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铁钱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铁钱散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铁钱的出现晚于铜钱，史界一般认为是在西汉初期①。其后，两汉之际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和南朝的梁武帝都曾经开炉铸铁钱。五代十国特别是宋代以后，铁钱开始大行于世，史籍记载也丰富翔实起来。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唐代铁钱，传统史籍记载则十分零散，学界对此也语焉不详，许多钱币史著作甚至不置一词。近年来，随着全国各地大量唐代铁钱的陆续出土，为研究唐代铁钱提供了可能。本文拟结合出土实物资料对唐代铁钱加以探讨，庶几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
铜钱并非纯铜制成，为提高铜币硬度，铜液中往往掺入一定量的锡。唐以前对铜、锡比例并无明文记载，唐代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较佳的构成比例。据《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天宝中，每官炉钱用铜21200斤，锡500斤，镴(铅锡的合金)3700斤。由此可推断唐时官铸铜钱中铜含量约为83.46％。在不同历史时期，包括唐代及唐以后，铜钱中的铜含量总是或高或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含铜不足的恶钱与好钱只是相对而言，并无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铜钱中掺入铅铁，在理论上讲是可能的；而从实践讲，对政府而言又往往有不得不为之的苦衷。
铜虽为贱金属，但铸钱业成本却很高，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微利可图。汉代贾谊即指出“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②，唐代同样如此。开元、天宝年间，官府铸钱每千钱成本720，其中还不包括工匠役钱。玄宗在诏书中即言：“顷虽官铸，所入无几，约工计本，劳费又多。”③ 建中元年(780年)九月，户部侍郎韩洄上奏指出，江淮钱监铸钱由江淮输送到京师，每贯钱总计成本竟达3000，是成本的三倍。“铸钱不杂铅铁则无利，杂则钱恶。”④ 官府即处于这一两难的尴尬境地。一般来说，王朝初期，经济运行良好，国库充裕，这时往往钱质精良，重如其文，对恶钱的控御也较严，但当中末期危机四伏、财政捉襟见肘时，则往往发行恶钱，以作为缓解危机的手段。正如宋应星所言：“皇家盛时则冶银为豆，杂伯衰时则铸铁为钱。”⑤ 至于民间私铸钱，由于利益的驱使，几乎成了恶钱的代名词。
铁钱是随着恶钱发展起来的一种货币形态。它按来源可划分为两类：一、官方(中央政府或割据政权)发行的作为通货的铁钱。公孙述和梁武帝所铸铁钱即属于这一类。二、民间私铸的铁钱。由于这一类往往以铜钱的劣质品，即“恶钱”的面目出现，往往为史家所忽视。虽然宋之前的史籍记载颇为零碎，但可以断言，此类铁钱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行用范围上都大大超过官方铁钱。当然这两大品类又并非泾渭分明，截然分开，在许多时期往往交织在一起，此消彼长或并行不悖。唐代铁钱的发展同样符合这些规则。
唐建立伊始，沿用隋代五铢钱。武德四年(621年)废五铢，才开炉铸新钱，名曰“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钱重一两。史书称其“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⑥。钱监分布在洛、并、幽、益、桂等州，少府也设置有十炉。从地域布局来看不很合理，集中于北方，而南方钱监设置却很少，这与当时南方商品经济十分发达，货币行用数量巨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高宗、武则天之后，全国盗铸浪潮中江淮间尤其严重，成为全国恶钱的渊薮。史籍对此记载颇多，现仅撮录《旧(新)唐书·食货志》有关记载，便可略见一斑。高宗曾临轩对侍臣言：“比为州县不存检校，私铸过多。如闻荆、潭、宣、衡，犯法尤甚，遂有将船栰宿于江中，所部官人，不能觉察。”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盗铸蜂起，滥恶益众。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滥。其郴、衡私铸小钱，才有轮郭，及铁锡五铢之属，亦堪行用。”开元年间，“天下盗铸益起，广陵、丹阳、宣城尤甚。京师权豪，岁岁取之，舟车相属。江淮偏炉钱数十种，杂以铁锡，轻漫无复钱形。……两京钱有鹅眼、古文、
环之别，每贯重不过三四斤，至剪铁而缗之。”
以上引文中有的材料未明言铁钱，只言恶钱。据史书记载，恶钱达数十种，如熟铜、排斗、缺顿、荡染、穿穴、沙涩、白强、黑强、鹅眼、铁锡、古文、环等等。作为恶钱一个重要门类，在花样纷纭、数额庞大的恶钱中有铁钱存在，当不容置疑。
私铸在历朝历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其产生的具体条件却各有不同，或为动乱与局势不稳时经济混乱的产物，或因币制杂乱，各类钱之间的比价不合理而造成，或因国家政策不当，如铸大钱及减重钱而引起。而唐代的私铸却有所不同，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烈，在朝野引起反响之大，为以前各代所未见。当时朝堂上分为严禁与弛禁两派，彼此争论不休，朝廷决策也在两者间摇摆不定。世称良相的宋璟被罢免，就因为处置江南恶钱措施不力。其中原因，不少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行用的普及有密切关系⑦。社会上货币流通量的不足是造成恶钱泛滥的主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唐代铁钱的涌现是商品经济发展在货币领域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唐代铁钱与恶钱相伴生，依地域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江淮铁钱与北方铁钱。江淮铁钱多系私铸。玄宗先天元年(712年)谏议大夫杨虚受即曾言：“有加铁锡，即非公铸。”⑧ 江淮铁钱在高宗、武则天至“安史之乱”前表现最为突出，成为铁钱生产和行用的中心，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地域分布上都远远超过了北方铁钱。原因有三：一、江淮间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湖泊众多，河汊纵横，十分便于隐蔽；二、江淮远离政治中心，兵力寡弱，朝廷对此鞭长莫及；第三就是上面提到的南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北方。北方铁钱从文献记载来看，主要集中在唐中后期。
需要指出的是，唐代铁钱并非南北分隔，独立行用，而是相互流动混通，在行用上并没有明显的地域界限。这从史籍上可窥出一些蛛丝马迹。天宝时，两京恶钱又开始泛滥，好钱和恶钱同样流通。在这种情况下，“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之南，每钱货得私铸恶者五文，假托官钱，将入京私用。京城钱日加碎恶，鹅眼、铁锡、古文、环之类，每贯重不过三四斤。”⑨ 当时恶钱在全国泛滥程度不同，江淮尤甚。唐政府为消灭恶钱，稳定通货，打击力度最大的地区也为江淮，规定以五个恶钱易一个好钱的比价来回收恶钱。而长安、洛阳两京地区好钱、恶钱均可通用，比价为1∶1。人为规定的地区差价，给不法商人牟取暴利提供了契机，促成了恶钱南北流动；恶钱南北流动又进一步把恶钱区从江淮扩大到两京；随着人员的流动，这些恶钱又被携带到全国其他地方，于是恶钱进一步蔓延开来。在这种情势之下，铁钱亦同时发展起来。
“安史之乱”后，唐由盛转衰，经济形势发生逆转，但盗铸之风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有滋长之势。“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逾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⑩ 1989年无锡市区发现一处唐代铁钱窖藏，出土了大量的“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铁钱，重达150公斤，据考证年代约在8世纪后半叶至9世纪前半叶。其铁钱种类单纯，文字清晰，没有使用痕迹，估计铸成后未经行用即遭意外焚毁掩埋(11)。无锡，唐属江南东道的常州。铁钱的再度泛滥与两税法实行后催生的钱荒问题有很大关系。当时社会上货币严重不足，钱重而货轻，除佰、欠佰等现象也随之出现。元和年间，京师民间用钱每贯要扣除20文，政府最初曾一度禁止，然而由于屡禁不止，长庆元年(821年)终于解除禁令，明确规定以920文成贯。到后来成贯标准越来越低，昭宗末，京师用钱已经以850钱为贯，河南竟然以800文为贯。我国铜资源储量并不丰富，又因当时铜矿开采水平较低，铜的流失十分严重。开元中，刘秩就尖锐地指出：“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在采用者众。”(12) 应该看到，唐廷也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防止铜的流失，例如元和中下诏采五岭银坑，禁钱出岭；大和三年(829年)下诏规定，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只有镜子、磬、钉、环钮等小型器物才允许用铜。而最根本的措施是新置钱监和恢复旧冶，增加铜钱的流通量。南方的扬、鄂、宣、润等州新设置了钱监，一些废置的钱监也得以恢复，如盐铁使李巽以郴州平阳铜坑280余，复置桂阳监。应该说唐廷找到了问题症结的所在，但效果并不理想，主要是受到铜钱生产规模的限制。大和八年(834年)天下岁铸钱还不及10万缗，远远少于开元天宝间。在此情况下，铁钱等恶钱沉渣泛起也就不难理解了。《天工开物》中曾提及唐代铁钱“铁质贱甚，从古无铸钱。起于唐藩镇魏博诸地，铜货不通，始冶为之，盖斯须之计也”(13)。宋应星将唐铁钱开始出现时间系于魏博镇明显不确，但他把魏博等地铁钱的出现与“铜货不通”联系起来，却是很有见地的。
另外，“安史之乱”后的一大变局就是李唐王朝一统局面被打破，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削弱，铜、铁等山泽之利为诸道节镇所控制，原来总揽于中央的铸币权下放到各道各镇。会昌五年(845年)下诏，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以铸钱。此时除了民间渠道外，藩镇地方势力也成为铁钱源头。例如河东地区，“河东道久用铁钱，人不堪弊”(14)。陶希圣、鞠清远先生对河东铁钱曾有所注意，“山西是铁的出产地，中唐而后铁钱极通行”(15)。长庆初，户部尚书杨于陵上奏云：“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16) 另外，唐末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也曾开铸铁钱。可以说，河东、淄青、魏博和幽州成为当时北方铁钱的主要产地。这些地区的铁钱与前面提到的江淮铁钱有所不同。淄青、魏博、幽州俱为有名的叛镇，魏博和幽州更是典型的割据型藩镇，河东虽独立性较弱，但又决非驯服的江南节镇可比。因此，四镇铁钱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即使不是地方当局发行，亦为当局所默许。它既不同于时时被严禁的江淮铁钱，亦非中央发行的通货，而是一种在中央集权削弱与钱荒情况下出现的地方性货币。尽管史书对其语焉不详，但可以断言其使用相当长久，而且数量相当可观。
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唐廷自始至终没有正式颁行铁钱。有一条材料需要辨别，《钦定钱录》卷9云：“右元宗开元铁钱。按钟谟既得罪韩熙载，又请铸铁钱以一当二。”陶岳《货志录》：“元宗时，以铁为钱，大小一如开元通宝，文亦如之。徐炫篆其文，比于旧钱，轮郭深阔。既而是钱大行，公私以为便。”(17) 由于成于清代的《全唐文》等书为避康熙(名玄烨)讳，将唐玄宗写作元宗，因此此材料容易给人造成误解，认为唐玄宗时曾颁行铁钱。但稍加辨别，便可发现此处之元宗并非指唐玄宗李隆基，而是指南唐中主李璟。李璟的庙号是元宗，钟谟和韩熙载都是其手下大臣，其铸铁钱时间在北宋建隆元年(961年)二月。洪遵《泉志》对此也有记载，云：“小‘唐国’铁钱，形制肖铜钱之小者。”
唐代对恶钱打击态度十分明确。据史书不完全记载，唐之世，禁恶钱诏书竟达17次之多。开元中为切断恶钱，甚至设立了江淮括恶钱使等官职。由于屡禁不止，加之唐长期为通货不足所困扰，政府有时也不得不采取现实的态度，对一些品类的恶钱弛禁，但铁钱自始至终在被禁之列。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5年)下敕：“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其有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天宝十一年(752年)敕令：“除铁锡、铜沙、穿穴、古文，余并许依旧行用。”(18) 唐文宗大和中，“峻铅铁钱之禁”，甚至悬赏，规定告千钱者，赏以五千(19)。诏令尽管反复重申，力度也在加大，但往往收效于一时，不久又死灰复燃，铁钱始终是困扰唐政府的一个棘手问题。根据考古发现，除了在江南和北方强藩之外，即使在唐代的政治中心东都洛阳也时有铁钱出土，上世纪70年代在隋唐东都洛阳宫城遗址和90年代在履道坊白居易故居遗址中部有铁钱出土(20)，虽然数量不大，但社会上铁钱始终在流通则无可置疑。
在讨论了唐代铁钱流通情况后，再简要探讨一下唐代铁钱的形制、图文、比价等问题。
前面已经谈到，铁钱在五代十国及宋之前不是独立于铜币的形态，仅仅是铜钱的派生物，因此铁钱在形制与图文上必定表现为模仿铜钱，只不过在重量、做工、材质上有差别而已。公孙述割据政权发行的铁钱即模仿西汉武帝时的五铢钱，梁武帝所铸亦为铁五铢，唐代铁钱当然也不应例外。亘唐之世，尽管也曾改铸货币，如高宗时的乾封泉宝，肃宗时的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钱，宪宗时的州名钱等等，但都不久即废，数量也有限。在唐代，开元通宝始终是主要货币形式，因此唐代铁钱具有多样性但又以开元通宝为主的特点。在出土的唐代铁钱中多为开元通宝，间或亦有别的品种，如无锡和陕西青阳县出土有铁质乾元重宝(21)，刘仁恭所铸铁钱多种，有铁货布、铁五铢和铁顺天元宝等。
史载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其钱文由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并书写，“含八分及篆隶三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而铁钱大多做工不精，书写比较粗劣，至于径寸大小、重量等更是混乱，极不统一。徐殿魁先生认为，初唐优质开元钱(A型Ⅱ式)一般指标为钱径2.4～2.5厘米，穿径0.7厘米，郭径0.2厘米，重4克左右(22)。而从出土铁开元钱来看，1983年石家庄市郊出土的一批铁开元钱，钱径2.2厘米，穿径0.65～0.70厘米，郭径0.10～0.15厘米，重1.7～3.0克左右(23)。定边出土的铁开元钱，钱径2.5厘米，穿径0.66厘米，重3.8克(24)。这些铁钱与优质铜钱相比较，钱径、郭径相差不大，而重量相差却十分悬殊，一般仅为优质铜钱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这些情况也是与史书记载相一致的。
唐代铁钱的比价，史书记载零星散碎，语焉不详，可以肯定的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比价并非固定，而且波动十分剧烈。例如：显庆五年(660年)九月，以天下恶钱多，官府以五个恶钱易一个好钱的比价加以收取，但不久就改为以恶钱两文易一个好钱。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江南私铸成风，“京师权豪，岁岁取之，舟车相属。江淮偏炉钱数十种，杂以铁锡，轻漫无复钱形。公铸者号官炉钱，一以当偏炉钱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铸者”(25)。恶钱(其中当含铁钱)与铜钱比价不同，京师为1∶1，江淮则是7∶1或8∶1，地区间差额十分悬殊。正由于存在此地区差价，权豪才不避刑网，千里迢迢把江淮恶钱运往京师，即使除去运费成本，利润亦极丰厚，贩运恶钱(其中含铁钱)成为牟取暴利的一种手段。说到底，此时政府回收恶钱(含铁钱)所体现的铁钱的货币职能只是一种变态的扭曲形式，因为政府回收的目的不是投入流通，而是收揽起来加以销毁，重新鼓铸。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民间私铸阶段的唐代铁钱的货币职能只是暂时的，其比价并非由铁钱本身的价值决定，更大程度上是受当时经济形势和决策者意志的制约。当恶钱泛滥，难以收拾时，政府会降低铁钱与铜钱的比价。显庆五年(660年)九月规定以5∶1的比价回收，但“百姓以恶钱价贱，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弛”(26)，政府迫不得已，只好降低比价，以好钱一文易恶钱两文。如果局势好转，政府的态度便会趋于强硬，又会抬高铁钱和铜钱的比价。
唐人刘知几《史通》内篇《叙事第二十二并序》云：“若才乏隽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才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其中提到铁钱和铜钱的比价为2∶1。这是不是唐代铁钱的比价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东汉末年，有一则很有趣的故事：“史弼迎送郭泰也，辄再曲首，泰一揖而去。门人问之，弼曰铁钱。曰故以二当一尔。”(27) 另据《太平御览》卷693《衫》云：到溉为建安太守，任昉以诗赠之，求二衫，云：“铁钱两当一，百代易名实。为惠当及时，无待凉秋日。”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仕南朝宋、齐、梁三代，为著名的竟陵八友之一。他的诗中也提到了铁钱和铜钱比价为2∶1。由此可见，刘知几文中涉及到的铁钱和铜钱的比价，只是借用史弼或任昉的典故，并非是唐代情况的写实。
唐代长期钱帛兼行，铁钱并不是铜钱、绢帛之外的独立货币形态。它以恶钱的面目出现，在商品经济大发展、货币短缺的背景下，成为铜钱的一个重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钱荒的危机。因此，与前代铁钱相比较，唐代铁钱有与商品经济互相促进的一面。高祖、武则天时期到“安史之乱”前，江淮地区是铁钱的渊薮，也是铁钱行用十分猖獗的地区。在流向上，往往由江淮，经两京，再周流到全国其他地区。“安史之乱”后，在钱荒和中央集权严重削弱的背景下，铁钱在魏博、淄青、河东、幽州等北方强藩大镇也发展起来，它们表现出与以民间私铸为特点的江淮铁钱不同的特点，是一种地方性货币。尽管唐代铁钱自始至终未摆脱私铸化、地方化的色彩，未完成向法币化的转变，但不能据此抹杀唐代铁钱的历史地位。唐代铁钱经过长达300年的酝酿、整合，成为通向五代十国、宋代铁钱定型、成熟期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再则从货币史的角度来看，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废除汉以来通行900年的五铢钱，开元钱的铸造使货币名称与重量相分离，因此迈出了铜钱符号化的第一步，而铁钱作为不足值的恶钱则进一步推进了符号化的进程。在此意义上讲，铁钱的法币化或许与纸币的出现存在着一定的承继关系。
注释：
①传统的观点，以公元30年割据蜀地的公孙述铸铁钱作为中国历史上铁钱之始。近年来随着大量的西汉初、中期铁钱出土，这一观点已经被否定。铁钱的出现至晚应追溯到西汉初期。
②《汉书》卷24下《食货四下》。
③《通典》卷9《食货九·钱币下》，中华书局，1988年。
④(25)《新唐书》卷54《食货四》。
⑤(13)《天工开物》冶铸第八《铁钱》，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重印本。
⑥⑨⑩(12)(18)(26)《旧唐书》卷48《食货上》。
⑦甘于黎先生认为与“工商业开始繁荣，货币征敛逐渐制度化有关”，见甘于黎：《试论唐前期的私铸问题》，《中国钱币》1987年1期；李锦绣先生也认为，“江淮私铸钱的普及正是南朝货币经济发达的延续”，见《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1分册，第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⑧《册府元龟》卷501《邦计部·钱币三》，中华书局，1982年。
(11)冯普仁：《无锡考古五十年》，《江南论坛》2004年10期；蔡为东、马红：《无锡出土铁开元钱初探》，《中国钱币》1992年3期。
(14)《元和郡县志》卷14《河东道·蔚州》，中华书局，1983年。
(15)《唐代经济史》，第132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16)《新唐书》卷52《食货二》。
(17)《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器物之属》。
(19)《文献通考》卷8《钱币考一·历代钱币之制》，中华书局，1986年。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8期。
(21)周根宏：《青阳出土铁开元》，《西安金融》1996年9期。
(22)徐殿魁：《试论唐开元通宝的分期》，《考古》1991年6期。
(23)李胜伍：《石家庄市郊发现唐代窖藏钱币》，《考古》1985年4期。
(24)王廷林：《定边出土的钱币窖藏》，《考古与文物》1994年5期。
(27)皇甫谧《高士传》，转引自宋·高承《事物纪原》卷4《铁钱》，丛书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