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高帝萧道成之“家教”及其门风之变化——从一个侧面看萧齐皇族的“士族化”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门风论文,南齐论文,士族论文,皇族论文,侧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9.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7)05-0132-05
就家族门风而言，寒门与高门之间差异明显。世家大族往往传承十数代，相沿数百年，大多形成了以儒家礼法思想为基调的家族风尚，其子弟涵养其中，无不受到其熏染，从而表现出独特的士大夫气质。而寒门人物尽管凭借一时的军功业绩飞黄腾达，但往往家族内总自相残害，风气污浊，令人不耻。南朝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动，寒门势力不断抬头，类似的情况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对此，钱穆先生曾指出：“门第的精神，本是江南立国主柱。蔑弃了门第，没有一个代替，便成落空。落空的结果，更转恶化。……南朝诸帝，因此惩于东晋王室孤微，门第势盛，故内朝常任寒人，而外藩则托付宗室。然寒人既不足以服士大夫之心，而宗室强藩，亦不能忠心翊戴，转促骨肉屠裂之祸。”钱先生又指出寒门皇室风气说：“南朝的王室，在富贵家里长养起来，(但是并非门第，无文化的承袭)他们只稍微熏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的风尚，而没有浸沉到名士们的家教与门风，又没有领略得名士门研讨的玄学与远致。在他们前面的路子，只有放情胡闹。……庄、老放言，破弃‘名教’，复归‘自然’，本来不教人在家庭团体、政治组织里行使。魏、晋名士，一面谈自然，一面遵名教，故曰名教与自然‘将毋同’。南朝的王室，既乏礼教之熏习，(因其非世家)，又不能投入自然之朴素。(因其为帝王，处在富贵不自然之环境中)蔑弃世务的，(大抵幼年皇帝居多)则残酷无情，循环篡杀，势无底止。”[1](P.268、PP271-272)综合考察南朝皇室的生活状况，钱氏所论，大体不误。不过，对这一情形，齐高帝萧道成已有所察觉，因而努力强化对其子弟的家教，提升其礼法与孝友意识，目的在于维护其家族内部的团结，稳固其统治。
作为寒门武将出身的萧道成，他目睹了刘宋皇族的残酷倾轧，并寻机篡夺了刘宋政权，因而深知寒门家族风尚的弊病。建立齐朝后，他非常重视孝友之道的训导。据《南史》卷四三《齐高帝诸子传下》，萧道成第五子萧晔，“母罗氏，从高帝在淮阴，以罪诛。晔年四岁，思慕不异成人，每恸吐血。高帝敕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济，汝可与共住，每抑割之。’三昧，晔小字也。故晔见爱。”由萧晔年幼如此苦孝，可见萧道成一贯以此教导子弟，而由萧晔以此“见爱”，进一步说明萧道成家教之导向。又，萧道成第十子萧鉴，“性聪警。年八岁，丧所生母，号慕过人，数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献王闻之，抚其首呜咽，谓高帝曰：‘此儿操行异人，恐其不济。’高帝亦悲不自胜。”萧道成第十六子萧铿，“生三岁丧母。及有职，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识母，常祈请幽冥，求一梦见。至六岁，遂梦见一女，云是其母。铿悲泣向左右说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闻者莫不觑欷。”萧鉴、萧铿二人都是年幼的孝子，正是其家风影响的结果。又如萧道成第十九子萧铉，“初，铉年三四岁，高帝尝画卧缠发，铉上高帝腹上弄绳，高帝因以绳赐铉。及崩后，铉以宝函盛绳，岁时开视，流涕呜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萧道成育子如此。
不仅如此，萧道成临终前告诫萧赜，要他吸取刘宋亡国的教训，千万避免“骨肉相图”的悲剧。他死前，将个性特殊或年幼的儿子都向萧赜做了安排，如萧铉，“母张氏，有宠于高帝，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临崩，以属武帝，武帝甚加意焉，为纳柳世隆女为妃。武帝与群臣看新妇，流涕不自胜，豫章王嶷亦哽咽。”[2](P1092)其他如萧晃等皆明确提醒萧赜宽厚相待。他希望其家族后代能够相互友善，不断增强其家族的凝聚力，从而像儒家世族那样世代延续。
萧道成还十分重视对其孙子辈的培养。如文惠太子萧长懋，是萧赜的长子，《南齐书》卷二一《文惠太子传》载“世祖未弱冠而生太子，为太祖所爱。姿容丰润，小字白泽……太祖方创霸业，心存嫡嗣，谓太子(指萧赜)曰：‘汝还，吾事办矣。’处之府东斋，令通文武宾客。”又辅导萧长懋研习《左氏春秋》等儒家经典，希望将其培养成文武兼备的接班人。萧道成称帝前，封萧长懋为南郡王，“江左嫡皇孙封王，始自此也”[3](P1098)。萧长懋后来具有很好的文化素养，深得士大夫群体的尊重，这当然得益于其后来的不断学习，但追溯其起始，应当说与乃祖萧道成的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
齐武帝萧赜也很重视对其子孙的礼法教育。如文惠太子，萧赜称帝后，以其为皇太子，《南史》卷四四《齐武帝诸子·文惠太子传》载其“及正位东储，善立名尚，解声律，工射，饮酒至数斗，而未尝举杯。从容有风仪，音韵和辩，引接朝士，人人自以为得意”。当时“文武士多所招集”，萧长懋因此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武帝加强其礼法素养的训导：
永明三年，于崇正殿讲《孝经》，少傅王俭令太子仆周颙撰为义疏。五年冬，太子监国学，亲临策试诸生，于坐问少傅《曲礼》云“无不敬”义，俭与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答，太子又以此义问诸学生，谢几卿等一十人，并以笔对。太子问王俭：“《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说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义，岂当相主？”俭曰：“《乾》健《震》动，天以运为德，故言‘帝出乎《震》’。”俭又谘太子《孝经》“仲尼居曾子侍”义，临川王映谘“孝为德本”义，太子并应酬答，甚有条贯。
文惠太子生活上尚奢，“武帝履行东宫，见太子服玩过制，大怒，敕有司随事毁除，以东田殿为崇虚馆。”武帝次子萧子良也是一个修养甚高的人物，这也与其家教相关。《南史·齐武帝诸子·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载：“幼聪敏。武帝为赣县令时，与裴后不谐，遣人船送后还都，已登路，子良时年小，在庭前不悦。帝谓曰：‘汝何不读书’子良曰：‘孃今何处？何用读书。’帝异之，即召后还县。”萧子良年幼知孝，这得益于家教，而萧赜尊重幼子的感情，是因势利导，颇得育子之道。后来，萧子良与乃兄文惠太子等“甚相友悌”，处处表现出仁厚孝义的性格特征。此外，如武帝第七子萧子懋，《南史·齐武帝诸子·晋安王子懋传》载：
诸子中最为清恬，有意思，廉让好学。年七岁时，母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佛令华竟斋不萎。”七日斋毕，华更鲜红，视罂中稍有根须，当世称其孝感。
又如武帝第十一子萧子罕，“母乐容华有宠，故屋帝留心。母尝寝疾，子罕昼夜祈祷。于时以竹为缵照夜，以缵宿昔枝叶大茂，母病亦愈，成以为孝感所致。主簿刘鬷及侍读贺子乔为之赋颂，当时以为美谈。[3](P1114)可见萧赜对诸子的礼法教育颇有成效。
萧道成之后，齐武帝比较踏实地遵循乃父之诫言，优遇兄弟子侄。据《南齐书》卷三五《高帝十二王传》，萧赜与七弟鄱阳王萧锵关系甚好，“锵和悌美令，有宠于世祖，领军之授，齐室诸王所未为。锵在宫理事无壅，当时称之。车驾游幸，常甲仗卫从，恩待次豫章王嶷。”八弟桂阳王萧铄，“清羸有冷疾，常枕卧。世祖临视，赐床帐衾褥”。应该说，萧飒赜与大部分兄弟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当然，诸弟中也难免有个别粗疏之人，他也遵守乃父的诫言，予以包容。如萧晃，为萧道成第四子，“少有武力，为高帝所爱”，颇有军功，齐朝建立后，“高帝践阼，晃每陈政事，辄为典签所裁，晃杀之。上大怒，手诏赐杖”。萧道成怕他日后恃武生事，加以压制。这也是其家教的一个方面。萧道成死前特意将萧晃托付给萧赜，要求“处以辇毂近藩，勿令远出”，这是为了保护萧晃。后萧晃以南徐州刺史入中书监，“时禁诸五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爱武饰，罢徐州还，私载数百人仗还都，为禁司所觉，投之江中。帝闻之大怒。”但他想起萧道成的遗言，于是没有追究萧晃之死罪，“终无异意。然晃亦不见亲宠。当时论者，以武帝优于魏文，减于汉明”[2](P1080)。但在日常生活中，萧赜对萧晃还是比较友善的，史称“世祖尝幸钟山，晃从驾”云云[4](P624)，便是显例。
齐武帝时，其同胞兄弟萧嶷在处理其家庭内部事务中地位比较突出，可谓楷模。据《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传》，萧嶷“宽仁弘雅，有大成之量，太祖钟爱焉。”他很有军政能力，宋末齐初，他任荆州刺史，总领上流军事，“时太祖辅政，嶷务在省约”；萧道成谋篡之际，萧嶷在地方免除民间赋税、减轻刑法等，深得人心，以致王俭称其“自庾亮以来，荆楚无复如此美政”。他又在地方设立学校，建元二年，“其夏，于南蛮园东南开馆立学，上表言状。置生四十人，取旧族父祖位正佐台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补之，置儒林参军一人，劝学从事二人，行释菜礼”。他后来返京师，“发江津，士女同送数千人，皆垂泣”。对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儿子，萧道成是十分赏识的，其生病，萧道成“深忧虑，为之大赦”，其恢复健康，则为之“设金石乐”；萧道成甚至一度想以他取代萧赜的继承人地位：“建元中，世祖以事失旨，太祖颇有代嫡之意，而嶷事世祖恭悌尽礼，未尝违忤颜色，故世祖友爱亦深。”但萧嶷深知教友之道，“太祖崩，嶷哀号，眼耳皆出血”；萧赜继位，他全心辅佐，“嶷不参朝务，而方事密谋，多见信纳”。萧嶷平时为人很注意礼节，而萧赜也以“同生相友睦”。永明年间，萧嶷十分低调，一再请求解职，萧赜不许，说：“毕汝一世，无所多言。”对他们兄弟之间的和睦关系，《南齐书》萧嶷本传有详细记载。
齐武帝一再下诏称述萧嶷的品德，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萧嶷平常教育其子弟也以和睦为要务，其死前还以此训诫诸子，要求其子弟“其相勉励，笃睦为先”，“勤学行，守基业，治闺庭，尚闲素，如此足无忧患”，这与儒学世族的门风训诫是完全一致的。对此，《南齐书》卷二二传末“史臣曰”所论云：“……蕃辅贵盛，地实高危，持满戒盈，鲜能全德。豫章宰相之器，诚有天真，因心无矫，率由远度，故能光贤二祖，内和九族，实同周公以来，则未知所匹也。”萧子显为乃父作传，自然难免誉美，但指出萧嶷“光贤二祖，内和九族”，则并非无据。萧嶷一生内敛谨慎，不仅为了保全自己，而且主要在于敦睦家族。从其家教的效果看，其子弟皆有良好的礼法修养，而且在学术文化上表现突出，是齐朝皇族唯一延续到梁代依然保持其显赫地位的房支。据《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萧嶷之子“(萧)子恪兄弟十六人并入梁”，这虽主要得益于梁武帝的提携，但也以优良的门风不无关系。如萧子恪作为其房支的代表，其兄弟之才学多超越其上，他常谓所常曰：“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4](P509)萧子恪以谦退的作风维持其家庭门风的传承，体现出他致力兄弟和睦的心态。子恪第六弟子范，其所生母卒，“子范有教性，居丧以毁闻”；子恪第八弟子显，“幼聪慧，文献王异之，爱过诸子”，其“容止吐纳”，风采绰约；子恪第九弟子云，“性沈静，不乐仕进”；子云弟子晖“性恬静，寡嗜好”。[4](PP510-516)凡此皆可见萧嶷家教之深刻影响。
不仅如此，萧嶷在萧道成去世后，一再劝阻萧赜对其他有过失的萧氏皇族人物采取过激的处置方式。如长沙威王萧晃私藏武器，本应处死，萧嶷稽道流涕，对武帝曰：“晃罪诚不足宥，陛下当忆先朝念白象。”白象，即萧晃的小字，这是提醒萧赜不要忘记乃父对诸子弟的感情，武帝闻之，“亦垂泣”[4](P624)，从而放弃对萧晃“将纠以法”的打算。又如《南齐书》卷三五《高帝十二王·武陵昭王晔传》载，萧道成第五子萧晔与齐武帝不和，萧嶷则从中协调，一方面进言武帝多加包容，另一方面则劝导萧晔克制自己的性格。《南史》卷四三《齐高帝诸子下·武陵王昭传》又载，萧昭与齐武帝之间屡生冲突，常机锋相对，但在萧嶷的斡旋下，总算没有进一步激化。萧嶷如此苦口婆心，目的在于维持兄弟之间的和睦。
从上所述，可见萧道成、萧赜、萧嶷父子，很注重用儒家礼法仪范来改造其家庭门风，希望通过教悌伦理方面的教育，使皇室子弟逐步养成恪守礼法的习惯和品格，以避免因粗暴的僭越而引发家庭内部骨肉相残的悲剧。从相关事实看，萧齐统治集团嫡支在南齐王朝建立后，其门风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随着他们社会地位的提高，表现出迅速的“士族化”趋势。可以说，后来如果没有齐明帝以庶支篡夺及政治斗争的恶化，也许不致发生严重的宗族内部残酷杀戮的局面。
谈论萧齐皇族之门风“士族化”趋向，不可否认，即便在萧道成、萧赜父子比较包容的宗族亲睦的政策下，其子弟中一些受封为王者也时常有违禁越制甚至生事作乱，如萧道成子长沙威王萧晃、萧赜第四子鱼复侯萧子响等，都好尚武力，私藏兵械。萧晃之事前已详述，而萧子响，据《南齐书》卷四○《武十七王·鱼复侯子响传》，他一度过继给萧嶷为子，萧赜即位后，任为辅国大将军、南彭城临淮二郡太守，“见诸王不致敬。子响勇力绝人，关弓四斛力，数在园池中帖骑驰走竹树下，身无亏伤。及出继。车服异诸王。每入朝，辄忿怒，拳打车壁。世祖知之，令车服与皇太子同。”后还为武帝子，任荆州刺史，“子响少好武，在西豫时，自选带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胆干。至镇，数在内斋杀牛置酒，与之聚乐。令内人私作锦袍绛襖，欲饷蛮交易器仗。”其幕僚有人“连名密启”，子响竟然将这些人都杀了，这是严重违背当时典制的行为，齐武帝下令说：“子响若束首自归，可全其性命。”但萧子响又一度公然对抗，最终被赐死。①这虽是极端的事例，但其家庭内各种不和谐的因素确实不少，而这仅仅依靠道德教化自然难以杜绝。对于萧齐家族门风问题，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史部·正是类·《南史》”部分有一则札记中说：“自来宗藩之祸，无过于萧齐，而贤王之多，亦无过于萧齐，天道瞢昧，殊不可解。顾文献尤朱邸之表率，而身极富贵，殁备哀荣，子孙多才俊，皆见免危世，显用异代，虽以子恪之疑，犹被原赦，是亦为善之报矣。竟陵文宣王于武帝诸子，最称贤哲，以王融事见疑郁林，忧愤早卒，读史者咸以为惜。”李氏所谓“天道瞢昧，殊不可解”，即对萧齐之门风表示困惑。对此，我们可以从其出自寒门的文化背景予以理解。
对诸皇子的这种表现，齐武帝深感失望与不安，于是下决心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王侯的管束，其具体方法就是借鉴和强化刘宋以来“典签”制度的职能。对此，《南齐书》卷四·传论中有言：“……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骄剪逸，积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贻虑。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闻启，端拱守禄，遵承法度，张驰之要，莫敢厝言，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苟利之义未申，专违之咎已及。处地虽重，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仓卒一朝，艰难总集，望其释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余风，在齐而弥弊也。”所谓“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这就是指在藩国重用“典签”。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二“齐制典签之权太重”条指出：“齐制，诸王出镇，其年小者，则置行事及典签以佐之，一州政事以及诸王之起居饮食，皆听命焉，而典签尤为切近。”他根据《南齐书》、《南史》等相关记载，详述典签对诸王在军政活动及日常生活上的严厉监督。可以说，当时的典签虽地位较低，但实际上是皇帝派出的亲信，定期向皇帝汇报，使得地方藩王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帝的掌控之中。《南史》卷四四《齐武帝诸子·巴陵王子伦传》有一段较完整的记载，可以大体反映当时典签苛禁诸王的情形。
“典签”之制，固非南齐所创，其发端于刘宋，又延续至萧梁，但比较而言，则以南齐实行得最严厉，由当时诸王哀叹名为王而实“与囚何异”，可见其苛禁之酷。从家庭文化的角度看，与其寒门统治者崇尚集权专制有关，也与其子弟越制僭乱有关。
南齐统治时间甚暂，但其无行的淫乱君主则十分突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一“宋齐多荒主”条中指出：“古来荒乱之君，何代蔑有，然未有如江左宋、齐两朝之多者。宋武以雄杰得天下，仅三年而即有义符。文帝元嘉三十年，号称治平，而末有无怨劭之悖逆。孝武仅八年而有子业。明帝亦仅八年而有昱。齐高、武父子仅十五年而有昭业。明帝五年而有宝卷。统计八九十年中，童昏狂暴，接踵继出，盖劫运之中，天方长乱，创业者不永年，继体者必败德，是以一朝甫兴，不转盼而辄覆灭，此固气运使然也。”赵翼详引史籍所载诸“荒主”之种种淫奢之表现，可谓证据确凿。不过，赵翼分析形成“荒主”密集的原因时，他以为“此固气运使然”，似乎说不清楚。其实，依照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主要在于宋、齐统治集团的寒门文化风尚的影响所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齐武帝之后，南齐的政治更迭与“乱主”问题，主要是由其家庭之庶支篡夺皇位所致。由上文所论，萧道成、萧赜之嫡传子孙尽管有不守礼法的情况，无论如何不致发生灭绝宗族的惨害，而齐明帝萧鸾篡位后，对齐高帝、武帝子孙采取灭绝政策。
萧鸾本人及其房支文化修养甚差，其以不正当的方式夺取皇位，因而大肆杀戮原来的皇族子孙，说明萧齐宗室之不同房支的“士族化”进程尚存在明显的差异，有待于其后继者在文化上的进一步改造和推进。
注释：
①对于萧子响之被赐死，萧赜一度很难过，因为他使用极端的方式来处理家庭内部的问题，有违亲亲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