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问题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对策论文,规则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我国参与国际事务进行了系统的规划，重申了我国的原则和目标：“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①这是党中央在对国内外形势准确判断和把握的基础上，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全面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强调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重大部署。②当今世界，国际经济规则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工具，国际经济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必然意味着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和管理。然而，我国无论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政策实践方面，对此认识和重视都很不够，甚至还存在疑惑和误解。本文试图从完善和制定国际规则的这一关键切入点，论证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应对策略供决策参考。
国际规则的公平问题与中国面临的现实困境
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国际规则，国际规则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外交综合能力博弈的结果。现行国际规则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美欧国家操纵制定的产物，体现的首先是这些发达国家的利益。我国独特的经济体制，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只能由我们自己争取建立既适合于中国国情，又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
从理论上讲，国际规则是世界各国在国际事务互动中制定并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是国际经济博弈的“交通规则”，其本质是国际关系中权力与义务均衡的结果。国际规则既限定了各国采取“适当行为策略的范围”，又影响着国家之间合作收益的分配。国际规则有一定的功能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稳定预期和减少不确定性。例如，多边贸易体制在关税减让和促进国际贸易增长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经济全球化管理也需要国际规则，但是现行国际经济规则很不公平，严重地忽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国际社会不同于国内社会，国内社会“法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保证；但是在国际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来保证规则制定和实施的公平，主要的国际规则(包括国际法)都取决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外交综合能力的博弈，特别是大国之间权力和利益的斗争与妥协。
战后发展起来的现行国际经济规则，主要是在美欧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的主导和操纵下形成的，首先体现的是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利益和需要。以布莱顿森林体系为例，美欧国家从它们的现实情况和利益出发，制定有关规则，维持自己的优势，扩大自己的利益。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不公平性，使得美欧发达国家不仅掌控着国际组织的领导权，而且攫取超额的经济利益。至今美国人一直垄断着世界银行行长的位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也具有绝对的否决权。同时，美国通过美元的霸权地位，既可以从世界攫取超额财富，又可以对外转嫁国内经济危机，这一点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抨击。即便如此，美欧发达国家有时还肆意规避和漠视国际规则。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虽然制定了细致严格的争端解决程序，③但是仍然存在许多“执法不公”、“迁就强权”和“执法低能”的案例。④更需要警惕的是，在面临国际挑战时，调整和重塑规则以限制竞争对手也是美欧大国常用的手段，对此现象，西方学者都不讳言并给以抨击。⑤
现行国际经济规则不仅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有些规则还专门针对中国，限制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制定了许多对我国不公平的条款，给我国增加了许多超越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该承担的义务。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特殊保障条款”，以及在贸易补救条款下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最近几年，美欧国家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对我国提出的诉讼有20多起，皆在利用不平等的贸易规则，挑战我国的对外经贸政策和管理措施。⑥
美欧国家不仅借助不公平的国际经济规则挤压我国的经济利益，而且还高举“国际规则”的大旗，从道义上对我国横加指责。2011年，希拉里在她那篇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高调提出“美国需要新兴国家一起参与和塑造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与地区秩序”，要求中国“停止对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及它们的创新技术的歧视行为，停止对本国企业的优惠待遇，采取行动禁止不利于外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和中国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更快地升值”。⑦2012年1月，奥巴马在其《国情咨文》报告中，多次把矛头指向中国，声称“当我们的竞争对手不遵守规则时，我不会再袖手旁观”，并且不无得意地指出“本届政府针对中国提出的贸易案几乎是上届政府的两倍”。⑧而实际上，无论在贸易领域还是在其他方面，美国一直对国际规则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对自己有利就推而广之，要求世界都遵守，对自己不利则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而坚决抵制。⑨
总而言之，中国不仅承受着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不公平待遇，而且还面临着美欧国家利用“国际规则”对我国实行道义上的挤压，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是中国化解“规则压力”的有效选择。在制定规则的谈判和博弈过程中，我们必须凭借自己的实力去争取自己的权利，绝不能期待其他国家在制定规则时考虑中国的情况，更不能只谈学习规则、遵守规则，而不谈修正规则、制定规则。只有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和现有规则的调整与变革，才能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参与国际规则制定需要更新观念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虽然已经明确，但是在回答什么时间、如何参与、有没有能力参与等问题时，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政策实践方面都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可以大致可分为“阶段参与论”、“能力不足论”和“避免麻烦论”等三种观点。因此，认真学习和实践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精神，就必须要统一思想，更新观念。
“阶段参与论”将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规则、熟悉规则和执行规则；第二阶段是运用规则保护自己的利益；第三阶段是参与规则的研究和制定。“阶段参与论”虽然认识到中国全面加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时间还不长，面临着经验不足和准备不充分等问题，建议应该从熟悉和学习规则开始，然后充分利用规则，在准备充足的情况下，再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即分为“学习——运用——制定”三个阶段。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确实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应该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因而“阶段参与论”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学习运用与参与制定国际规则并不矛盾，在学习中可以运用，在参与中也可以学习。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艰难而漫长，在此期间我们对国际规则的学习已经很多。但是由于规则本身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性，我们直接运用这些规则很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我们继续等待，不能抓住机遇积极参与，那么在规则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就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何来主动权?当然，为了发展，我们必须加入规则体系之中，必须先熟悉规则，“先行加入”事实证明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不能忘记的是“徐图改进”，事关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加入”、“学习”和“运用”与“参与制定”应该是同步的，交叉进行相辅相成的，不能简单脱节，更不能机械地分成三个阶段。
“能力不足论”认为，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和对外经济规模已经很大，但无论是经济竞争力还是政治影响力都不及美欧大国。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一般以国际多边场合为平台，涉及政治权力竞争和经济利益交换，要提出可行的倡议更需要争取支持者，这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中国的能力和准备还不充分。而且现行规则由美欧大国主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即便积极参与，能力也不足以改变结果。“能力不足论”虽然点出了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在经济实力、人才储备和经验积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是也过分地夸大了我们所面临的困难。美国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并未能长足地提高中国政治外交的影响力。其原因不是我们的能力不足，而恰恰是我们的参与意识不足。西方国家学者认为，“中国在许多国际场合的目的性和战略性不明确，或者是相互矛盾，往往缺乏一个连续一致的目标和战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也经常提出建议和方案，但是缺乏相关的后续行动，以争取更多的支持，达到既定的目标”。⑩这些看法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事实上，在经济总量和对外经济规模举足轻重的情况下，我国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过程虽然复杂，但我国也有足够的资源和人才。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已经积累了广泛的知识经验和人才，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将认识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避免麻烦论”认为，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任务艰巨，问题复杂，所以应该专心致力于国内发展，尽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急于去谋求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和改变现行秩序，以免引起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猜疑，扩大“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进而干扰我国的经济发展。“避免麻烦论”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于事无补。试问，如果中国认真地遵守国际规则，并忠实地支持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就可以避免他们对中国的猜疑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快速发展，都可能引起周边国家和既有世界大国的关注，因为首先是对新生力量打破原有平衡的不适应，同时也因为对其未来战略取向的担心。“避免麻烦论”对美国部分学者提出的“中美国”和 G2等概念也颇为谨慎，认为是别有用心，是为了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是“忽悠”中国并有“阴谋”的。实际情况未必那么复杂，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不能只把中国作为一个规则的执行者，也应该给予中国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利和地位。中国积极顺应国际社会的需求，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履行应尽的、与自己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这既是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手段，也是在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过程中争取国际支持的重要条件。
上述种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不否认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无论做什么事都有阻力和困难，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在国际关系中，更是不可避免地充满激烈的斗争。现实证明，回避困难、害怕斗争只会让更多的麻烦找上门。有困难可以克服，但不能把困难当作“不作为”的“挡箭牌”。世界在变，规则也在变，问题不可避免，但行动势在必行。否认现实、谨小慎微只会加剧误解。只有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为国际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努力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和作用。
参与国际规则制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中国是国际经济规则体系的后来者，“国际经济规则对中国经济的约束程度与中国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能力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11)美国著名学者约翰·伊肯伯里认为，虽然目前西方出现危机而中国发展势头良好，但是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不会瓦解，因为该秩序已经扩展至全球，新兴大国也是从现行秩序中发展起来并从中受益，更重要的是新兴大国没有构建全球秩序的经验，也没有提出一个可行的替代模式。(12)现实是否像伊肯伯里研究中认为的那样乐观还不得而知，但这些足以说明中国参与并推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变革的路程很不平坦。从外部而言，将面临种种的阻力；从内部来说，还面临着统一认识转变观念、中长期的战略设计、专业人才培养与使用、重大国际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如何处理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现实问题。
首先，统一认识、转变观念的问题。无论是认为“先学习运用后参与制定”，将“学习运用”与“参与制定”隔离开来的观点，还是畏惧困难、回避现实的想法，都是从国内的视角，看到的只是我国面临的问题，而不是从全球的角度，把握国际经济规则的本质所在，看到国际经济规则对中国的不公平性，以及现有秩序和规则本身面临的危机，诸如国外学者讨论比较多的“合法性问题”、“绩效问题”和“有效性问题”等。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发展中国家对既有秩序的不满和变革的需求，我国在国际舞台影响力和作用的增强，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其次，中长期战略的设计问题。战略事关全局，观念问题的存在实际上与没有清晰明确的战略有关。早在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我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3)有关部门也在采取积极行动，但是仍然缺乏一个统揽全局的战略规划。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我国“对许多国际问题目的性和战略性不明确，或者是相互矛盾，往往缺乏连续一致的目标和战略”。(14)虽然这样的评论未必准确，但是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在参与国际事务时，我们的大政方针很明确，但也需要具体的战略措施保证实施。
第三，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参与国际组织的工作和管理，但是我国在这方面的差距很大。一是在国际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较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有雇员2475人(截至2012年10月22日)(15)，除去执行董事，中国籍的雇员只有74人(截至2012年4月30日)(16)。特别是随着在IMF中的贡献率的提升，中国籍雇员的人数应该在150人左右，目前还有较大的缺口。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秘书处的正式雇员有629人，其中中国籍雇员只有5位。(17)二是在国际组织中就职的高级管理人员数量更少。虽然近几年中国人开始进入一些国际组织的高层，如2008年，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2011年，朱民被任命为IMF副总裁，成为历史上首位进入IMF高层的中国人；2012年3月，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任命林建海担任该组织秘书长。但这为数不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数量偏少的中层人员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还是很不相称的。作为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主要的管理人员，掌握相关的专业技术和信息资料，对现实情况进行评估并给出建议，同时影响国际会议的议程，对于国际组织的运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很多重要规则的形成都是基于相关国际组织的研究和协调，很难想象，没有中国代表参与的研究小组能够提出兼顾中国具体国情和利益的规则建议。据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过的中国籍工作人员介绍：“虽然世卫组织执委发言提到本国时，只能说‘我最了解的国家’，但事实上他们的发言总是代表本国利益，到布伦特兰担任总干事时，干脆扯掉了这一层遮羞布。”(18)因而，中国必须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努力向国际组织输送更多的管理人才。
第四，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在当今世界的理论研究方面，也是以美欧为主导，国际关系研究甚至被称为“美国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基本由美国学者创造并流传世界。理论研究都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利益的倾向性。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19)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战后以来，美国出于推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和金融帝国主义的需要，刻意删除了美国保护主义的历史以及推进美国经济崛起的工业化逻辑”。(20)而我们则是翻译引入的多，从自己的角度和经验出发研究的还很不够。在重大国际问题研究方面，例如国际经济规则实施情况评估、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运行和绩效评估、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的危机和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可行策略等重要现实问题，要么没有系统的研究，要么研究的不够深入。有学者坦言：“WTO每年都召开论坛，但到目前为止，鲜有中国学者登台做主题发言。在WTO举办的重要学术会议上，也很少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我国WTO的研究学者，甚至在亚太地区的学术影响力和与学术网络的联系都还很弱。”(21)理论研究不独立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不够深入，直接的后果就是无法掌握话语权，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第五，如何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问题。中美关系是我国有效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最重要的关系。长期以来，美国在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中占据着大量的高层管理位置，而且影响着其资金的运作，拥有关键的表决权或者否决权，因此在一些国际组织场合，任何新规则都必须得到美国的认可才可能通过或付诸施行。除了拥有“制度霸权”以外，美国还拥有强势的话语体系，通过鼓吹和宣扬有利于自身的价值观念来维持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其中很多观点在国际上被广泛地接受，甚至在我国国内也有市场。(22)最近几年，国际力量对比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作为现有国际规则的制定者，西方国家尚未找到让渡的勇气，习惯于采用霸权时代的手段来解决问题”。(2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通过制定和变革规则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必然面临重重困难。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政策建议
第一，研究调整国际合作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利用多边渠道，发挥大国作用。政府间国际组织是由各成员国政府创立的，国际组织的职能虽然是由成员国政府授权的，成员国政府对于国际组织的决策和行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作为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主要管理人员，对于国际组织的决策和运营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大都是有关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其高超的外交手段和游说协调能力，使国际组织的工作往往超越了成员国政府的授权范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经济地位越来越高，但是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与此并不相称。世界发展的不平衡、国际组织面临的种种困境，都为中国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国际社会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声音，希望我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2010年以来，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得到了显著提高，(24)经济外交政策的一举一动都将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没有中国的参与，无论是研究世界经济的增长问题，还是国际反恐、核扩散、气候变化、地区冲突等问题，都难有成效。国际社会重视中国的声音，希望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经济全球化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国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地位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参与全球化管理意味着我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愈来愈大，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国总结经验，调整战略，进一步提高经济外交能力和水平，利用多边渠道，发挥大国作用。
第二，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研究制定主动开放新战略。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管理，需要研究制定一个长期的、整体的、系统的、一致的国际行动方案和指导原则，并将其贯穿于国家有关部门的日常国际事务中。(25)“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经济全球化提高了参与国际事务的透明度和关联度，给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交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长期的、整体的国际行动方案就是要着眼于国际发展的大势，谋划我国的战略布局，积极引导国际局势的发展，预防或消除被动局面和危机的出现，从而扭转被动应对的国际合作局面。其次，系统一致的国际行动方案，就是要综合国内发展的需要与国际环境的变化，综合全球、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平衡，即使在研究制定双边的谈判和合作方案时，也需要考虑其对多边合作和区域合作的影响，因为任何谈判口径和合作行动都将受到世界的高度关注。再次，所谓“贯穿于国家有关部门的日常国际事务中”，就是要注意在国家政府有关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和一致。全球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不仅要求对外经济和外交部门的参与，而且将涉及国内所有的经济文化和学术部门，统一系统制定国际行动方案和指导原则，才能保证我国在对待重大国际问题时，能够发出一致的声音。
第三，打通国际国内用人渠道，积极向国际组织输送管理人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与其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不相称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国际组织中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缺乏自己的代言人，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一方面，现行国际体系主要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操纵下建立起来的，发达国家长期占据着许多国际组织的决策权和领导权；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缺乏有力的竞争人才，以争取在国际组织中的高端工作席位。2011年，IMF选举总裁时，“金砖五国”虽然发表声明希望打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长期由欧洲人把持的局面，但却未能推举出一位共同的候选人。(26)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遴选委员会的要求，总裁候选人需要在高层经济决策方面具有卓越的记录，具备杰出的职业生涯以及领导国际组织的管理和外交才能，这就给我国今后培养和储备参与国际事务专业人才提出了参照的标准和要求。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所实行的那种近乎封闭式的用人机制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我国需要研究开放式的用人机制，既要加快培养相关人才，也要充分发挥现有专业人才的作用。
首先，要从基础教育入手，调整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设置，培养参与国际管理的综合型人才。目前我国与国际事务有关的高校专业设置比较单一分散，主要分为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和国际法律等专业，相互之间的交流融合比较少。专业设置过度细化，容易造成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不懂国际经济和国际法律的基本原理，学习国际经济的学生又对国际政治问题了解的不够深入。在当今国际政治与经济相互融合的世界，专业过度细化培养的人才就存在一定的缺陷。为此，我们是否可以根据现实需要，考虑在部分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开设国际管理专业或者研究生项目，以参与国际组织管理为专业发展方向，培养熟悉国际规则制定并具有国际事务管理能力的综合型人才。
其次，对我国政府和企业广大涉外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岗位培训，不断地提高我国有关部门的经济外交能力和战略规划水平。培训的重点应集中在树立全球领导意识，熟悉国际管理知识，把握国际发展趋势，强化战略布局能力，提高国际合作交流的效率和效益。同时我国要研究开放式的用人机制，既要加快培养体制内的相关人才，也要充分发挥体制外现有专业人才的作用。根据国际合作的需要，从全国高校、企业和研究机构选拔相关的专家学者，及时充实有关机构，把握机遇，争取主动。
再次，研究疏通国际组织与国内机构人才的互动机制，积极为国际组织输送管理人才。积极为国际组织输送管理人才，不仅仅是争取国际话语权、保护我国合法权益的需要，而且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为国际社会多做贡献的需要。为国际组织输送管理人才不能只盯着最高的岗位，而是要从全局出发，积极为国际组织输送初级、中级和高级各个阶层的工作人员。目前我国在国际组织中不仅出任高级岗位的雇员很少，而且出任初级和中级岗位的雇员也很少，这种状况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没有足够的初级和中级管理人才，很难产生直接竞争高级岗位的候选人。同时，还需要疏通国际组织与国内机构人才互动的机制，把参与国际组织工作作为我国培养国内熟悉国际规则、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管理人才的平台。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内专家和国际专家交互使用，方能相得益彰。(27)
第四，更加重视国际问题研究，强化独立研究、超前研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硬实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是我们的软实力还有待提高，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据商务部官员介绍，最近几年，中国参与国际立法活动越来越主动，出席会议的次数越来越多，参加团队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际立法的议题是由中国主动提出并研究制定的。(28)这里原因虽然很多，但是首要原因仍然是对国际问题的研究重视不够。变革与调整时期问题重重，有效实践必须建立在对问题深入认识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独立的研究意识，从客观实际出发，结合自身利益，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其次是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具体。研究成果宏观论述的多，具有可操作性的少。例如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我们一直在呼吁提高新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但是对如何提高的研究却很少。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体现在所拥有的份额和投票权，如何调整份额和投票权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至今我国还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分配有一个计算的公式，涉及很多的经济指标，我国可以研究提出一个既反映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又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份额和投票权的公式，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选用。
此外，就是研究的及时性和超前性。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近20年来，在促进国际贸易增长、抑制贸易保护主义、解决贸易争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贸易组织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多哈回合久拖未决、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泛滥、争端解决机制的公正与效率问题，以及机构本身存在的制度性难题，这些都在考验着国际社会的智慧，我国需要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
第五，积极引领中美经贸合作健康发展，构建新时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分别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是否以及怎样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国际规则制定。胡锦涛同志曾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的致辞中指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创新思维，需要相互信任，需要平等互谅，需要积极行动，需要厚植友谊，需要我们的思想、政策、行动与时俱进，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29)长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思考的基点就是如何维持“世界领导者”的优势地位。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演讲时向美国各界精英清楚地表明，“在这个新的世纪，美国能够、必需而且将发挥领导作用”，“世界仍将指望和依靠我们”。(30)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平衡中美利益就成为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
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关系到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我国要进一步综合利用双边和多边两个渠道，积极引领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构建新时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双边的角度看，进一步扩大中美两国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范围，加强对美国政策法律和管理程序的研究，强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将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扩大到企业之间的经营对话和专家之间的学术对话。从多边的角度看，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改革完善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消除不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的内容，也有助于引导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减少或避免中美之间的直接冲突。最近，美国积极推进《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声称要制定一个21世纪标准最高的、涉及范围最广的、全面体现美国价值观的、能够应对全球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具体地讲，美国就是要在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限制国有企业、协调国内政策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价。《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当然会考虑中国因素，将对我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不把它看作是针对中国的行动，而是从多边渠道的角度，分析研究《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这样有助于争取国际社会更广泛的支持。
结语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不是要推翻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是要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党的十八大在准确判断和把握国际发展大势的基础上，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对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做出重大部署。我们需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兼顾中国人民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利用多边渠道，发挥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注释
①“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②早在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我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0年10月19日，第1版。
③[美]约翰·杰克逊：《国家主权与WTO》，赵龙跃、左海聪、盛建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9～238页。
④这方面的案例分析见陈安：“中国加入WTO十年的法理断想：简论WTO的法治、立法、执法、守法与变法”，《现代法学》，2010年第6期，第117～118页。
⑤Stephen G.Brooks,William C.Wohlforth,“Reshaping the World Order”，Foreign Affairs.2009,Vol.88 Issue 2,pp.49-63.
⑥截至2012年11月，美欧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国提起的诉讼高达21起，而相比之下，德国总共被诉2起、法国总共被诉4起、日本也总共被诉15起。WTO贸易争端的统计情况请见WTO网站：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 dispu_by_country_e.htm。
⑦Clinton Hillary,“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Issue 189,Nov.2011,pp.59～60.
⑧奥巴马2012年国情咨文报告时，因这句话获得国会议员的掌声，见美国白宫网站：http://www.whitehouse.gov/photos-and-video/video/2012/01/25/2012-state-union-address-enhanced-version#transcript。
⑨更详细的分析请见陈安：“美国单边主义对抗WTO多边主义的第三回合——‘201条款’争端之法理探源和展望”，《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第153～164页。
⑩(14)赵龙跃：“研究重点转向中国国际战略——美国政治学学会2010年年会侧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7日，第15版。
(11)李向阳：“中国与国际经济规则”，《红旗文稿》，2006年第2期，第16～18页。
(12)John G.Ikenberry,“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Foreign Affairs,May/Jun.2011,Vol.90 Issue 3,pp.56-68.
(1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0年10月19日，第1版。
(15)IMF,“Fast Facts on the IMF,” available at 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glance.htm.
(16)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iversity Annual Report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imf.org/external/np/div/2011/index.pdf.
(17)WTO,“Table of regular staff by nationality,” available at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secre_e/intro_e.htm,last accessed on 28 Auguest 2012.
(18)该采访内容题为“揭秘国际组织中国雇员：以个人身份为本国争利”，新浪网，2012年4月22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20422/040311887412.shtml。
(19)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70页。
(20)贾根良：“美国学派：推进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111页。
(21)“如何将中国声音送进国际组织”，《文汇报》，2011年9月28日，第1版。
(22)赵龙跃：“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的战略思考——评《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的主导学术理念”，《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128～129页。
(23)钟声：“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游戏规则”，《人民日报》，2012年2月1日，第3版。
(24)2010年，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第三大股东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理事会也批准了“份额和执行董事会”的改革方案，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72％升至6.394％，投票权升至第3位，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仅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
(25)赵龙跃：“我们如何参与经济全球化管理”，《国际商报》，2010年1月5日，第3版。
(26)(27)赵龙跃：“我国应积极为国际组织输送管理人才”，《国际商报》，2011年6月11日，第1版。
(28)参见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会议简报》(第1期)第4页，2012年11月3日。
(29)胡锦涛：“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2年5月4日，第2版。
(30)Mark Landler,“Clinton Speech Offers Policy Overview”,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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