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文化论战——反思90年代文化的新视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论战论文,年代论文,新视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无论人们对90年代以来的文化进程持有何种看法，但在经过了近八年的历程之后，已没有人对90年代与80年代文化的巨大差异持否定的态度。“后新时期”（注：有关“后新时期”概念的详尽阐释可参阅谢冕、张颐武著《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文化研究的概念，业已在它出现近六年之后凸现了其不可忽视的概括力和表达力。理解和分析90年代文化的特殊的表征，以对其发展的脉络作出理论性的分析业已成为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的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在今天，“冷战后”的新世界格局于模糊迷离中日渐成形。东亚所发生的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社会危机正喻示着这一新格局的若干重要的表征。而中国本身在亚太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进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已极为明显。在这一时刻，重新切入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变革的复杂进程，不仅仅局限于事件的当事人或参与者的立场或知识背景，而是重新超越那些具体的论战、分歧和讨论，从当下的新历史情势中去寻找论争的焦点与盲点，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所需要的不是表态式地表明自身的立场，或以一种疏离式的高高在上的态度声称一切早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在这里，描述和概括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项绝对公正而客观的工作。它无疑牵涉到每个人在当下全球化与市场化转型之中所处的位置及每个人的知识和话语背景。介入和参与并不意味着自然地丧失了进行分析和概括的权利，而置身事外也不是天然地成为旁观者。当下所出现的一切正需要与参与同时的反思，与介入同时的追问。事实上，在这个有关自己所处时代的思索中，没有谁能充当一个绝对的、高高在上的裁判，也没有谁能够脱离当下的语境。于是，超越文化论争的尝试似乎仅仅构成了另一次参与，而参与本身又是新的阐述的可能性的展示。如何认识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化不仅是认知我们自身的努力，也是“阐释中国”的无限可能性的展示。这篇文章仅仅是一个有幸参与了90年代的种种文化激变的个人的见证。这里有认知的困惑，有面对挑战的迷茫，也有在经历了不间断的努力之后的一丝欣幸和喜悦。一切都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必须超越种种迷雾般的混乱，在对混乱的反思之中提供不同于那种简单化的粗浅评判的认真而严肃的思考。
对于90年代的文化的概括本身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的积累，它必然会透露出它背后的话语及权力运作的踪迹。我们不仅需要分析这种概括归纳或分析了“什么”，也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关注是“谁”在概括或“如何”概括这些现象。因此，我们在分析种种文化现象的同时，也应对这种现象的概括加以关切。这里既需要一种话语的分析，也需要一种“元”话语的分析。只有在这样的分析中，众多的概括和阐释的意义才可能凸现出来，而理论本身才会真切地对于当下作出适切的反应。本文试图通过一些简略仓促的分析，捕捉90年代文化思考的一些关键的“点”，由此引发新的思考，也可以对一些试图由某种特定的话语立场对90年代文化的概括作一回应。我的分析和探索是初步的，但它毕竟是试图绘出一幅思想与精神的粗略草图的尝试。
二
90年代以来有关文化的激烈论战，一直是中国及海外关切中国问题的知识分子表达自身对于文化的思索的场域。在这里交织着不同的欲望、想象与焦虑，对这些论争的脉络进行一些清理，正可以透视90年代文化思潮的发展。
90年代文化论战都发生于1992年之后，乃是新的社会和文化形态日趋成形之后的现象。此后，一系列的文化论争烈度渐强，不断构成文化“热点”。而在90年代初显然有一个与80年代的“间歇”时期，在这个时期中，80年代的旧的“问题”已退居后景，新的“问题”还处于萌芽状态。除了若干较为敏感的论者一直关注文化的进程，由一些重要现象的分析，如对《渴望》，张艺谋、陈凯歌电影，王朔的小说的读解中提出了“后现代”与“后殖民”的理论阐释之外，其他有代表性的理论并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现。此外，个别论者以民族主义的立场对90年代全球格局及中国位置进行的思考也是90年代初较为独特和新颖的理论。这些理论都在90年代中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成了文化论争无法回避的“问题”。不少论争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但在90年代初，这些理论话题仍仅仅局限在个别领域之中。
1992年之后，90年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已日渐清晰。在这里，中国新的经济成长及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都以巨大的速度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经历了独特的发展之后，又与许多人的预言相反，进入了一个以极大的“速度”发生变化的时期。这种变化仿佛是静悄悄地完成的。在人们仍然困惑于旧的“问题”之时，新的“问题”突然凸显出其涵义。在这里，“问题”本身不得不迅速转移，“问题”间的替换仿佛在一个瞬间之内已告完成，理论的视界也不得不转向新的方向。如何认知当下的中国？如何理解90年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异常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如何在一系列难以厘清的新的问题面前作出回应？这些问题都开始严重地困扰中国知识分子及海外关切中国问题的知识分子。在这里，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进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突破了“新时期”话语的既定界限，因此也就具有了若干新的特征和新的文化形态。如何“阐释中国”又成了一个新的尖锐的挑战。
在这里，出现了严重的“阐释中国”的焦虑（注：“阐释中国”的焦虑是我提出的一个用以描述90年代以来有关批评理论在中国大陆发展的概念。可参阅《“阐释中国”的焦虑》，《二十一世纪》1995年4月号。），这种焦虑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与社会进程的迅速变化。中国经济市场化及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结构的重组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这种重组是市民社会产生，以往自上而下的“纵”的秩序被一种多元多向的“横”向的联系和“纵”“横”交织的复杂的运作所替代。市场所构成的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想象日趋多元化，这些新的状态都要求某种新的历史叙述。80年代所产生的有关经济成长与文化变迁的整体性的“宏伟叙事”已无法说明当下的激变，而80年代构造的以“主体”为中心的“现代性”想象亦面临着理论阐释的困难。中国在90年代发生的变化不仅不是一种“整体”解决的一揽子方案的实践，反而是在不同领域和方向上有不同的“速度”和方法的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它往往以一种领域的高速成长和另一些领域的相对稳定作为一种特殊的发展策略。这些都对以“整体性”为前提的历史叙述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另一方面，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已使中国在经济上日益加入全球市场体系。无论是跨国资本对中国各个领域的广泛投入，还是中国巨额的出口，抑或是信息化所带来的全球传播与因特网的发展，都使得80年代对于“西方”或“发达社会”的想象早已终结，一种具体而实在的“西方”早已纳入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之中。“西方”或世界不再仅仅是一种虚幻的表征，而早已具体化为中国语言／生存状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上述两个方面的深刻转变构成了“阐释中国”的焦虑的最为关键的部分。这种焦虑来自一种深刻的阐释危机。这种危机正在于诸种来自80年代的“新时期”话语（注：有关“新时期”话语形态的若干描述可参阅《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的阐释代码已无法有效地处理90年代以来的诸多文化问题，而“冷战后”的新的世界格局也使旧的二元性的话语无力再对之进行表达。许纪霖的一段描述是相当生动而具体的：“近10年来，大陆知识分子前后发生了两次自我的反思。第一次是80年代中期，刚刚从社会的边缘重返中心的知识分子们在一场‘文化热’中企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过去的形象决裂，重新担当起匡时济世，救国救心的使命。第二次是9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急速的社会世俗化过程，知识分子好不容易刚刚确立的生存重心和理想信念被世俗无情地颠覆、嘲弄。他们所赖以自我确认的那些神圣使命、悲壮意识、终极理想顷刻之间失去了意义，令知识分子自己惶惑起来，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有意思的是，8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从强调精英意识开始觉悟的，而到了90年代，又恰恰是从追问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虚妄性重新自我定位。”（注：许纪霖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4年第5期。）这些说法未必能准确概括90年代初的思想氛围，但无疑相当敏锐地描述了90年代与80年代的文化及知识分子在认识论层面上的巨大差异。由此可见，90年代所发生的激烈的文化论战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这种“阐释中国”的焦虑的结果。“何去何从”的困惑，正是知识与话语断裂的表征。这种断裂乃是阐释的危机，话语已完全与具体的文化和社会状况“脱节”。正是由于这种“脱节”状态要求着对于“当下”本身的新的阐释。
阐释危机需要新的有力的探索，“阐释中国”的焦虑正是两场大论争的背景和基础。这两场论争一是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这一讨论由《上海文学》1993年6月号上的对话录《旷野上的废墟》发端。1994年3-7期《读书》杂志连续发表五篇有关“人文精神”讨论的对话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随后，围绕这一概念，引发了知识分子内部的激烈的论争，论争所涉及的问题既杂且广。但讨论主要在中国国内进行，所涉及的论题也主要集中于有关中国的迅速“市场化”所造成的种种后果。它的论战双方的焦点都落在对中国社会内部的文化现状的估量和评判上。它的主要议题是两个，一是如何认知“市场化”的结果，二是知识分子应对市场化的社会做出何种反应。因此，这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论争实际上是知识分子面对中国内部结构所出现的深刻变化而产生的“阐释中国”的焦虑的表征。
二是由《二十一世纪》杂志于1995年2月号所发表的赵毅衡的《“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及徐贲的《“第三世界批评”在当今中国的处境》二文所引发的有关中国“后学”的讨论（注：“后学”一词首先由赵毅衡提出。在赵毅衡的《“后学”与中国新保守主义》一文中，这一概念几乎涵盖了所有中国大陆90年代出现的文化现象。在近几年的讨论中，“后学”一词已被用来确指中国“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我不认为这一概念确切地概括了这些工作，但作为一个业已约定俗成的概念加以“挪用”，乃是一个权宜之策。这里的使用完全是为了行文方便。）。这一讨论将有关中国“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的探讨带入了海外汉语文化圈。这一讨论的中心问题，一是如何认知西方“现代性”对于中国当下社会和文化的作用，也就是这一话语是否具有绝对的价值而无需进行反思和追问。它是否天然具有绝对的“普遍性”？二是如何理解“全球化”的挑战，也就是是否“全球化”就是按照西方的话语改造中国。“全球化”是否就是“西方化”？这一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将“中国”置于“冷战后”的新世界格局之中去探讨它的位置。人们在这里要处理的是“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也就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如何认知“中国”及重新阐释中国的问题，这乃是海外及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无法预料的后果的文化反应。
可以说，两场论争一是回应市场化所产生的后果，试图重新切入新的经济／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重组中获得新的发言位置；二是回应全球化的冲击，重新认知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新位置，在这种确认中将知识分子的“主体”放在全球格局中再度加以把握。两次论争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接触到了90年代中国“问题”的关键之点，其分歧亦凸现了不同的知识分子在不同背景下的不同选择。综合两次论争的诸多问题可以发现，其间的分歧所凸显的基本差异正是“阐释中国”的焦虑在国内／国际的不同领域中的不同的表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不同知识背景、不同选择的人们在竞逐于话语空间之中。他们共同的焦虑乃是对急剧变化的现实失掉把握，语言的世界与具体而实在的世界之间的“脱节”乃是问题的中心。在这两场论战中，我都曾有所参与并发表过诸多意见。今天我所试图做的，不是再度申说一个当事人的个人见解，而是试图通过对论战及论战中表现出的诸多“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批判性的视点。毕竟我们对于这两场论争已有了深入反思的可能性。
三
从今天的角度再度审视两场论争，可以发现双方在一个点上始终停留不前，即讨论始终集中在对于90年代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是否合理，知识分子应对其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上。“人文精神”的讨论是在对“市场”的文化含义的分析中展开的，如“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在其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对话中就十分明确地指出：“说得夸张一点，今天的文化差不多是一片废墟。”（注：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有关这类文化表述是否有根据的讨论一直是这一论争的焦点。而在有关“后学”的讨论中，有关的评判也十分直接。如徐贲就认为在中国大陆从事文化研究就只能“避实就虚”和“舍近求远”。而当下的中国则是一个绝对压抑性的空间，其中充满着“文检箝制”（注：徐贲：《“第三世界批评”在当今中国的处境》，《二十一世纪》1995年2月号。）。这类判断和表述充溢于论战文章之中，也就是说，论争的见解乃是建立在对“当下”文化及社会情势的评判之上的。因此，问题好像出在不同的评价间在话语上的分歧和认知上的差异。但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关键恰恰在于这些判断本身却是来自于一种“先验”的认识。对于这一时代的状况的认知并不是建立在某种有力的研究之上的，而往往仅仅是研究者个人的某种印象。在这里，既没有充分的本文分析，也没有更为深入的社会结构和话语运作的研究，而往往止于某种印象的宣泄和个体及特殊群体利益的表述。在这里，描述被先验的判断所取代了，结论的提出越过了具体的观察与分析。这里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跳跃，“阐述”的前提首先是进行观察，但在争论的议题上却始终未能见到深入地描述和观察，这似乎是导致简单化的概括和情绪化的表述的原因。在这里，对新的社会文化状态的思考要求一种新的阐释方向和角度，但讨论却往往变成了表态式的选择，这就使得对问题的了解不能有所深化。如对于“市场化”，无论是对之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都应该以对于文化状态的分析为前提才能开始其探讨，但在这些论争中却独独缺少这一环节，这不能不限制了论争本身，使之局限在一个相对十分狭小的领域之内。这使得争议本身由于仅仅反映了特定人群的诉求，在这里，研究者本人的话语和意识形态选择支配了对于90年代中国状态的阐释。论争的状况在相当程度上证实了福柯有关知识／权力互动的理论：在论争中的论者选择哪种知识，直接与他在话语中的位置有关。在这里，知识乃至理论从来不是一种透明之物，而是具体地成为文化语境的一部分。观察
者跳过了细致的观察而直接得出对时代的评判，是这两场论争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它喻示了观察本身不会是一个客观、静止的过程，研究者的“主体”具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对大陆市场化进程及“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最激烈的否定性的言论，往往是出自一些并不进行细致分析的感觉与印象的宣泄，这当然就无法细察90年代以来的复杂的文化状况，只能以一种急切的宣谕来克服“阐释中国”的焦虑。如一位论者异常直率地宣称“启蒙还是我们遥遥企及的理想”，并认为“无论如何，中国知识分子现时还没有权利对启蒙说三道四”，并把任何对现代性的反思称作“知识界的白色恐怖”（注：单世联：《我们无权对启蒙说三道四——警惕知识界的白色恐怖》，《岭南文化时报》1996年8月8日、18日。）。还有论者将在中国大陆出现的若干批评理论称为“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注：张隆溪：《多元社会中的文化批评》，《二十一世纪》1996年2月号）。这些表述显然都无意对当下文化发展进行认真的分析，而试图用简单的善／恶判断一举击倒论战对手。但这些极为激烈却缺少起码论证的观点，当然既无助于我们加深对新语境的认识，也无助于克服“阐释中国”的焦虑。
在这里，问题发生在不愿意或不可能对当下文化状态作起码的认知性的分析。这可以以布尔迪厄有关“象征资本”的理论稍加分析。在布尔迪厄的理论框架之中，所谓“象征资本”乃是指通过文化及教育的积累及话语中的特殊位置所获得的隐形资本，但它的运作亦与资本相似。因此，论争的发生也是知识分子的“象征资本”所面对的危机的表征。前引许纪霖的论述中有关见解正说明了这一问题，而另一位论者则表达得更为直率：人文精神的危机乃是“从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的自身原因讲，就在于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和意义的把握，在基本信仰和认同上两手空空，甚至都不觉察自己两手空空”，因此，“人文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救行为”（注：《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273页。）。这也就为理论化为某种特殊的“信仰”、“认同”及“自救”提供了合法性。而有关“后学”讨论中这类放弃认识的努力，仅仅进行价值判断的做法也十分普遍。由此看来，在论战中放弃对具体语境的分析而直接进入价值判断的倾向，及由此引发的为知识分子这样的特定群体（这一概念本身也模糊不清，其所指实际上仅涉及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自救”而发言的策略，更使得某种认识论上的思考无法展开。“象征资本”丧失的焦虑超越了某种分析的立场，这当然难于取得某种对话，因为一旦进入“信仰”或“认同”的问题时，沟通或交流的可能就相对较弱，就更少建构一个“公共领域”的可能。论争双方论点的合理性就不会被充分考虑。
论争所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叙述压倒了共时的探讨，也就是对于时间性的关切远高于对于空间性的关切。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所关注的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沉浮史，仅仅局限于一种来自“现代性”话语的历史描述。如有论者认为知识分子“两手空空”的处境“并非仅由他们自己所造成，也绝非仅是最近十年所造成，而是近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中，由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因素合力造成的”（注：《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这些论点都仅有一个历史的立场，而对中国“市场化”构成的多方面的社会结构的空间变化的影响未加分析。知识分子仅有一个历史的面向，而在当下的空间面向上的性质和功能则被刻意地“不见”了。实际上，所谓“知识分子”的当下处境，很大程度上是当下空间中的结构性转变所支配的，并不仅仅是某种历史演变的结果。而有关“后学”的讨论，由于涉及“全球化”，应该更注重空间性的分析的讨论，有关“冷战后”新世界格局的讨论也与有关所谓“历史意识”的讨论不成比例。那种只重历史，不重空间分析的讨论往往会造成诸多“盲点”。如在两场讨论中，论争双方都认为中国的经济成长带来的后果是人们普遍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对此评价不同，一派认为这带来了道德上的沦丧和失控，另一派认为经济的成长给普通人带来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实际上，改革及市场化的经济后果中也包含着一部分人的直接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实际情况并不像论争双方所共同承认的那样简单。直到1996年之后出现的“社群文学”，才对此进行了较为有力的回应。而在有关“后学”的讨论中，双方也都对亚洲及中国经济成长的前景确信不移，并未有任何疑问。但东亚金融危机的出现也显示了情况远非如此简单，亚洲经济成长目前的难题显示了全球化带来的空间格局的变化不能简单地以历史发展的脉络加以分析。这种重时间、轻空间的思路显然和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新格局不相适应，也无力构成进行新的描述的可能。面对目前空间化发展的倾向，中国及海外关注中国问题的知识分子所给予的重视是相当缺乏的。这导致了对空间意识的忽视，也就难于更为深入地切入当下的问题。福柯曾指出：“目前的这个年代或许基本上将是属于空间的年代。我们置身于一个共时性的年代，我们身在一个并置的年代，一个远与近的年代，一个比肩与分散的年代。我相信，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比较不像是一条透过时间而发展出来的长直线，而比较像是纠结*
接各点与交叉线的空间线。”（注：Diacritics,1986,22-27，转引自《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5年6月号。）对空间问题不加以深入地探索必然会使得我们的“阐释中国”的焦虑无法得以化解。
综上所述，我认为90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有两个误区：一是价值论压倒了认识论，有关价值判断的讨论压倒、取消了有关认识时代和文化状态的探索；二是时间性压倒了空间性，对历史的追溯超出了对于当下空间格局的细察。因此，讨论虽已涉及若干重要的问题，却无法取得更深入的成果，也极难形成真正的对话，这使得“阐释中国”的焦虑仍在延续。
四
如何真正超越这类讨论的局限，切实地进入“阐释中国”的空间之中，我以为有两个策略应该被强调。一是翻转以价值优先的选择，首先进入认识的领域，在对于时代文化发展的深入认识上取得成果。这就需要达到两个方面的目标，首先是建构对本文阅读和思考的方式，从本文出发进行研究，在对本文的探讨中引发出对问题的追索。其次，要将具体文化现象的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以经验的研究与理论的思考相结合。这样，认识方面的深入才可能形成对话和讨论，否则只能是自说自话。二是要对空间化的倾向及当下的空间格局进行深入的探索，以一种能动的实践意识切入当下的格局，对之产生新的洞见和反思，因为只有通过更深入的空间研究才可能引发新的思考。
这两个策略的目标乃是超越目前论战的困境，在对90年代的反思中尝试建立一个新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乃是一个真正对话和探讨的空间。所谓“公共领域”是一个脉络复杂，有着多种不同阐释的概念，据廖炳惠的阐释：它“一方面有一种开放空间的概念，表现出一种社会的场域，社会的空间，而在此空间之中，意义有其被诉说、散布与彼此协商的余地。除了空间的概念之外，这个词也表现出一个公共群体一起建构出一个公共概念，以及经由此种程序来创造出一套彼此可以透过一种理念和某种众所接受的准则，来进行非常开放的讨论，以此种方式来构成大家均能认同、产生共识的一种公共事理。”（注：《美国文学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选集》，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第204页。）这种“公共领域”正是几年的文化论争所缺少的。论争本身已化为一种情绪激动的相互攻讦，而“阐释中国”的焦虑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为严重。这就使得在对话的前提下形成一个可供讨论的公共领域显得异常紧迫。讨论不是为了争胜负、论短长，而是为了在对话中达到清楚地把握当下。90年代延绵甚久的思想分歧在呼唤一个新的“公共领域”的出现，以便提供对于时代的新的理解，形成新的讨论的方式和议论的规则，由这些有关方式和规则的相对共识达到对时代及文化理解上的新的可能，这正是克服“阐释中国”的焦虑的关键所在。
因此，任何反思90年代文化及思潮发展的尝试都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独此一家和定于一律的，而是必须在一个新的“公共领域”之中对文化及思想做出新的探索。我们不应该用一种“宏伟叙事”来给予历史一个结论，而是应该在不间断的反思之中提供相互的参照，只有如此，文化论战才会凸显其自身的意义。于是，朝向一个公共领域的建构正是我们面对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