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GDP的缺陷和以人为本的GNP——兼论重构地方政府政绩指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绩论文,地方政府论文,以人为本论文,重构论文,缺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央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人们普遍对GDP指标提出质疑，认为以GDP作为地方政府政绩指标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主张取消或弱化GDP指标；有的学者提出将GDP指标改为绿色GDP指标。由于绿色GDP指标本身还不成熟，如何统计绿色GDP还是个世界性难题。本文认为地方政府政绩新指标应是GNP，因为GNP体现了以人为本精神，能从根本上克服绿色GDP指标的缺陷。
一、绿色GDP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
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上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可持续发展理念得以发展，一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开始探索把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在现有的GDP指标基础上加上一些环保和社会指标。
美国学者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在1972年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第一次试图打破“GDP情结”，将GDP分成好的及坏的，好的减掉坏的才是社会净经济福利，例如扣掉都市污染、交通堵塞等产生的社会成本，加进休闲、家政、社会义工等传统上被忽略的一类经济活动；日本则将主要环境污染列入指标，超过污染标准的必须编列改善经费，从国民所得中扣除；挪威1978年开始了资源环境的核算，并对统计制度进行了改革。罗伯特·卢佩托则在1989年制定净国内生产总额统计表格，1990年墨西哥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将资源环境的核算编成实物指标数据，并通过评估将其转化为货币数据；印尼、泰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仿效。
1992年的全球《21世纪议程》指出：“通常使用的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和个别资源污染流量的测算法，不可能充分提供持续性的指标。所以，应在所有国家中建立环境与经济一体化的核算系统，用来计量自然资源的价值，以及由于环境提供的其他贡献的价值。因此，认为国民收入与社会核算应予以扩充，以适应环境与经济一体化的核算系统，从而补充传统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的方法”，即在传统GDP核算体系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反映生态环境的核算体系。
1993年由联合国统计机构出版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不仅提出了生态国内产出(EDP)的概念，而且通过对国民核算体系中的标准账户加以分解，将实物量核算与货币量的核算连接在一起，计算出环境成本并从GDP中扣除，绿色GDP正式诞生。绿色GDP基本的核算模式=GDP-固定资产消耗-非生产自然资产使用=传统GDP-资源环境损失价值+环保部门新创造价值。
“绿色GDP”的提出，是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及理论的重大突破。在绿色GDP基础上，世界各国已经提出了多种不同形式的资源与环境账户。例如：自然资源账户、环境支出账户、实物卫星账户、资源和污染流量账户。有的国家还同时考虑环境和社会发展的指标，如英国的MDP是国内发展指数或“调整过的”经济指数。这种新的综合衡量尺度将环境和社会代价计入经济增长中，从而可以较全面地考察人类经济活动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然而，如何计量绿色GDP却一直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感到困难的问题。由于没有一套世界公认的绿色GDP指标体系，况且绿色GDP还具有种种弊端，因此绿色GDP还未被世界各国广泛地采用。
二、绿色GDP缺陷分析
世界各国都将GDP作为宏观调控的参考，然而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不以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指标。以绿色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指标不能避免GDP的种种弊端。
1.全面可持续发展缺乏可靠的国内经济基础。引进外资可以迅速地增加本地的GDP，因此，GDP和绿色GDP都引导地方政府盲目引进外资。外资引入越多，民族企业受到外资挤压越大，民族经济发展越缓慢，经济增长越依赖外资和出口。由于外资在出口中占主导地位，因而经济结构调整受制于外国资本的需要，中国只能继续维持外资引进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导致经济发展自主性弱化，国际竞争力降低，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将缺乏坚实的民族经济基础。
2.内需扩大缓慢，失业增加。为了追求GDP和绿色GDP，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低水平重复引进外资，引进外资时不注意引进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外资只带来了低技术或过时的技术或产品生产链中低附加值的环节，让出了市场没有换来技术；由于外资吸收的就业比民族企业少得多，因而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份额的增加不仅因民族经济发展缓慢导致内需扩大缓慢，而且导致失业增加。
3.影响走出去战略实施。由于对国外投资不能增加本国或本地的GDP和绿色GDP，因此地方政府有引进外资的积极性，而无激励国内本地常住居民对外国投资的动力，企业对外投资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企业对外投资不足，走出去战略进展缓慢。
4.增强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行为，弱化了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追求相同的经济指标——GDP或绿色GDP指标，地方政府在受到资源制约、遇到管理手段和政策工具约束时，就会与中央政府争宏观调控权。当争宏观调控权不能如愿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行为将加剧，寻求中央政府政策的空隙，打政策的擦边球，导致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政府执行中大打折扣，弱化了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和力度。
5.追求GDP导致资金流出增加和民族企业融资困难。随着出口增加和外资引进加速，国际收支顺差增加，外汇储备增多。为了防范外汇风险，我国政府以外国政府长期债券形式持有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越多，政府持有的外国债券越多，资金流出也越多。由于资金流出，民族企业难以有效地利用外汇储备资金，出现了资金闲置和企业融资困难并存的局面。
6.地方政府追求GDP，鼓励企业扩大出口，不注重内需，导致中国企业在出口中对外恶性竞争，经营秩序混乱，特别是出口产品低价竞销，更容易引发国际贸易摩擦。
7.GDP高估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居民收入水平，增加了外国对中国经济的疑虑。外商在我国的投资能够在GDP中反映出来，而外商从中国汇回国的利润却无从体现，这就会产生以下后果：一是GDP扩大了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缩小了外商投资者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二是夸大了中国的经济实力，缩小了外商投资者国家的经济实力；（注：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每年都有大量的利润汇回本国，而这些利润没有在美国和日本的GDP中反映，却计在中国的GDP之中，高估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潜力，低估了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实力、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潜力。）三是采用GDP指标会高估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估外国在华投资者所在国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外商投资多的地区，甚至会出现经济繁荣下的个人收入低的现象；（注：江苏某市是引进外资的典范，GDP很高，但是居民实际收入却比相邻的浙江省居民实际收入明显的低。）四是GDP夸大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缩小了跨国公司母国的经济发展潜力，无谓地增加了外国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恐惧和忧虑，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
三、以GNP指标代替GDP指标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精神
与绿色GDP存有争议、不便于测量不同，GNP比GDP能更好地体现国民性和以人为本的精神，（注：GDP=GNP+外国公民在本国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总和-本国公民在国外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总和。）是世界公认的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以GN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指标可以克服GDP的缺陷。
1.采用GNP指标，外资企业在中国直接投资设厂进行生产，其利润和外籍员工的收入等不计入GNP，只有外商投资给本地常住居民带来收入的部分可以计入GNP。因而，地方政府会以各种优惠政策激励本地常住居民投资，这有利于扩大内需，实现自主式增长，也有利于民族企业和民族经济的发展。由于从源头和市场基础上扩大了内需，经济转向内生式增长，就业增加，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增强，从而有利于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2.采用GNP指标，地方政府会引进有利于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扩大市场容量、增加民族企业市场份额、愿意提供高新技术的外资，进而引进外资的规模相应地收缩，引进外资的结构不断地优化。
3.由于本地居民投资国外能增加本地的GNP，所以采用GNP指标，地方政府会主动帮助本地企业到国外投资，通过对外投资收益的回流来增加当地的GNP，从而将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4.中央政府统计用GDP，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用GNP，是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协调中央与地方责权利关系。GDP指标可以反映某个时期社会投资(包括外资)、社会消费、经济增长、社会就业、物价等经济总量的变化，中央政府需要依据这些可测的、可控的总量信息进行宏观调控。因此，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中，GDP指标仍然有其他指标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政府统计GDP进行全局性的宏观调控，地方政府追求GNP以增加本地福利水平，中央和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在各自掌控的资源和拥有的权力范围内，完成不同的经济目标和任务，因而能从源头上理顺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经济管理的关系。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协调中央与地方责权利和各自职能，有助于舒缓地方政府的压力，减少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行为，增进宏观调控的效应和力度。
5.采用GNP为政绩指标，地方政府有选择地引进外资，国际顺差会大幅度地减少，外汇储备会下降，进而中国政府持有的外国债券减少，资金流出减少。资金流出少，国内资金就比较充裕，有利于民族企业在国内融资，进而促进民族经济发展。
6.GNP指标可以准确、真实地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居民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GNP既计算中国居民从外商投资中取得的收入，从而真实地反映外资对居民收入水平产生的影响；又计算民族企业的利润和民族企业发展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因而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国内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由于我国资本项目有顺差，因而我国的GDP大于GNP。采用GNP指标后，能够去除经济增长的水分。我国的经济增长总量减少了，经济增长速度更实在了，经济增长潜力更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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