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理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路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0)03-0005-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明确提出，是党的十七大完成的。十七大后，理论界针对理论体系确立的意义、内涵等方面做过一番研究，也取得一些成果，但整体看还有很大需要拓展和深入的空间，尤其是在理论体系建构的理路方面，还缺乏深入探讨。应当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又一升华，既是理论的创新，也是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试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的理路作些研究，与理论界的同仁们共同学习。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范畴的界定
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范畴，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实践的界定，把理论还原于实践，从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把握；二是理论自身的界定，从理论内涵上把握。
第一，实践的界定。实践是理论发展的源泉，理论发展离不开实践，理论发展离开了实践，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P290)。理论发展只有与实践发展相结合才有意义，任何理论都可以在实践中找到它的发展轨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进程，这既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进程，又是一个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二者的发展是相统一的。理论界在评判改革开放30年历史功绩时，有学者提出“两个100年”的命题，认为评判改革开放30年功绩，应当放在这个大历史背景中看待。这个观点和命题就很有新意。看待一个事物或界定一个事物，只有把这个事物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或大的发展过程中才能辨别清楚，才能有一个科学的界定。我们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范畴，把握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发展脉络，也必须遵循这个规则。“两个100年”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50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跨度似乎大了点。党的十五大在阐述中华民族变化时，用了“一个100年”即从1900年到2000年，讲了一个世纪中华民族的变化，这种说法更加贴切。如果我们把时间向后推一推，放到“五四”运动至今近100年中，就可以更加明确地发现，这近100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2](P2)。而伴随着近100年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也实现了从传播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而且随着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大变革，也实现了两次大的理论飞跃，而每次飞跃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体现和印证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和大变革。正如江泽民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伟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实现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3](P37)。这种历史与理论发展进程的高度一致性，正是实践与认识、知与行的同一性的表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两大变革，都显明地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范畴作了划分，展现给人们清晰的发展脉络和轨迹。
第二，理论的界定。所谓理论的界定，是就理论体系的特殊性而言的。任何事物所以称其为该事物，是由其内在属性决定的，理论体系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既包括毛泽东思想，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体系既一脉相承，相互衔接，但又各属一个体系，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属性差别，并不是本质上的差别，而是理论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和材料上的差别，其基本内核及其原理是不变的，正像父辈与子女之间，虽然个体变了，但贯穿其间的基因却没有变。无论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基本原理是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实际中的运用，是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的产物。理论内涵上的差别是由于其形成背景和形成的时空所决定的。毛泽东思想形成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理论内涵的突出特征是革命性和斗争性，革命理论、斗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P17)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理论、革命根据地和政权建设理论、人民战争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无不流淌着“革命和斗争”的血液。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毛泽东的建设理论，特别是他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进行了探索和尝试。特别是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我们党明确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今后的工作中心应从阶级斗争转变到社会生产建设上来。毛泽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本身就是一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之作。但由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模糊认识，所以实践中工作中心不够明确，造成后来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中走了弯路。这也恰恰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不系统、不完整的，仅仅是起始阶段，或者说是理论发展的感性阶段，在毛泽东革命和斗争理论中不占主导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完全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其理论内涵上的突出特征便是建设性和发展性。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生产力发展理论、改革开放理论、强国富民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便开始了空前的社会主义大变革、大发展。“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2](P3)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党从理论上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涵，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一理论的提出，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正如江泽民指出的：“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最近多次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3](P57)。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也是硕果累累。从创立邓小平理论开始，又实现了两次理论飞跃，产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繁荣大发展时期。但这些理论无论如何发展，也都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范畴，都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基本内容，紧扣社会主义发展这个主题，都是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基本任务，彰显了建设性和发展性，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可见，从理论自身的界定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建设性和发展性为突出特征，而毛泽东思想是以革命性和斗争性为突出特征，二者有着显明的区别标志。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轨迹
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和推进过程，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萌芽到成熟、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集中体现在党的历代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贡献上。
第一，毛泽东掀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序幕，是该理论体系的起源和初始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也奠定了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基础。没有这些基础的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便无从谈起。毛泽东正是在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掀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序幕。我们从毛泽东的著作中，能够明确地找到理论体系的起始和萌芽。毛泽东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开篇就指出：“中国向何处去？”其后又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4](P662～663)。1948年5月毛泽东在阜平花山村时讲到：“我们要在解放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5](P76)。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对未来的新中国作了一个纲领性的勾勒，而这个立国治国原则，就紧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实上，关于一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二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三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四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个坚持”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就提了出来，只是没有系统起来。在理论创新上，他坚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6](P260)，“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7](P109)。理论创新要定位在“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殊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8](P333)。毛泽东的多方面论述，已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体系创立指明了方向，掀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序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萌芽阶段和重要理论渊源。
第二，邓小平设计和领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实践和理论上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奠基人和创立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从承接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思想成果，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是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在理论不断深化中完成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总结了过去近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已经有了一个轮廓。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且认为“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9](P3)。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地提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P23)，并且首次提出两个标准，“都要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9](P23)。这个标准后来发展为“三个有利于”。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推进，邓小平更加坚定了十二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在多种场合，不断地阐述和强调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定位，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排除来自国内外各种思潮的干扰。他说：“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9](P213)
我们党对邓小平理论范畴的提出，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开始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后又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到十五大，党才明确地提出“邓小平理论”，并且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2](P9)。党的十五大认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2](P11)。可见，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基础性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厦，在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
第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早在上海任职期间，江泽民就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在实践中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3](P21)。他担任总书记后，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经过十年的实践检验而为亿万人民所认识和接受的科学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3](P69)。他号召全党“要更加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P69)。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建设步骤、祖国统一等方面系统地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深刻阐述，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有其他许多内容，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10](P151)。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江泽民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愈加深入，直到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范畴，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认识进入新的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已形成。
党的十五大之后，江泽民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把理论创新摆在了突出地位。他认为，我们在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同时，又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今后，我们依然要坚持这样做，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加强理论指导，又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2](P97)“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必将不断产生丰富的新鲜经验。我们不仅要在实践中善于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而且要善于通过总结从中提炼出符合规律的认识和结论，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2](P287)正是沿着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的思路，江泽民遵循客观要求，以时代发展为主题，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为主线，在深刻反思党的建设、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又进一步拓展了。
第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又在理论体系建构上作了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向一个发展的新境界。胡锦涛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引，就没有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11](P10)“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和艰苦探索中取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全党同志一定要倍加珍惜。”[11](P20)他要求全党，在未来的征途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风险，都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在继承的同时，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着眼于创新。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断发展的事业，因此我们还要继续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我们还要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他重申江泽民所指出的：“要使党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11](P21)他说：“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11](P9)“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11](P7)后来他一再强调，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12](P10)。在这种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思维的指导下，他带领新一届党中央，围绕时代主题和社会发展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短短六年多时间，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上进行了重大创新，取得了一批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思想和部署的精神之中。概括地讲：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学习型政党等。这几条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它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性质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不仅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进行了大胆创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13](P10～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范畴的提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其创新表现在：一是内涵的扩展。胡锦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13](P11)二是属性的确定。胡锦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13](P11)。这一理论体系本质上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是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之中总结、概括和升华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三是地位的确立。胡锦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3](P11)。胡锦涛还明确地提出理论体系的发展方向，“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13](P11)。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范畴的提出，突破了理论体系传统的建构模式，实现了理论体系建构上的新飞跃。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于有其特定的形成和发展背景与历史阶段，因此建构特征非常突出和鲜明，具体特征也是多方面的，这里讲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有其宽厚的基础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真正开始形成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于毛泽东时代受到实践发展的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处于感性阶段，这种感性阶段的理论是相对肤浅和不成熟的。在这个阶段，人们还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因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就是搞“一大二公”，搞“人民公社化”，特别是后来又搞了“文化大革命”，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模糊和混乱。“文革”之后，面对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局面，邓小平领导全党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并且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13](P7～8)。邓小平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完成了由起始阶段到成熟阶段、由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带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理论，其基础宽厚，理论实践性、指导性很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居根本性地位。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这个社会主义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很长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都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之上。
第二，理论体系的拓展突出了重点性。
党的十四大报告，深入阐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此时，尽管还没有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范畴，但其指导地位已经在全党确立，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建立，并已经扎根于中国这块沃土，成为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指导思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随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的不断深化，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初步具备。党的十四大及时地提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市场经济，而且又是社会主义属性的市场经济，这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必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此举开天辟地，前无古人，振聋发聩。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新要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党又面临着一场深刻的革命和挑战。如何应对这场革命和挑战，党必须从指导思想上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更好地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如何始终保证全党同志按照党的奋斗目标、按照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来行动，维护和加强党的坚强团结和高度统一，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现实问题。只有正确回答了这些问题，党的建设才能更好地向前推进。”[14](P1～2)江泽民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十四大、十五大精神的指引下，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思想内容，虽然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著作中都有明确论述，但是，能够结合时代发展要求，突出地提出来，系统地加以阐述，并赋予时代内容，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重大创新，显现了理论体系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新途径，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完备，重点更加突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理论体系的升华呈现出实践性和开放性。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完全溶入世界经济之中，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相互影响，变数加大。党的十六大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指导性提出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适应新形势，不断与时俱进。面对十六大之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能源和资源危机的凸显；面对国内政治形势中不同利益诉求多样化的呈现；面对国内文化领域多元化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击；面对社会领域中大量不和谐因素的出现；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和大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适应新形势，大胆开拓创新，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理论，明确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对国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理论问题。从2003年春天胡锦涛到广东考察时第一次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努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完整地表述了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5](P3)；再到党的十七大准确地定位：“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3](P12)。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过程，我们党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合与发展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成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大的质的飞跃，大大加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现实指导作用，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一次螺旋式上升过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向一个新的发展峰巅。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特征，表现为基础宽厚，重点突出，发展、开放的螺旋式上升的鲜明特点。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将是我们党的长久性课题。毛泽东曾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预言：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更艰巨，“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16](P143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漫长和艰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也将是一个漫长的开放的发展过程。
收稿日期：2010-01-05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邓小平论文; 江泽民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毛泽东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胡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