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释义学对历史哲学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释义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贡献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西方哲学思潮中，释义学有其独特的地位，它将意义的寻求作为自身的目标，为其它哲学流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当代释义学从狄尔泰手中接过接力棒，经由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完成了释义学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变；利科紧接着又将本体论与认识论、方法论结合起来，意义终于有了相对完满的解释。意义问题在历史哲学中也是最基本的问题，一是要解释历史的意义，二是要说明历史学的意义。狄尔泰以来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主要以认识论的形式存在，避开了对历史的意义这种本体论问题的解释。从逻辑的观点看，只有当历史的存在具有意义时，作为解释其意义的历史学的存在才有意义。分析的历史哲学先是将本体论问题误解为历史发展过程的因果联系是怎样，有没有规律？随后又将它抛弃，转向历史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最终因认识者的主观性而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境。正是在这种境遇中，当代释义学的发展为解决分析的历史哲学造成的难题提出了新的思路，即从意义的寻求入手，这样，历史哲学就有可能步上正轨，开拓一片新天地。
一
分析的历史哲学里已经包含了释义学的许多思想，不过那都是认识论阶段的释义学思想。狄尔泰的释义学思想与分析的历史哲学浑然一体，然而，在释义学从认识论走向本体论的道路中，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就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分道扬镳了。本体论释义学的思想中有关历史性和历史意义的部分对于能充分体现历史性的历史和历史学来说，为我们寻求二者的意义提供了全新的解释。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哲学始终是以“在”为中心，他认为西方传统哲学研究的本体论问题实际上是“在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是以在的存在为前提的，而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本体论问题应是：在为什么存在？在是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是在？只有在才是世界的本原，因此，只有对自己在的关注才有意义，而这种关注也只有人才能做到，人询问在，也理解在，人这个在者与他的在的本质关系就是此在，“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1〕此在最基本的存在状态是人生在世，即在在的敞开状态中。海德格尔对在、此在、在世的独特说明使他摆脱了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体分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海德格尔展开了他的释义学思想。
海德格尔的释义学是要对此在之在进行理解、解释，分析存在的存在性。理解是此在与在的本质关系，理解在是此在的本体论条件，因为理解所处位置的重要性，它就不是一种狭义的方法论，而是关系到本体论的方法论，实际上就是本体论。释义学因此也获得了本体论意义。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现象学就是释义学，因为“通过诠释，存在的本真意义与此在本已存在的基本结构就向居于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领悟宣告出来。”〔2〕
建立在本体论上的释义学面对由传统哲学导出的问题从新的角度提供了答案，历史哲学的困难在海德格尔的释义学思想中也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景象。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存在在时间性中发现其意义。然而时间性也就是历史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在此一向如它已曾是的那样存在并作为它已曾是的‘东西’存在。”〔3〕对此在时间性的研究导致海德格尔的研究必定要涉及历史和历史学的意义研究。事实上，海德格尔也说过：“存在本身是‘历史的’，所以，对存在者的这一番最本已的存在论澄照就必得成为一种‘历史学的’阐释。”〔4〕假如从广义的历史来考虑，海德格尔的在就等同于历史，但我们一般的历史学概念是狭义的。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海德格尔所说的名词在狭义的历史学中找到对应物，如在即历史，此在即历史的理解者（简称为理解者），这样，将海德格尔的释义学思想直接引入历史研究中，也许有助于我们寻求历史和历史学的意义。
就历史学而论，对在的意义的追求就是对历史的意义的追求，理解也就成了历史和理解者之间的本体论关系。理解者只要存在，他就理解自己，他筹划的是自己的可能性，并根据这种可能性来理解自己，使自己处在历史的敞开状态中。理解者的理解就是被理解的东西同化，成为它自身。解释则是为了把理解中筹划的可能性整理出来。海德格尔认为，以往我们不讨论在的意义是因为传统，“传统把承袭下来的东西当作是不言自明的，并堵塞了通达源始‘源头’的道路。”它“把此在的历史性连根拔除。”〔5〕就象历史学一样，它一贯把历史事件， 历史过程当作研究目的，靠对他们的兴趣掩盖历史学的无根基状态，即一直忽视了历史的意义的探讨。历史学的意义在于它是追问历史的意义的理解者的存在方式，因此，关键还在于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它是如何被理解者理解的。
海德格尔认为，任何事物只有能被人所用时，才有意义，那么历史要想有意义，就必然能为理解者所用。当理解者筹划历史作为某种对他有用的东西时，历史就具有了意义。“‘作为’组建着解释”〔6〕， 在解释历史的作为结构之前，历史必须先行具有，它应该先存在于理解者的观念中；我们在解释历史时，总是依靠原来已有的见解作为解释的入口处，这叫做先见；进入解释时，我们预先总有一个假设，即先设，然后才将被解释者的‘作为’结构揭示出来。先有、先见、先设三者合称为理解的前结构。它是解释的基础。可是问题也出现在这儿，当我们对历史进行解释时，要从理解的前结构中取得历史的作为结构，即通过已获得理解的历史去解释历史，这样，解释有什么意义呢？释义学循环在这出现了，而海德格尔却认为“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7〕其理由在于， 理解的前结构是解释的必要条件，要进行解释，就必须承认这些条件，它是一切认识的基础。从理解的前结构说明历史的意义，也可以说它作为某某东西有用的可能性必须从理解者的理解前结构中揭示出来，它与理解者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当历史对于理解者来说有用时，历史才有意义。
历史是有用的，因此历史有意义，那么历史学又是怎样获得它的意义的呢？海德格尔一贯的观点是“作为历史性的此在造就了历史学。”〔8〕此在的历史性不仅是历史学的生存论基础， 甚至历史事实本身都根植于此在的历史性之中。历史学因为被此在的历史性规定着，所以它“能成为进一步追问的此在存在方式”，〔9〕历史学的意义也就在于它能说明理解者的存在，通过对历史的解释，历史学可以得知历史事件的主体，即人的历史性，揭示人的存在。
一般认为，真正使释义学成为一种系统的哲学的是伽达默尔。伽达默尔是海德格尔的学生，海德格尔的释义学思想成了他的哲学释义学的理论基础。伽达默尔强调理解的普遍性，同时，又将一切现象当作可以被理解的文本，人从文本的理解中理解自身的存在。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目的就在于揭示一切理解现象的基本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被称作哲学释义学。
伽达默尔的释义学思想集中纳入了美学领域、历史领域和语言领域。他对狄尔泰和海德格尔的思想进行反思，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其中历史意识的理论，如利科所说：“标志着伽达默尔对‘精神科学’基础进行思考的最高成就”〔10〕。伽达默尔把他关于历史意识的观点称为“效果历史的意识”。他认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一个客体，而是此与彼的统一体，或说一种关联，……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展示出处于理解本身之中的历史的效果性。我将把这称为‘效果历史’。理解，从根本上说，乃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关联。”〔11〕
伽达默尔提出的哲学释义学期望能寻找出理解一切文本要求的一般条件，因此，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就势必围绕理解这个中心展开。人们在理解世界和历史时，同时获得了认识，而这种认识使他能解释历史，解释世界，甚至也解释自身。理解是建立在成见的基础上，而且具有历史性。成见指人们在理解以前，已经良莠不分地继承下来一些东西，历史性产生是因为历史时间间距造成的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存在的条件不同。成见产生于历史性，因此，理解的任务就是要克服成见中不好的成分，合理理解文本的意义。对成见和历史性的讨论展示出伽达默尔关于释义学循环的观点；释义学循环是具有本体论性质的，如同海德格尔所认为，只有在循环中，事物的意义才能被认识。
伽达默尔在分析理解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视界融合”的理论。如在对历史文本的释义中，我们想要达到的使历史事件重演，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解的结果只应是视界融合。理解者处在当下环境中，他有自己的视界，文本有其产生时的视界，在理解过程中，两种视界遭遇了，他们不是由一个克服另一个，因为这两种视界不存在哪种对，哪种错，而是达到一种融合。在融合中包含着一种更高的普遍性获得，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理解的特殊性，也克服了文本的特殊性。融合使理解者产生了一种新的视界，它在以后的理解中又再一次融合，所以说：“人类生活的历史就在于：它绝不会完全地固着于任何一个立足点上，因而也就绝不会有一种真正封闭的视界。不如说，视界就是我们运动于其中而它随我们运动的东西。”〔12〕
根据视界融合理论，每一次新的融合，都产生一个释义学的新的处境，理解就是我们试图阐明这种处境，可是理解本身是在处境内发生的，因此，客观的认识就不可能达到，我们的任务就成了永久性的了。我们对历史的解释，实际上遵循的就是视界融合理论，即使同一件事，由于我们的视界不断与其它视界融合而发生变化，我们对它的理解也会是不同的。历史的意义是由历史进程的总体性决定的，但历史的进程是永无止境的，历史因此也就永远不会存在固定的意义，历史的意义只能相对地存在于理解者的理解中，对历史的意义的追求是理解者与历史永无止境的对话中产生的。所以人们说每一个时代都必须重写历史。
伽达默尔的释义学思想是本体论的，恰恰如此，他的视界融合思想也就为认识的相对评论在本体论上找到了依据。历史相对地存在于人们的理解中和视界中，但我们始终应以理解历史的意义为目标，既使历史的意义由于理解而变动不定。
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通过对人文科学的前提加以质疑，揭示了存在和理解的本质，使认识论的释义学跨入了本体论阶段，释义学成了哲学；再者，释义学追求意义，这使它和许多学科在本体论问题上有了共同的兴趣，哲学释义学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个思想大转变的时代，它似乎指明了其它学科的方向。然而，哲学释义学就此达到了完美吗？释义学还有发展的余地吗？新的释义学为历史和历史学又提供了什么有价值的思想呢？历史和历史学的意义在相对主义的袭击下，还存在吗？这就是我们下面要回答的。
二
如果说本体论的释义学首先关注的是意义的性质是什么，那么利科则在此基础上还想知道意义是如何获得的。当然，意义是事先存在的，可我们不能一下子就达到本体论的阶段。我们必须通过某种途径将意义的存在展现出来，这就不能象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那样，忽视释义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利科释义学思想的主旨就是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者结合为一体，将释义学设置在一个新的境域，以图避免本体论释义学可能造成的困难。
既然利科追求的是承认释义学能对各门具体的学科有指导作用，他就需要从各学科中寻找某种普遍作为由方法论到本体论这条曲径的起点，这就是语言。海德格尔曾将语言作为存在的家，伽达默尔则把它当作“任何意义体现在其中出现的普遍媒介。”〔13〕利科认为，一切实体的或本体论的理解首先总是在语言中获得表现的。他为此想通过语义学研究，使本文的结构分析与文本的解释互相沟通。利科在语义学研究中主要讨论了“象征”和“解释”，象征是意义的结构，其中有多重意义，解释就是将多重意义揭示出来。语言在利科这儿，不仅具有象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所认为的本体论地位，而且坚持语言还有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意义，只有语言分析，真理和方法才不会分离。
利科从语言的入口处进入释义学领域后，解释的对象——文本就展现在我们面前。文本有它自己的世界，人们从分析文本世界到实现自我理解，必须通过反思这个层次，对文本进行解释，将对文本的理解主观化，即同化为自我理解，人们只有在这个过程结束后，才能意识到自我是什么，达到本体论意义上的释义。
利科的释义学理论以本体论为前提，同时也看到方法论对于最终达到本体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文本的解释最终得出自我理解的结论，这是利科思考最富魅力之处。我们对自己的理解，思考自己的在往往是产生于对“我”以外的文本的理解和解释，而现实的文本只是在文本世界中实现的一种可能性，解释必须认清这一点，即文本还有其它的存在可能性，因此，解释者对文本的理解只能受文本的摆布，甚至作为“我”的解释者本身也是相对的，他只实现了一种可能性。“我”所具有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我”理解的文本的可能性的总和。
当我们将历史看作文本时，依照利科的理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能被解释，同化为解释者的自我理解，解释者的存在就根源于对历史的释义，虽然历史只是一种可能性，但各个解释者视界的不同就造成了历史解释的相对性。所谓的客观性更是不可能实现，否则人人之间毫无区别。
利科的释义学重新将认识论、方法论纳入自己的怀抱，并将它们视为使释义学达到本体论阶段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认识论、方法论与传统思想的亲缘关系又将整个哲学释义学思想带进了其它学科的研究中。利科按照自己的释义学思想揭示了叙述文体的一般理论。利科通过分析历史学家“真实的”叙述和小说家“虚构的”叙述，得出了不同于传统观念的理解：即历史的叙述下“虚构”故事的叙述在结构上是统一的，历史性和叙述性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由于利科的叙述文体理论既有本体论的意义，又有认识论的意义，所以他在理论中讨论的有关历史叙述思想就与传统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这方面的思想进行了一场较量。
分析的历史学家“存在着对于历史的不可削弱的叙述性质的错误认识”。〔14〕利科认为，他们一贯坚持历史不具有叙述的特性。而事实上，历史事件虽是一个个仅出现一次的单个事件，他们正是在编年史、传奇故事、回忆录中因为有过详细叙述而获得了历史地位。从叙述中，我们能获得历史的意义，如果我们考虑到历史事件的历史地位不仅在单个句子中得到表达，而是在由事件组成的总体中获得，那么总体就是一种叙述，这样：“我们关于认识论的讨论中心，不再是历史解释的性质，而必须是历史解释的作用。”〔15〕确实，认识论的历史哲学总是强调从历史认识是否可能这一角度追寻历史解释的性质，历史解释的作用应是解释历史的意义何在，历史有什么作用。显然，分析的历史哲学家不顾历史认识的实际意义，跨越历史的本体论这个基础，片面追求历史认识的性质，当然达不到对历史的最终释义。
利科一再强调叙述的作用，认为叙述能阐明意义，然而叙述是怎样具有这种功能，并且成为意义表达的方式呢？利科认为叙述是具有历史性的，我们在叙述历史之前，已经属于历史，他套用伽达默尔的说法：“我们叙述和撰写的历史属于所发生事件的构成的‘效果历史’，属于历史性本身的效果历史”。〔16〕我们的叙述行为本身就包括在历史的经验之中，即在效果历史的影响下。通过分析叙述的历史性，利科对历史有了新的看法：“过去的‘真实’的历史揭示了现实中埋藏的种种潜在。”〔17〕可以说，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现实性，它让我们看到了潜在的事情，看到了真实的现在只是历史众多可能性中其中一种的实现。
当代释义学正处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结合的阶段，它对历史哲学问题的回答将大大推进历史学的进步。按照释义学的理解，历史的意义在于历史作为文本能被人理解，而且也只有解释文本，人才能自我理解，获得自身的存在，历史使人有了存在的基础。历史学的意义则要求通过历史研究能展现历史的意义，使人能够认识到历史的意义，同时认识到自我的存在。历史学由此也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据此，就以往历史哲学的难题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不是历史学的最终目的，证明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即使取得成功，也是为了体现历史的意义。应该承认，认识想达到历史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但相对主义又不能完全以主观性为依据，否则历史将可能成为子虚乌有。事实上，对相对主义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要做到绝对的相对主义是不可能的，理由是：“人属于自己之前，已经是历史的产物；人不可能将自己的历史性舍弃得干干净净，人做出的任何一种理解，得出的任何一种解释，都根源于本体论基础，即存在。一切认识都是为了揭示这一存在，而且不能脱离存在去认识，人只有作为历史性的存在才能认识历史的意义，从而达到认识自己为目的。
当代历史学出现了新的动向，如叙事史的复兴，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哲学释义学的影响。叙事史的复兴将历史学家只注重史实的盲目性和历史哲学家光追求认识的性质的陋习纠正过来，将历史的意义表现在叙述文本中，让人们从阅读中认识自身存在，体味着历史的意义。
注释：
〔1〕〔2〕〔3〕〔4〕〔5〕〔6〕〔7〕〔8〕〔9〕分别见于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第一版，第16、47、25、49、27、182、282、26页。
〔10〕保罗—利科：《解释学的任务》载于《哲学译丛》1986年第3 期。
〔11〕伽达默尔：《时间距离的解释学意蕴》载于《哲学译丛》1986年第3期。
〔12〕伽达默尔：《效果历史的原则》载于《哲学译丛》1986年第3 期。
〔13〕〔14〕〔15〕〔16〕〔17〕分别见于 保罗—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第286、288、306、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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