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转变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方式论文,发展道路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以至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无不清晰地展现为这样一种逻辑顺序：先是思想、理论活动，进而引起思维方式的转化，接着是政治活动，最后到努力发展经济。本文拟就思维方式的转化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之间的关系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戊戌变法”作为思想领域的一次民主主义启蒙运动，为近代中国的思维解放开创了先河
鸦片战争的失败，震惊了中国朝野，一些握有实权的清朝官吏开始寻求“自强”、“富国”之路，以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然而在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时，由于思维能力的欠缺，我们只看到中国之所以失败，在于人家使用的是洋枪洋炮，而我们使用的则是大刀长矛。既然只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缺少洋枪洋炮，那么解决国家强盛问题的当然方略便是搞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建立近代工业，企图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这种只看到表面，看不到本质的思维能力，注定了洋务运动的最后失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打碎了洋务派“自强”、“富国”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才认识到，若不首先解决思想问题，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只搞经济领域的改革，改革无法进行，于是他们开始兴学堂、办报纸、著书立说，致力于维新变法的宣传，为维新图强作舆论准备，并多次上书朝廷，宣传维新变法主张，企图以君主立宪制取代封建制。后来在封建势力的反对下，采取了一种保守的、妥协的态度，提出“以君权变法”，就是这样一种改良，与封建势力也是格格不入的，使“戊戌变法”百日夭折。从“戊戌变法”的内容来看，这显然是中国近代的一次思想启蒙，它的意义就在于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为人们的思想解放开创了先河。
从思想领域来看，“戊戌变法”是民主的、理性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封建的、非理性的思维方式的一次较量。“戊戌变法”的失败，充分证明了中国封建思想的势力强大和根深蒂固，也证明了在中国进行思想改造的艰难。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证明，只有先进的、科学的思维方式传入中国，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发展之路。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毛泽东辩证思维的形成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重要前提
从传统的思维习惯看，与欧洲人相比，欧洲文化的传统是重抽象、重逻辑，他们习惯于利用反映事物本质的概念、范畴和人们在实践中重复了千百万次的逻辑来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我们这个民族的聪明和智慧主要表现在具有很强的感性直观的能力上，表现在凭直觉正确地把握事物的能力上，由于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是非逻辑的，因而好多情况下得到的知识是非整体的、非分析的、是模糊的、不清晰的，往往也是表面的、不深刻、不精确的、不易得出关于事物本质和规律方面的系统的知识。根据这样的知识来做决定，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往往呈现出一种直观性，容易陷入头痛医头，顾此失彼的境地，常常缺乏高屋建瓴的长远考虑。这样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容易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以及照抄照搬人家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所犯的错误，无一不是这种传统思维方式的弊端在实践中的展现。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它的伟大功绩之一，就在于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农大众的结合，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传统的、封建的、非理性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下进一步解放了出来，其中尤其重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毛泽东辩证思维的形式，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重要前提。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传播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仅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斗争方向，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正确的思维方式，即辩证思维方式，如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文章，都是这一思维方式在实践中运用的典范。今天，我们反思“井冈山式”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方针的选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无一不闪烁着由传统思维方式到辩证思维方式转化的光辉。早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即井冈山革命道路。按照传统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以城市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为主要形式，然而中国却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和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靠城市工人阶级起义来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显然不易，可是一些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者却墨守陈规，不敢越雷池半步，致使城市工人起义一而再地失败。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了大胆的开拓，在对农民革命及农民运动进行了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以超乎寻常的思维方式大胆提出了在农村实施“武装割据”，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冈山革命道路，显然，井冈山革命道路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毛泽东同志由传统思维方式向辩证思维方式转化的结果。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又以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政权组织、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作了认真细致的分析和充分论证，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观点。应该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由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根深蒂固和毛泽东思想深处旧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以致于使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如毛泽东同志虽然正确地提出了十大关系，但在实践中却没有很好地贯彻，毛泽东同志虽然十分注意从国情出发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但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却恰恰忽视了中国国情，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这些错误的出现，虽然具有客观的原因，但不可否认主观领域旧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而这一切正好说明思维方式的转化对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思维领域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三、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到邓小平南巡讲话，是中国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为在更深层次上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可能
1978年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我国人民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其伟大功绩，在于它打破了人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左”的思维定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的思维被严格限定在阶级斗争的范围内，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框框去衡量一切，看待一切，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们既不敢去想，更不敢去干。粉碎“四人帮”的头两年，党的主要领导人继续坚持“左”的错误，继续推行“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不首先解放思想，从思维方式上扭转错误的认识，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谈不上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邓小平同志以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政治魄力，提出必须用准确地、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邓小平同志还针对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多次号召全党要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打碎精神枷锁，解放思想。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经过长期的思考，在视察南方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些讲话的理论功绩，在于第一次用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视野提出了一些长期困扰中国人思想的问题，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理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理论，乃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等，无疑，这些理论的提出，对人们的思想解放将是一个极大推动。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讲的：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正是在这两个宣言书的推动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才得以形成。
四、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
邓小平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其特点是哲学思想与哲学思维方式的有机结合，并渗透于他的全部思维过程和领导实践、战略设计活动之中，成为其内中的灵魂。其哲学思维方式上鲜明的时代性特色和价值取向上的目标特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探索到实践到成为现实，提供了坚实的理性基础。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时代性，突出表现在邓小平同志以其整体性、系统性、战略性的哲学思维方式和能力，及时科学地解决了时代定位问题。所谓时代定位，是指实践主体根据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对人类所处时代的性质、特征作出的判断。首先，邓小平同志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在全面分析世界各种矛盾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这一科学论断标志着我党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认识有了根本性转变。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才有可能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也才有可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可见，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对于制定正确的国际国内政策是极为重要的。其次，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引起的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使邓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人类社会所处的时代，从生产技术角度讲，已经从过去的“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进入今天的高科技时代。因此他明确要求，从这一时代特点出发，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再次，就国内来说，邓小平同志还进行了科学的阶段定位，即基于中国现实的基本国情，认定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样，邓小平同志在定位问题上，既解决了关于世界的时代定位问题，又解决了国内的阶段定位问题，既看到了自己所处的环境，又看到自己的国情。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以其整体性、战略性的哲学思维方式，把中国的发展和开放的世界联系起来，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置于世界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由此确定了中国发展的战略和策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前提。
邓小平哲学思维方式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价值取向上的目标性。邓小平同志思考问题的重心始终指向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从60年代的“白猫、黑猫”论到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心的转移，再到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提出，无不体现了邓小平一贯的思想，无不是围绕这一目标而进行理性思维的结果。正是在这一思维方式的作用下，才使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才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又一光辉成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在七十余年中，有过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了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天，我们反思这两次飞跃，无不与思维方式的转化有着某种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我党思维方式转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