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外经贸拉动我国就业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就业问题论文,外经贸论文,试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业形势的严重性已让我们不能忽视外经贸领域的巨大拉动作用。这点无论是从凯恩斯主义者提供的理论依据上，还是从我国的长期实践中均已得到验证。具体来说，输出产品能增加就业；加工贸易能扩大就业；利用外资能引发就业；技术贸易能间接就业；服务贸易能拓展就业；边贸民贸能支持就业；劳务输出能补充就业；打击走私能保障就业。充分利用这些渠道，以涉外经贸事业的全面发展为前提来改善我们的就业环境是完全可能的。
在过早到来的低档次的过剩经济时代，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不快，经济困难使各个经济主体普遍感觉“什么都缺，就是人员不缺”。由此对于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政府、企业乃至家庭无不绞尽脑汁并推出诸多措施。但鉴于中国人口的基数太大，而刚刚起步的市场经济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市场机制解决就业的经验。基于此，本文从一个角度对就业渠道中的一个既有目共睹又熟视无睹的领域作了些思考，那就是外经贸如何发挥其对就业的拉动作用。
一、强调利用外经贸拉动就业的必要性
1.就业压力不容忽视
我国的就业状况在计划经济时期被“充分就业”的假像所掩盖，等到我们最终必须面对市场时才恍然大悟，饭碗成了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每年净增就业人员800万人，累计劳动力可供总量有3000 万左右。西方经济学有种观念认为：失业可分为摩擦性、结构性和周期性三类。这几种情况在我国也都存在。如结构性失业，即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人们整体知识结构、素质结构存在矛盾，有技术、特长和经验的人就业前景看好，而那些和产业结构不协调者的就业前景就暗淡许多。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关键在于我国劳动力供给需求长期处在供大于求的失衡状态，而且这种总量性过剩显而易见是长期的、绝对的。这个量不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至少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这种总量过剩型失业，仅靠失业救济、开辟人才市场、进行人才培训等方法，就小范围和特定领域而言也许是有效的，但就全国而言，让所有失业者都去领救济或让所有失业者都去接受有效培训，无论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都是不现实的。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往往顾此失彼。就像一讲到贫困，我们会想到老少边穷地区，想到农村，而忽视了城市；而一谈到失业，我们又往往仅仅考虑到城市，几乎没有人把失业和农村联系在一起，也很少人有“乡下失业者”的概念。由此不难看出，我们目前的失业统计都是严重缩水了的。若稍稍深入考虑到这个因素，则不难得出结论：失业的困境不仅仅困扰着城市，“民工潮”现象告诉我们，失业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2.理论界对外经贸拉动就业作用的长期忽视
说我们现在不重视就业问题，那是不公正的。相反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几乎到了弹精竭虑的程度，所获成效自不必一一例举。但深入一想，改革开放已有20年，而人们都很少将就业这个焦点与改革开放的窗口——外经贸直接联系起来进行认真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在西方经济学界，能够值得一提的只有凯恩斯及其追随者，他们也只在宏观经济研究中，把增加就业看成是投资、消费及出口刺激拉动经济的一个成果而涉及到了一些。这点内容现在已是今天许多研究就业的人们经常引用的一个前提，本文也不例外，但具体途径方面的系统研究几乎是个空白而且长期被人们所忽视。这和我们目前广泛关注各种热点问题及其相互联系的活跃状态形成强烈反差。“外经贸对拉动就业有作用吗”？很少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即使有也是零碎的和轻描淡写的。有人把外经贸改善就业仅仅看成是扩大劳务输出，这很显然是片面的；有人甚至连这点也给否定了，说“指望外派劳务缓解就业并不可行”，“扩大就业还需眼光向内”。应该说，站在他们的角度或许不无道理。但作为内涵丰富的外经贸事业对拉动就业就真的那么无能为力吗？理论前提和实证分析告诉我们：事实不是如此！
二、利用外经贸拉动就业的理论前提
关于外经贸和就业的内在联系，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过一开始，凯恩斯本人并没有直奔主题，而是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提出了一个“投资乘数理论”。它的意思是说，新增加的投资引起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增加从而引起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及人们收入的增加，这些收入和就业的增加又引起他们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从而又引起从事消费品生产的人们的就业和收入的增加，如此推演下去，结果由此增加的国民收入总量会等于原增加投资的若干倍，用公式表示： △Y＝K×△I式中△Y代表国民收入的增加量，K表示乘数（倍数），△I代表投资的增加额。
就此公式，凯氏认为，倍数（乘数）的大小取决于人们增加的收入中有多大比例用于储蓄，也就是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如果边际消费倾向为0，就是说人们将全部增加的收入用于储蓄， 而一点也不消费，那么国民收入就不会增加。如果边际消费倾向为1， 即人们将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一点也不储蓄，那么国民收入增加的倍数将为无限大。若边际消费倾向介于0与1之间，国民收入增加的倍数将处在1和无穷大之间。其公式为：
K＝1／1－边际消费倾向（△C／△Y）
注：△C表示消费的增加量，△Y表示国民收入增加量，K 为乘数（倍数）。
遗憾的是，尽管凯氏对投资、消费及其和经济增长的乘数（倍数）关系进行了精辟的量化陈述，但对投资、消费与就业的关系都只是些定性陈述，在分析时只是把就业当成一个次要成果穿插其中。虽然凯恩斯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再三陈述就业的扩大方式及其重要性，但却少有定量分析。不过其结论还是肯定的，即投资乘数越大，消费增加量越高，则能增加的就业者也就越多。
在国内投资乘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们把这一理论应用到对外贸易与国民收入和国内就业的关系上，补充和发展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他们认为，一国的出口和国内的投资一样，有增加国民收入和增加就业的作用；一国的进口则与国内的储蓄一样，有减少收入和就业的作用。而商品、劳务出口时，从国外得到的货币收入会使出口产业部门的收入增加，消费也增加。这必然引起其他产业部门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就业增多。如此反复下去，收入的增加将会是出口增加量的若干倍，就业也会同步增长。相反当商品、劳务进口时，必然向外支出货币，于是收入和就业减少。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当贸易出超或收支为顺差时，对外贸易才能增加一国的就业量和提高一国的国民收入量，此时，国民收入增加量将大于贸易顺差的增加量，并为后者的若干倍，这就是“外贸乘数理论”。这里也有一个著名的公式为：
△ Y＝[△I+（△X－△M）]×1／1－C
式中，△Y为国民收入增加量，（△X－△M ）为净出口增加额（顺差），1／1－C为乘数，其中C为边际消费倾向。
由公式可看出，贸易顺差越大，本国国民收入增加量就越大，解决就业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大。由此，努力用增加出口成交、拓展外经贸发展渠道的方法来增加和拉动就业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
三、利用外经贸拉动我国就业的实证分析
1.输出商品，增加就业
1992～1996年，我国对外贸易额达11686亿美元，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6%左右，明显高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出口商品总量及结构也发生较大的变化，从出口初级产品为主转为工业制成品为主，其行业多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要求生产部门增加产量，从而增加了就业人数。据劳动部门测算，外贸出口速度增长能保持10%左右，即与我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略快一些，每年约可增加180 万个就业机会。资料显示，我国每出口1亿美元工业品，就可为1.2万人提供就业机会；美国每出口10亿美元货物，可直接提供8万个就业机会。
在安徽省铜陵市，1987～1990年，随着国际市场苎麻纺织品行情的看涨，该市的苎麻纺织业一扩再扩，先后扩建了第一、第二苎麻纺织厂，新建了第三苎麻纺织厂， 大量的出口使该行业为这个城市提供了2000多个就业机会。但随着国际苎麻市场每况愈下，三麻厂率先转产， 一麻、二麻最终破产并被中国华源纺织集团兼并。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例证验证了一个道理：出口的繁荣或萧条，与投资、消费的增减密切相关，即要保持就业的增加，就必须保证商品出口的增加。
2.三来一补，扩大就业
就贸易方式而言，三来一补相对于招标投标、国际展览会、博览会及技术贸易等并不是什么高级形式。但这类加工贸易形式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必经过程。尽管这类方式的创汇能力很低，主要是赚点加工费，但加工类贸易的标的几乎全部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且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不是太高（相对而言），这对那些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对我们这个12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温州及广东沿海地区都是从这个领域一步步走向繁荣的。即使到了今天，这些地方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中，用加工类贸易所吸纳的就业人员仍占相当比重。
对于我国广大内陆地区，利用这种方式扩大就业的可能性和优势比沿海地区要更明显一些。这是因为：（1 ）内陆地区可供劳动力总量大，但劳动力成本却比沿海地区要低得多，这对海外客户更具吸引力。（2）内陆地区的自然资源丰富， 加工类贸易的辅助设施和配套材料可以就地取材，不必舍近求远，节省中间费用。（3 ）加工类贸易由于对技术、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要求相对较低，这就更适合内地现代化程度不高的企业，有些大众化加工产品完全可以分散到许多中小型企业，甚至扩散到一些作坊和家庭都可以。因此，广大内地在看清这种吸纳就业的优势之后，充分利用“三来一补”等加工型贸易扩大就业渠道是简单易行的。
3.利用外资，引发就业
1998年下半年，我国财政部发行了1000亿特种国债。专家认为，此番这种国债的发行不仅能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还将启动劳动力市场，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据估计，该1000亿国债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将创造不少于200万个就业岗位。 政府此项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解决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重要渠道。
政府投资和利用外资，尽管主体不一样，但实际效果无疑是一样的。政府投资能增加就业，利用外资也照样能扩大就业，若将外商投资主要用于水利工程、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环保、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城市住宅等基础建设，就可吸收大量劳动力。同时，各项工程建设又将刺激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部门扩大生产，这又可以增加就业岗位。一般来说，基建投资的40%会转化为消费基金，即有40%的投资转化为职工收入，这些将刺激生活资料的需求，促使生活资料行业增加劳动力需求。这也是利用外资对改善就业的乘数效应。过去10多年间我国利用外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近30%，1996年底外商投资企业吸纳了540万就业大军，再连同外商投资间接带动的就业数就多达6000 万人。由于外商投资具有持续性，所以就业工程注入外商投资可以产生相对较长的功效。
4.服务贸易，拓展就业
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农业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也维持相对较低的发展速度，而服务业（第三产业）增长最快，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对世界多数发达国家来说，服务业已构成国民经济中最大的经济产业。1982年，主要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产值与就业比重如下：
美国英国法国原西德日本
产值比重 65.661.552.5 52.3 55.6
就业比重 69.261.258.7 51.2 52.9
在本世纪初，美国在物质生产部门和劳务部门就业人数比例为7∶3，到80年代，两者比例已是3∶7。发展中国家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比重也已达到42%。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使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增加，技术水平提高，这为扩大国际服务贸易提供了可能。
由于服务经济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服务岗位已是主要就业岗位来源。根据经合组织统计，工业化国家每10个新的就业机会中有8个来自服务业。欧盟国家仅旅游业就业人员就有800万，占全部就业人口的6%。服务出口在这些国家全部服务活动中所占比重，70 年代后成倍增长。1981年美国占3.3%，英国占14.1%，法国占13.2%， 原西德占10.2%，日本占5.6%。从当前和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发展服务是解决就业的主要途径。就我国而言，第三产业的潜力几乎是刚刚被发现的，一旦其潜力被充分发掘，它对就业者的吸纳能力将是非常巨大的。
5.技术进出口，间接就业
从一些国家的实践可以知道，一项技术出口往往可以带动几倍、十几倍金额的其他产品的出口，从而增加国内供求总量，扩大生产，间接带动就业，同时还可以为劳务输出提供有利条件。因此，通过技术出口间接解决就业岗位是可行的。
另一方面，根据技术贸易倍数原理，由于所有权和使用权可以分离，一项出口技术可以换回多项对等技术。当我们换回的技术确实适用可行时，我们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会引起一系列新的投资，从而又能引发就业。
同时还应看到，适用技术的引进对职工技能、素质的提高具有强制性，迫使一大批有条件的职工通过这种压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这显然对这些职工今后在岗、换岗、转岗提供了间接的能力支持。由此可见，技术进出口可以让就业环境得到多方面改善。
6.民贸边贸，支持就业
我国有漫长的海陆边界，这些地方很早就有和邻国进行边贸的历史。特别是与我国有陆地边界的中亚国家、俄罗斯、越南、蒙古、印度等国，这些国家要么人口众多，要么疆土辽阔，要么市场广大或者兼而有之。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国家和我国的边境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我们的边贸规模仍然有限，基本还处在自发和局部的程度上，在组织上和行为上仍有许多有待规范的地方。对就业的支持也不够。同时，边境地区往往属于少数民族及贫困地区，繁荣边境贸易，解决这些特定群体的就业问题，其意义已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事关脱贫解困、民族团结乃至睦邻友好。因此，发展边贸支持就业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
从1998年起，我国政府已逐步认可私营企业加入外贸行业，这无疑是大有好处的。因为私营经济是今后我国吸纳就业人员的重要渠道。放开私营企业的手脚，让它们有足够的机会去开拓生存和发展空间，也就意味着这些企业将给我们提供更加广阔的就业空间。可以预料，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私营企业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将对我们就业环境的改善提供更强大的支持。
7.劳务出口，补充就业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外劳务输出也是解决就业的重要途径。发展中国家一般人口密度较大，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近年来，计多发展中国家都很重视劳务输出，外派劳务人员不断增加。例如，巴基斯坦在国外就业人数已占其城市劳动力的25%。但我国多年来，劳务出口一直不超过30万人。1997年外派劳务人员达33.5万，创历史记录。客观地说，劳务输出直接增加了就业岗位，但其占劳动力供给总量比重很小，只有1%。我国劳务出口方式可分为单纯劳务出口、 承包工程带动劳务出口及海外投资带动劳务出口三种方式。单纯劳务输出可供岗位包括海员、护士、建筑工人、酒店服务员、纺织工、保姆、渔民等，以前这种劳动密集型普通劳务输出所占比重很大，但现在呈下降趋势。普通劳务买方市场的形成，使各国对“外劳”要求越来越高。那些技术含量高、智力型、服务型行业如计算机、医保、建筑等行业对此更加重视。因此今后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承包工程及海外投资上，以便更多地带动劳务出口。
近几年，国际劳务市场吸纳劳工的规模一直在3000万人左右。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在世界劳务输出中所占比重很小，1994年我国劳务营业额为11亿美元，占世界劳务贸易总额的0.1%。 我国劳动力占世界总量的20%以上，如果我国劳务输出也能达到这一比例，则每年可输出的劳务是目前规模的20倍。因此放开劳务输出的经营权，鼓励更多的外贸行业重视劳务输出应是弥补我国就业岗位不足的又一适用渠道。
8.打击走私，保障就业
走私盛行冲击国内市场经济秩序。当前一些企业开工不足，生产经营困难，下岗人员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与走私挤占部分国内市场有关。走私属于非法无税进口，它将进口国的关税变成了自己的超额利润。走私者若用这种超额利润和我们同行竞争，则国内企业必然处于劣势甚至破产，就业机会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会使许多在岗者因此而失去岗位。因此我们在强调利用外经贸拓展就业空间之时，切不可忘记与涉外有关的“走私”的负面影响，即走私活动对我国本已拥挤的就业空间的挤占。如果说利用合法的外经贸能拉动就业的话，那么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走私犯罪就是从另一方面保障了“拉动就业”的大经贸成果。打击走私和利用外贸拓展就业同样重要，两者皆不可或缺。
综上所述，外经贸可以从多方面拉动、支持和保障就业。全面推动我国外经贸事业的持续发展，对改善我国的就业状况无疑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这就要求：我国外经贸政策的出台必须系统考虑就业因素；我国外经贸理论的研究必须全面联系就业形势；我国外经贸措施的落实必须真正改善就业环境。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认定：拉动就业，外经贸事业大有可为。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在实践中也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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