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语境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5)03-0063-08
七、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规划
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中，拉克劳与莫菲只是这一概念的众多后继使用者之一。对于这一点，他们二人也直言不讳，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1985)一书英文第二版序言中写道：
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在本书的序言中，我们并没有发明这个标签，它仅仅边缘性地显现出来[1](ix)。
然而，这一“边缘性地显现”，却造成了巨大的反响！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演变进程中，拉克劳与莫菲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运用所产生的影响确实是其他任何人所无法比拟的，以至于人们言“后马克思主义”必提及“拉克劳与莫菲”，拉克劳与莫菲几乎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中国台湾有些学者索性将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称为“拉莫理论”[2](P145)。国外学者也是着力凸显拉克劳与莫菲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的优先地位：保罗·雷诺兹(Paul Reynolds)称拉克劳与莫菲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3](P263)；艾伦·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认为拉克劳与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总结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题和最终结论”，因此它是一个“美丽的范型”[4](P47)；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则说，拉克劳与莫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是“最深刻的后马克思主义著作”[5](P29)；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称拉克劳与莫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代表”[6](P12)；道格拉斯·拉米斯(Douglas Lummis)把拉克劳与莫菲的这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当代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著名小说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1932-)的小说相提并论[7](P5)；保罗·雷诺兹曾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E.拉克劳和C.莫菲明确地宣称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即便仅仅出于这个原因，也导致他们的著作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政治发展中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3](P263)。似乎拉克劳与莫菲二人不经意地喊了一声“后马克思主义”，于是他们就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了。其实，问题远非这么简单。在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伊万·塞列尼(Iván Szelényi)和乔治·康拉德(Gy
rgy Konrád)以及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都曾明确宣称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为什么就投有获得后马克思主义旗手的美名呢？在80年代初期，琼·柯亨(Jean L Cohen)也曾把自己的分层理论标志为后马克思主义，她为何就没有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占最重要的地位呢？拉克劳与莫菲之所以能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型代表，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宣称，更为重要因素是他们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独特性。
（一）拉克劳与莫菲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运用
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与莫菲(Chantal Mouffe,1943-)第一次把他们的理论阐述归属在“后马克思主义”名下，是在二人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的导论中：
通过缩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谮妄及有效性范围，我们与这一理论中根深蒂固的某些东西——即以它的范畴来把握宏大历史的本质或根本意义的强烈的一元论渴望——发生了决裂，我们的著作的总体倾向是不是这样的呢？毫无疑问，答案只能是肯定的。只有我们抛弃以普遍阶级的本体论式的特权地位为基础的任何认识论优势，才真正有可能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有效性的现实程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声明：我们现在正处在后马克思主义领域(post-Marxist terrain)。已经不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再维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看法，自然也更不可能再抱有关于共产主义是没有对抗性的透明社会的观念。不过，如果说，我们这本书的思想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那么，显然它也是后－马克思土义的(post-Marxist)。正是通过把在马克思主义之内生成的某些敏锐的洞察和话语形式显示出来(development)，并对它另外的一些方面加以抑制(inhibition)或消除(elimination)，我们才建构出一种霸权概念——这种霸权概念，在我们看来，可以是一种为激进的、自由的和多元的民主而斗争的有用工具[8](P4)。
这是该书唯一一处使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地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中第一次出现了书写形式上的差异。可以肯定地说，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二十多年发展史上，没有哪一种运用获得了如此精细的阐述与充分的概念化。这段诠释性文字概括了整个著作的核心要旨，并把他们的理论思考的文理脉络突出地层现出来；而“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似乎很难感受到是从外面借用来的，也不容易辨明他们在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标签来记录自己的理论特征，还是以其独特的理论阐述重新规定“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指符。
说到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有一点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国内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与研究刚刚起步，很多人对post-Marxist和post-Marxist表示的意思不甚明了，以致于臆测迭出，谬见不断。比如，有人认为斜体的“post”可解读为“anti”，post-Marxism也就表示anti-Marxism（反马克思主义）；而post-Marxist中的“post”可解读为“after”，post-Marxism也就表示after-Marxism（马克思主义之后）。其实，从《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导论的全文及后马克思主义出现的这个段落看，拉克劳与莫菲的本意并不是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或对立的后马克思主义形态，他们所以要以字体的倾斜变化造成书写外观上的差异，是强调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是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联的(relevant)。post-Marxist，表明他们过去曾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具体而言，他们曾经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辩护者，但现在他们已超越了这一理论地平线。所以，斜体的“post”（拉丁词，“在后”，如post meridiem=afternoon)在这里主要是时间意义上的after；Marxist在这里用的是“正体”，表示他们曾经走过漫长的马克思主义之路。实际上，在这一段的前面，拉克劳与莫菲已对他们何以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反思的出发点给予了清楚地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传统——通过它，阐发出一种新的政治观念才成为可能。对我们而言，这一出发点的正当性完全建立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我们自己的历史(it constitutes our own past)[8](P3-4)。
而post-Marxist，则是凸显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虽然不再处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域之内，而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建构和再激进化，但这一思想规划仍然以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某些敏锐的洞察和话语形式”为其借以滥觞的根据，并且仍然遵循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追求。非斜体的“post”除具有一定的时间意味外，还有空间秩序或等级程度上的延伸、转换之意（如postgraduate,postdoctoral)，相应地，也就用斜体的Marxist表示一种越超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策略和激进主义的方案。笔者认为，不仅斜体的post与正体的Marxist之间、以及正体post的与斜体的Marxist之间在意涵是一致的，而且post-Marxist与post-Marxist之间的意涵也是统一的。质言之，两种不同的书写形式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描述同一个理论对象，而这同一个理论对象无论从对一些东西“决裂”还是对另一些东西的“改造”，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介入。当然，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国外学者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如Ellen Wood、James petras等）认为，拉克劳与莫菲的这种“介入”方式表明他们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一些学者（如，Michèle Barrett、Jules Butler、Anna Smith等）坚持说，这种“介入”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无论如何，就拉克劳与莫菲本人而言，他们一直坚信他们的理论探索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拉克劳在一次访谈（1990年）中明确地说：“我并没有拒绝马克思主义。不是这么一回事，是马克思主义自己解体了，我相信我抓住不放的是它最好的碎片……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过程，它比由简单的拒绝所引发的问题要复杂得多。”[9](P201)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范畴的违反与决裂，不仅不会妨碍他们对激进的人类解放事业的执著和对社会主义的憧憬，相反，正是这种违反和决裂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在已改变了的社会政治及文化条件下有可能融入新的话语形式并对之发生建设性的影响。
英国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斯图亚特·西姆对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以及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作出了自己的解读。他从总体上对后马克思主义持一种辩护性的立场，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明确特征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控制性方面、一般的总体化理论、神化马克思以及个人对共产主义所要求的体制的服从：
拉克劳与莫菲确实没有“发明”后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所提供的东西是将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滋生出来的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零碎的、孤立分散的反对意见加以理论化，《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最大的优点是，它使我们能够将这些零散的反对意见变成一种理论视野。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达到这样的共识：一种新的理论立场已经在这一时期逐渐展现出来了……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就是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比如让－弗·利奥塔德和让·博德里亚的情形就是这样）；而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就拉克劳与莫菲的风格来说，就是尝试着把后结构主义、解构、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之中的新近理论发展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那些不再响应经典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新文化氛围具有相关性。从外在特征看，后马克思主义是各种兴趣的不稳定联合，但把它们连在一起的东西是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介入的视角，可以把后马克思主义概括为在其人生经历中一度把自己视为马克思主义者，抑或其思想发展进程曾经被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深深地影响和塑造的那些人，从后结构主义的或后现代主义的或女性主义的方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抵制性的或修正性的回应[10](P2)。
如果说，后马克思主义两种书写形式的差异在拉克劳与莫菲那里表现的是过去的忠诚和现在的超越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入乎其中与超乎其外的关系，那么，在西姆的眼里，这种差异则分明标示着两种具有紧张关系或相对立的理论态度：一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抵制与背离（消极性态度）；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积极性态度）。拉克劳与莫菲对两种书写的区分是自身思想发展的纵向比较，而西姆则使之溢出拉克劳与莫菲自身思想历程并凸显其横向的共时性维度。虽然西姆也承认两种“后马克思主义外观(post-Marxism in both its main guises)”[6](P3)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怀旧之情和后现代思想的吸取方面是共通的，但是，他毕竟认为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外观”可以各自分立独存，而这意味着单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主要内容的否定或脱离就可以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鉴别性因素。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西姆才在卢卡奇的早期著作中寻找后马克思主义的萌芽。西姆甚至杜撰出“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 before post-Marxism)”这一提法——后面的“后马克思主义”指拉克劳与莫菲及其追随者的后马克思主义；前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系指“暗含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的类似于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和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的潜流”[6](P71)。西姆的做法就是在卢森堡、卢卡奇、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布洛赫、布莱希特、萨特、阿尔都塞、卡斯托里亚迪斯等人的思想中寻觅“后马克思主义成分”。这一思路的实质是把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内部长期以来业已存在的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不满、异议、偏离和被当作是“异端”的另类的阐述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它的优越之点在于把拉克劳与莫菲的思想置于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的大脉络之中加以考量，而其不足之处在于只是分析了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某些连续性而没有指出其断裂点和理论旨趣的悬殊，并且它潜伏着可能导致把“后马克思主义”脱离某种必要的时限而进一步“前移”的危险。
（二）葛兰西主义在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生成中的作用
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演变历程》中作出了许多大胆的论断，诸如“卢卡奇的早期著作显示了后马克思主义方向”、“否定辩证法”预示着后马克思主义的到来”、“至少在隐含的意义上，马尔库塞已涉入后马克思主义的边界”、“布洛赫开启了某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起了很大的激发作用”，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却偏偏漏掉了一个不该漏掉的人物——这个人对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掠过了这个人的思想，我们根本无法理解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也难以把握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这个人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名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巴丽特曾指出：“《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实质性的论点取决于拉克劳与莫菲对葛兰西的解读……对于拉克劳与莫菲来说，葛兰西是一个关键性人物，因为他代表马克思主义内部可以达到的最远点以及理论问题性的内在局限”[11](P63)。在一次访谈（1999年）中，鲍曼(Paul Bauman)问拉克劳：如何评价后马克思主义与葛兰西的关系？如果只从德里达、拉康、福柯这里汲取理论滋养而没有葛兰西的“恩惠”，会有后马克思主义吗？拉克劳不无动情地答道：“就‘后马克思主义’而论，答案非常简单：不。如果没有葛兰西，我们的整个思想规划是不可能的。我并不是说它不能以别样的方式得到阐发，不过，那将不再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你一定得想到：我们的根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脱出，我们才开始建立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维特根斯坦传统的对话。对于我们所喜爱的那种特别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葛兰西的中介至关重要，《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建构的所有基本范畴都起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解构，而重新阐述、重新发挥葛兰西的范畴一直是我的作品的主旋律。”[12](p171-172)
拉克劳与莫菲在20世纪60年代都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7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葛兰西的思想中借取思想资源来反批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他们认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在克服意识形态的经济决定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但是，意识形态的相对自主性始终受到根深蒂固的阶级还原论的限制和损害，而葛兰西的霸权概念(concept of hegemony)则打开了走出阶级还原论的可能性。在葛兰西看来，政治意识形态并不简单地是经济结构的产物，而是不同的意识形态成分为取得主导地位而进行斗争的过程。在这一建构性过程中，某一历史集团的意识形态要素(element)将其他意识形态素材“收编”、“缩合”到这样一种境地：其他历史集团心甘情愿地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成分的从属性表示“同意”。这样一来，具体的历史性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种组织赞同(organizing cosensus)的政治实践。葛兰西把具体意识形态确立其主导权的建构过程称之为霸权(hegemony)。霸权概念的意义重心在葛兰西那里，已不是普列汉诺夫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对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也不是列宁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对其同盟——农民的领导权，而是道德上的、思想上、知识上的领导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学者直接将葛兰西的hegemony译为“文化霸权”。拉克劳与莫菲认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中蕴藏着极其珍贵的脱出阶级还原论的思想酵母：其一，在葛兰西那里，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主体都是阶级主体；其二，并不是所有的意识形态因素都必然具有阶级归属；其三，社会阶级并不必然具有一个意识形态范型。基于对葛兰西的这种解读，拉克劳与莫菲坚决主张存在着非阶级的中立性的意识形态因素——中性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具体的政治斗争中获褐某种阶级性并不是由于这一历史主体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先验决定的，而是意识形态因素耦合式(coupling)建构的结果；用拉克劳与莫菲的术语来表达，就是意识形态因素的接合原则(articulating principle)造就了具体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比如，民族主义话语孤立地看并不必然具有特定的阶级性，作为一种中立的意识形态因素，它可以被“接合(articulate)”到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也可以被接合到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也可能成为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有机成分，还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要素。所谓接合(articulation)，就是意识形态的不同组成因素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话语聚合在一起，从而“造就”出一个有机的具体意识形态的方式。由于具体的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也就是某一意识形态要素取得主导权的过程，所以，接合就是意识形态因素有效建构霸权的方式。拉克劳与莫菲在70年代中后期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中提炼并“萃取”出接合(articulation)这一概念。articulation一词本来就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用语言清楚地表述；一是把分离的东西通过连接装置构成一个统一体。拉克劳与莫菲同时取其双重意义将之提升为一个理论概念，以表示某一意识形态要素“占据”主导权固然是一种“连接”，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连接”不是用强力去消除异己的因素，也不是强制性的灌输，而是通过春风化雨般的“有效的语言表达”让“外在”的因素不知不觉地成为“内在”因素，至少是让其感到它不再是“外在”的东西。不难看出，接合概念是拉克劳与莫菲对葛兰西的moral and intellectual hegemony（道德的、知识的领导权）思想的一种“发挥”或“解读”。至少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接合”是对葛兰西霸权概念更制机化的描述，也是对其更充分、更动态、更自治化的表达。但是，无论如何，葛兰西本人从来没有明确地断言存在着非阶级的意识形态、存在着非阶级的政治主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一些学者将拉克劳与莫菲的这种“理解”称之为“新葛兰西主义(Neo-Gramscianism)”。
拉克劳与莫菲这一看似深奥的“接合理论”，显然是受到了70年代中期兴起的“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的深刻影响——作为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的左翼思潮，“欧洲共产主义”淡化严格的阶级冲突，主张无产阶级把新小资产阶级争取到社会主义一边，通过意识形态渗透而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当然，拉克劳与莫菲对阶级性的稀释比“欧洲共产主义”更加显明，因为他们的接合理论预设了一个广阔的非阶级区域，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霸权关键就在于对中立的非阶级意识形态的成功“召询(interpellation)”。由于承认中立的非阶级意识形态因素的存在，意识形态接合就打破了线性的决定关系和表象式的再现结构，从而消解了直接的先验规制和严格的阶级还原论束缚。但是，直至70年代末，拉克劳与莫菲仍然坚守葛兰西的一道“底线”：并不是所有的意识形态因素都可以成为霸权意识形态，只有在生产方式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才可能成功接合其他意识形态因素。这样一来，意识形态霸权实际上就是一种阶级霸权，接合实践不过是“基本阶级”争夺中立性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斗争。这意味着接合并不是完全脱离了生产方式和阶级规定的制约的自主性话语建构，而是部分地受到间接“决定”的相对自主活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在拉克劳与莫菲精心阐述他们的接合概念之际，英国的左派理论家赫斯特(Paul Hirst)与辛达思(Barry Hindess)已经从后现代话语理论的视角得出完全脱离经济结构和阶级规定的彻底自治的意识形态概念，故尔才有学者将赫斯特和辛达思称为“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13](P43)。但此时，拉克劳与莫菲根本无法接受赫斯特和辛达思的结论，并将之视为一种异端：“尽管他们提出了事实上消除经济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这样的解决是以牺牲历史唯物主义为代价的，实际上，通过把经济主义等同于经济的最终决定这一论点，通过把意识形态的完全独立作为解决方式，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提出了质疑。”[14](P200)这表明，拉克劳与莫菲虽然部分拆解了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但还没有将意识形态视作完全脱离了经济决定的非阶级层面的话语实践，经济不直接决定政治意识形态，但毕竟是经济决定“基本阶级”，而只有“基本阶级”才可能成为意识形态霸权阶级，可见经济仍然是政治意识形态这只看似自由飞翔的“风筝”背后的长长的牵线，而意识形态接合不过是在经济最终决定(determination in the last instance by economy)与意识形态尽可能最大自主化之间的一种“妥协”或“兼容”方案。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随着“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欧洲国家的左翼知识界被浓重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氛围所笼罩。拉克劳与莫菲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思想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81年，他们在合撰的长篇论文《社会主义策略，下一步在哪儿？》中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认为，葛兰西在意识形态的自主性与经济的最终决定之间的相容论解决损害了接合概念的应有的解释潜势，这使得葛兰西的霸权概念陷入本质主义的巢臼之中，因此，他们明确宣告要“超越葛兰西”、“走向一种新的霸权概念”，并将社会主义建立在“激进民主”观念的基础之上[15](P21-22)。尽管在这篇论文中拉克劳与莫菲还没有使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标签，但就其思想实质而论，它俨然是拉克劳与莫菲告别新葛兰西主义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一篇宣言；1985出版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不过是对这篇论文的核心论点更详细的阐述和进一步的发挥。
（三）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与建构
拉克劳与莫菲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工作是为意识形态部分地“松绑”，也就是拓展“接合”的空间从而使“霸权”能在非阶级意识形态领域运作。但是，意识形态毕竟还没有“独立”，妨碍意识形态成为“崇高客体”的“孽障”就是“经济的最终决定”，所以，解构“经济”这个“本质主义的最后城堡”就成了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要务”。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它成了赋予所有历史过程一种有倾向意义的最后理性基础。其具体表现有三：一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必然优越性，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存在一个中立性的先验的生产力概念；二是社会代理人的统一性必然是在经济层面上建构的，比如，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是由工人在生产关系中的相同地位决定的；三是社会代理人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必然赋予他们以历史意义，即是说，社会代理人在其他层面的活动及其意义必须最终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比如，工人阶级必然追求社会主义，即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必然在其经济关系上得到说明。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这三个命题所断定的“必然性”根本没有严格的绎证，不论是生产力还是社会代理人的统一性，都不是一个绝对封闭的自足的空间，而是一个多种因素的动态建构过程。在相同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之下，生产关系完全可能出现不同的效应。比如，英国有强大的工会，所以工人抵抗的组织与动员就比美国容易得多，不能把工人的对资本的对抗都归结到生产力的决定。社会主体的经济处境与地位的相同，并不能绝对保证他们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追求之间，也并不一定具有必然的关系。拉克劳与莫菲并非一定要把经济排除在政治建构进程之外，也不是一定要否认物质利益可以对政治层面产生影响，而是拒绝承认经济关系对政治目标和政洽认同的必然的线性的“主宰”。既然经济不能必然确保社会主体的意识形态统一性，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也就丧失了其合理性。纵使仍然要使用“阶级”这一概念，它也不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由经济单一决定的“阶级”；意识形态不是围绕“阶级”构成的，相反，“阶级”是围绕意识形态构成的。拉克劳与莫菲把他们的这一理论翻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哥白尼式革命”[15](P22)。
面对如此的结论，拉克劳与莫菲指出，第二国际的“正统”理论家一直把政治紧紧锚定在经济之中，卢卡奇和柯尔施尽管极力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但他们仍然是在把革命主体等同于工人阶级这个阶级还原论观点的范围内思考问题，在这些情况下，接合意义上的霸权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葛兰西把政治理解为一种接合实践，从而使脱出严格阶级规定的霸权接合(hegemonic articulation)成为可能，所以，葛兰西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分水岭”；然而，残存于葛兰西思想中的两个本质主义因素却最终为霸权逻辑设定了限制：“一是，他坚决主张，霸权主体必然构成于基本阶级这一层面；二是，他假定，除有机的危机形成的间歇期外，每一社会形态都围绕一个单一的霸权中心建构其自身”[8](P137)。第一点意味着霸权主体的同一性（或身份）是在接合领域之外构成的，即霸权不是由接合实践造就的，它有一个先验的本体论基础；也就是说，接合之外的东西决定着接合。第二点表明，霸权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固定的中心，这使再接合或重新接合成为多余，即接合的开放性和活动性受到损害。显然，对葛兰西的这两点“超越”导致了两方面的突破：其一，外在于接合实践的霸权主体的合法性彻底被取消，主体的主导权不来自于其在生产关系中的确定位置或者其固定的阶级属性，不仅主导权取决于接合，就是其政治身份本身也是接合的产物；其二，霸权结构体中存在着主导力量，但它再也不能一劳永逸地作为“天然”的中心，它处于随机性的建构之中，也处于随机性的解构之中，换言之，互相取代的多元化的“中心”消解了固定中心存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拉克劳与莫菲所谓“超越葛兰西”，就是从后现代的视角把“霸权接合”中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成分全部清除掉，从而使接合实践在偶然性逻辑的空间无所羁绊地自主运作。
拉克劳与莫菲的努力在于使霸权接合充分自主化，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建立意识形态统一性和政治认同的可能性。“接合”虽有“接”的随机性、“合”的偶然性，但毕竟还是要“接”、还要是“合”；“霸权”虽没有固定的中心，但毕竟还需要暂时的“流动”的中心，无论如何，只要谈及“霸权”，就不可规避一个主导力量将各种差异性因素组织成一个“统一体”，尽管这个“统一体”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松散的结构体。看不到这一层，就无法抓住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的宏旨要义——拉克劳与莫菲并非像博德里亚、利奥塔德那样的极端后现代主义者将一切都化为不可连接的“碎片”，相反，他们在承认断裂和非连续性的同时，仍然相信在祛除了必然性逻辑的“专制”之后，完全可能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地平线上重建非本质主义的政治认同。正缘乎此，解构本质主义的霸权概念并不意味着拉克劳与莫菲思想规划的终结，建构一个“新的霸权概念”才是他们的理论着眼点和落脚点。为此，拉克劳与莫菲阐述了一种新的话语理论(New theory of discourse)以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的理论支撑。
拉克劳与莫菲的新话语理论整合了诸多不同的思想资源而又有独出机杼的创新和突破。在话语的维度和范围方面，他们主要借取了阿尔都塞关于“一切实践都在意识形态之中并通过意识形态进行”的观点、后维特根斯坦分析哲学关于“语言和行动构成了一个完全的语义整体”的观点以及德里达关于“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观点，因而认为话语构成了霸权接合的全部领域，并不存在福柯所说的话语与非话语(between the discursive and the non-discursive)的区别，一切都是话语，超话语(extra-discourse)或外在于话语(ex-discourse)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拉克劳与莫菲拒绝话语与非话语的区分是为了彻底颠覆隐含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中表象主义症结，从而根除“本质”的“病灶”，使霸权接合完全在“话语平面”上运作。在话语的一致性方面，他们借用了福柯的“离散中的规则性(regularity in dispersion)”，认为话语的统一性不取决于各种要素内在的逻辑连贯性，也不取决于主体的先验同一性，也不在于经验的类同性，恰恰是不同的话语成分的差异性位点构成的不规则性本身成为具体话语的统一原则。拉克劳与莫菲所以坚持“分散”本身建构了话语统一性，意在瓦解本质主义的同一性逻辑，使霸权接合在多元、异质、平等的状态下进行。在话语的开放性方面，他们吸纳了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ence)”观念和拉康的“缝合(suture)”概念，认为话语的意义不可能完全凝聚和固定，从“因素(element)”到“环节(moment)”的转换永远不会完全实现，意义处在永久的绵延和推迟完成之中，最后的“缝合”永远不会到来。拉克劳与莫菲否定终极意义是为了粉碎所指(the signified)的先验性和固定性，从而为能指(the sigifier)漂浮不定的意义“外溢”提供可能性。在一具体的话语体系内，不断从能指意义链条中“外溢”的部分就是“意义剩余”，它“决定了每一话语对象的必要的话语特征以及任何特定话语实现最后缝合的不可能性”[8](P111)。“意义剩余”彰显了意义最终固定的不可能性，但同时造成了意义的局部固定；也就是说，在一个纽结点(nodal point)上意义的滑动暂时被阻止，某种意义姑且被“缝制”出来。意义剩余构成的话语开放性是拉克劳与莫菲新话语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它构成了新霸权概念的拱心石。因为，在一个差异体系中，如果每一因素的意义都是绝对确定的、封闭的，那么接合就丧失了活动空间；而如果每一因素的意义都是绝对不确定的、非缝合的，那么接合根本就无从谈起。
既然一切都是话语，那么，霸权接合就不限于意识形态层面，它获得了普遍性维度。如果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和非决定论的领域，那么，社会也是一种“接合”。拉克劳与莫菲反对把社会看作是由单一原则所决定的固定结构，他们将实证性的社会称之为“Society”，而把接合意义上的社会称为“the social”，他们的著名命题是：“社会(Society)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对象”。如果政治不被局限于一种制度，不被看成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特定阶级的“利益场”，而把它视为内在人类社会并决定人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真正维度，那么，政治也是一种“接合”。拉克劳与莫菲拒绝把政治简化为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认为政治根源于“对抗(antagonism)”，对抗不同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而对抗则是不可根除的，对抗是社会成为可能的条件，不可能设想一个消除了对抗的完全透明的和谐社会。他们的著名提法是：“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既然如此，作为控制对抗、调整对抗的“政治”也不会随阶级的消失而终结，拉克劳与莫菲把这种最宽泛意义上的“永不消失的”政治称之为“the political”，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politics”。基于这种新的社会观和政治视野，拉克劳与莫菲提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抗形式已多元化、对抗点以分散的状态高度增殖，各种“新社会运动”——诸如生态主义的、女权主义的、反权力主义的、反制度化的、反种族歧视的、争取少数民族权利的、性征的、同性恋的、绿色运动、和平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等等——各种服务性行业、各种社会关系领域、各种边缘化群体都可以成为反抗不平等、抵制压迫性权力关系和要求新权利的斗争场所。在一个身份变化迅速、认同过程困难、主体位置多样化、利益追求多元化的后现代状况下，“坚持本来就成问题的阶级斗争观念已毫无意义”[8](P159)；通过一个团结起来的特定阶级来解放全社会或全人类已不再是预期中的革命模型了。为此，拉克劳与莫菲为社会主义设计了新的方案和不同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社会主义不是同资本主义来一个千禧年式的大决裂，而是一方面吸收资本主义在自由、民主建设方面可资借鉴的积极成果；一方面深入批判、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反民主的“攻势”，将各种反资本主义压制的不同抵制和斗争形式在追求“激进民主”的想象中“接合”起来，从而彻底铲除种种带来压迫和奴役的不公平的政治关系，使民主真正推广到所有政治领域、所有的社会群体、所有的生活空间。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激进民主”的承诺与建构。所谓激进民主，就是承认社会主义主体的零碎化、分散性及多样性；没有哪一种政治主体拥有凌驾“他者”之上的特权并成为固定不变的永久中心，在民主话语中，它们都是“等同链条(a chain of equivalence)”中的一个环节；异质性的政治认同各自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因而相互之间存在着“边界(frontiers)”，哪一种主体能够将差异性的多元身份“接合”成一个松散的“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哪一种主体就获得了临时的“霸权(hegemony)”。所以，社会主义政治斗争就是通过接合实践(articulatory practice)来建构平等的多重主体之间的政治认同的主导权的过程。
拉克劳与莫菲抛弃了古典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命题和核心范畴，并拒绝了它的总体理论逻辑和分析模式，力图在当代文化氛围下运用后现代主义最新近的理论成果来重新阐发激进政治图景。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指出的，他们观点最独特的地方“在于运用后结构主义的武器来捍卫社会主义与民主的价值”[16](P258)；而西姆的评价似乎更高：“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目前业已确立的理论立场，像在诸如厄尼斯特·拉克劳和蔷塔尔·莫菲这样的重要理论家们的著作中那样，它试图在20世纪晚期从作为全球文化和政治力量的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中挽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些方面，并对之重新调整定位以使它在迅速变化的文化氛围中呈现出新的意义。”[6](P1)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最大的悖论就在于它以最大程度“脱出”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弘扬马克思的激进批判精神、来重申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来继承马克思的解放事业。正是由于这一悖论状态，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回应和反响，激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学术上的和政治上的广泛争鸣，谩骂者有之，颂扬者有之，左派说它右者不乏其人，右派说它左者亦不乏其人。记得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谈到何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时说：“那些把自己的学说固定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躯干上，固定在它假定的系统、形而上学的和本体论的总体性中（尤其是固定在它的‘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固定在它的有关劳动、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等基本概念中，并因此固定在它的国家机器（谋划的或实际的：工人运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一党制以及最终的极权主义的残酷性）的整个历史中”[17](P88)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真正继承人。也许德里达的话可以看作是对拉克劳与莫菲的一种绝好辩护，但接下来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只有以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代价，才能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吗？
［收稿日期］2005-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