励公众集体自杀,致使914名信徒惨死。同样的悲剧在1993年4月19日再度发生,美国新兴邪教“大卫支派”(The Davidians)在首领大卫·考雷什(David Koresh)带领下,整整与美国警察武装对峙51天后,以81人葬身火海而宣告结束。

类似邪教不仅昌盛于美国。现在希腊流行着一种邪教“黑魔”,该教崇尚群交,认为这样女人容易受孕以加强魔鬼的力量。而生下的孩子要杀掉献给魔鬼。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的大白兄弟会以谣言惑众,预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使基辅陷入混乱。教主马林娜·茨维贡呼吁人们离开家庭,且扬言信徒将集体自杀。这类邪教还很多,如“新卫城”、“上帝儿女”、“神圣世界教团”、“幸存者教会”等等。

(四)准宗教运动

这类运动不拒绝科学,而是对科学抱着积极的态度。也不排斥理性,且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理性的。他们用生物反馈装置来改善其静坐方法,把对“预感”、“人体辉光”及其他神奇现象的深信,解释为宇宙本身的自然功能,科学正在试图回答它们。其成员不是试图采取直接的行动来改变不满意的政治结构,也不想建立一个反社会的模式,而是想转变自己来超越现实文化的压力。如“交朋友”小组(Encounter Groups),格式塔觉醒训练(Gestalt Awareness Training)、“超觉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瑜珈”(Yoga)、“心理治疗”(Psychic Healing)、生物反馈、思想控制等,都是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参与者在周末或某个晚上训练。他们只注重思想过程和身体体验,不作判断和评价,让自己与宇宙合一或认识到真正的自我或超越存在。他们不参照上帝或启示,而是人的直接经验。没有契约的意识,而是真正的内心体验。训练者不是拿出一套体系或象征让别人去膜拜和崇奉,而只限于此时此地的感觉。

参加人类潜力运动的动机很多。有的为了治疗;有人寻求刺激以取代对吸毒的需要;有人为了更亲密的小群体交往;也有的为了体验自我;有的为了结识新朋友,有的则为了溶入宇宙的巨大狂喜之中。而准宗教运动确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他们,它比精神疗法便宜,又比坐禅的效果来得快,且不要求禁欲和过分拘谨。这些运动的权威不来自某本经典和某个指定的化身,而是个人的经验,这对喜欢独立的西方人特别具有吸引力。

二、新宗教运动的特点

第一,对现实的逆反。新宗教运动的出现主要源于对现实的不满。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及科技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社会结构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非人格化的科层制;传统的扩大家庭被核心家庭取代;工作环境是流水作业等等。这些都给人们带来了困惑,对现实产生迷惘甚至不满、反抗。新宗教运动中有的旨在借宗教逃避现实,如人民圣殿教、克里希纳运动、上帝子孙会等;也有的试图超越现实,如新圣灵降临运动及创价学会;也有的宗教其行为远离常规,稀奇古怪,如“隐居森林的梅赫·巴巴的‘梅赫精神中心’、人民圣殿教在圭那亚丛林中的琼斯公社;摒弃姓名、生日等身份标志,如善恶决战会;拒绝药物治疗,如‘耶和华见证人’不准输血的规定,‘克服者’教团不准进医院,甚至不准戴眼镜;扭曲性关系,如‘忠信堂教会’的禁欲及‘上帝子孙会’的滥交;违反人性,如众多邪教的所作所为。”⑥

第二,强调超常的直接经验。这是新宗教运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各种类型的新宗教运动都追求一种超常的心理体验。他们要么采用东方的瑜珈或坐禅来实现人类的灵性,要么采用西方的与圣灵交流来实现与神的合一。传统宗教只注重人的灵魂,而忽略了人的身体的直觉体验。在追求直接经验这种实践中,人们不再用理性进行推断,也摒弃了各种书籍和说教中传播的间接知识。人们希望用直接证悟来了解自身的各种心理及生理疾病;或在这种实践中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或寻求一种极度的兴奋而摆脱对吸毒的需要。这种实践不仅有宗教的目的,也夹杂着世俗的目的。如林木思想控制团(Silva Mind Control)和基督教科学派就相信思想的全能性。其信徒应对其思想负责,然后将之作用于各种事件,认为这样将会增强他们获得世俗财富的能力。这种直接经验的追求也是从物质主义向心灵主义的转变。人们相信通过积极的、肯定的思维活动能治愈身心疾病并控制自己的命运,通过转向内心体验来平衡自我。

第三,新宗教运动体现出较强的末世学倾向。好些新宗教都宣称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世界末日临近了。不少宗教还预言了世界末日的具体时间。人民圣殿教就用这种宣传使信徒相信世界完了,只有死才能迅速离开这个世界而进入天堂。这个邪教中特别突出。但信仰其它新宗教的信徒也大多悲观厌世,看不到这尘世的希望。再加上《大预言》等书的宣扬,使得人心惶惶;战争的伤痕和留下的阴影,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人类破坏自然而遭受的灾害等等,都使这个世界笼罩在无望的气氛中。于是有些人转向了新宗教,希望能在末日前苟全自己。

第四,新宗教有明显的教主崇拜倾向。在新宗教运动中,宗教领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先知、弥赛亚、神医在鼓舞人心、协调物欲、提供行为模式等方面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一些领袖由于其独特的神启式的才能赢得青睐,有的则因其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而取信于民,还有的则以其理性、合法性而见长于他人。我们把其中一些新宗教运动称做卡里斯玛运动,卡里斯玛一词指领袖人物感人的超凡魅力。这类宗教的成员堪称为“教主迷”,把教主推崇为救世主或父亲。如文鲜明、吉姆·琼斯、考雷什、梅赫·巴巴等人,都拥有一大批虔诚的追随者。

第五,新宗教运动的商品化。新宗教运动并不如传统宗教那么严格,人们对这些宗教的皈依也不如传统宗教那么神圣。这些宗教组织结构较为松散。它们对教义的解释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实用性。参加新宗教的人数也不固定,从几十、几百到几千人不等。人们可随意选择对自己适合的宗教,今天可信这个教,明天又可信另外的教。也就是说,在商品社会里,宗教也已商品化了。人们在“精神超级市场”上选择自己需要的精神商品。人们有某种精神需要,就会有相应的宗教产生。除了早期的新宗教如基督教科学派、摩门教、神智学派、唯灵派、斯维登堡派等已被列入正规宗教外,大多数新宗教运动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总之,新宗教运动的产生、发展与迅速变化的社会息息相关。以产业革命、科技进步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文明使今日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大工业日益把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全球成了一个统一市场,而发达的通讯、卫星电视网络使千里之外的消息能迅速传到世界各地,地球已成为一个村庄;方便的交通使人们有了更多、更容易接触的机会,不同文化传统的交流日益频繁,正规的教育使人们有了相互了解的基础。地球上的居民们应该是彼此和谐的大家族,尽管有种族、传统、语言、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差别。但调节这个文明社会的是非人格化的科层制。

在这种制度里,人成了执行命令和完成操作的工具。指导人们行动的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原则。人们拼命地创造以获得财富和权力,获得别人的承认以实现自我。通过不懈的努力,一些人成功了,另一些人则失败了。世俗的成功者空虚,而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则迷茫。高度科层化还导致了激烈的竞争,人们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指导下,为了生存在紧张地搏斗着。一些人心态失衡了,一些人找到了生存的条件却丢失了自我。在这忙忙碌碌的世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自己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这一点感到迷惑不解。

工业化还破坏了原有的家庭模式。人们所属的组织就是核心家庭和茫茫社会,中间的一切过渡形式均已不复存在。氏族、部落早已被工业文明打破,而地缘关系也由于高度的人口流动而难以固定。人与人的关系在拜金主义影响下已部分地商品化了。而日益周到的服务行业或第三产业取代了传统的父母角色的一些责任和义务。家庭的温暖和爱有所减弱。何况高的离婚率、非婚生育子女等更谈不上充分享受家庭之爱了。人们找不到固定的归属,也难于忍受家庭到社会的直接过渡。

高科技的发展使人越来越多地依赖外界,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外物,越来越多地利用理性去进行思维,却忽略了调动人本身具有的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潜力。人是理性动物,但人同时也是情感动物,除了理性之外,他还需要情感的交流。他除了理性地去战胜自然外,还需要情感性地依恋自然。而生态环境的破坏,臭氧层的上升,稀有动植物的绝迹,杀伤力巨大的核武器的存在,都让人感到他们所依赖的大自然正在抛弃他们。人本身的防御能力也因过多地依赖外物而减弱,甚至连人本身的存在也因当代的众多问题而受到威胁。

世俗化则削弱了曾统慑人们心灵的精神力量。而经过理性革命的现代人也不会轻易地去信奉传统教会以前那套说教。在现代社会里它不再是向人们提供的唯一的精神支柱。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科技进步了,交通、通讯方便了,但现代人却在精神上经历着孤独、寂寞。人们曾用理性等开创了现代文明,在现代文明面前,失落者们则更感到那么渺小和可怜。现代的工具文明隔断了人类通向神秘、超然存在的桥梁,但人类的终极关怀依然存在。于是在本世纪后半叶兴起一场新宗教运动,这些运动在东方的神秘主义宗教中或是西方的圣灵降临传统中找到了思想根源,同时也在现代科学的启发下开展潜力开发运动,注重直接经验,强调超常心理体验,通过坐禅、接受圣灵等修炼方式寻找与宇宙合一的途径;并在新宗教团体中,感受扩展家庭的温暖,分享亲密的同伴关系和共同的归属感。在各种人类潜力开发运动中,重新去认识人体、认识自我,恢复人作为万物之灵的地位。同时在各种邪教组织中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悲观和绝望。

新宗教运动满足了一些人的需求,也引起了一些人士对它的冷静思考甚至谴责。有人认为新宗教是反现代文明的,是一种文化上的退化。而那种极权式的宗教则破坏现在社会中人的个性及个人化倾向。而洗脑、思想控制等极端行为则影响了人们的自由思想及民主化倾向。那种起扩大家庭作用的宗教团体却在与核心家庭争夺青年。邪教则更遭到了人们的强烈谴责。与新宗教兴起的同时,另外的人们则组织起了“反卡尔特运动”(Anticult Movement)以与新宗教运动抗衡。

兴起于50、60年代的新宗教运动在80年代已趋于稳定,不再呈上升之势。它对现代生活的影响并没有改变现代社会的主要方面。但新宗教的出现却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在世俗化的社会中,宗教仍然是一股十分重要的力量。现代社会的人们也并不比他们的先辈更缺乏宗教意识。

注释:

①John Coleman、Grogory Baum:《新宗教运动》第7页,爱丁堡出版社1983年。

②陈兵:《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第4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③④雅各布·尼多曼:《新宗教》第102页,13页,十字路出版公司1987年。

⑤查里斯·X·格罗克、罗伯特·贝拉主编:《新宗教意识》第40页,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

⑥陈麟书、袁亚愚主编:《宗教社会学通论》第324-344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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