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_技能培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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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1-6523(2011)01-0006-07

新生代农民工又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青年农民工”、“新农民工”和“1.5代农民工”等,一般指出生于1980年以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进城务工的农民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并持续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就业稳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前的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约占总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1.6%,约为9 000万人。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足以影响到整个农民工就业的大局。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及行为取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文化程度较高,对农村陌生,对农业不熟悉,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和环境,他们崇尚自由,追求个性,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较大的家庭负担,对工作性质、工作环境、福利待遇、职业前景等方面有着较高要求。就业过程中一旦发现当前的工作在某些方面不能满足其要求,他们大多数会选择辞职、暂时性不就业,或是一直处于待就业状态,就业稳定性较差。正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大、就业稳定性差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出现了新的变化,企业在招工、用工等方面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此,当前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王春光(2001)[1]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得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代际问变化,他们不仅在流动动机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在许多社会特征上也很不相同,应加快城乡社会结构变革,使他们成为城镇社会新的居民;刘传江和程建林(2007,2008)[2-3]的调查结果显示,第二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为加快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必须进行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创新;符平、黄莎莎(2008)[4]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试图通过频繁的工作变动、不断地更换工作地点和职业类型来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王兴周(2008)[5]通过对珠三角新老两代农民工的比较研究得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比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差;韦芳芳(2010)[6]通过调查得出新生代农民工第1次就业的流失率高达40%多,第1次工作一般3个月就辞职,就业稳定性差。此外,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问题,辜胜阻(1994)[7]、杜鹰和白南生(1997)[8]、蔡昉(2000)[9]等从城镇化、社会学和人口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综观上述研究,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大多是描述性分析,实证模型研究的不多。本文在总结前人所做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实证分析模型,模型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为响应变量,并假设该响应变量受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特征因素、人力资本特征因素、择业观念因素和就业环境因素等方面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因素;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意见,着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更稳定地实现就业。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数据为课题组人员于2009-2010年对江西、湖北、安徽、山西、深圳等省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和访谈所得,问卷主要调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及行为取向等。共发放问卷600份,收回问卷566份,其中有效问卷530份,问卷回收率94.3%,问卷有效率93.6%。在全部有效问卷中新生代农民工为303人,占总人数的57.2%,这个比例恰好与《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约占总外出农民工的61.6%接近,从而也说明了本次调查所选取的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文章主要内容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根据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学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参考相关学者和前人的研究,挖掘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二是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t实证分析模型,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估计结果进行解释。

(二)描述性分析

1.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特征在所调查的样本中,新生代农民工男性占47%,女性占53%,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女性略高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4.2岁,其中,年龄在20岁以下的有42人,占13.8%;年龄在20至23岁的有155人,占51.1%;年龄在24至27岁的有79人,占26.1%;年龄在28至31岁的有27人,占9%。新生代农民工的风险偏好均值为1.93,其中保守型的有74人,占24.4%;中间型的有173人,占57.1%;冒险型的有55人,占18.5%。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加,其选择更换工作的次数逐渐减少,频率降低,从而就业的稳定性也较高;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风险偏好系数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下降,说明越是冒险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就业稳定性越差。

2.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特征(1)文化程度。在所调查的样本中,新生代农民工只有小学文化的为9人,占3%;受过初中教育的为148人,占50.5%;受过高中教育(中专/中技)的为141人,占46.5%。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老一代,他们大部分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

(2)技能掌握情况。在所调查的样本中,新生代农民工中有184人具有某种技能,占61%;没有掌握一技之长的为119人,占39%,可以看出很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掌有某种技能。在问及掌有何种技能时,大部分回答的是化工、机械制造业、服装纺织业、酒店餐饮娱乐业等方面的技能,而掌握建筑施工业方面技能的较少。从统计分析来看,掌握了某种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的次数和频率要低于没有掌握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从而其就业稳定性也较高。

(3)工作经验。在所调查的样本中,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年限的均值为3.6,即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年限平均在3年半左右,相比老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年限低。主要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多为初、高中毕业,受教育年限的延长推迟了他们外出的时间。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外出的时间将会越来越长。

(4)培训经历。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培训的愿望十分强烈,根据调查数据,有125人参加了技能培训,占41.2%。在参加了技能培训的这部分人中,有69.2%的人还想再参加技能培训,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78.6%的人想参加技能培训。同时,在问到技能培训对就业的重要性程度时,有71.6%的人认为技能培训对就业非常重要。从统计分析来看,参加过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高于没有参加过技能培训的。

3.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观念特征(1)对目前工作环境的态度。在所调查的所有样本中,新生代农民工对目前工作环境很不满意的有4人,占1.3%;不满意的有42人,占13.8%;一般的有172人,占56.8%;满意的有68人,占22.4%;非常满意的17人,占5.6%,满意度平均值为3.06,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目前的工作环境满意度不高。从统计分析来看,对目前工作环境满意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更换工作的次数越少,频率越低,从而其就业的稳定性相对较高。

(2)择业机会识别。根据调查数据,新生代农民工中有16人认为重新找到一份工作是很容易的,占5.3%;认为比较容易的有52人,占17.2%;一般的为119人,占39.3%;困难的为84人,占27.7%;非常困难的为31人,占10.5%,均值为3.09,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找工作的自信心有所提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而不像老一代农民工主要靠关系来寻找工作。正因为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在市场上可以较容易地找到工作,所以一旦发现目前的工作不能满足要求、无法实现预期目标时,他们敢于积极主动去寻找下一份工作,或许换一家企业,或许换一个行业,从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较差。

(3)职业报酬观。根据调查数据,月收入在600元以下的有12人,占4%;600~1 200元的有86人,占28.4%;1 200~1 800元的有95人,占31.4%;1 800~2 400元的有62人,占20%;2 400元以上的有48人,占16.2%。可以看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普遍不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报酬观与老一代农民工有着明显的不同:老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目的是赚钱,生活十分节俭,且赚的钱大都会存下来留作家用,而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把职业发展当作就业最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消费也不再像父辈那样仅用于简单的衣食住行,他们会把钱花在诸如手机、电脑、网络、服饰、娱乐等很多方面。从统计分来看,随着月收入的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上升的趋势。

(4)职业发展观。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机是寻求个人发展,根据调查数据,在选择影响就业最重要的因素时,有117人选择了将来的发展前途,占总人数的38.6%。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比较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和自我发展,他们在努力谋求工作的同时,更加重视寻求一个适合个人发展并具有一定成长平台的职位。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不仅仅是为了赚取一份薪水,更想通过工作去改变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让自己掌握一种谋生的技能,进而去追求身份、地位和个人素质的提升,最终实现向上流动的理想。

三、变量选择及模型构建

(一)变量的界定及选择

(1)响应变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Y)。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年限和最近3年工作变动次数情况,计算出每个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变动频率,从而得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工作变动频率。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都表现出就业的不稳定性,大部分人都曾经更换过1次或多次工作岗位,为了便于分析,找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设大于等于平均工作变动频率的为就业不稳定,赋值为1;小于平均工作变动频率的为就业稳定,赋值为0。

(二)模型构建

为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根据已设定的变量,采用Logit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进行实证分析。Logit回归模型是研究定性变量和他们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有效分析工具[10-11]。Logit回归分析因变量有两种选择,根据事件的发生与否只能取1和0(虚拟因变量),本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模型的应变量只有两种可能,即稳定和不稳定。设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的概率,则1-示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的概率,从而可知/(1-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机会比率。Logit回归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四、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一)实证模型分析过程

运用SPSS16.0软件对所调查的截面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首先将自变量中所有的影响因素引入回归方程,进行回归分析(表2)。表2分别给出了各个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B)、标准误差(S.E.)、统计量(Wald)、自由度(df)、显著度(Sig.)以及幂指(Exp(B))。其中,Sig.表示不同变量沃尔德(Wald)检验的显著性水平;Exp(B)表示解释变量对就业稳定机会比率的边际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大多数解释变量的作用方向与预期一致,且HL(Hosmer and Lemeshow)Chi-square值统计不显著,说明所构建的模型很好地拟合了数据[12]。但由于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模型的预测准确度不高。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存在,提高预测准确度,采用向后最大似然比逐步筛选(Backward:LR)进行回归,以显著性水平为0.05、剔除水平为0.1、置信度为95%,经过8步筛选,得到一个整体回归系数显著水平较高的模型(表3)。

(二)实证结果分析

1.模型总体分析与评价从表2和表3的HL(Hosmer and Lemeshow)Chi-square值可以看出,所有解释变量一起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机会比率是有显著影响的。二元Logistic回归得到的回归系数不像普通回归中那样理解为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只能从符号上判断解释变量的增减变化引起响应变量概率的增减,符号为正表明概率随解释变量增加而增加,反之则概率下降[13]。在所选取的变量中,年龄、择业机会识别、月收入和工作环境4个变量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机会比率影响是显著的。其他的变量在统计上虽无显著意义,但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回归系数的期望符号与实际的对比关系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2.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1)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从模型结果来看,变量系数为正,与预测方向一致,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较大。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机会比率的边际影响为1.49,即年龄每增加3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的机会比率提高1.49倍。这跟问卷调查数据也是相互吻合的,即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加,其选择更换工作的次数减少,频率降低,因而就业稳定性也越高。

(2)择业机会识别态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从模型结果来看,变量系数为负,与预测方向一致,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择业机会识别态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较大。择业机会识别态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机会比率的边际影响为0.69,即择业机会识别态度每变化1个单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的机会比率将相应提高或降低69%。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认为找一份工作比较容易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低于认为找工作比较困难的新生代农民工,即择业机会识别态度偏向过于自信,没有很好地认识现实的情况以及自身的发展方向,从而越容易更换工作,增加了就业的不稳定性。

(3)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从模型结果来看,变量系数为正,与预测方向一致,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较大。月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机会比率的边际影响为1.34,即月收入每增加600元,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的机会比率提高1.34倍。这从问卷调查数据也可以看出,月收入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更换工作的次数越少,频率越低,从而其就业的稳定性也较高。

(4)工作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从模型结果来看,变量系数为正,与预测方向一致,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工作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较大。工作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机会比率的边际影响为1.72,即工作环境每改善1个单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的机会比率将提高1.72倍。这从问卷调查数据也可以看出,对目前工作环境满意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更换工作的次数越少,频率越低,从而其就业的稳定性也越高。

3.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影响因素分析从模型结果来看,性别、风险偏好、文化程度、技能培训经历、职业观念和就业政策因素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性别、技能培训经历、职业观念和就业政策4个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这4个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是成正相关的,从而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的就业稳定性低于女性,技能培训经历越丰富、有着良好的职业发展观、就业政策越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也越高。另外,风险偏好和文化程度这2个变量的系数为负,说明这2个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是成负相关的,即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降低了。关于文化程度,可能的解释是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较高,但他们只是接受基础性的教育水平较高而已,由于缺乏稳定的就业技能,导致他们会通过变换不同的就业岗位来实现掌握一门技能的梦想,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就业稳定性。同时,越是冒险型的新生代农民工,越趋向于通过更换工作和岗位来实现自己的追求,从而导致了就业不稳定。

五、政策建议

(一)大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理性择业的基础,大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已经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是他们大多数接受的是基础性教育,在职业技能的培训上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因此,当前应加大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完善的初、中、高级和继续教育体系,拓宽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渠道。同时,政府和企业可根据市场的需求、农民工的就业实践和个人兴趣爱好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使农民工掌握一门适合个人发展,又有市场需求的相关就业技能,找到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从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

(二)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形成正确的择业观念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择业观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各有关部门应努力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念指导,通过求职登记、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等,逐步转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念。同时,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建立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使新生代农民工形成正确的自我评价,在充分分析个人和外界环境因素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职业选择。要选定适合个人发展的职业生涯路线,减少其选择职业的盲目性和轻易放弃一份职业的随意性,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稳定就业。

(三)创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政策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及时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动态,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协调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建立良好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政策。一是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生代农民工报酬、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等机制,构建合理的农民工工资报酬制度,建立规范有序的就业制度、平等的人力资本投入制度和开放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保证和基本渠道;二是政府应加快创新新生代农民工政策服务体系,尤其是创新和完善政府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指导、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援助等方面的服务体系,形成以市场为载体,以职业介绍、劳动力培训为重点,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水平的新局面;三是加强法制建设,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平等就业权利的实现,确保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四)切实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环境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较高的职业发展追求、对用工环境要求高、吃苦耐劳性较差等特点,企业应该积极通过改善用工环境、创新用工管理、提高工资待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拓展职业发展空间等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就业环境。一是改善用工环境。企业应着力优化生产环境,改进企业生产流程,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二是创新用工管理。企业应摒弃对传统农民工机械化的管理方式,强化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把关怀新生代农民工、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作为生产经营和用工管理的重要内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待遇,加快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三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拓展职业发展空间。通过营造温馨的工作氛围、增强团队协作意识、丰富企业文化生活等措施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宿感。同时,积极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激励机制;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建立多渠道的晋升机制;拓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空间,从多层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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