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体系问题的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意义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文科学与理论研究领域，体系问题是一个人人难以回避的基本学术问题。然而，当代学人通常只是在专著或文章的某个地方附带性地发一点议论，却不曾把它作为课题进行系统深入的专门研究。这就使得学术界关于体系问题的“言语”，太多为个人研究意向辩护的功利性，太多非此即彼、相互否定的情感色彩，极少推动学术事业发展的思想创新与理性启迪。这是因为，在“热心建构体系者”与“不屑建构体系者”之间，缺乏作为交流与沟通之基础的共识。为引发学界人士对“体系”课题的学术关注，架起思想对活的桥梁，本文拟就体系范畴的基本内涵、传统体系的当代审视及当代理论研究的文化取向等问题，做初步的思考与探索。
一
尽管我们通常把“体系”看作描述理论状态的哲学范畴，但从语义分析的角度说，体系则是环境中有生命的存在物。“体”的本义是指人体，人的血肉之躯。“体”字的组成是“亻”和“本”两个偏旁，也就是说，血肉之躯是人的根本，立足于血肉之躯这个“本”，才会在此基础上树立起人的道德形象，形成作为历史文化实践主体的独立品格与个性尊严。进一步说“系”，可以指种系，即历时性繁衍的轨迹；指联系，不同的客体、不同的观念之间的意义桥梁。“体”和“系”合成一个词，它就有了比较确定的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称之为：“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
这一释义至少告诉我们两点：体系是一个整体；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由此而论，中国古代哲学中“体”的概念也带有体系的意味。作为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体”常常与“用”与“性”连用。“体”指本体、本源，“性”是指“体”的表现性象不同侧面的总和，“用”是“体”之显性的、隐性的意义之总和。同一“体”的不同性象之间或不同意义侧面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否则，“体”将不存。所以，首先是一个整体，而后才是整体内部各要素、各侧面之间的相互联系。
但这个关于“体系”的释义毕竟太片面、肤浅了。首先，它忽视了“体系”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的天然性与开放性。体系并不是不同的事物构成的整体，而先天原本就是一个整体的生命存在。虽然解牛高手疱丁已经“目无全牛”，但小牛毕竟是母牛生出来的，而不是由牛皮、牛骨及内脏、肌肉组织等拼凑而成的。并且自小牛出生之后，它无时无刻不在成长、变化，在时间流逝与历史过程中，都有一种朝向未来的开放性。因为，“体”的基本含义是血肉之躯的生命体。其次，事物之间的联系分有机的与无机的两种，而一个有生命的“体系”内部各要素各侧面之间的联系则必定是有机的。这就决定了一个体系的各要素各侧面不能作为自有其意义的独立事物而存在，而只能在体系内部作为构成因素而存在，体系的意义之外并没有因素的单独意义。据此，我们可以列出关于体系一般的三个基本特征：
1.先天原本的整体性；
2.内在各因素之间联系的有机性；
3.体系自身发展变化的开放性。
从最高的哲学意义（即“天人合一”境界）说，体系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无时无处不存在的、包容极为广泛的生命形式的建构活动。
人的出现原本就是自然界的意识器官。人的思维与操作，必须以对大自然运动变化的理解与领悟为前提。在整个自然的演进史上，起初一个漫长的阶段，只有自然而没有生命。后来，出现了生命这种自然现象，又从众生界的高等动物中分化出了人类。也许人类在雄伟壮观的大自然面前显得太渺小了，为了获取独立存在的尊严，并进一步做主宰自然、征服自然的“强者”，人类曾经以自然为敌，以自然为掠夺的对象。而大自然也不客气地予以还击，耕地沙化，植被锐减，森林消失，空气水源海洋污染，以此惩罚人类的愚昧与野蛮。今天，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人类要进入更幸福、更美好的生存境界，就必须尊敬自然，爱护自然，以自然为友，以自然为师，走向人类与自然在更高层次上的和谐。因此，在人类社会中，只有以自然中之体系为师法对象的体系，才是本真的体系，亦即有生命的体系。
人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存在，而意识则是人生命运作的特有高级形式。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人类行为本能地遵循自然生命运作的轨迹神工鬼斧地创造着文明文化的体系。根据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的说法，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文化类型，都是有着生老病死的有机生命体。那么，这一个个生命体系又是怎样诞生的呢？我注意过文化史上这样一些现象：随着北方蛮族日尔曼人的入侵与征服，盛极一时的罗马文明毁灭了，作为征服者的日尔曼人原有的生活方式也不复存在了。两个类型的文化的撞击，导致了两个原有文化体系的同归于尽和一个崭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诞生。从这一观点看，是移民带去的欧洲传统文化与土著印地安文化同时毁灭创造了现代美国文化。而亚洲传统文化与近代欧美文化的杂交，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日本文化。父本文化与母本文化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合成一个适应性更强、具有更旺盛生命力的子代文化。一切新文化体系的被创造，都是父本文化与母本文化有性繁殖的结果。
思想学说体系的被创造，与文化新体系的诞生大致相似。按照现代解释学的观点，一个理论学说的建构过程，就是作为主体的“我”与作为别人的“你”进行思想交流、对话的过程，是“我”的“理论视界”与“你”的“理论视界”相融合的过程。不管这个“你”是死去的古人的思想遗留，还是依旧活着的人的思想产品，也不管“我”怎样自视甚高，最后都将是两个原有孤立“视界”的同时消失，而合成一个更高级次上的“新视界”。从本质上说，也是创造新的生命体系的杂交与媾合。
二
在人类思想史上，孔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轲、朱熹、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被认为是有思想体系的。这其中，最著名的思想体系建构者是康德与黑格尔。只有他们两人才是有着清醒坚定的自觉意识的体系建构者。而更多人的“体系”却是后代学人或其思想的信仰者从其著述中“总结”出来的。孔丘在与其弟子说《论语》中那些话的时候，大概还不清楚什么叫“理论体系”。马克思在写他那些伟大著作时，主要是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现实关注与未来思考，也从来不会把精力放在如何使自己的学说更象“体系”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但在思想史上，凡是可以称之为体系的思想或理论学说，大致都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博大精深，无所不包。仿佛一座庄严肃穆的神殿，使每一个埋头于庸碌世俗生活的人在走近它的时候，都有一种敬畏恐惧的宗教情绪与心理压力；
其二，称雄数代，影响深远。每一个建构了体系的思想家都是一座光照千古的灯塔。因为，在社会民众还没有学会独立思考的时代，思想不仅是少数“圣贤”享有的特权，而且还是一般社会民众自然接受的一种精神统治权，故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说法。亚里士多德对“千年黑暗”时期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也无人能替代；
其三，晋封官学，由“子”而“经”。创立了理论体系的大思想家，在他的“体系”创立之初，他的著作和言论是作为个人的思想学说与理论成果抛向社会的，只是一家之言，它的社会影响也是纯学术性的。当它被特定的政治统治集团看中晋封官学之后，学说体系的思想统治权就以政治统治权的方式体现出来，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指导与道德准则，而绝对不许有丝毫的怀疑。
以历史主义的观点看，这些理论体系也确实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发挥过巨大历史作用。首先，它代表着整体文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哲学思想或曰学术理论，虽不象政治、经济、法律、科技、医学等部门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保持着直接的联系，但它毕竟是一个民族的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日本哲学家中江兆民曾指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哲学好象客厅里的字画，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富有程度。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无疑是浅薄的。任何民族，如果不能向人类思想史贡献一个到几个大思想家，便无法向世界证明这个民族的精神品位与文化层次。其次，任何哲学都是它所由产生的那一时代的精华。思想家之所以被誉之为“人类的导师”，是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无时无刻不在特定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意识的伴随下进行。当着社会的绝大多数人还不具备独立思考的精神能力与内在要求、庸碌懵懂地耗费生命之时，伟大的思想家常常成为特定时代民族的大脑，成为这一社会群体最敏感的神经与意识器官。他道破生活的秩序与意义，使人们获得清醒的现实感，获得行动的方向与信念。这正是思想家虽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在人类历史上特别受尊崇的根本原因之一。再次，任何思想家，无论是倾向革新的还是倾向保守的，无论是精英史观论者还是民众史观论者，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民众知识的传播者与思想的启迪者。任何建构了思想学说体系的“贤哲”，就他们的主观愿望来说，也总希望把他们自己好学深思的精神追求传播到更多的人身上，以造就更多的“新圣”、“准圣”、“半圣”及一般智者。普通民众中那些秉赋较高而又好学深思的人，也往往自觉以前代或当代“圣人”作为学习的榜样，从而成为思想家事业的继承者。这就形成了超民族、超时代、人类性的对于知识与思想价值的尊崇。所以，思想史上那些结构严密、宏伟壮丽的理论学说体系以及建构这些体系的“圣人”们，是整个人类的财富与骄傲。
同样以历史主义的观点看，现代人类社会似乎已经不需要上述意义上的思想理论体系。这是因为，人类思想演进的历程，已经不再沿着“一种思想体系的独霸天下为另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所打破，从而建立起新思想体系的新独霸天下”这种王位承袭性的老格式走，而往往是，随着一个体系的“寿终正寝”，许多新的思想学说体系跃然而起。置身于如此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与精神氛围中，任何思想理论体系都无法再向全社会的人的行动提供明确的方向与坚定的信念。于是，人们不再看权威的眼色，也不再向“圣人”、“皇帝”寻求照章行事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律令，而是把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信息经过大脑的分析、比较与想象性综合，经过自由深入地独立思考，为自己的行动立法。如果说在出了“圣人”的时代，“圣人”就是照耀兆民百姓日常生活的太阳。那么，在没有“圣人”的现代社会，每一个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自己向自己的选择负责的现代人就都是“圣人”。所以，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传统体系的几个特点，恰恰成了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极不适应的缺点。首先，任何体系都是众生界（生物的或精神的）中的一体，都是要受到特定时空环境制约的。任凭它怎么博大精深，也无法达到无所不包、至大无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程度。历史上，人们对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的敬畏恐惧心理，极大的禁锢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自由理性精神。其次，在一个思想体系独霸天下、长期称雄的时代，就是整个社会思考停滞、后学信徒忙于注经的时代，无疑也就是新的思想、新的学说、新的理论之萌芽受到压抑乃至扼杀的时代。再次，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下，一种思想体系荣登龙门、晋封官学，则意味着它的理论生命已经结束。就其社会作用来讲，则是政治统治权与思想统治权合二为一，千千万万地造就着愚昧无知、盲目驯服的草芥之民。特别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人类思想史上出现过的所有理论学说体系，其逻辑中心点，都是一个预先假定为绝对真理的理论命题，整个体系就是对这一中心命题的解说、注释与论证。这就使得众多的体系，如同象征着死亡与永恒的一座座雄伟壮观的埃及金字塔，而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体系那种生命形式，那种朝向未来的嬗变性与开放性。该是把诸如此类的体系送进历史博物馆的时候了，为时代所需要的思想、观念、学说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正等待着我们去开放、去建设。
三
我们处在一个理论上的“后体系时代”。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已经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那种涵盖一切无所不包的“体系”，但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系统化理论化的现代思维方式。伴随着传统自然型农业经济向现代集约化市场经济的巨大历史性跨越，人们的头脑也必须从惰性十足的经验型思维的旧框架中解放出来，培养一种为现代生活所需要的连续性、集约化、系统化思考问题的能力，才能在经济活动中凭着分析的精密，预见的准确与策略的灵活创出更高的综合性社会效益。伴随着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被打破，伴随着社会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个体生存价值的日趋受尊重，每个人都将作为历史实践中的一个“主体单位”而存在。因而，他必须通过系统化地独立思考来设计或关照自己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欲求，以便选择一种幸福而有意义的最佳生存方式。
但是，一个民族崇尚思考的习惯与系统化思维的能力不可能自发产生。尤其是对我们这样一个缺乏理论思维传统、有着非理性化的狂热与健忘交替出现之倾向的民族来说，就更没有自发产生的可能。一方面是当代现实对普遍思考之风尚与理论思维方式的迫切需要，一方面是这种风尚与方式的不可能自发产生，这就是中国学术理论界在当前所面临的严肃而重大的文化使命。考虑到我国学术理论队伍素质不高和民族理论思维传统的欠缺，这一使命就越发显得艰巨。因此，学术理论界的有志之士必须站在时代哲学精神与人类思想史的制高点上，选择最能引发人们的独立思考兴趣和有助于培养人们系统化理论思考能力的学术研究方式。也就是说，必须加大自己学术研究的哲学力度与理论内涵，使系统化的理论思维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之中。
坚持系统化的理论思维，就必须培养对问题的敏锐发现能力。问题的发现是引燃系统化理论思考的触媒点。人类思想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理论体系都是由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引发的。只是由于传统体系的建构者作为时代的“圣哲”要向社会一般人提供现成的价值观念系统与行为道德律令。结果，作为整个体系之逻辑中心点的，就是一个公理天条似的命题对于问题的置换，从而把问题的可思考性隐藏起来了。后代思想家往往通过对前人理论体系隐藏问题的揭蔽，站在更高的文化视点上，提出一个全新的问题，并围绕这一问题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系统。正因为如此，波普尔才把一个新问题的发现和提出，称作可列为一个哲学家“最高成就的事情之一”。在他看来，发现一个问题甚至是比解决这个问题更高的成就。我们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其一，当你从旧理论体系中发现了问题、并围绕这一问题做出了系统理论回答的时候，就标志着旧体系的终结与新体系的创立。明乎此，才不致于把自己的新思想削足适履地硬装到权威体系的旧框架之中，才有利于革除学术界在左的思想教条长期禁锢下所形成的不敢自创新说的卑微心理。其二，既然当代学人从事学术研究与理论实践的目的是引发国人独立思考的兴趣并提高他们系统化理论化思维的能力，就必须以具有可思考性之显性的问题（而不是以命题）作为自己理论思维的逻辑中心点。以问题为中心的理论之所以优于以绝对命题为中心的传统体系，就在于前者获得了作为生命体之存在的体系的生命形式与生命活力。问题在时间流逝过程中具有朝向未来的开放性，围绕着问题而建构的理论体系也就有了生命。其三，问题的提出是理论系统生命胚胎的合成。真正的理论问题总是孕育在人类思想史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激烈碰撞中，合成于传统思想理论与社会现实的错位之处。随着父本母本的同时“消失”，一个包含了父本与母本生命因子的问题就突现出来了。这就是真正有生命的系统化的思想理论诞生之谜。
坚持系统化的理论思维，必须对问题做系统化的理论回答。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是系统化理论思维整体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阶段。如果说提出问题的思想家“打破了我们的懒散和自满，把我们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唤醒，在我们面前开拓了新的视野”[①]，那么，他对该问题的回答，亦即他围绕着这一问题所建构的理论系统，便向我们昭示了他从事研究，思考问题的特有理论方法。方法是学术界谈得最滥，又最不得要领的问题之一。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不是从系统理论著作的阅读中寻求对他人理论方法的发现与理解，而是热衷于孤立抽象地谈方法。以问题为中心的理论系统，它描述问题提出的思维过程的内容，昭示着发现问题的方法，它对研究过程所遵循思想原则的说明，昭示着研究问题的方法；它对中心问题所下的结论性断语及整个论证说明，又昭示着解决问题的方法。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在阅读与思考过程中形成自己研究问题与系统思维的独特方法，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借鉴与启迪作用。以问题为中心的理论系统，还可以清晰地构画出一个人连续性思考的轨迹。这种“前人”思考的轨迹，一方面能够循序渐进地把“后人”引入特定的系统化理论思维的过程，使人们的思维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任何成系统的理论都有它自身的矛盾与局限，借助于“前人”思考的轨迹，人们能够很简便地抓住其理论系统的矛盾与局限，在更高层次上展开新一轮的研究与思考。这正是虽坚决反对建构体系、却在著作中镌刻下自己哲学研究的真实过程与个人连续性思考轨迹的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等西方当代哲学家所着意追求的理论效果，也是国内学术界某些盲目崇信无系统无中心思考与无建构无创设批判，对任何建构体系的企图都嗤之以鼻的人所难以理解的理论现象。
总之，对人类思想史与时代哲学精神的双重关注，既是一切学术研究与理论思维的荣耀，又是本文围绕体系问题展开哲学思考的着眼点。本文的最后结论是：代表着专制政体下一种思想统治权的传统“体系”，早该革除其余绪；具有纯粹的可思考性与朝向未来之开放性及生命力的系统性理论和本真体系，应当大放异彩。
注释：
①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中译本）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