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管理研究：理论回顾与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方向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研究背景与目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和平崛起，世界各国对中国更加关注。中国宏观的政策与经济发展实践为我国的管理实践提供了思想、社会制度、经济运行模式等各方面宽松的成长空间。以中国管理模式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成为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研究领域，正越来越引起各界的重视。东方管理或者中国管理学发展相关的研讨会接连召开，相关期刊论文也迅速增多，尤其是《管理学报》等刊物开辟了“管理学在中国”和“中国管理学派”等相关栏目，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和讨论。
但东方管理在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热点的同时，也引发了很多争论、质疑甚至不乏全面的批判。目前学术界和企业界在此问题上认识并不统一，研究工作也存在若干难题和误区。有的观点认为，东方文化在管理科学中的合理性成分与阻碍性成分，存在着文化虚无主义与无原则的运用。还有的观点指出，管理的基点是组织而不是个人，而东方管理的核心内容则是老板、领导和个人，因此，过于强调东方文化下的个人行为[1]。更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与转型市场时期，东方管理存在着假定适应现实潜规则而利用潜规则的悖论伦理问题[2]。
可见，东方管理的概念、内涵、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相关的知识和理论还处于一种零散的状态。其概念的界定与范式，以及其主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都有巨大的分歧和对立。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管理学科的发展，促进东方管理研究的深入，本文试图以本土的视角，按照理念类型分析的方法，回顾和总结东方管理研究的成果特征、主要观点和问题，确立我们应该重点研究的内容。
基于东方管理存在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理论特点与知识体系，我们认为东方管理是具有东方文化特点、社会特点的管理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方法体系。在这个语境中，管理具有实践性、操作性和理论特性，其内容可分为：①管理思想，包括管理哲学、管理理论；②管理的方法论和技术；③管理应用和实践。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的观点，管理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管理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的综合性交叉科学。管理科学可以分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以及宏观管理与政策三大分学科[3]。为了在研究表达上的一致性，本文东方管理的研究回顾，也将从管理理论、管理实践和管理学科、方法论层面考察东方管理研究中的观点和相关问题。东方管理研究要考察的内容涵盖了中国管理的实践问题、东方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中国管理学科发展以及中国管理学派的相关问题。
2 研究方法
2.1 期刊范围
本研究以CSSCI来源期刊的论文作为文献回顾与分析的对象。CSSCI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教育部已将CSSCI数据作为全国高校机构与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名优期刊的评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指标。基于CSSCI来源期刊作为研究文献的来源，是以学界公认的标准选择论文，比较客观公正。当然，CSSCI来源期刊只是研究成果的部分体现。
根据2008-2009年CSSCI期刊目录，选用了全部管理学期刊29种，分别是：《管理世界》、《科研管理》、《中国软科学》、《科学学研究》、《外国经济与管理》《南开管理评论》、《管理科学学报》、《研究与发展管理》、《中国管理科学》、《管理工程学报》、《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预测》、《管理科学》、《科学管理研究》、《中国科技论坛》、《中国行政管理》、《管理评论》、《经济管理》、《软科学》《公共管理学报》、《经济体制改革》、《科技进步与对策》、《管理现代化》《科技管理研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管理学报》、《宏观经济管理》、《华东经济管理》、《上海管理科学》。
鉴于东方管理的研究主题可能会出现在其他社科类期刊中，所以在CSSCI目录中，我们结合复旦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国内期刊指导目录(目前使用的2004版)，选择了在该目录中属于A类的期刊。增加：《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与行为研究》、《应用心理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丛刊》、《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世界经济文汇》、《经济学动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学家》、《世界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另有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10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如是，本研究共选用期刊55种。对这55种期刊在复旦大学图书馆网络平台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起止为1994年到2008年，将相关研究界定在最近的15年中。
2.2 论文样本选择
基于对管理的理解以及对东方管理的定义，我们要考察的内容将涵盖中国管理的实践问题、东方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中国管理学科发展以及中国管理学派的相关问题。由此确立本研究进行文献检索关键词，按照主题词“东方管理”、“中国管理”、“中国式管理”、“中国管理科学”、“东西方管理”、“东亚发展模式”为检索项进行题名精确匹配检索，剔除掉重复性论文，并在阅读中去除了一些明显文不对题的论文，最后选定104篇论文作为分析样本。
论文检索完成后，按照国际主流管理学刊物的一般规范，把所抽取的论文根据研究主题、内容和研究方法分为如下几类：①规范型；②描述型；③文献型；④概念型；⑤量化实证；⑥定性经验型；⑦演绎建模类型论文。另外，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上对论文进行了分类，以考察东方管理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设计，同时也考察这些研究是否具有充分的理论基础。
3 研究发现与讨论
3.1 期刊论文特征
(1)检索论文逐年增多 从年限上看，东方管理和中国管理为主题的论文发表有逐年增多的趋势。1994-2003这10年间论文量占样本的47％，而2004-2008间的论文占了53％，最近5年的论文数量超过了前10年的总和。尤其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入世”和日趋融合的国际一体化进程，同时伴随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和快速成长，一方面增加了东西方管理思想与方式的融合，另一方面也越发体现出东方管理思想与管理实践的意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全部期刊”范围内检索东方管理、中国式管理结果1540条，2005-2008就达到900条。在“核心期刊”范围内则检索到239条，2005-2008年间为97条。这说明，理论界的研究与企业的实践步伐是一致的(见表1)。
(2)论文类型方面有巨大差异 我们发现，规范型论文以67篇(64.4％)占了绝对多数。其次是文献型论文13篇(12.5％)，概念型和描述型论文各占7.7％，量化实证和演绎建模型文章只有8篇(7.7％)。文献型论文多数是基于某个学术研讨会的研讨会观点综合概括，而几乎没有非常严谨的文献研究。
这种论文类型之间的差别，可能是因为：①东方管理尚属于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起步阶段多以解释和倡导为主，比如强调东方管理或者中国式管理的“多么有意义”与“应该如何”；②该主题下的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总体上来看，论文类型的结构表明，该主题下研究的多数论文质量还不高。在阐明观点和主张的同时，应该加强对观点的证明和检验，进行更多的实证型研究。某种程度上，实证型研究的增加代表了管理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水平的提高(见表1)。
(3)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从分析的104篇论文中，可以看到多数论文以本土的视角进行研究(66.3％)，其次是以东西方管理科学理论和实践比较的视角进行研究(29.8％)，只有极少数文章根据相关构念进行了扩延式研究(3.8％)。另外，在研究方法上，绝大多数论文以内容分析为手段进行观点阐述(89.4％)。基于数据进行研究，以及采用调查、案例分析的论文很少。
另外，在这104篇论文中，几乎所有的论文都缺乏清晰和充分的理论基础。这种论文研究方法上的状况，与上述论文类型的状况是一致的。总体而言，东方管理领域的论文在整个管理学研究中，还处于起步阶段。多偏重和关注于理念、概念、新理论框架的介绍，而在具体实证、方法和操作层面的研究较少，这影响到学者对前沿问题的判断和研究。东方管理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出现在顶级期刊中，与其研究的主题和方法是有直接关系的。在学界公认的《管理世界》中，并没检索到以“东方管理”或者“中国式管理”为主题的论文。《管理世界》中谭劲松[4]、许德音等[5]开始研究中国管理学科和战略管理学的研究现状，并开展中国管理案例的研讨，倡导基于中国情景的管理研究方法，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3.2 研究主题中的观点与争论
有关东方管理研究的104篇文章，角度各异，涉及的主题很多。借鉴PENG等[6]的分类方式，可以把这些研究主题归为五大类：东方管理理念与范畴、中国管理实践、东方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中国管理学科、中国式管理与中国管理学派。多数论文也确实是围绕这5个主题阐述各自的观点。
(1)东方管理理念与范畴 自1976年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开始发表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文章，开设《“红楼梦”经济管理思想》讲座[7]，国内学术界开始了不同于西方管理的研究历程。苏东水等[8]认为，以中国传统主导的东方管理文化注重辩证、系统和综合，因此不同于西方管理的原则与特征。
可以说，东方管理学的复兴，满足了现代管理要求强化人性、整体、共生和“人为为人”的管理价值的需要，推动管理和管理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整合化、柔性化和人性化[7]。因为在东方管理的“三为”、“四治”和“五行”的创新运用过程中，均存在各种矛盾的和谐问题[9]，所以“和谐管理”一直是东方管理研究的重要主题。
鉴于此，东方管理不仅要关注东方文化的普遍特质，而且也要关注东方文化中所包含的独具特色的亚文化特质。东方管理不仅要从普遍性角度来把握东方文化情境下管理的本质规律，而且也要从特殊性角度来研究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管理的差异。彭贺等[10]认为，东方管理学作为一个知识群，应该提炼出东方管理实践中普遍适用的管理原理和方法，并在实践中运用，提高管理效率和效益。他们主张将管理分成自我管理、家庭管理、企业管理和国家管理4个层面来探索。我们认为，东方管理学是相对于西方管理学而言的，因此，东方管理学所包括的地域范围，就目前看来，主要有中国(包括港台)、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就文化圈而言，以儒家文化圈为主，兼及佛教文化影响的一些地区。就学科范围而言，就像一般大学的管理学院通常都只包含企业管理和经济管理一样，狭义的东方管理学主要是指企业管理学，兼及经济管理学，而广义的东方管理学还涉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等领域。
在研究东方国家中企业管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这一方面，当前管理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早在东方管理学这一概念被学术界接受之前，就有学者针对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概括出日本企业的管理特点，即长期雇用制与集体的决策过程等。也有学者根据对海外华商的研究提出华商在经营中注重“亲缘、地缘、神缘、业缘、文缘”的“五缘文化”管理模式。此外，还有其他的在企业层面的经验总结和案例，比如深圳航空公司罗盘管理等[11]。
由于东方管理研究面临诸多挑战，东方管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找到具有东方管理特色的研究方法。学者们认为，东方管理研究方法不应是以西统中，或者以中统西，而应当是立足东方的传统和现实社会以及情景，能确切分析东方区域、东方人管理模式和特征的方法[12]。此外，东方管理学的行为方式、理论也需要根据环境和时代的变化而改造和发展。东方管理主要表现为文化管理和理念领导。但传统的文化管理和理念领导存在缺陷：①从上到下的灌输和说教；②停留于思想和观念层面，其导致的虚无和僵化显然无助于东方情景下管理的进步[13]。
(2)中国管理实践 在东方管理的研究中，一些研究密切关注中国管理实践的动态。
首先是社会与行政的管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要体现为治国策略与家庭、个人的管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学术界开始大力倡导行政管理的科学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进行高质量的政府和社会管理[14]，在遵循社会传统的基础上，推动政府之于社会管理的科学化[15]。强调要注意转型期的中国政府、企业与社会管理在中国管理情结下的关系[16]。该主题研究多集中于公共管理的范畴，因此本研究检索并未对东方式公共管理特别展开。
其次，中国管理实践重点之一是关于企业管理与制度的关系。由于建国后中国经济与企业制度的历史状况，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企业的产权制度与管理模式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和管理学界研究的核心问题。经过10多年的经济改革后，微观层面的企业管理越发显得重要，在产权清晰之外要更加重视管理。
李铁映[17]当时提出，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有区别，不能相互代替。“企业管理是企业生存的基础，企业制度再好，也离不开管理，企业无论实行什么体制，都要从严管理。”所以，强调质量管理、推动企业管理创新、建立企业管理创新模式，当时被认为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18]。提高效率是当时企业实践最迫切的要求。樊浩等[19]认为，中国管理的效率来自其包含的文化力，即家族的亲和力，情理的凝聚力，入世的感召力，道德的导向力，强调对东方伦理资源的开发。
中国管理在中国“入世”后遇到了更大的挑战与压力。比如中国管理的国际化问题以及管理的标准体系[20]问题，在中国“入世”后都凸显出来。唐任伍[21]在比较了美、德、日、荷兰等国家的管理模式后，认为“入世”标志着中国的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等各个层面加快了与世界管理融合的步伐，强调国际标准对中国管理实践的压力和影响。
有的学者以案例和调查的方式考察中国企业中具体的管理模式，来研究中国企业实际的管理问题，比如产品创新机制等，黄江明[22]通过调查分析了海尔的产品创新管理模式。海尔的产品质量和快速发展使其成为中国管理研究的标本。
(3)东方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 学者们认为，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同的文化情景导致了管理模式的区别，因此，考察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很多规范型论文的主题，提倡学习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古为今用[23]。这些研究，多从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中，研究东方传统管理思想对当今企业管理的价值。
余兴安[24]比较了东西方传统管理思想。东方人的思维与文化更多地重综合、重整体、重亲情、重集体，西方文化则重分析、重规范、重理性、重个人。他认为，当代西方管理理论与实践实际上已融入了某些东方要素，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地区管理的精神正得以发扬。从科学管理到企业文化管理，“执两端而守中庸”是管理的一个趋势[25]。黎红雷[26]从管理哲学的角度认为，对于管理历史中的古代与现代，管理文化中的东方与西方，管理精神中的科学与人文这些一度对立的理念，都可以通过整合把它们联结为一个和谐的整体。王国珍等[27]也比较了东西方不同管理文化背景下的管理本质和内涵。
有的研究从具体的传统思想经典出发研讨与企业管理的关系。姜展鹏等[28]以儒家核心价值观论述了传统文化与企业和谐管理理念的生成途径，认为儒家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欲理合一的平衡智慧，为当代企业和谐管理提供了“实用理性”的价值观内涵。徐希燕[29]研究认为，墨子思想中的以人为本、尚贤使能、尚同控制、察其志功等管理思想对当今的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都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杨庆山等[30]挖掘了《孙子兵法》中的动态与柔性化战略思想。
对于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有研究认为不能简单地立足于文化式的经验总结，如果仅仅简单比附这种所谓研究，实际上是把管理学拉回到前泰罗的经验水平。刘文瑞[31]认为，试图用“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对管理学进行体系上的改造，同时又把文化中的价值准则搁置不顾，只突出文化中的技巧和权术因素，这样的管理学文化研究，已经开始走向“厚黑学”或“权谋学”。这的确是在东方管理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针对东方文化情境下的管理，有的研究以实证量化的方式加以检验。刘文雯等[31]做了这方面的尝试。他们以高层经理人为样本的实证发现，在中国组织内，管理者在影响他人时会采用多种策略，但多数采用温和类影响策略，“以理服人”和“以情感人”是使用最多的。这类研究体现了东方管理研究从单纯的理念分析向实证研究的努力，对于解释东方情景下的管理行为可以提供较令人信服的结论。
(4)中国管理学科建设 中国管理学科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对于促进东方管理知识群的发展极为重要，管理科学也是兴国之道。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成立大会上，朱镕基[33]强调：“当前国有企业的困难，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管理不善。今天到了要大力提倡改善中国的管理和发展中国的管理科学的时候了。”
关于中国管理学科，多数研究是从管理科学发展的意义、管理学科的构成与体系、以及管理学的研究方法等几个视角来研究的。
许康等[34]考证出，中国管理学科始于1914-1916年间一批留学生和工商界的学者，充当了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引进者，从而标志着中国管理学现代化的起步，穆湘 和杨铨是当时的代表人物。陈传明[35]认为，管理的发展趋势是从管理科学到管理艺术，从硬管理到软管理；从手段人到目的人，从强调个人竞争到组织合作、从集中到分散，从强调理性到重视直觉，从外延式管理到内涵式管理。
宣家骥[36]批评了那种企图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解决现代的市场经济问题的思路，他认为文化是管理思想形成的基础，也是管理教育的墓础。成思危[37]强调，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过程中带有普遍性客观规律的科学，学科的发展需要加强在管理基础理论与方法、企业与事业单位管理、宏观管理与政策几个方面的研究。
席酉民[38]认为，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使国际社会必须适应中国环境并形成与之相应的管理思想，中国管理科学的研究与企业的技术引进相似，经历了一个学习、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需要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色进行管理创新，创新的途径是借鉴中国古代丰富的管理思想和文化，以及强调“利”、“义”的对立统一和“和谐”的哲学遗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第二届第一次专家咨询委员会扩大会议在“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这一方针指导下，提出“十一五”应关注的两大主要实践领域：面向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管理工作重大需求和面向企业做大做强，走向世界的管理实践需求。
有的学者从更微观的层面研究了中国管理学科目前的问题。毕鹏程等[39]对管理科学研究中的资助体系进行了统计分析。李若筠等[40]对管理科学基金项目论文产出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中国的管理科学研究成果不应仅局限在国内期刊上发表，而是需要走出国门，与国际同行交流，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贺颖等[41]认为，中国管理期刊的影响力需要进一步提升和规范。我国管理科学研究不仅缺乏由内至外的交流合作，由外至内的合作也较少，只有采用国际上通用的、规范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企业的本土现象，并使其部分成果国际化，我国工商管理的研究成果才可能被世界承认[42]。
有的学者介绍了管理实验方法[43]和案例研究的方法[44]。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马庆国[45]认为中国管理科学的研究需要规范化、国际化，需要遵循国际通用的问卷、统计和实验方法，要重视理论假设，避免刻舟求剑和对策中的废话。
对于中国管理学科的定位，有的学者试图从中国5000年的管理发展史中寻找为现代企业可以借鉴的经验和规律固然不错，这种观点强调中国特色，部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建立“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甚至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为目标。针对这种情况，谭劲松[46]认为这种观点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用“中国特色”来提高进入门槛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发展空间限制住了。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将需要更多地与管理学领域的主流理论相结合，以此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进步。
(5)中国式管理与中国管理学派 中国式管理与中国管理学派是东方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管理的提出与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哲学层面、模式层面和知识体系层面。
一类观点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国管理哲学。该观点认为，中国式管理是指以中国管理哲学(传统哲学和人生智慧)来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并在运用中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特点与行为特性，即管理中的“中体西用”之学说。
席酉民等[47]提出的和谐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有可持续发展特性的组织，强调任何系统之间及系统内部的各要素都是相关的，且存在一种系统目的意义下的和谐机制。黄如金[48]认为，“人性善”假设是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前提和基础，惟有人性善，才能有和合。而礼仪管理是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艺术的集中体现。通过历史扬弃的和合理念，是创新发展中的中国式管理的灵魂。他认为，和合是一个充满哲理性的概念，表示了和睦共处、和气生财、合作聚力、协作致胜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之要义。中庸方法可以成为创新和合管理研究纲领的基本规则，中国和合管理拥有“以人为本”与“和合”叠生的价值观。
但是和谐理论与和合理论主要集中在思想和方法论层次上，因而可操作性不强。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式管理就是中国管理方式或者中国企业管理方式，在学术中和实践中的体现，是大量的管理实务研究与实践，是企业家哲学和老板文化。这一类观点更加强调中国式管理中对于“人”的管理艺术，认为中国式管理就是家与人际关系的管理。该类观点认为，只要是中国在管理行为中与西方世界有差异的，均属于中国式管理范畴。
黄津孚[49]建议，研究“中国式管理”既要研究当前中国企业的管理，同时又要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模式的历史渊源，重点是总结出区别于其他国家企业管理的中国企业管理的特殊性，以及形成这些特殊性的思想、制度、历史等。他主张从管理范式、管理行为、管理对象3个维度建立分析模型，认为中国式管理不是单纯文化意识形态的概念，而是基于管理目标、资源配置、文化、计划、体制、领导与协调等手段而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
针对中国式管理理论的一些观点，也有学者提出批判性的观点。罗纪宁[1]认为，要从学术上评价当今中国管理学研究的现状，需要围绕3个命题展开，即如何评价当今西方管理学的研究？如何评价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引入西方管理学理论与方法？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学理论方法的现代结合研究。显然目前这3个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还有批判观点认为，“中国式管理”缺乏实践基础，中国式管理理论不是现代企业理论。尹传高等认为中国式管理是一个过时的、肤浅的伪科学概念。该理论对中国文化和管理实践的态度有失偏颇等[50]。他们对那些文化影响论的观点极其反感。
针对传统文化与管理的问题，彭贺[51]认为有关管理与文化的争论不应再纠缠于文化是否影响管理，而应该去研究文化究竟如何影响管理实践，以及如何在管理理论中考虑文化要素。文化不仅对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且对管理理论来说更是建构地方性管理知识体系的基点。在中国的管理研究中，对文化的不同处理构成了3种研究途径：管理中国化研究、中国管理研究以及管理普适性研究。他认为中国式管理是客观的存在。
李大元等[52]基于不同文化假设对中国式管理内涵的界定与观点进行了比较，提出建立中国管理学派的可能。他们认为，在性无善无恶论、性恶论、性善论与性多元论哲学基础上的人性假设，即自然人假设、利欲人假设、道德人假设和动态人假设，以及相对应的无为管理、制度管理、道德管理与人本管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可以中国管理学派解构为平民学派、权力学派、正统学派和综合学派。
在对中国式管理争论的同时，有些学者已经在具体领域和方法上做了一些新探索。杜荣等[53]以西方的CmCvAwAs系统理论和东方的WSR方法论为例，分析了东西方在系统方法论层面上的共同之处。认为在管理理念、思想、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国际化存在许多障碍的情况下，管理科学中国学派走向世界的一个策略，是寻找东西方管理的共同点进行突破性研究。
周建波[54]则以演绎建模的方式，基于哲学四分法与管理文化结构对中国管理学建构与演化提出他的观点。他认为可以按照管理过程结构观和管理四分原理开展中国式管理的研究，既要考虑中国管理文化的和谐表现形态和终极形态，又要考虑管理文化动态运行过程以及微观管理活动过程。他认为，“中国式管理”概念既具有科学的中性意义，又具有复杂的潜规则意义，既具有科学管理的主导文化形态，也具有管理文化的潜规则形态，因此，中国式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
成思危[55]认为，应该倡导深入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秉承古为今用的方针对企业管理实践进行案例研究和检验，总结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或可以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和方法论。
“中国式管理”的出现并成为热点，有其理论上和现实的原因：①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导致的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和追逐；②源自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企业成长原因的解读。东方现实管理环境与管理文化对源于西方的管理科学存在着某些层面、某些程度的不适应症表现，又加强了对中国管理学派的期待。
4 总结与发展方向
由于本研究的样本所限，不能全面反映东方管理研究的全貌，但简要回顾1994-2008年的东方管理研究，可以发现东方管理研究有了一定的基础和发展。在东方管理的语境下，有东方管理学理论、中国式管理理论、和谐管理理论、和合管理理论等，还诸如儒家管理哲学以及道家管理哲学等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它们对于深入理解东方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管理演变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当然更多鲜活的东方管理实践在世界的东方这块土地上迸发着勃勃生机，这些丰富实践的规律有望可以为普世管理学提供更多的思想和方法。
同时我们也发现，东方管理的研究与西方管理学研究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具体表现在理论内涵的不统一、研究内容的混乱、囿于历史文献的思想挖掘和解读方式、规范研究方法的缺失等，东方管理研究陷于一定程度上的圈子式的交流与孤芳自赏的情绪化表达，因而不仅不能与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进行对接式交流，也无法实现理论和体系上的重大突破，自然也不能对管理实践提供清晰有效的解释和指导。认清东方管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研究范畴，有助于东方管理为普世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做出贡献。
4.1 东方管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文化路径依赖的问题非常突出 通过分析样本论文发现，绝大多数东方管理的研究是沿着东方传统文化(智慧)这条路径进行研究的。相对于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而言，目前的研究仅仅只是初步的甚至是表面性的概括，还远未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内核，也并没有形成对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目标最基本概括和总结式研究。
在社会浮躁心态的影响下，很多研究混淆了大众层面的东方管理与学术层面的东方管理。大众层面的东方管理多沉浸于经济快速发展后的民族文化自豪感与英雄般的企业家传奇之中，且存在着厚古薄今和全面否定的对立。学术层面的东方管理研究理应超越民众情绪进行科学性总结。
(2)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落后 规范型论文和内容分析方法占绝对比重的管理学研究现状表明，东方管理的研究方法大多局限在经典文献中治国策略、君子修己安人模式的整理，与现代管理学研究几乎成了“两张皮”。多数研究还停留在管理哲学层面中，难有新意和突破，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遑论与国际同行交流。
中国式管理的研究除了理论研究外，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规范的案例研究。所抽取的样本中还缺乏严格规范的案例类论文。在其他文献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很多学者无意识或者有意识地淡化科学分析，渲染小概率案例成功或者失败事件，漠视管理的普适性规律概括。在运用古今中外案例对一些理念和原则的解释中，则存在着重名利、轻规律的特点。此外，东方管理的一些研究在立场和导向上有把潜规则当作东方管理的智慧、资源、资本和生产力的倾向，这也是需要在研究中值得警醒的问题。
(3)缺乏问题意识 很多论文是从概念出发，进而阐述不同理念之间的关系，较少论文具有清晰的问题设计和理论基础来展开研究。管理学是经世济用之学，管理学研究应当面向企业实践，并促进企业在组织绩效层面的改善。比如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碰到的管理文化冲突、比如三鹿奶粉事件反映出企业危机处理不当问题，这些都是未来很有必要研究的问题。
4.2 东方管理研究的方向
一般认为，管理有3个基本的特性：①科学性，即如何引导人高效地做事，科学性说明管理是有着普遍意义的科学规律和方法的，这决定了管理可以是门科学。②艺术性，是如何引导人愉快地做事，艺术性说明管理是可以在不同情景下灵活创造性表达的，这决定了管理是可以带有情景创造性特征的。③道德性，即如何引导人做正确的事。道德性说明管理作为一种活动是可以用不同道德标准来衡量的，反过来说可以用不同道德标准来选择管理的理论与方式方法。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讨论中国式管理研究的方向、研究内容和方法、路径以及面临的挑战。
(1)东方管理研究内容 苏东水认为，东方管理学植根于东方管理文化，汇集了东西方各族人民的智慧。那么东方管理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我们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具有东方文化特点、社会特点的管理活动和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的管理理论[56]。具体而言，其研究内容将至少涵盖到以下几大方面：
a)用东方社会文化视角分析现有的管理学理论。按照目前管理学中约定俗成的说法，这里的管理学理论是指自泰罗“科学管理理论”问世以来的所有西方管理学理论。这些理论虽然经过了西方社会发展过程的筛选和西方企业管理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有着较高的科学性和实践效果，理论的表现形式也较为完善，但是用东方社会文化视角来加以分析，这些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严密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b)探讨现有西方管理学理论在东方社会和企业中的应用效果。东西方管理学并非互相排斥的。即便西方管理学理论在西方企业中应用收到了良好效果，但其是否具有普世性，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情境中应用，是否能收到同样良好的效果，是否能够很好地被吸收到东方管理学体系中来，成为东方管理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东方管理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
c)研究东方国家中企业管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这一方面当前管理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早在东方管理学这一概念被提出、被学术界接受之前，有学者针对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概括出日本企业的管理特点，即长期雇用制、含蓄的控制方式、集体的决策过程等。也有学者根据对海外华商的研究，提出华商“五缘文化”管理模式。这些规律、特点和模式的概括，虽然还可能略显粗糙，有的也未完全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但都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东方国家中企业管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为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做了十分必要的前期工作，下一步的研究主要是要用规范科学的方法将其理论化。
d)研究东方文化价值体系下对管理活动的认知和判断。管理活动无论是内部的人力资源、组织行为、质量控制、运营管理，还是外部的投融资、营销管理，东西方文化因为价值体系的不同，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于同样的管理活动和行为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和判断。而管理的实践效果，取决于管理者的实践创造和被管理者的接受程度。处于东方文化背景和东方社会环境下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对于这些管理活动的认知，将直接影响到管理的成效和企业的发展。而作为管理学研究者来说，既然认为管理既是一种科学，又是一种艺术，那么也更有必要从东方文化价值体系出发来研究各种管理活动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为东方管理学构建实践基础。
e)研究东西方管理思想和理论的异同和融合。东西方管理思想并非截然不同，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成果，东西方管理思想和理论很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现象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管理思想和理论同样存在着某种共同性。在东方管理学研究中，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认真分析研究东西方管理理论的异同，探索东西方管理理论的融合之道，是东方管理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f)建构东方管理学的理论体系。西方管理学发展，自“管理学之父”泰罗提出“科学管理理论”迄今，约为百年，构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管理学体系，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学科框架、学说、研究方法、评价体系。而东方各国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普遍不长，规范意义上的企业历史大多也较短，因而至今为止还没有能形成一套理论系统、逻辑严密、行之有效的管理学体系，许多东方企业至今还停留在经验管理阶段，即便是采用一些西方管理学理论和方法，许多也不完全适用。在当前情境下，建构一套东方管理学的理论体系，无论是从管理学科全面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东方企业管理实践需要的角度，都十分迫切。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如苏东水等提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东方管理核心思想，席酉民等提出的“和谐管理”理论体系，成中英提出的“C理论”等。但这些研究对于建构东方管理学的理论体系而言还远远不够，因此有待更多学者的参与和努力。
东方管理研究下一步的关键点，应该围绕东方人文社会情景下的“人”和“组织”展开。东方人文社会情景下的人和组织的思想行为与西方相比，差异性自不待言，而如果我们不能把握这种差异性，就谈不上研究中国式管理。我们可以从个人层面、组织层面等多个层面展开中国人文情境下的研究，比如家族企业模式、领导力、信任与中国文化、伦理行动、组织中的合作机制、潜规则、组织中的创新与变革等各种主题。
(2)东方管理研究方法 东方管理要产生更有影响力的成果，首先是它的科学性。如果还是停留在满足于解释说明古人的思想，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将现代科学方法和研究工具应用于东方管理研究，证明东方管理思想的有效性，并在研究基础上形成有普遍说服力的东方管理理论。
客观上来说，东西方管理思想并非如想象中那般截然不同。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成果，东西方管理思想和理论很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现象日益普遍的情况下，东西方管理思想和理论之间更可能同样存在着某种共通性。因此，对于企业管理的研究，研究方法本身并无“美国式”、“日本式”和“中国式”，我们应该采用国际通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扎实的研究。扎实的研究，就是在考古挖掘与整理说明的基础上，要更加重视理论创新与实证检验，加强个案研究和情景分析。我们要对东方人文社会情景下的人和组织的管理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实证研究，首先证明东方人文社会情景下的管理确实与西方的不同，进而探寻这些不同背后的规律性及其成因。
东方管理的研究成果要有足够说服力的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能够充分解释东方人文社会情景下的人和组织的管理行为及其相应的组织绩效表现。要弘扬本土研究，应该是用严格的国际规范，来发展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能够解释中国企业现象的理论，以构成中国管理学对普世的管理学理论的贡献。
4.3 东方管理发展面临的挑战
经济全球一体化带来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东西方社会(文化)情景的差异也有缩小的趋势。这种东西方情景差异的缩小，无疑会淡化某些管理行为的“东方式”特征。
另外，智力资本正在成为资源要素中最关键的要素，而且互联网的发展，集信息、交易、生产控制、娱乐等为一体，正在改变人类生产生活的行为，同时也深刻改变人类的组织方式与行为，自然也改变管理行为、管理理念、思想与方法。这会给东方管理研究带来较大的挑战。
时代发展光阴如梭，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人类在发展中不断地上下求索去逼近真理。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多视角的研究，管理学的发展，诚如生物的多样性一样，只有打破西方管理学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才能获得健康成长。中国企业经历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也迫切需要在更加切合中国企业实际的管理学理论引领的情境下，以更加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认真思考和探讨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建构更适合中国和东方社会经济、东方企业发展的管理学体系。让我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