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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的战略方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十六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而当前和以后一个较长时间制约这两大问题的重点和难点是农民收入过低和如何开拓农村市场问题。本文就前者作些探索。
一、提高农民收入在扩大内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大意义
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矛盾。在这一对基本矛盾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需求缺乏市场约束机制，供给不足，卖方市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对投资和消费约束机制的建立，需求不足，买方市场成为这一对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需求不足是长期困扰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国内需求是市场经济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而我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对研究国内需求更有其特殊重要意义。近几年我国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扩张货币政策，通过政府对基础建设的投资来扩大内需，已经取得很大的效果，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一定的限度，财政赤字、发行国债、货币供给量超过临界线就会后患无穷。从根本上说，扩大内需的最佳办法应该是扩大建立在居民购买力基础上的对最终产品的内需。因为从最终产品消费、产品生产和基础建设相互依存关系来看，产品生产和基础建设的资金来自最终产品消费及其税费收入，没有最终产品消费就谈不上生产和建设。因此解决扩大国内需求的根本途径应该是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和购买力，增加有效供给。由于我国13亿人口，9亿是农民，提高农民低收入和购买力又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购买力的关键，开拓国内市场，首先要开拓国内农村大市场。
十六大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它与扩大内需存在着互相依存的关系。只有扩大内需，才能加速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只有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人民生活富裕了，才能持续扩大内需。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使之过上小康生活。因为现在农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水平也明显落后于城市，这就使农村全面实现小康的任务远比城市艰巨得多。可以这样说，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因此，不仅从扩大内需，而且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来看，提高农民收入也是至关重要的。
二、农民贫困、收入过低的主要原因
农民收入不但过低而且增长还呈逐年下降趋势。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1996年以来，我国农业增加值增长率，1996年为5.1％，1997年和1998年均为3.5％，1999年为2.8％，2000年上半年为1.5％。与此相联系，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1996年为9％，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为2.1％。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研究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农业小生产组织形式，不适应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阻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实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它虽在一段时间调动过农民生产积极性，带来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但它的生产规模过小，劳动生产率低，在市场经济中的不利因素日益显露：第一，不利于对农业的投资和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致使地力减退，水土流失。据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技术测量，20世纪80年代水土流失的土地面积达375万平方公里，大约占整个国土面积的34.9％。第二，小生产组织形式，阻碍农业的规模效应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不利于农业产业化和企业化。我国除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外，中西部广大农村的耕作制度大都仍沿袭着几千年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方式，以牛耕作，人工插秧、收割，品种老化，产量低，而且生产成本高。第三，小生产组织形式，使市场信息严重滞后。他们往往以上一年的价格来决定本年种植什么，结果供过于求，价格大跌，有的还卖不出去造成积压甚至烂掉。这种农产品价格上的暴涨暴跌，使农业处于不稳定状态。第四，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2、我国农业进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阶段的时间太短。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出发，我国农业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上世纪50年代至1978年前农业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阶段。主要方法，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1978年前，我国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大体在2.4∶1。按保守计算，我国农民在这一时期，为工业发展提供约一万亿元的资金积累，农业为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二阶段，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农业进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阶段。由于长期超负荷地为工业积累资金，农业不仅无法进行正常的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很难维持。农业需要有个积累、发展时期，农民需要有个休养生息机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等农产品的价格，减少了粮食统购任务，降低农用工业品价格。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96年比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增加了0.65倍、棉花0.94倍、油料3.24倍、主要畜产品4.57倍、蔬菜2.4倍、水产品6.06倍、糖料2.5倍、水果6.08倍。第三阶段，从90年代末开始，农业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下降，从而进入非农业补贴农业的阶段。90年代末期我国已出现了进入了第三阶段的征兆，如粮食积压涨库，蔬菜、水果、畜牧产品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过剩；同时1996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率逐年下降，如果减去非农收入，农民收入呈现负增长。2000年比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减少131.61元，即减少10.4％；1999年人均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农户占31.92％（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是农业生产），农业迫切需要有非农业收入加以补贴。
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比，他们在农业第二阶段正处于工业化外延增长向内涵型转变完成之前，农村大批剩余劳力已向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大为减少，土地集中，经营规模扩大。进入第三阶段，二、三产业已高度发展，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和高收入化，有能力补贴农业。仅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发达国家平均每年补贴农业高达2500亿美元，日本国内大米价格曾高于国际市场10倍之多。而我国农业进入第三阶段仍属于低收入国家，提高农产品价格，非农业人口低收入承受不了，国家又没有这么大的财力补贴农民。在农业发展的第二阶段时间又太短，没有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也很不够，包括财力上对规模经营和土地等投资严重不足，从而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
3、我国制度和政策因素阻碍着农民增加收入。我国农业发展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非农业收入补贴农业的阶段。而我国许多制度和政策仍然停留在农业发展的第一阶段，仍要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如农民自发大批进城打工，但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许多城市对外来人口采取歧视政策和限制性措施。据调查80％的农民工在城里承担着脏、苦、险、差的工作，他们为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但得到的却是低收入，甚至拖欠工资。又如我国对农业的财政开支比例相对偏低，每年对农业投资及对农村各项经济社会事业的支持资金仅2000亿元左右，不到1.88万亿元财政总开支的11％，如果扣除农民每年所缴纳的1200亿元税、费，净投入仅800亿元左右，相对于有8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投入明显偏低，其后果是导致农业和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影响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接受义务教育的人70％在农村，而要占全国财政总收入21％的县、乡两级政府负担，负担不了，只能向农民伸手，加重农民负担。2001年农民支出乡村办学130亿元。再如，我国金融总政策前一时期仍然体现“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由于缺乏农民信用体系，农民很难从信用社取得贷款，农民存在银行的资金大部分流入城市工商业。有资料表明，1994年以来，每年农村流出金融资源568亿元。国家对农村信贷总规模和资金投入逐年减少，使农村资金短缺矛盾突出。还有以“开发区”、“城市建设”各种基地等名目，肆意侵犯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例子比比皆是。据调查，开发浦东时，向当地农民征一亩粮田补偿2.3万元，一亩菜地事补偿2.8万元，再投六、七万完成“七通一平”工程，然后让给开发商要高达二三十万元一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人计算，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2万亿元的损失，比农业发展第一阶段通过剪刀差对工业化贡献1万亿元还要多出一倍。
4、农村劳动力过剩，城市化、城镇化严重滞后。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占GDP的15.8％，而在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约50％，“僧多粥少”，农村劳动力大为过剩。全国农村劳动力3.6亿，其中1.6亿为剩余劳动力。如果按照世界平均的农业生产率大致推算，我国的种植业最多只需要4000——5000万人就够了，则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更多。农民收入过低，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只有向市镇转移。但近年来，由于东南沿海地区乡镇企业正处于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的转折阶段，不但不增人反而减员，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小城镇不发达，乡镇企业还没有或刚起步，致使农业中的劳动力总量从1997年开始持续三年又呈增加趋势。1999年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数量已比1996年回升了651.4万人。2000年虽比上年略减，但仍比1996年增加537.1万人。
三、提高农民收入的战略措施
解决农民收入过低的长期性和根本性措施是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减少农民，提高农民文化科技素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此必须采取以下战略措施：
1、延长农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阶段的时间，逐步加大非农业收入对农业的补贴。根据我国农业生产率还比较低，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大量转移，非农业收入补贴农业的能力还较低的情况，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还要延长农业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阶段的时间。在这一时期，要稳定土地承包责任制，在未实现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前，不要过早过急，人为地集中土地和征用土地；继续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取消统筹村提留和其他向农民征收的一切行政性收费和各种乱收费；免费普及农村初中义务教育和加强对农民的技术、经营等方面培训；调整农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开拓产销信息渠道，进行技术辅导，千方百计使农民增产增收等。东南沿海富裕地区要按照进入第三阶段的要求，财政和企业逐年加大非农业收入对农业的补贴。
2、调整农业产业的产品结构，使农业从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和效益型。特别在我国农村耕地少，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下，更要突出重点，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生产项目，通过扩大劳动投入量，精耕细作来创造财富，增加收入。如发展园艺产业（种花种草），大棚绿色蔬菜、水果、绿色畜牧产业等等。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各地区要发挥各自优势，引导农村种植业劳动力向其它农业和旅游业等转移。使这些方面不仅能满足国内需要，还要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现在我国达到出口标准的高档水果不足5％，而美国、新西兰、日本则达50％，出口潜力很大。沿海发达地区及大中城市郊区主要发展高效农业和创汇农业；生态脆弱地区要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发展特色农业和旅游业，如四川、青海、西藏等地新建了一批旅游点，使农牧民迅速脱贫致富。
调整农业产品结构主要是调整品种、品质结构。当前我国农产品供给数量不足的矛盾已基本消失，农产品中优质产品比率低、优质产品产出率低的矛盾日益突出。解决“两低”问题，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以优质品种替换劣质品种，提高农产品的优质率，在保持优质品种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单产，降低成本，从而提高投入产出率。
3、不失时机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所谓农业产业化；一是要规模生产，二是要应用先进科学技术，三是要生产、销售信息化，按国际国内市场需要组织生产。实现农业产业化，既不能丧失时机，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因地制宜，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实施。方法可以采取：（1）龙头企业+农户。龙头企业与农户签订合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2）在明确土地产权（所有制与经营权分离）的前提下，遵循经济规律使土地集中，规模经营，形成农业企业和产生农业企业家。（3）根据农民需要，发展专业性合作组织。
4、打破传统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千方百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是减少农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道路有四条：（1）小城镇是农村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和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重要阵地。现在潜力巨大，全国除东南沿海外，中西部广大地区小城镇仍很落后，乡镇企业还有很大发展余地，乡镇企业能吸收大量农村劳动力。小城镇服务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更不能小视，它也能吸收大批农村劳动力。在城镇还可搞个私经济、家庭工业等。（2）大中城市也能容纳不少农民工。如建筑业、修建基础设施、纺织业、环保绿化业、家政服务业等等都是农村劳动力的广阔天地。另一部分层次比较高的农民可以进城经商、办企业。（3）向农村二、三产业转移。方法：第一，依靠村的集体组织，如华西村、藤头村模式。以村（随着生产力发展，规模也可逐步扩大到几个村）为单位集体承包经营，村办集团公司、股份公司（农民入股），下属众多各种村办企业，农业只为其中一业。全村农民按各自特长分配在一、二、三产业的企业中工作，都拿工资。大型农田基础设施、保鲜、储藏设施等由集团公司投资，农业职工工资收入不低于从事工商企业职工，开始不足部分以非农业收入补贴农业，并努力把农业办成创利创汇企业。第二，以劳动者各人技能为基础从事非农职业。如石匠、木匠、泥水匠、裁缝、配种员、会计、驾驶员、营销员、修理工等等。城市个体从业者多数很难在农村扎根，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人正好弥补这一空缺。当然对他们要进行必要的业务培训。（4）国外劳务输出。我国加入WTO后，国外是个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广阔天地，经过必要的技能培训后，经过合法合规的劳务输出公司输出劳务。
5、政府加大支农力度。民增收仅靠农民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各级政府虽不是增收的主体，但却是强制性制度供给的主体，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政策和制度决定着农民增收的难度、力度和速度。政府应从以下方面加大支农力度：（1）建立激励农民创业的经济制度。如消除制度歧视，加快实行城乡“同轨”；废除各种杂税；彻底拆除特权经济，给农民让出创造财富的空间；建设乡、村廉政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向农民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等等。（2）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一是对农村基础建设的投入，如交通、水利、通讯等，农民无力负担，而且它有助于农村现代化，缩小城乡差别，为农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创造必要条件。二是农村教育投入。普及义务教育，新建、扩建学校，教师工资由政府投入。义务教育使就业农民逐步达到初中水平。然后根据财力，逐步投资各类农民技术学校和中高等教育，为剩余农业劳动力充分就业奠定文化和科技基础。（3）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加入世贸组织后，建立一套与世贸规则相适应的，国内农业支持与补贴政策。（4）提供信息服务。政府应积极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市场信息，推广农业科技，让农民生产经营少担风险，多得实惠。（5）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农民是弱势群体，政府应该在法律上保护他们在市场中不吃亏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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