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处境 〔*〕
张康之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
〔摘 要〕 民族国家是伟大的现代性造物，它的产生得益于近代早期那些伟大思想家的设计和规划。不过，就其客观原因来看，应当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民族国家又是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民族主义的物化形态。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民族国家发挥着一个地区或民族免疫系统的功能，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但是，民族国家所谱写的也是一部“血与火”的悲歌，而且在“二战”后民族国家普遍建立起来之后，国家间的压迫、掠夺和剥削仍然存在，致使国家间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许多学者揭示了民族国家所存在着的结构性矛盾，而且在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上也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试图改造民族国家的设想。然而，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却正在向我们展示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现实的社会发展走出了一条与所有思想家的设想以及实践中曾经尝试过的改革方案都不同的道路。其中，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这两个方面，对于终结民族国家和建构全球治理模式，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关键词〕 民族国家；全球化；后工业化；全球治理
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是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民族主义情感的兴起息息相关。……非常明显，欧洲民族主义的强化与地域性共同体的联结纽带、归属性和方言文化等的瓦解密切相关，这一现象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到来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央集权化过程而出现的。”〔1〕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民族主义在民主政治背景下演化成了民粹主义，并有可能汇成一股“反全球化”的逆流。也正是民粹主义的兴起，让人们感受到，民族国家“威胁着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的生存”，“在当前的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到处都遍布着前所未有的摧毁性潜在武力，然而却缺乏一套全局性的政治机器来约束这种局面。”〔2〕特别是民族主义与民粹的结合，使民主政治感性化，甚至变得疯狂。如果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物武器等是控制在政治家手中的，那么，当带有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家借民粹主义东风而掌握了这些武器的时候，对于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会让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这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给人们带来的某种危机感。但是，如果民族国家不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作出过激的反应，也许人类历史的又一次伟大的转型就能够走过一段荆棘丛生的路程后而迎来新时代的黎明曙光。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路线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路线调查主要在保护区不同植被型、不同海拔梯度、不同生境类别选择适宜的路线进行调查，如海拔千米以上的有大吴地至桂和、桂和至马家坪、罗地至青石坑、马家坪至建魁岭的小路，海拔千米以下的有下车至龙龟、龙龟至坪水、青婆渡-林斜等林间小道；典型调查选择了太平僚、大斜、桂和、池家山等原生性风水林。此外对23个珍稀植物监测点样方内所有植物种类、区域内房前屋后绿化盆栽植物以及一些特殊生境等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把近年发现的新种、在保护区的新分布、新记录种整理录入。
一、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历史表现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在近代思想家中，马基雅维利是较早意识到民族主义的思想家，他对佛罗伦萨人的介绍，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而民族国家就是这种精神的物化。但是，在民族国家的生成过程中，或者说，民族国家的生成在其原发地曾经反映出，自然因素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地理、风俗习惯、文化、宗教、种族等因素都成了民族国家边界划分的重要向量而被考虑了进来。也许人们会指出我们所列举的这些因素大多属于广义的、模糊的社会概念所涵括的内容，但是，无论是在这些因素作为民族国家的生成原因上，还是就这些因素在民族国家生成中发挥作用的表现方式上，我们都更倾向于将它们视作自然而然的因素。指出这些自然因素曾经在民族国家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把这些自然因素看作是民族国家产生的必要条件。相反，就民族国家在二战后得到了普及来看，上述自然因素并不是决定性的。而且，就历史进步的总体情况来看，人类社会在演进中越来越远离自然，会在处理人际关系和行动方式等问题上，会在开展社会治理以及管理等各种各样的营建秩序的活动中，都越来越少地考虑这些自然因素的制约。那样的话，曾经在民族国家生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那些自然因素就会逐渐地从人们的视野中移开，进而，也就会去创造另一种组织方式去代替民族国家所代表的组织方式。反过来说，可以认为，仅仅有了自然条件，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就会产生，是因为有了民族主义思想并与这些自然条件结合了起来，才走上了建构民族国家的道路。一旦民族国家得以生成，就显示出了它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功能，在组织社会生活、开展社会治理和满足民族主义的各种各样的要求方面，都有着无比巨大的优势。
民族国家生成后，所开展的第一项政治活动就是处理“主权关系”问题。事实上，“主权的概念产生于16、17世纪，是现代国家在欧洲发展的结果。随着作为跨民族机构权威(如天主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衰退，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集权化君主得以宣称对最高权力的行使，并以一种新的主权语言加以表达。”〔3〕这个概念与整个现代性的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需要在所谓“天赋人权”这个源头上才能得以作出合理解释，或者说，是在人权扩大到了民族国家的层面上之后而提出的一种要求。在中世纪，无论是神权还是君权，都是比较模糊的。当主权的概念提出后，尽管是出于论证绝对国家的需要，却在某种意义上把国家凌驾于君主之上了，以至于路易十四也不得不通过申述“朕即国家”来抗拒君权受到削弱的现实。但是，随着主权观念深入人心后，即便像路易十四这样的君主也不可能无视国家，至多也只是提出让人把他看作是与国家一体的要求。事实上，国家与君主的地位不可逆转地此消彼长，以至于人们把国家看成远远高于君主的存在物。显然，君主是可以更换的，而国家则不易，这也使得人们更为看重国家。由于君主相对于国家地位的下降，也使得人们可以构想一种没有君主的国家。因而，走向了民主的方向，用民主替代了君主。这大致就是民主理念的生成和得以扩散的原因之一。
3.4 局限性 本次研究仅限于住院患者，而且训练时间仅为4周，对于长期结局无法判定。今后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量，并对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随访调查，开展延续护理，以明确团体社交技能训练对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改善的稳定性。
正如生命体的皮肤是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免疫屏障一样，民族国家非常注重经营好自己的边界，地理上的、文化上的、制度上的以及生活方式上的等各个方面的边界都被作为民族国家机体健康的条件而去加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当对某个国家实施侵略的时候，也是通过对某个方面的边界的攻击开始的。一旦攻破了某个方面的边界，就能够达到削弱该国免疫力的目的。相形之下，在民族国家边界不被突破的条件下，意味着其免疫力发挥着很强的作用，就会使自己拥有更强的健康优势，从而在赛场上赢得更多金牌。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民族国家在安全的思路和名义下所作的几乎所有安排都是为了增强其免疫力。但是，当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随着民族国家墙体变薄，作为皮肤的免疫功能减弱了，并将引发整个免疫系统功能的日益式微。那样的话，也许治愈和康复的安排被提到首位就会成为民族国家的一种条件反射。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生成的所有地方性的存在，都会如条件反射一样把关注点转移到治愈和康复能力的开发和建构上来。然而，从历史趋势来看，这种治愈和康复的追求也可能会徒然无功。
根据吉登斯的看法，“要理解民族国家的兴起，就必须把资本主义的兴起与中世纪后期欧洲存在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16世纪的欧洲是一个由众多小国所组成的网络结构，它是一个共存、结盟和冲突之间不断转换的国家体系。无论它是不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无疑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背景。在那个时代，这些国家还不是民族国家。”〔4〕所以，在欧洲，直到16世纪都没有形成民族国家，至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则要更晚。在某种意义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才涌现出了大批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就是吉登斯说的，“16世纪的欧洲国家并不是民族国家，因为它的绝大多数的边界还游离不定，并且缺乏后来逐渐形成的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机器。”〔5〕但是，民族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民族主义支撑起来的，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生产关系的变革都不足以撼动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即便民族国家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了，只要民族主义的观念和情结尚存，就会极力抓住民族国家的最后一缕毛发不放手。因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民族主义更多地显现为社会进化的阻力。如果说在工业社会行进的过程中，民族主义的生成对于把地球上的大片土地从殖民主义之下解放出来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建立起民族国家、提出主权独立的主张和搭建起国家框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促动作用，那么，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民族主义逐渐地转化为保守的力量，努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行进中扮演反对者的角色。
从历史上看，民族国家的出现所汇集出的力量是巨大的，甚至是让人不可思议的。正如鲍曼所说，“使民族始终统一在一起的，是主权国家源源不断的力量，这是原则上——即使不是在实践上——不仅是保证共同的保障和福利的唯一力量。”〔6〕但是，民族国家所造成的区域相对封闭以及世界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则成了移民动机得以滋生的温床。因为更好的生活对欠发展地区的人有着巨大的诱惑力，特别是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在对边缘地带国家的长期剥削和掠夺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和财富，过上了富裕生活，使得边缘地带国家的人们希望通过移民而改善自己的处境。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打破既有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让现在的边缘地带获得平等的发展机遇，哪怕是让这些地区的人们看到生活水平能够得到不断提升的希望，也许就会极大地削弱移民动机。但是，民族国家不愿意这样做，而且在民族主义的统领下也根本不可能这样做。这就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必然会产生动荡的原因。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先将每一个年级的教学目标具体化，然后将一至六年级的教学目标纵向梳理，使每一位教师都清楚自己所教年级的教学目标及与前后年级教学目标的衔接，准确定位教学，使教师研修课程系列化。
毋庸置疑，从二战后的基本情况看，在民族国家内部，社会差异化程度的不断扩大，使民族国家作为族群容器的功能不断减弱，特别是到了20世纪后期，人们明显地感受到，权威机构的控制力越来越难于实施有效的控制。对此，斯洛特戴克进行了历史比较，认为全球化使得民族国家的墙体变薄了。他说，“迄今为止，人们关于‘社会’的理解以及联想的内容一般来说无外乎是有着强大墙体的、有着固有领地的、有着严格保护着的象征，通常是单一语种的容器——因此，它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讲的民族密封容器当中寻求自我的确信，并且在完全自我的冗余方式摇摆的集体中。这样的存在于地点和自我之间的某个节点上的历史共同体，即所谓的民族，曾经因为他们的自我容器特质而呈现出一种内部和外部极大的反差——这种事实状况在前政治的文化中人们归结为幼稚的族群中心主义，而到了政治阶段后，则习惯于归结为内政与外交的本质不同。这种差异和反差则由于全球化的效应而日益迅速地被逐渐抹平。民族国家作为容器的免疫作用在它们的受益者眼里却越来越成为有威胁性的东西。”〔17〕
从最近几十年的情况看，全球化、后工业化不仅不是加速的停滞，反而把加速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量级。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族国家可以成为一种历史陈迹，但它把人类社会推到了加速化的轨道上，进入了似乎永不停滞的加速化进程，并使社会表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以至于人类不得不思考这种条件下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的问题。我们承认，“现代的法律与传统的惯例法或者静态的自然法构想不同，它能够对变化的需求作出动态的适应，这一点正如从中所产生的政治的民主制度相比传统的君主政体要更有适应能力和反应能力一样。同时，现代国家在它的科层式的管理体系中创造了高效率的决策工具和执行工具，它们凭借快速性和可靠性，特别是在获得和使用(尤其是税收)资源和信息方面远远超越了所有的老式的系统。在法律规定的帮助下，成功的现代领土主权国家通过国家的和科层式的规章制度和对社会过程的政治上的控制而实现了技术—经济的和社会的加速的无与伦比的发展。”〔8〕然而，这些成功正在成为历史，一个“风险社会”提法的提出和流行本身已经证明，工业社会推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惯性仍然存在，而且加速的势头更猛。但是，工业社会适应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机制却开始显现出失灵的状况。这也就是出现风险社会的原因。现在，“从大量对全球化时代下的民族国家的功能丧失和功能变化的诊断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有关民族国家陷入衰落并且不断地失去权力的假设得到了广泛的赞同。”〔9〕
根据罗萨的看法，“民族国家从加速的关键机构变成了减速的核心机制，也就是说成了加速的障碍。”〔10〕果若如此的话，在加速与减速之间形成的冲撞，就是致命的风险源。不仅如此，“科层管理的结构和决策过程不仅失去了高效和时间上的合理化的总体形象，而且它现在完全成为无效率的典型了，也就是说缓慢和不灵活的典范，在韦伯最初对它的合理性和快捷性的证明中可以看到，在科层制度中曾经所有过程都是行动适度的，行政手续也都是被严格遵守的，权限和规定被设定了统一的线性层级，固定的工作线路被确定，等等。”〔11〕然而，所有这些被视为具有无比优越性的方面，在今天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过程中都显得行动迟缓了，以至于人人都意识到，“由于科层体制过于缓慢，因而在今天科层官僚组织的去科层化就成为从减速中加速的王道了。”〔12〕对此，罗萨认为，“处于危机中的科层官僚制度，体现为正在出现的功能的转变，因此这不只是意味着单纯的管理危机：在与经典的现代化完全相反的晚期现代中，不再能够通过对社会方面、文化方面和经济方面的过程和关系进行国家的管制而实现加速，而是通过对这些方面的去规制化产生加速。”〔13〕就这种“去规制化”而言，实际上只是20世纪80年代各国改革的初步行动，其中所包含的隐喻必然是最终抛弃工业社会建构起来的制度以及组织形式。结果，必然是重新建构起适应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社会治理模式。
二、民族国家的结构性矛盾
吉登斯认为，在前近代社会中，即在我们经常表述的农业社会中，面对自然界的生存矛盾是最为基本的矛盾。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社会的构成性矛盾变成了最为基本的矛盾，原因就在与民族国家相伴生的资本主义那里，是资本主义带来了这种矛盾，或者说，把原先从属于生存矛盾的次生矛盾转化成了主要的和基本的结构性矛盾。吉登斯说，“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联绝非纯属偶然……由于‘人造环境’的兴起，城乡关系的形态发生了变化，这是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对于国家政治上的形成和‘经济’上的分化来说，时间与空间性质上的转变都是十分重要的。这种转变过程将结构性矛盾从生存性矛盾中分离出来，并使前者逐渐取得了压倒后者的主宰地位。……实际上，对于由资本主义所引发的结构性矛盾来说，这种压抑还是至关重要的。结构性矛盾之所以具备独特的爆发性潜力，压抑也起到了一定作用。”〔14〕
构成坡体的岩层主要为全～强风化粉砂岩，节理裂隙极发育，岩体极破碎呈小碎块状或半岩半土状，隙面由泥质、灰黑色铁锰质薄膜胶结，围岩体总体较为松散，存在的全～强风化界面、半岩半土状及碎块状强风化层界面主要为泥质、铁锰质胶结，层间结合力差，见图3～4。
由于民族国家发展上的不平衡，在绝大多数国家中，生存矛盾依然存在。但是，这种生存矛盾不再是自然界直接施加于人的，而是由结构性矛盾所派生出来的，是资本主义结构导致了一部分人面临生存的压力。这就是从“矛盾”视角中所看到的社会和历史图景。如果在这个视角中去看未来的话，就会形成在民族国家框架不变的条件下去谋求改造现实的方案，那就是消解既有民族国家中的结构性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而且有些思想也转化成了实践。应当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性改革运动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思路中展开的。然而，从全球化、后工业化所展现出来的情况看，历史走出了自己的路，那就是20世纪后期开始的社会网络结构的逐步形成。当然，这条路还很长，我们只能说社会网络结构的形成才刚刚展现出初步迹象，但所包含的内涵却是清晰的，那就是人类再一次面临着时间与空间性质上的转换。也就是说，在后工业社会的网络结构中，工业社会及其线性结构中的结构性矛盾将会被消解。在后工业社会中，或者说，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如果说存在着矛盾的话，那些矛盾也将是非结构性的、散布的、偶然性的，或者说，矛盾本身就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既不是产生于某种存在形态的结构中的，也不会在矛盾集结的地方形成结构。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由于结构性的原因不再存在，因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生存矛盾。但是，这个时候，却是每个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来自生存矛盾的威胁。原因就在于，这种生存矛盾不是因为生活资料的匮乏引起的，而是由我们今天称作“风险”“危机事件”的那些莫名的原因引起的，是倏忽出现而令人猝不及防的。所以，只有当全体社会成员在人的共生共在的理念下开展行动，才能抵御这种矛盾所构成的威胁。
实际上，吉登斯是按照黑格尔的思路来分析资本主义亦即民族国家的结构性矛盾的，认为这个社会中的一切矛盾都根源于国家与市民社会间的矛盾。他说，“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里，国家这一‘公共’领域孕育了‘市民社会’这一‘私人’领域，后者又与前者彼此分离，并保持着某种张力。从这种模式中，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原生矛盾。”〔15〕这显然是对黑格尔经典论述的复述，也说明，从“矛盾”的视角去观察工业社会，是经得起反思性检验的观点。正是从这一观点中，我们看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展示的新前景：从20世纪后期开始，以非政府组织等为标志的“新市民社会”逐渐成型，它与近代早期的市民社会不同，不是与国家相分离，而是表现出了替代某些国家职能的状况。特别是在社会治理方面，这些被我们称作“新市民社会”的因素不仅承担起了诸多国家所不能及的社会治理事项，而且也分担了诸多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职能，甚至使民族国家内外部的政治版图都发生了变化。这是我们在市民社会这一极所看到的变化，它意味着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历史与逻辑都开始发生变化，即从分离到靠拢。
与上述“新市民社会”的生成同步展开的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兴起之时，民族国家受到挑战的压力就为人们清晰地感受到了，人、资本、物品的流动使民族国家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更是成为民族国家不得不开放的促动因素。虽然已成为传统的民族国家政治仍然会努力去消解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但显而易见的是，民族国家护卫自己不发生变化的防守力量日渐减弱。事实上，从世纪交替的时刻开始，关于“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就一度成为时尚，只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激进民族主义声音所具有的高分贝盖过了人们关于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时，才让人重新回到了对传统的民族国家间的诸如贸易等冲突的关注中。但是，如此高分贝的民族主义声音肯定不会长久回荡，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还将再启行。这样的话，在作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国家这一极，也将会在实质上发生变化。这样一来，既然作为结构性矛盾的原生性矛盾失去了宿主，也就意味着吉登斯所说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结构性矛盾的退位。也就是说，我们在后工业社会中遭遇的将是另一种类型的矛盾。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对跨文化交际探究采用的对比分析法，是对比分析不同文化的交际行为、决定这些交际行为的思维方法、价值观以及交际规则等，揭示文化的不同点，重点介绍文化之间的差异及其造成的文化冲突，并追溯其文化来源，探究和提出文化负迁移的有效措施，以推进交际双方之间的彼此适应和互相理解，让跨文化交际在共同建立的共识基础上进行。[6]在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中，教师的教学目标是培养跨文化交际的终结者，只有通过学习和比较不同的文化，才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不同，从而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
11月26日，巴林国王哈马德和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在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为两国间第四条输油管道的开工建设举行揭幕仪式。据报道，沙特-巴林新输油管道全长112千米，日输送能力将达35万桶。
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虽然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但这种矛盾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冲突和矛盾之所以往往重叠在一起，是因为矛盾体现了各个社会系统的结构性中主要的‘断裂带’，往往牵涉到不同集团或者说人群(包括阶级，但不限于此)之间的利益分割。矛盾体现了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机会的分配。这些生活机会原本是就可能世界而言的，但现实世界却揭示了这些可能世界自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如果说矛盾并不是必然会酿发冲突，那么原因就在于，行动者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不仅对自身的利益有所意识，而且有能力和动机去左右它，但这样的条件有相当的可变性。”〔16〕对于社会治理而言，在矛盾是否必然导致冲突的问题上如果形成了不同的认识，那么，所做出的措施选择会有所不同。如果认为矛盾必然会导致冲突的话，就会利用冲突去释放矛盾所积聚的力量，以求冲突处于可控的状态，而不是等待矛盾积累的能量达到一定程度时自然爆发。因为，在这种爆发中出现的冲突往往是不可控的。如果认为矛盾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也会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选择，但消极的选择往往是不理智的，所以在现代社会治理中鲜能见到。一般说来，社会治理者都会采取积极干预矛盾的方式，避免冲突的发生，只是在出现了干预不当时，才会爆发冲突。但是，对矛盾的干预取决于各方面的条件，准确地把握时机、选择正确的干预措施、对矛盾作出合理性的判断等，都是对社会治理者的挑战。正是因为这些挑战，社会冲突层出不穷。因此，我们同意吉登斯关于矛盾并不必然导致冲突的判断，或者说，如果不是任由矛盾自然发展的话，是不一定走到冲突的地步的，但冲突又总是出现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之中。
目前研究表明，分期越晚的恶性肿瘤患者血液中越容易检测到CTC，但尚未证实CTC数目与肿瘤TNM分期有相关性[11-12]。本研究发现，Ⅰ、Ⅱ、Ⅲ及Ⅳ期胃癌中均有CTC，其中阳性率分别为36.4%、50.0%、61.9%和50.0%；CTC阳性率与胃癌的分期无明显相关性，早期胃癌患者外周循环血中也可以出现CTC。胃癌患者CTC阳性与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位置、CEA、CA19-9、胃癌早期/进展期、肿瘤大小、分化程度、Borrmann分型、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及TNM分期等无关。因此，早期与进展期胃癌患者的肿瘤细胞均有进入血液循环的可能，形成肿瘤转移的“种子”。
事实也证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或者说工业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并未导致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冲突总爆发，而是以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形式走上了终结人类这一历史阶段的道路。但是，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发挥了批判性启蒙的作用，那么，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所带的冲突又是必然的，而且有可能会大大地延宕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到来的时日。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警示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可以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这个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必然导致冲突，才使得人们极力去谋求干预矛盾的措施，从而出现了“矛盾并不必然导致冲突”的现实。这是我们从历史进程中看到的情况。如果就民族国家自身的社会治理而言，尽管对矛盾的积极干预避免了大规模冲突频繁出现的状况，但局部的、小规模的冲突仍然是层出不穷的，而且，工业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恰恰是所有这些冲突的总根源。当然，20世纪理论家们关于正义等问题的理论探讨，对于社会治理探索管控矛盾的方案提供了诸多灵感。不过，所有这个方面的理论，都未能触及到工业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所以，才让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的出现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进程，进而，才会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对它的“拥抱”和“拒绝”两股力量。
与工业化相伴随的是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去开展社会治理。“到目前为止，在现代的领土所有权国家的进程中，传统国家的社会静态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领域都被动态性所代替，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通过系统地建设基础设施和确立法律保障及行为保障，并且也通过管理的(和控制的)垄断的确立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对可信赖的不受外来侵犯的保护，民族国家创造了长期的可计划性和可预测性的前提条件，而这些正使科学——技术和经济——工业加速得以系统地发展成为可能。”〔7〕也就是说，民族国家中的几乎所有制度性设置和行为都促进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这一点，在工业社会几百年的发展中已经得到了证实。但是，也正是这种加速化在20世纪后期表现出突破民族国家框架的迹象，因而，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
采访开始，当我们问北京印刷学院校长罗学科，“高校应当培养有家国情怀的学生还是受市场欢迎的学生”时，他的回答是，“人们在问这一问题时，喜欢把两者对立起来，实际上它们是统一的”。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是对素质教育和技能教育关系的讨论。家国情怀是一种素质的体现，任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应该具备这种将社会责任视为自身责任的素质。而受市场欢迎是因为学生专业技能过硬。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素质、能力与知识。所以素质教育和技能教育是同样重要的。但素质的培养是第一位，其次才是培养学生能力与知识的技能教育。“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果没有家国情怀的话，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败。”
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最初表现出来的迹象看，首先，民族国家治理体系走向了对社会的开放，原先属于免疫需要的防范和封闭在社会的压力下逐渐被突破；其次，社会治理逐渐变得不再完全是民族国家机构的事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被我们归入“新市民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参与到了社会治理过程中。而且，这些社会组织本身就以所谓“民间外交”“公众外交”的形式与民族国家外部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使民族国家对外与对内的职能差异逐渐被抹平。对此，学者们给予的是积极评价，认为“全球时代作为近代固执己见的一个必然发展结果，其心理政治挑战在于，容器免疫性的削弱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成一种形式的损失和颓废……对于后现代来说，还放在赌桌上的东西是对于可操作的免疫关系成功的新设计，并且正是这些可以也将会以多样化的方式在有着通透的墙体的社会中重新构建起来——即使一如既往的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对于每个个案都能成功”〔18〕。如果把民族国家比作一个生命体，就可以看到，它的自我维护系统在功能上的确近似于免疫力。从进化的观点看，免疫力也处在变化中，免疫系统会因为新的因素(比如基因重组)而获得新的免疫力。但是，如果整个免疫系统受到了破坏，然后再生出新的免疫系统，那也就是物种的突变了，意味着新生的物种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物种了。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民族国家可以说正处在这个关口上，正面临着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的突变。当民族国家四周的墙体变得越来越薄和越来越脆弱时，有那么一天突然倒塌了或蒸发了，作为容器的历史也就终结了。也许在它原来所在之处，留下的是一个平台。我们是把这个平台视为合作治理的平台的。
斯洛特戴克认为，“当前的全球化紧张情况反映出了如下现实：随着民族国家，迄今为止的尽最大可能的政治居住条件——似乎是民主的民族(或是想象中的民族)的起居室和会议室——都将暂时停歇，并且在这个民族国家的起居室内已经到处都有着令人不快的穿堂风——特别是那些高失业率和不断升级的抱怨情绪共同滋长的地方。……这种国家的功绩在福利国家体制对于国家强制力施以最成功限制的地方达到了最令人瞩目的成就。”〔27〕随着福利国家陷入了一片声讨之中的时候，民族国家的失败似乎已成为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恰在此时，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构成了另一重挑战，使民族国家感受到了什么是雪上加霜。在危机以及越来越明显的运行不畅中，在民族国家“起居室”和“会议室”的核心地带，出现了类似于疯狂的民粹主义，并对外展现极端民族主义的肌肉，似乎随时准备着投身一场肉搏之中。面对这些，我们不得不说，这是“最后的疯狂”。同时也说明，全球化中的成功者和胜利者，必将是那些能够冷静自持的人，唯有那些在全球化中以清醒的意识顺应全球化的要求而开展行动的人，才能在混乱中辨明方向，并用自己的行动去一步步地走向历史进步的方向。
艾丽斯·杨认为，“现存的民族国家体系规定了各种深层次的排斥，并且使之正当化，其中许多排斥都是非正义的。当前，全球性的相互依赖的状况意味着，在某个民族国家内部，某些人的行动将会预示着或影响到另一个遥远的国家中其他人的行动。如果各种民主政治制度的范围应当与由各种正义的义务所组成的范围相一致的话，那么，这种论点就意味着，应当存在着更加具有全球性的制度方面的能力来处理世界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21〕艾丽斯·杨在这里所看到的问题是真切的，或者说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如果假定既存的民族国家框架及其模式不变的话，那么，艾丽斯·杨的建立起“具有全球性的制度方面的能力来处理世界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的想法也应当被评定为一种积极的思考。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学者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但是，我们认为，民族国家的框架和模式并不是不变的，就民族国家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而言，它也将随着工业社会的终结而退出政治历史的舞台。其实，民族国家本身就是工业社会的标志物，当人类走进后工业社会后，也许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会通过国家去开展政治活动，但那种国家已经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了，甚至作为国家建构基础的公民身份也都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各种民主政治制度以及实践，都将在全新的建构路径中去再塑形。事实上，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条件下，全球治理中的非排斥性或包容性、全球正义的实现等，都不是在默认民族国家框架和模式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找到出路的。
三、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挑战
欣竹咯咯地笑了半天，才说：“没有……怎么知道呀？你不是要了我一根长发丝吗？你要是嫌少不够用，都给你好了。”
从现实来看，工业社会及其资本主义的思想传统决定了，在他们感受到了全球化的挑战时仍然希望坚守既定的民族国家治理模式。比如，从桑德尔的论述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资本与商品，信息与意象、污染与民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容易程度实现跨国流转，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政治必须采取跨国的乃至全球的形式，才能与其保持步调的一致，不然的话，经济力量就有可能不经民主政治力量的核查而运行。传统上属于自治载体的民族国家将会发现，它们越来越难以发挥引导民意去适应那些左右着其命运的经济力量。然而，经济全球化固然表现了有必要采取跨国的控制方式，但仍有待考察的是：这些政治单位是否能够激发认同和忠诚，使民主权威最终能够在这种道德与公民的文化基础上得以建立起来，”〔23〕岂止经济全球化，现在的情况是，政治也走进了全球化进程，而且在全球化中发生了变异。因而，不用说民主还有什么权威，即便是在民主的名义下所开展的活动，都更多地染上了狂欢节的色彩。这样一来，人们只是借着民主的形式去释放受到压抑的情绪，而国家机构以及法律等既定设置却像往常一样非常认真地对待通过民主程序决定的事项，把随意性的表演当成了严肃的正剧。在国家之间，则把这种并不真正反映公众意志的东西当作人民的指令，并按照这种指令去开展活动和处理国际关系。我们并不知道政治家们是否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严肃、严谨地代表民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开展交往，但就他们貌似正经地把游戏的结果当作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依据而言，本身就是一场闹剧。
全球化是与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对立和冲突在根本上属于新与旧的对立和冲突。无论是经济全球化对政治的挑战，还是政治在全球化中发生的变异，都需要通过基于全球化的需要而进行的包括全球治理在内的社会治理创新去加以应对。我们所主张的创新意味着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曾有的经验作出排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近一个时期，关于“全球政府”或“全球权威管理机构”的言论愈来愈多。桑德尔在思考如何回应全球化挑战时，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他甚至提出把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经验运用到全球治理中来。桑德尔说，“全球经济中所面临的自治挑战，与美国政治在20世纪早期所处的困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时跟现在一样，新式的商业和通讯溢出了人们熟悉的政治边界，并让人们跨越距离建立了互相依赖的网络，但是，这种新的互相依赖并没有带来新的共同体感。”〔24〕进步主义运动是通过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威并通过其有效的管理而使人们成为“邻居、公民同伴、共同事业的参与者”。桑德尔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处境与当时非常相似，“既然他们的困境与我们的差不多，那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进步主义解决方案的逻辑可以延展到我们时代。既然应对全国经济的方式是加强中央政府，培育国民的公民感，那么，应对全球经济的方式就应该是加强全球化管理，并相应地培育全球性或世界性的公民感，具有国际视野的改革者已然开始阐述这一创意。”〔25〕
我们不禁要问，全球机构的权威难道就是简单地把联邦政府的模式搬过来？而且，是按照美国宪法去对全球施行管理吗？其实，这是因为对全球化的全面误读而导致的一种简单化的想法。美国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困境是发生在民族国家框架之中的，是民族国家内部的问题，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民族国家之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同于美国当时一个州的地位，即便说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形似。而且，我们相信，在现有的国家中，不会有很多愿意去建立全球联邦并成为全球联邦中的一个政治单位的国家。所以，关于建立统一的全球治理机构的设想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我们认为，全球化是走向后工业社会的一场深刻的历史性社会变革运动，我们在全球化中遭遇的所有可以被称为重大问题的东西，在工业社会中都未曾出现过。哪怕有些问题有所相似，也只是形式方面的，而且更多地属于我们的联想，是我们的联想建构起来的，而在实质性的方面，它们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工业社会的经验并无参考价值。应当说，在全球化进程中，阻碍创新的主要因素就是工业社会的认知模式和模式优化观念。因为这些因素蒙住了人们的眼睛，以至于人们看到的全球化，所具有的是社会变革的属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会让人们想起按照工业社会曾经拥有和应用的社会建构和社会治理建构逻辑去构想全球化中的行动方案。
20世纪后期以来，在全球化运动持续展开的过程中，试图在全球治理方面去复制民族国家既成方案的做法甚为流行，许多学者都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设想，桑德尔的表述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我们时代的全球化冲动与进步主义时代的国家化计划之间的模拟在下述方面是能够成立的：没有跨国的政治组织，我们便无法控制全球经济，而没有培育广泛的公民认同，我们也难以维持这些组织。人权协议，全球环境协议以及控制贸易、金融和经济发展的世界组织，都涉及这方面的事务——它们为了取得公众的支持，就得激发更大的参与感以应对共同的全球命运。”〔26〕我们必须说，如果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挑战如此简单的话，对于经历过工业社会的科学以及各种社会运动洗礼的人们来说，那根本算不上是挑战。事实上，我们在全球化运动中所遭遇的是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是一场不加谨慎应对就有可能把人类引向毁灭境地的严峻挑战。
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在建立基本的商业银行评价指标体系后，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运用模糊数学理论进行综合评价，从而量化出最终结果。在文章中引入实证分析，通过实地调查获得评价数据并分析验证该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旨在为商业银行进行客户满意度评判、防止顾客潜在流失、提高客户满意度提供参考，同时，以期为客户满意度研究方法的改进提供新思路。
阿伦特认为，在当今政治的运行中，发挥支配性作用的其实是一些偏见，“就国内政治而言，这些偏见至少与政党驱动的民主一样古老，也就是说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政党驱动的民主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宣称其代表人民，尽管人民自己从未相信过这一点。至于国际政策，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的源头放置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帝国主义扩张之初的数十年，那时民族国家开始把欧洲人的统治延伸到全球，不是为了全体国民，而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利益。然而今天，过去一小撮人的偏见和特权赋予这些广为流传的对政治的偏见的真实的力量——遁入无力状态，极度渴望完全卸去行动的能力。”〔19〕由于这些偏见与来自社会的根本性要求是冲突着的，由于这些偏见使得政治丧失了本应具有的功能，由于这些偏见把政治导向了与社会发展相反的方向，以至于政治必须借助于谎言和欺骗来维系自身。这就是阿伦特所指出的，“对内政策不过是有隐蔽的利益，以及更为隐蔽的意识形态，用谎言和欺骗编织而成；而对外政策是在乏味的宣传和赤裸裸的权力操纵之间摇摆——早在足以摧毁地球上一切生物的手段被发明出来之前，这些对政治的偏见就已经存在。”〔20〕但是，人类不可能长期地生活在这种偏见、欺骗和谎言之中，而是需要从这种政治状态中走出来。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所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机遇，让人类从民族国家政治中走出来。
就全球化的政治意涵来看，或者，当我们“将全球化本身看做是政治项目”时，其主要任务就是“为了消除‘全球流动’的流通障碍。由于这个政治项目具有全球流动的特性，尤其是资本在最小的政治和经济的阻力下向另一个方向流动的特性中，因而尽可能使流通条件有利于那些影响领域，就成为(民族国家的)政治方面的最紧迫的目标；否则的话，在被环境排斥在外的意义下，就会出现……新的领土的次级重要性。因而全球化作为政治项目……是要放弃管理本身，也就是说首先要消除政治上的管制要求和控制要求”。〔22〕就全球化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政治发展趋势而言，势必有一天会宣告民族国家政治的终结，代之而行的将是全球政治。而且，这种全球政治又是与地方政治并存的。由于技术网络已经消解了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地方”，从而使地方政治具有了更多的随机性。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在社会及其所有构成要素的高速流动中，“若地点和自我之间的交织有所松动，抑或是消解，就会产生出两种极端的情形，从中可以解读出社会场域结构同样实验性的解体：一个无地点的自我和一个无自我的地点。显而易见，一切现实存在着的社会都曾经必须面临着寻找在这两个极端当中某个达成共识的位置点——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与极端保持着理想的距离。人们也很容易理解，即使是未来，每个现实的政治共同体也必须面对自我和地点的决定的双重律令给出一个回答。”〔28〕这个回答就是既在又不在。无论是个体还是共同体，作为自我是一个无地点的自我，而自以为自我所在的地点，却又是个无自我的地点。自我是在行动中展开的，又在行动中实现收缩并返回来成为自我。行动的任务和解决任务的过程和结果证明了和界定了自我，使自我成为相对性的存在。但是，那是机械论语境中的相对主义无法理解也无法想象的相对性。因为，自我的这种相对性将完全把领地意识从人的头脑中驱逐出去，没有故乡，但行动之处就是家乡；没有家园，但所到的每一处都是家。总之，“自我越来越具有多地域性的趋势——同样的，地点也渐成多民族融合的，去国家化了的地点。”〔29〕在某种意义上，这只是一种向既存观念妥协的描述。实际上，当地点是流动中的点的时候，所谓民族国家等，都是在辞书中才能查到的词语，而且无论怎样解释，也很难让人想象出我们今天视为自然而然的那种状况。
注释：
〔1〕〔2〕〔4〕〔5〕〔英〕吉登斯：《社会学：批判的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18、127、117-118、118页。
〔3〕〔英〕安德海·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6〕〔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7〕〔8〕〔9〕〔10〕〔11〕〔12〕〔13〕〔22〕〔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1-232、232、240、241、242、242、243、261页。
〔14〕〔15〕〔16〕〔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5-186、186、187页。
〔17〕〔18〕〔27〕〔28〕〔29〕〔德〕彼得·斯洛特戴克：《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常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36-237、238、232-233、233、234页。
〔19〕〔20〕〔美〕汉娜·阿伦特：《政治的应许》，张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6、96页。
〔21〕〔美〕艾丽斯·M·杨：《包容与民主》，彭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页。
〔23〕〔24〕〔25〕〔26〕〔美〕迈克尔·桑德尔：《公共哲学》，朱东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23-24、24、24页。
作者简介： 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行政哲学。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12XNL003)资助项目。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3.004
〔责任编辑：汪家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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