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实现金融深化的路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路径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世界研究史的厚实积累相对比，目前国内对日本战后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却很少。作为后起发达国家的日本，其战后金融结构呈现出哪些特征？它是如何实现金融深化的？金融自由化、银行危机的出现又如何影响了其金融结构与制度的变迁？对上述问题的探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战后日本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中心的集权式“银行主导型”模式中政府“温和”及“选择性”地干预金融市场的影响与效果，以及该模式伴随着日本由赶超型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过渡之后如何进行了重新构建、其构建的经验与教训如何，这对经历了世界性金融危机创伤的各国金融体系的重建将会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初步梳理日本由赶超经济向发达经济过渡过程中实现金融深化的路径与特征，并探讨其经验和教训。
一、金融深化理论与日本的实践
金融深化理论的出现源于经济学家对落后经济体中金融抑制现象的研究。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McKinnon)以其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的出版奠定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基础，他提出了“金融抑制”概念，指出落后经济体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割和更大的不确定性，市场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资本配置通常是不合理的，这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肖(Shaw)同年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金融深化”这一概念。McKinnon和Shaw指出经济落后国家应当放弃对金融体系和市场实施过多干预、通过实施“金融自由化”或“高实际利率”对策以摆脱金融抑制。
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是复杂的，仅仅依靠“金融自由化”不足以建立高效稳定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并推动经济发展，其后亚洲及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失败也证明了这一点。随着产权经济学、契约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学术界认识到无摩擦的阿罗——德布鲁相机所有权的分析框架是不切实际的，由此对金融体系功能以及一国金融深化模式的研究逐步加深。[1]90年代中期以后，赫尔曼、穆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Mudork and Stiglitz，1990)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从政府应该如何促进金融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金融约束政策的实施可以促进金融深化，并将金融深化的有效性推广至更广阔的范围。[2]
21世纪以来的金融深化理论发展更具普适性，注重研究不同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些研究还考虑到经济发展阶段与金融结构的关系。贝克和莱文(Beck and Levine，2002a；Beck and Levine 2002b；Levine，2002)、铃木卓实(2002)、岡部光明等(2005)认为，无论是银行主导型还是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其金融深化的实现均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金融部门的发展促进了一国产业发展及有效率的资金分配。[3]Levine(2004)认为金融深化的实现可以期待企业在外部资金筹措中增加更多的选择项。贝克、德米居奇-匡特、沙利文和莱文(Beck，Demirguc-Kunt，Laeven and Levine，2004)的研究扩展到金融深化的实现更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尤其对中小企业较多的产业产生较大影响；Beck，Demirguc-Kunt and Levine(2004)指出金融深化更能有效促进贫困阶层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它可以一定程度地缩小贫富差距。[4]
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从研究落后经济体的金融抑制现象及实现金融深化的对策发展到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的金融发展问题，在普适性不断提高的同时，越来越重视一国应该发展具有怎样的金融结构的金融体系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其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社会福利的作用。这一特征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金融深化的概念。按照林毅夫等(2006)的解释，“金融深化”不仅意味着金融体系的规模相对于实体经济而扩张，即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且意味着金融体系的内部构成即金融结构的变化。[5]本文将“金融深化”界定为一个动态过程，其整体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在讨论时将留意下面的问题：评价一国金融体系整体的高效率运转，既包括从金融体系角度来观察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不能忽略金融发展水平与金融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单纯评价银行主导型或市场型金融体系孰优孰劣，或是仅仅讨论集中的银行业结构还是分散的银行业结构哪个更有效率，甚至忽视本国实体经济发展要求而盲目追求金融深化等现象的出现。因此，本文的考察中将从金融体系的规模(金融中介)相对于实体经济的变化角度分析战后日本的金融发展水平，并假定“银行主导型”间接金融为日本战后赶超期的“最优”金融结构，该结构随着日本国内向发达经济体的过渡以及金融自由化等外部冲击发生调整，并最终由“市场型间接金融”这一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混合体”所代替。
McKinnon早在1973年的研究中就指出日本是在金融中介不断发展过程中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典型国家。McKinnon(1973)和Shaw(1973)在提出对政府剥夺私人部门金融资产的实际收益的警告性建议的同时，指出提高投资效率的关键是提高金融中介质量。
根据日本银行《经济统计年报》1955年至1980年版以及内阁府《国民经济统计年报》1955年至1980年版的统计资料，如果采用衡量金融中介的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M2/GDP比率来计算战后赶超期直到80年代以前日本金融体系相对实体经济变化的情况，我们发现自1955年至1979年间，日本M2/GDP比率由大约44％稳步上升至85％左右，同期间金融中介贷款余额/GDP的比率在石油危机之前由28％稳步上升至40％，随后在45％至42％之间徘徊。①这一点肯定了日本战后赶超期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中介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金融中介质量的提高促进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二、战后赶超期：“温和的”金融约束促进了金融深化
在青木昌彦等(Aoki，Patrick，and Sheard，1994)对战后日本主银行体系经验总结的基础上，金融约束理论将一系列政策组合作为政府促进金融深化的战略核心，论证了这一战略不仅可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提供租金，同时保证了金融机构未来存续中可能得到的租金——“特许权价值(Franchise Value)”的实现。[6]日本学界的相关成果代表，诸如岡崎哲二、奥野正寛、植田和男、石井晋、堀寛宣昭等人不仅认为“人为低利率政策”是必要的，同时将之判断为金融约束政策的代表，稍显不足的是对租金效应与金融深化的关系研究上稍显不足。为此，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人为低利率政策”的租金创造机制，探讨日本在战后赶超期实施的金融约束政策是如何促进金融深化的。
(一)人为低利率政策的租金效应
日本的人为低利率政策始于1947年，我们将政府的这种行为称之为“温和的”金融约束的原因在于它与政府从民间部门获取租金的“金融压抑”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金融约束制度的本质在于政府通过存款利率管制创造租金，租金创造机制如图1(a)和图1(b)所示。
提高服务质量，由此使银行贷款供给曲线向右移(向)，由此产生租金效应。
(二)银行部门的租金推算与金融约束政策的效果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此期间银行部门的租金。假定市场利率为非利率管制下的利率，由于存款与隔夜拆借资金均计入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金来源部分，假定两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此市场利率使用隔夜拆借率这一指标。从图2可以看出，银行部门的利差1955年在4％左右，高速增长期结束时下降到2.3％，但平均利差保持在2.78％的较高水平，整体显示出稳步下降的趋势。此期间市场利率水平呈现出大幅度变化，图3显示的重要的现象是如果没有实施利率管制，则银行利差减去租金的绝对值大多数年份都是负值(见表1)，这充分说明银行部门获得租金的事实，说明由于租金的存在保证了银行超额利润的空间，使银行部门的经常收益率在利差不断收窄的空间内保持相对稳定。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金融体系的基本职能在于动员储蓄和配置资金，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还必须能够减少系统风险，其中，能否有效地配置资金，又是最为根本的。日本在经济赶超期，带有政府支持金融机构实现长期利润最大化战略行为性质的“温和的”金融约束政策之所以效果显著，在于它在金融体系整体资金不足的条件下，能够引导有限的资金配置到经济体中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同时，它对金融机构形成一种激励，金融机构网点增设与服务的改善使其能够高效率地动员储蓄，产生高于本身利润的积极的外部经济效果，从而实现金融部门的深化。因此，赶超期的金融约束政策的效果促进了金融深化。
三、金融自由化以后：市场增进、体系重建与监管并进促进了金融深化
(一)金融约束的效果逆转与市场增进
事实上，随着日本整体金融体系摆脱了资金不足的状态而向资金剩余状态过渡之后，金融约束政策的效果发生了逆转，主要表现在：
1.金融约束政策没有及时放松导致信用膨胀与银行的“肥大化”。随清遠(2008)的研究证明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企业资金不足与投资的比率由1974年的54.8％下降到1986年的19.3％，而同期企业对银行贷款需求与投资的比率也呈下降趋势。[7]由于人为低利率政策“租金”的激励因素，金融机构仍然保持着不断扩大规模、开发客户的经营战略，导致信贷规模的膨胀与银行的过剩投资。银行贷款占GDP比例由1980年的65％上涨到1989年的103％，同期银行资产占GDP比例由110％上涨到182％，10年间银行资产相对实体经济的规模膨胀了大约70％，[8][9]导致了银行的“肥大化”，这成为90年代银行危机的隐患。
2.金融约束政策的维持付出了昂贵的“沉没成本”。朴盛彬(1999)认为，“租金一旦由政府的政策决定，在其产生的同时意味着它具备为政权服务的特征，这是在‘金融’中涉及的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池尾、岩佐、黑田、古川(1993)证明了虽然金融自由化的潮流渐渐涌入日本，但就金融产业而言来自金融当局的“干预”仍然没有减轻。[10]池尾和人(1999)揭示了金融约束政策之所以继续维持的原因在于金融约束政策在实施后在政策制定者(政府)与关系者(金融机构)之间产生了一定的沉没成本，沉没成本的存在诱发了额外的投资。例如金融机构内部设置的企划部门多是为了与政策当局斡旋而设立的，它在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诸如此类“沉没成本”的付出导致了该政策难以在合适的时候退出市场。
金融自由化以后，一些可以享受不受利率管制的企业的金融收益增加，这使得企业更加重视资本运营，到1986年，日本大企业的金融资产收益率达到8％左右。同时，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深，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增资出现上升的趋势，企业外部融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由11.9％上升到27％。日本个人金融资产中有价证券所占比重在1980至1989年间由12.7％上升到22.5％。[11]图3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M2/GDP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两个金融深化的重要指标，两者均显示出稳步上升的趋势，说明80年代以后以金融自由化为背景的市场增进是实现金融深化的重要途径。
图3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金融深化与银行投资
资料来源：M2/GDP、贷款余额/GDP来源于日本银行《经济统计年鉴》各年度，GDP实际增长率、民间企业设备投资/GDP来源于《国民经济计算年报》各年版，笔者计算。
(二)市场型间接金融体系重建与金融深化
从90年代初期开始，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与M2占GDP比重出现了背离(见图3)，观察民间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发现此期间日本的民间投资并没减少，说明银行存在低效率产业部门的投资。而此期间银行向房地产、建筑业等部门的大量投资引起的信用膨胀终因泡沫经济的破灭导致不良债权问题积重难返，进而引发了银行危机，阻碍了经济发展。可见，在金融自由化“外压”之下的市场增进促进了日本在实现赶超后的金融深化，而国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其金融体系资源的低效率配置这一阻碍金融深化的重要因素，在外压与“内乱”的双重压力下，日本金融体系走上了一条重建之路。
金融体系的重建始于1998年，由当时大藏大臣咨询委员会“金融制度调查会”提出构建“市场型间接金融”的设想，即在保留传统间接金融模式的基础上采取“强化市场”的做法吸收直接金融的优势，这一“混合型”的制度创新对日本金融中介结构的转化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12]鈴木博(1997)证明了日本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结构中，存款和贷款等反映传统型间接金融特征的比例逐渐下降，国债、投资信托收益证券以及债权流动化产品大幅增加。[13]这反映出转型后的金融中介更重视利用市场集中管理与运用投资者的资金，体系重建提高了金融中介效率与金融化程度，说明了它对金融深化的促进作用。
(三)改进监管使日本免受金融危机重创
日本从银行危机中认识到金融体系流动性的泛滥不仅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还会引致实体经济的衰退，以往的教训使日本在其金融体系构建的同时强化了监管体制。赶超期集权式“银行主导型”模式中日本采取了以大藏省为主的“护航舰队式”的中央集中监管，由于其过度扶持降低了金融体系自身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受金融自由化潮流的影响，日本放松了管制，加之金融中介职能发挥的麻痹使其金融体系流动性风险提高导致了金融危机。危机后日本以“金融监督厅”的正式成立为契机，开始实施以“增强金融市场竞争力”和“改进金融监管”为主要内容的监管改进，[13]它不仅表现在金融厅对所有金融行业和金融产品实施全面监管，使得泛滥于美国无监管场外交易中的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均处在被监管的范围内，还表现在金融市场的统一立法上。2006年，日本制定了《金融商品交易法》，明确了“金融商品”概念，构筑了从销售、劝导到资产管理、投资的全方位的横向金融法，较好地协调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这些做法是使得日本免受源于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重创的重要原因。
金融体系的发展可以降低流动性风险，促进经济增长，这是金融深化理论中十分注重的内容之一。日本通过由“监管”到“自由、放松”到“改进监管”的金融监管改革过程，实现的金融体系发展是其金融深化的重要表现。日本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必须始终把“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作为监管者制定各类改革举措的重要理念和指导思想。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认为，战后日本实现了金融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以来其金融发展过程实现了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赶超期日本通过“温和”的金融约束政策实现了金融深化，但金融约束政策在应该放松甚至退出的时机没有放松或退出，阻碍了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市场增进与90年代中期银行危机爆发后的金融体系重建以及监管制度的改进促进了金融深化。从日本实现金融深化的路径可以看出，金融部门的深化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金融深化的效果视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而有所不同，因此不同经济体应视情况而选择金融深化的手段。日本金融深化过程中金融制度“创新”与“监管”并举的做法，对各国金融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M2及贷款余额源自日本银行《经济统计年报》1955-1980年，GDP源自内阁府《国民经济统计年报》1955-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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