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否为反犹主义者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主义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2～0017～06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争论马克思是否为反犹主义者的重要依据，对此，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都有过不少论述和综述，比如，国内的张倩红(2003)、[1]王志军(2012)[2]和国外的迈克尔·麦丹(Michael Maidan，1988)、[3]丹尼斯·菲施曼(Dennis Fischman，1989)[4]和尤利叶斯·卡勒巴赫(Julius Carlebach，1978)[5]等都对这个问题有过综述。如对已有的论述和综述做一归纳，可以概括为这几种观点：(1)马克思是一个反犹主义者或自我憎恨(Self-hatred)者；(2)马克思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3)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态度是矛盾的；(4)无所谓反犹或亲犹，这个问题对马克思是一个假问题。本文是对这几种观点的一个简述和辨析。 一、马克思是一个反犹主义者或自我憎恨者 代表人物主要有：托马斯·G.马萨里克(Thomas G.Masaryk，1899)、S.N.布尔加科夫(S.N.Bulgakov，1922)、埃德温·科恩(Erwin Kohn，1920)、①埃德蒙·西尔伯纳(Edmund Siberner，1949)、②达戈贝特·D.鲁内斯(Dagobea D.Runes，1959)、拉比·埃米尔·法肯海姆(Rabbi Emil Fackenheim，1970)、③希姆姆·马可比(Hyam Maccoby，1985)、④本·沙逊、伯尔纳·路易斯、爱德华·弗兰瑞⑤和汤姆·洛克曼等人。⑥ 早在1942年，所罗门·布鲁姆(Solomon F.Bloom)就站在鲍威尔的立场评价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并就马克思与反犹主义的关系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尽管官方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文献上保持沉默，但马克思透露出对犹太人不同情的态度却是确切的。马克思主义的反犹主义敌人为了给犹太教和社会主义以打击，自然地联系到马克思主义主要领导的很多犹太根源和血统。真诚的犹太人，受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上不快表述的打击，则不断地把马克思推为叛逆者的“自我憎恨”的儿子。布鲁姆认为这两种观点都缺乏客观、全面地分析马克思的立场，没有把马克思的立场放置在他的世界观整体中来加以考虑。他断言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态度是他政治观和人格的反映，认为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态度也与他不是一个温和或平和的人有关，马克思对犹太人的反感既不是种族的，也不是宗教的。“也许应该探询他对犹太人反感的根源和情形”；“撇开他的家庭背景，说马克思是犹太人是就他的出生来说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犹太教的抨击是与其对基督教和基督教国家的抨击结合在一起的”。[6] 归结起来，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反犹主义者或自我憎恨者，不外乎如下几种论据。 (1)认为结合马克思反宗教(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和反犹太富人的态度，通过对马克思作品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一位反犹主义者。这种观点见之于托马斯·G.马萨里克、埃德温·科恩、S.N.布尔加科夫、埃德蒙·西尔伯纳、达戈贝特·D.鲁内斯等人。其中，以埃德蒙·西尔伯纳的观点最具影响力，他在详细地分析了马克思的犹太背景及其对犹太问题的观点与看法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很显然，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态度不能靠任意引用几段言论来确定，而是要对他所有的相关著述进行综合分析。”[7]埃德温·科恩更是以讽刺的语调写道：“犹太人卡尔·马克思，这位社会主义者、宗教哲学家和反犹主义者，对犹太教、犹太群众一无所知，仅仅知道生活在西欧的人数极少的犹太富人。”[8] (2)认为马克思的反犹主义是明摆着的事实，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宗教是对立的。⑦这种观点主要见之于达戈贝特·D.鲁内斯⑧和什洛莫·阿维内里(Shlomo Avinefi，1964)⑨等人。它可以说是第一种观点的变种。迈克尔·麦丹在《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一个元批判分析》一文中就提到，“即便是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这篇文章或《神圣家族》相关内容最为认可的读者，也不可能不会对马克思关于犹太教的严厉评论感到震惊。当这些评论被放置于马克思在他著作的其他部分中对犹太人所不得不说的语境中来思考时，很难不得出，马克思有着深深的反犹偏见。”[9] (3)认为马克思具有一种犹太知识分子的“自我憎恨”。这种观点见之于H.L.戈尔德·施密特、诺曼·所罗门(Norman Solomon，1996)等人，他们认为像布鲁诺·鲍威尔、马克思、摩西·海斯和罗莎·卢森堡等犹太裔的知识分子身上都有一种浓厚的自我憎恨的反犹情结。原因是欧洲浓厚的反犹主义所产生的对犹太人的歧视在犹太人身上得到内化并使他们完全陷入“自我憎恨”的感觉中。“他们试图通过改变自己的姓名、外表甚至生活方式来最大限度地使自己同周边文化相融合，这样他们的犹太身份就不会立刻显现出来。”[10]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犹太知识分子对其犹太身份的自我憎恨。他认为犹太教既不是宗教也不是某种身份资格，而是一种获取的愿望；对犹太人的这种定义完全忽略了中欧、西欧广大犹太无产者。他还认为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衍生出来的，两者的对立实际上是资产阶层的资本对立。显然，他是在逃避自己的犹太身份(他在六岁时已经实施过洗礼，他的父母双方都出自拉比后裔)，‘认同’费尔巴哈的反犹文化背景。坚持他所采取的犹太主义理念，并在其社会主义宇宙神论的犹太特殊性中寻求庇护”。[11]这样的解释在总体上是侧重于社会方面进行解释的，但也有不少是侧重于马克思的家庭并结合社会来解释马克思“自我憎恨”的“反犹情结”的。像H.L.戈尔德·施密特就是持这种观点，认为对马克思这样的改宗者而言，“他总是意识到自己的犹太身世，这种身世是他作为犹太人的明证。只要当这个人感受到他被无法摆脱的过去所困扰、并因此而进行反叛时，自我怨恨是无法避免的。”[12] 二、马克思不是一名反犹主义者 这种观点见之于E.弗洛姆(Erich Fromm，1964)、尤利叶斯·卡勒巴赫(1978)、赫尔穆特·赫西(Helmuth Hirsch，1983)、戴维·麦克莱伦(1980)[13]和乔纳森·萨克斯(Jonathan Sacks，1997)等人。他们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不是一名反犹主义者。他们的论据主要有三点。 (1)与事实不符。E.弗洛姆在为《卡尔·马克思的早期作品集》所作的序言中，曾指出马克思早期有关犹太人问题的论文经常被人们歪曲和故意误读，被宣扬为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反犹主义源泉。其目的是将马克思故意与一种不名誉的迫害人的教义联系起来：“把马克思定义为反犹主义，这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冷战的宣传”。[14]尤利叶斯·卡勒巴赫在经过一番仔细地对于什么是“反犹主义”、路德与希特勒的反犹与马克思的区别后，将马克思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态度分成四个阶段(其中《论犹太人问题》是“攻击的敌视”的第一个阶段)，但“如果作为一个个人，既没有可能，也没有事实，将马克思看成反犹主义者”。[15]赫尔穆特·赫西(Helmuth Hirsch)则认为，马克思与鲍威尔等其他批判家不同，他不仅支持犹太人团体对平等公民政治权利的诉求，而且沉迷于反对反犹主义的旧框框的顺势斗争的复杂实践中，即赫西所称为的一种“克服偏见的扰乱说教法”。[16] (2)把马克思视为自我憎恨的反犹主义者不成立。这种观点在威廉·布朗沙尔(William H.Blanchard，1984)的《卡尔·马克思与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能够看到： 马克思的反犹太主义经常被描述成自我憎恨。但是犹太人的模式化特征有很多方面。由自我憎恨所促动的一个人会力图避免模式化特征的所有方面。他既称赞作为犹太人特性的知性主义又谴责它。犹太人被其朋友们说成是有学问的、博学的，被其贬低者说成是书呆子气的和吹毛求疵的。而国际主义作为犹太人模式化特征的一个方面也是一样。喜欢这一特征的人把它说成是世界大同主义和善于处世的老练。那些不喜欢的人将它称作是忠诚感的缺乏、不爱国的行为甚至是不道德行为。犹太人是“书的民族”，马克思接受了自己的书呆子气，并坦率承认他最喜欢的日常活动之一是“终日埋头读书”(Anonymous，nodate，268)。这同样适合他的国际主义。他骄傲的是他能从世界性的视角而不是从宗教教义的有限范围、民族或文化视角的角度考虑事情。就这一点而言，在我看来，马克思已经抛弃了父母亲使他恼怒的犹太人模式化特征的那一方面，但他保留了其知性主义以及国际主义——这些都是他父亲的特质。[17] (3)与其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主张反犹主义，不如说马克思是在反对犹太人与金钱的关系，或者说是反对作为金钱或作为资本象征的犹太人。这种观点在威廉·布朗沙尔该文中就有所介绍。不过，尽管他认为马克思有明显的反犹主义倾向，但他认为马克思“试图阐明的是，这种同样的唯利是图已经变成现代世界的社会风尚。他说，犹太人已经解放了自身，不是通过攫取金钱，而是因为通过犹太人的影响，金钱已经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力量”。“马克思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再也没有讨论过‘犹太人问题’。相反，按照他的习惯，他似乎将自己对于犹太人敛财的态度发展为一种包括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对他而言，甚至犹太人的世界性意义也是一个太狭隘的论题。”[18]迈克尔·麦丹在《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一个元批判分析》一文中则认为，对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关于犹太人的论述必须放在恰当的历史背景中去解读，断定“他的论证始于犹太人的赚钱智慧不能依据宗教来解释，而应根据单个犹太人的现实生活。这样的一种生活无非是‘利己的活动’，即商业和金融活动，它们都不是犹太人的唯一垄断，而是形成现今社会的基础。因此，依马克思之言，实际上，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无真正的差别。”“即便承认将犹太人视作商业精神的典范不是很讨人欢喜，那也必须承认，马克思并没有把利己主义仅限于犹太人。相反，他谴责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流荡着资本主义习俗。因而，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差异就只是一个假象，在适当时候，这个假象可理解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19] 三、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态度是矛盾的 有不少学者都提到这一点。威廉·布朗沙尔在《卡尔·马克思与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就认为尽管“马克思的反犹太主义是众所周知的”，但“在马克思关于犹太人的见解中明显有一些矛盾。一方面，有一种强烈的和挖苦的敌意，另一方面，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福利事业的微妙而又不会被误解的关心。但是围绕着这每一种感觉，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当犹太人是寻求他帮助的受害者时，他无法承认一种兄弟情谊的感觉，但他至少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帮助”；“马克思对犹太人的感情是分裂的，在许多试图解释马克思著述的人的激进看法中也有类似的分裂”；而这种关于犹太人的矛盾情绪的本质不是因为犹太人象征着无产阶级，而是恰恰相反，“马克思将犹太人视为资本家”。[20] 四、无所谓反犹或亲犹，这个问题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假问题 这个观点较早见之于梅林。梅林认为，“这个问题在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陷到反犹派和亲犹派的泥坑里。作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有势力的代表而力量不断增长的整整一个居民阶层，由于它的宗教的缘故而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或者仅仅由于它的高利贷活动而享有种种特权。”[21] 据梅林介绍，马克思当时的背景是： 就连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除了少数例外，对于为了宗教信仰而迫害整整一个居民阶层的做法也不感到特别愤慨。他们厌恶犹太教，因为犹太教是宗教偏执的典型，它甚至把“诽谤人类”传授给了基督徒。犹太人本身对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也丝毫不感兴趣。当启蒙派批判他们自己自古以来就咒骂的基督教教义时，他们就兴高采烈，但是当任何人对犹太教进行同样的批判的时候，他们却责备他背叛人类思想。他们要求犹太人的政治解放，但不是平等意义下的政治解放；他们无意放弃自己的特殊地位，却宁愿加强这种地位。他们随时准备牺牲自由的原则，只要这些原则违反了犹人人的任何特殊利益。[22] 诚如肖宪所说，“反犹主义”指的是那种出于狭隘的宗教信仰或者反动的种族主义观念而憎恨、仇视犹太人，以各种方式对犹太人进行歧视、迫害甚至屠杀的思想和活动。而“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的马克思既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宗教徒，而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他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他歧视或憎恨犹太人，因为他的胸襟和理想已使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或宗教界限。他是站在探索整个人类解放道路的高度，对当时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从这一点来看，那些浅薄、庸俗的反犹主义者与他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23] 五、笔者的辨析 在上面的论断中，笔者不认可“一”与“三”的论断，而倾向于认可“二”与“四”的论断。 不认可“一、马克思是一个反犹主义者或自我憎恨者”的缘由，已由“二、马克思不是一名反犹主义者”给出了充分的论证，但除此之外，笔者还可以增加几点批驳。(1)说马克思批判宗教这的确存在，但由马克思批判宗教推出马克思是反犹主义者，则相当勉强。因马克思批判的是宗教，而不是犹太人，除非宗教是犹太人的代名词。更何况马克思批判宗教并不等于敌视宗教，而是给宗教以一定的理解、同情：“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24]并且倡导宗教信仰自由。(2)把马克思等具有犹太血统的学者对犹太人的批判说成是自我憎恨者也相当勉强。因其忽视了几乎以批判为灵魂的哲学家马克思是不可能不对他所处的世界——包括犹太人及其世界——进行批判的，他的批判与其说是在“反犹”，不如说是在践行他作为哲学家的存在方式。可以设想，假如因马克思有过对犹太人及其世界的批判而将之称为自我憎恨者或反犹主义者，那马克思不仅要被界定为犹太人的自我憎恨者，而且要被界定为哲学家的自我憎恨者、现代人的自我憎恨者，甚至是人类的自我憎恨者。(3)依据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犹太人的批判而得出马克思是一名反犹主义者，是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误读。因这样的解读，忽视了马克思写作这个文本的“动机”——要把犹太人问题纳入“另一条轨道”，试图“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并且尽我们所能塞进合理的东西”。[25]从这样的写作意图可以看出，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写作具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指桑骂槐”的意味。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的“犹太人”更多的是一个“隐喻”或“象征”，它与其说是“犹太人”，不如说是市民社会的“市民”或视金钱、实际需要为生活准则的利己主义者。《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犹太人”之所以遭到批判，就是因为被赋予“视财如命”、“做生意”、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麦克弗森将其概括为“占有性的个人”)等诸多特性，一旦切断了这些特性与犹太人的联系，犹太人也许就不再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而一旦有人(比如说现代人)沾染上这些特性，就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笔者尤为认可前文提到的威廉·布朗沙尔和迈克尔·麦丹的观点，认为与其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是反犹主义者，不如说马克思是在反对犹太人与金钱的关系，反对作为金钱或作为资本象征的人。 最后，笔者之所以认可“四”，是因为无论马克思是一名反犹主义者(包括自我憎恨者)，还是非反犹主义者，抑或说他是模棱两可的，笔者认为都没把握到问题的实质。 对于马克思是否为一个反犹主义者的问题可能有必要先行弄清“反犹主义”的所指，并弄清马克思谈论的“犹太人问题”在实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只有在厘清了后两个问题之后，才能合理地回答第一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来说，我们不妨看看恩格斯是如何论述的： 反犹太主义，这是文化落后的标志，因而只是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还有俄国，才有它的地位。如果是在英国这里，或者是在美国，有谁打算鼓吹反犹太主义，那他简直会被人耻笑，而在巴黎，德留蒙先生的著作(这比德国反犹太主义者的作品高明得无法比拟)也只是微不足道地和毫无影响地暂时耸动了一下听闻。 反犹太主义无非是中世纪的、垂死的社会阶层反对主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股反动逆流；因此，反犹太主义戴上伪装的社会主义假面具，只为反动的目的效劳；这是封建社会主义的畸形变种，我们同它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反犹太主义在某一个国家能够存在，那只证明那个国家的资本还不够发达。[26] 相信这种对“反犹太主义”的解读应该也能够为马克思所认可。而依据这样的一种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自己、恩格斯和梅林等人都不会把马克思判定为一名反犹太主义者。我们难以想象马克思的思想在他的朋友、学生和他自己本人看来是落后的。因而，以是否为反犹主义者的问题来审视马克思，的确不是一种恰当的视角，这里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不是这样思考问题的。显然，这样的设问对于马克思，也不是一个好问题。 在不同人的理解中，“犹太人问题”可能会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或政治问题，甚至是人种问题。比如，对于布鲁诺·鲍威尔来说，犹太人问题是一个宗教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犹太人问题”在其实质上不是一个民族问题，⑩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问题，而是一个作为市民社会象征的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正如很多学者所了解的，马克思没有一般、抽象地批评犹太人，而是同情穷苦的犹太人，对犹太人的政治解放也给以理解和支持，而对富有的犹太人则极尽嘲讽。(11)也就是说，马克思批判的是作为金钱和自私自利象征的犹太人，一旦犹太人不再作为自私自利和金钱崇拜的象征，犹太人就不再是马克思的批判对象。“犹太人问题”在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中与其说是一个直接的批判对象，不如说是马克思借以批判市民社会、现代性的一个“道具”。而可以与之相印证的是，在马克思后期的论述中，他已经极少将犹太人与资本联系起来，也极少将犹太人社会与市民社会相等同。因此，与其说马克思批判的是犹太人，不如说他批判的是资本；与其说他批判的是犹太人社会，不如说他批判的是市民社会。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犹太人”，而在于将“金钱、实际需要”奉为生活准则，这一点，在马克思笔下，不仅遍及“犹太人”，而且遍及“基督徒”、现代人。可以说，马克思批判的是那种视“金钱、实际需要”为生活准则的人，那种认为“万般皆商品”的市场人格。如果我们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之后的作品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就会发现，这种视“金钱、实际需要”为生活准则的人，认为“万般皆商品”的市场人格打从《莱茵报》时期开始，就一直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只不过在《莱茵报》时期，他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道德的蔑视和基于法哲学的批判，而在这里，他则表现出试图以社会的物质生产的视角对这种市场人格进行揭示。这样的分析方法几乎可以称之为一种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或者说是“前阶级分析方法”。认可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会多少认可列宁对这个文本的判断：《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起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彻底完成”。[27] 注释： ①他们观点的概述参见张倩红：《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2～183页。 ②埃德蒙·西尔伯纳认为：“马克思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被看作是反犹太主义的代言人之一，他对犹太人的厌恶扎根于他内心的深处并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马克思在近代社会主义的反犹太传统中占据着毫无疑问的中心位置”。王志军：《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研究现状、问题及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7期。 ③达戈贝特·D.鲁内斯编辑了一本包括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在内的书，取名为《没有犹太人的世界》(Marx，1959)。其暗示书名是马克思自己的，而马克思只写了一篇反犹的论文。鲁内斯和法肯海姆两人的观点可参见William H.Blanchard,“Karl Marx and the Jewish Question”,Political Psychology,vol.5,no.3(Sep.,1984),pp.365～374. ④“我们不仅发现马克思将犹太教的本质归结为商业和金钱的观点，而且对犹太教创造精神进行了极度的贬低、将消灭犹太教作为人类解放(包括犹太人)的必要条件。这是早期一个犹太自恨者(Jew-haters)谨慎小心需要的翻版。”王志军：《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研究现状、问题及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7期。 ⑤参见王志军：《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研究现状、问题及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7期。 ⑥法国学者汤姆·洛克曼也附和这种观点，认为“《论犹太人问题》暴露出令人遗憾的反犹太人倾向，这一点经常受到批判”。[法]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杨学功、徐素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83页。 ⑦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马克思的《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4页)。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谈到了他对宗教的社会主义的态度。 ⑧在达戈贝特·D.鲁内斯编辑的《论犹太人问题》英文版的前言中，不仅强调马克思是反犹主义者，而且还以斯大林等社会主义领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些批评为依据，试图证明马克思主义与反犹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甚至还臆想出“马克思主义类型的反犹主义”。他称此书是《论犹太人问题》的第一个英文版本。他写的序言很短，缺乏充分的事实与逻辑推论性，但具有明显的反社会主义色彩，也就是说其意识形态因素超过了学术性。见A World without Jews，New York，1959. ⑨1964年，什洛莫·阿维内里在《马克思和犹太人的解放》一文的开头就指出：“卡尔-马克思是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者在今天看来是极其平常、无须争议的事实。”张倩红：《从〈论犹太人问题〉看马克思的犹太观》，《世界历史》2004年第6期。 ⑩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否定了犹太民族的说法。 (11)恩格斯在《论反犹主义》中也表现出类似的思维方式，“在英国这里和在美国由于东欧的反犹太主义者，在土耳其由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而有着成千上万的犹太无产者，而且正是这些犹太工人在受着最残酷的剥削，过着最贫困的生活。在我们这里，即在英国，最近一年里发生了三起犹太工人罢工事件，——怎么能把反犹太主义说成是反对资本的斗争手段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