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政治思想论文,史研究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我国政治学的发展迎来了春天。1979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②1980年底，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成立，这成为我国政治学在新时期得到恢复的重要标志。作为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先后经历了恢复重建、初步繁荣等阶段，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时值我国政治学学科恢复重建30周年之际，回顾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取得的学术成就，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不仅对于加强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西方政治思想是在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开展政治实践的思想理论总结，具体表现为各种政治主张、政治观点、政治理论和政治学说。③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深受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政治学科恢复重建30年来，取得的主要成就包括如下方面：
(一)学科体系逐渐完善
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开设了“西方政治学说史”课程，这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在新中国诞生。④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才逐渐恢复自己的学科地位。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⑤第一阶段从1978年至1985年，是学科的恢复重建阶段；第二阶段从1986年至1989年，是学科的初步繁荣阶段；第三阶段从1989年至1991年，是学科的价值定位阶段；第四阶段从1992年至今，是学科的深入发展阶段。
学科的恢复重建阶段，恰逢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同志号召“补课”以后，政治学在我国获得了合法地位。1979年，天津师范大学招收了第一届中外政治思想史专业(西方政治思想史方向)研究生。1980年，由徐大同和朱一涛两位先生合作撰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大纲》在《天津师大学报》分三期连载发表，这标志着改革开放后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正式恢复。⑥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重建是在拨乱反正、确立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这赋予其鲜明的时代性。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民主宽松的政治环境，加之老一辈学者精心营造的学术环境，共同成为培育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成长的沃土。
学科重建的具体步骤包括：1981年，复旦大学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北京大学、吉林大学随后恢复了政治学专业，西方政治思想史从而获得了学科依托。1982年，天津师范大学举办了“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为学科发展培养了高校师资和科研骨干。1985年，“中外政治思想史研讨会”在苏州召开，国内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学科发展与建设问题。在学科恢复和重建阶段取得的突出成就是，由徐大同先生担任主编，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教师参与编写的国家教委统编教材《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出版。⑦该书是学科恢复后由专业人员编写的第一部教材，也是建国以来由我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发展的第二阶段，改革开放的深化带来了思想领域的日趋活跃和学术研究的日益繁荣。在此期间，学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满足国内学者了解西方政治思想的需要，众多政治学名著中译本陆续问世，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以及20世纪80年代各种各样的“译丛”等为繁荣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发挥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深入，国内出版的教材趋于多样化，相关专著陆续与读者见面。其中包括《国家学说史》、《欧美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和《从马基雅弗利到尼采——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等。⑧
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发展的第三阶段，国内学者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自由化”倾向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政治学学科进行了价值定位。研究者逐渐达成共识，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取向可以多元共存，但政治导向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原则，学术工作必须服务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⑨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明确提出要为中国研究西方，即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史纲》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概论》相继问世。⑩
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发表的南方谈话，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了动力，也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活力。同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出版，它比较全面地界定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基本概念，明确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标志着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学科点建设方面，天津师范大学于1996年被批准设立中外政治思想博士点，成为国内唯一以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为主的博士点。此后，2007年，该校政治学理论专业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为深化国内政治思想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学科队伍方面，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已经在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的政治学专业扎根，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教学科研群体。在学科交流平台方面，研究者原先主要通过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以及其他各种综合性期刊发表学术成果，开展学术批评。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学术辑刊逐渐成为研究者刊发学术论文的重要载体，具体包括：华夏出版社发行的《经典与解释》、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的《知识分子论丛》、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思想史研究》、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主办的《中大政治学评论》等。在现有的条件下，各种学术辑刊初步实现了交流渠道的多元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在连续出版7辑《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的基础上，于2010年正式创办《政治思想史》杂志。该刊以中外传统政治思想研究、当代政治理论评介、中外政治思想比较和理论创新为主要内容，努力建成国内外学者切磋争鸣的学术园地。在学科知识积累方面，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发展集中表现为基础教材的推陈出新。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能够显示既有研究成果积累的深度，满足不同层次的教学需要。政治学学科恢复重建以来，国内政治思想史教材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按照时间顺序研究诸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另一是选择特定历史时期的研究主题，依次述论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11)在此基础上，还有学者立足于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吸收国内外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系统地分析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主要理论及流派。此类研究型教材突破了思想史的传统写作方法，在历史分期的基础上，以政治思想本身的发展作为主要线索展开叙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完整性与连续性。(12)
(二)指导理念与时俱进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以救亡图存为目标，以中体西用为原则泛泛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原则研究西方的政治思想。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逐步建立，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的指导思想。在政治思想史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学术研究的基本方针。张友渔先生就此指出，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律。(13)由于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知识积累较为薄弱，采取了模仿苏联的研究模式，学术研究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脱节。苏联学者凯切江、莫基切夫等人的政治学说史著作，一方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初始条件；另一方面，苏联学者以绝对化的阶级斗争观念贯穿对政治思想的评价，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想对立起来，导致国内学者陷入教条主义的误区。简单地以“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作为区分政治思想家的基本标准，既不能准确地认识西方政治思想的原貌，也有违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改革开放后，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不仅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而且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在清除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之后，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密切联系改革开放的客观实践，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我国政府首次发表《人权白皮书》，并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有关公民权利观念、特别是财产权理论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在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确立科学发展观后，有关西方生态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又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这充分表明，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已经与我国的政治发展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也说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关注现实政治、回应现实政治，才能获得健康发展的空间。
(三)通史体系初步建立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队伍不甚完整，科研基础较为薄弱。由于深受苏联研究模式的影响，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被归入“国家与法的理论与历史”的范畴。相当一部分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者是法学学者，长期从事法律思想史研究。这种状况导致的后果之一是，政治思想研究往往被糅合进法律学说研究中，没有形成独立的话语体系和知识结构。20世纪80年代，国内出版了数本《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14)它在显示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具有同源性的同时，也在事实上说明，政治思想史并未确立自身的专业地位，尚未摆脱对其他学科的依赖。随着知识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开始尝试从政治学的角度建立西方政治思想的通史体系，概览自希腊罗马以来，经由中世纪，直至近现代政治思想的逻辑演变。西方学者对政治思想的通史性研究，主要以乔治·萨拜因和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15)在《政治学说史》中，萨拜因以人类活动空间和思考对象转换为背景，将西方政治思想的演变区分为“关于城邦的学说”、“关于世界社会的学说”和“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在《政治哲学史》中，施特劳斯则按照时间顺序依次研究诸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与上述两种模式不同，国内研究者既要突出社会形态的更替对政治思想变迁的重大影响，又要考察政治思想自身变化的内在规律性。从1998年开始，以徐大同先生为组织者的研究群体历时7年，推出了五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16)该书体系完备，结构宏大，凡250万字，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以时间为经，思潮与学派为纬，人物为逻辑单元，将西方政治思想错落有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该书涵盖了西方所有重要的政治思潮和流派，系统论述了西方政治思想从自然政治观，到神学政治观，再到权利政治观的演变历程。作为中国大陆第一部多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著作，它初步构筑了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通史体系，为进一步开展相关专题研究创造了条件。
(四)专题研究不断深入
国内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考察主要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作为分期依据，逐次论述各思想流派、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随着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如何将西方政治思想史从宏观研究转向中观和微观研究便提上日程。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思想史研究的趋势之一便是，不同于教材编纂模式的专题研究日益普遍。首先，国内西方思想史研究的重点长期停留在近现代，而对于中世纪断代政治思想，尤其是基督教政治哲学鲜有问津。《在上帝与凯撒之间》的出版改变了这一状况，它从基督教二元政治观的基本内容入手，系统论述了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与近代自由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17)此后，中世纪的基督教政治思想、自然法理论逐渐受国内学者的重视，涌现了一批严谨平实的著作。(18)其次，过去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主要限定在英、法、美等主要西方国家，而对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外围西方国家关注不够。《马赛克文化中的政治发展探索——加拿大主要政治思想流派》、《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研究》的出版，填补了国别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空白。(19)再次，在具体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方面，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既有中世纪人物的专题研究，如《尘世的权威》、《托马斯·阿奎那自然法思想研究》；也有近代人物的专题研究，如《休谟的政治哲学》、《一种中道自由主义》、《国家与正义：利维坦释义》；还有现当代人物的专题研究，如《规则·秩序·无知》、《逻辑在先的个人权利：诺齐克的政治哲学》、《齐格蒙特·鲍曼思想中的个体与政治》，《哈贝马斯政治思想研究》。(20)其中，针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阿伦特的政治哲学的研究专著尤为突出，(21)而有关德沃金、施特劳斯等代表人物的学术论文也日渐增多。(22)最后，国内学者对西方主要思想流派的专题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具体内容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后现代主义、社群主义、新共和主义等。其中，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研究取得的成果较为突出。国内学者逐渐摆脱对自由主义进行简单政治批判的模式，而是在客观梳理自由主义思想流变的基础上，对其基本价值进行深刻的学理批判。《自由主义》细致地阐述了自由主义产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史，解析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23)《普遍主义的贫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批判》则详细讨论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中普遍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考察了它的论证形式及其变种，从而得出普遍主义缺乏过程意识、条件意识和历史意识的结论。(24)
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前沿课题
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推动，学术研究的进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改革开放的进程。国门打开之后，中国逐渐摆脱封闭自守的状态，西方各种价值观念、思想流派蜂拥而至。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区分西方政治思想的精华与糟粕，比较中西政治思想发生形态、演化特征等问题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改革开放作为富民强国的基本国策，具有较强的经济效率导向，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效应逐渐显现。国内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各种新兴阶层、群体的出现，社会价值观念日渐多元化，社会冲突趋于增加；国际方面，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发展中国家广泛传播。面对上述国内外形势，如何从学理上批判自由主义的价值倾向，考察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如何吸收西方民主理论的合理元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整合社会多元利益，便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前沿课题。
(一)中西政治思想比较
国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关注，源于中西两种政治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比较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差异与共性，不仅有利于加深对西方政治文明的了解，而且有助于将我国传统文化转变为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国内学者对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对中西政治思想基本内容的比较研究。《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视角出发，立足于政治文化的民族性特征，分别就中西历史上的政治思维方式、权力分配、公民地位、治国理论等重要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重点分析了中国的德治与西方的法治、中国的子民观念与西方的公民观念之间关系等问题。(25)
第二，对中西政治思想核心范畴的研究。《中西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礼和正义》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是礼。礼具有自然和人为的双重起源，拥有本体意义的崇高地位，是维系传统社会的统一尺度。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是正义。正义的具体含义处于历史变迁中，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将正义与私有制、契约论相结合，以此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26)
第三，对中西政治思想总体特征的研究。《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指出，中西政治思想都带有阶级性和社会性，都具备民族性和交汇性。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形态、地域结构等原因，中西方政治思想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具体包括，中国政治思想表现出较强的务实性，强调知行合一，西方政治思想表现为唯理性，强调逻辑思辨；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组织和管理国家，而西方政治思想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人类为什么要参与政治生活；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连续性较强，而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则经历了不同政治观的演变。(27)
第四，对中西政治思想基本模式的比较研究。《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模式的历史演变》认为，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原初模式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是经历多次转换具有多元结构和多重体系的法治文化复合体。与西方模式经历多次转换不同，传统中国长期奉行“一以贯之”的礼法文化模式，其表征是中央集权的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价值取向是“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心理、民本主义和以“仁爱”为核心的人文传统。它孕育了与西方理性主义交相辉映的中华人文精神。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必须凸显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8)
第五，对中西伦理——政治思想共通性的比较研究。《中西政治思想中的伦理际遇》指出了比较研究的正当性，如果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比早期儒家的伦理王国，以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对勘早期儒家的民本观念，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对照早期儒家的平等主张，将得出结论认为，在中西文明史的进程中，政治建构对于伦理道德的依赖是连续通贯的文化景观。(29)
国内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一般特征是，研究者主要关注两种思想体系的特殊性及其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侧重于传统而非近现代政治思想的比较。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既在于考察两种思想体系发生形态、演化机制的不同，也在于确定合理的参照对象，选择明确的切入点，秉持“深入、比较、借鉴”的原则，实现两种文明、两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平等交流与对话。
(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强，作为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重大突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与此同时，西方科技文明裹挟的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国内流行，有关经济效率与社会分配之间的讨论也不断增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有关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国内学者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争论的研究，主要是在追溯两种思想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论述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超越。首先，是从历史背景的视角考察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争论与沟通的缘起。《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互动》指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因应工业社会的变革而产生，最初都是以抗争、批判的面貌出现，它们所要对抗的都是当时非人道的社会制度。近两百年的世界史，集中表现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上的竞争、对话和互动过程。其次，是从两种思想体系价值对立的视角，论述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对另一方的借鉴。《对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的新考察》认为，19世纪中期以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是围绕自由、平等和团结三个观念展开的，它们在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普遍主义的团结和特殊主义的团结等问题上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30)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萃取了对方维护社会公平或尊重法治秩序的合理价值。此外，国内学者并没有放松对自由主义理论尤其是其方法论进行反思和批判。《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冲击》和《普遍主义还是历史主义？》两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指出，历史主义的兴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通过把发展变化思想和情境条件意识引入人的观念中，从根本上挑战了西方文化的普遍主义传统，冲击了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意识。(31)在方法论上，自由主义从超时空的前提出发追求普适性的制度模式。而马克思主义在反思普遍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论证了社会实践的动态性和情境性，揭示了历史主义方法和普遍主义方法的重大区别。(32)
国内学者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研究已经摆脱二者截然对立的两极式思维，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既有对立斗争，又有合作对话。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绝不是回应自由主义挑战的问题，而是从自由主义的变迁中汲取经验，并在实践中学习市场经济的先进理念，最终超越自由主义。
(三)普遍主义(普世价值)的论辩
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争论的学术背景和中国未来政治发展道路选择的政治背景下，普遍主义(普世价值)已成为国内学界讨论和交锋的重要话题。有关普遍主义具体内涵和价值基础的研讨，经常伴随着对民主理论的论辩，它不仅体现了学术界内部的不同认识，而且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和制度选择的积极探索。
国内学者对普遍主义的研究首先是对普遍主义概念和类型的分析。《普遍主义之种种》指出，为了更好地理解“普遍主义”的概念，有必要对普遍主义的类型进行分析。普遍主义有宗教的和世俗的两种类型；在世俗普遍主义中，有以观念的可接受性程度为核心的普遍主义，也有以观念的涉及范围为核心的普遍主义。在以观念的可接受性程度为核心的普遍主义中，有以单个价值为核心的价值普遍主义和以价值体系或诸多价值排序方式为核心的文化普遍主义；在价值普遍主义中，有强调交往的普遍意义的对话普遍主义和以为某人或某民族是可以单方面或独白地决定何种事物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独白普遍主义。为了避免西方中心论，必须把本质主义的普遍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普遍主义区分开来，通过观念层面的沟通和现实层面的交往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在未来的共同实践中建构包容多样性的普遍性。(33)其次是对普遍主义性质的界定。《关于民主和普世民主的思考》认为，民主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形式或国家形态。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纯粹的民主，而只有具体的、历史的民主。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全人类共同享有的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以美国为首的民主、自由、人权理论，是对自由资本时代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不能简单地否认各种具体民主形式上的普遍性，但也不承认西方民主从形式到内容的“普世价值”。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34)再次是对普遍主义误导性的学理批判。《价值问题的复杂性与“普世价值”概念的误导性》指出，价值问题非常复杂，“普世价值”概念遮蔽了这种复杂性，对于指导人们的价值选择缺乏实质性意义，而具有把人们对价值的认识引向混乱和导入误区的作用：第一，它容易把某一历史阶段形成的具有特定社会属性和内容的价值视为超时空的价值；第二，它容易把充满分歧和冲突的价值观念简单化，无视其中的差异、矛盾和冲突；第三，它容易混淆科学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区别；第四，它容易滋长非历史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陷入普遍主义的误区，形成新的教条主义；第五，它容易为专制主义和霸权主义提供借口。(35)此外，对普遍主义价值的辩护也值得关注。《特殊主义、普遍主义与现代性政治的认同》认为，中国对于现代性政治的拒斥基本上是基于特殊主义的理由，对于普遍主义基点上建立的现代性政治的认同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特殊主义尽管具有历史依据的支持，但它不是一个自洽的立场。审视特殊主义的局限性，正视普遍主义对现代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生活的基本论证价值，具有支持中国现代化向深度发展的动力作用。(36)
普遍主义争论的背后包含着巨大的现实政治意蕴，它反映了人们对现代化和全球化这两个重大历史趋势的不同理解，也折射着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我们必须立足于现实国情，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加强中西方的对话与交流，探索具有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政治制度模式。
(四)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辩驳
作为完整的政治观，自由主义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逐步转变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但自由主义并非西方唯一正宗的传统，在主流政治思想外部存在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在主流政治思想内部存在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争论。
国内学者对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争论的研究，首先是对共和主义传统的历史透视。《共和传统的历史叙事》认为，公共性是共和主义的基本价值关怀，古典共和对这个议题的索解导出了两种交叠互补的治国路线。一是“德治”，即通过美德教育，引领公民对公共利益做出优先选择；二是“法治”，即通过混合均衡，防范公共权力蜕变为操控在个别人或个别集团手中的私器。这两个方案的互补性复合，构成了古典共和传统的弹性框架。在近代政治大变革时期，激进民主主义者用公共意志支持高度集权的政制模式，但这种模式无法解决后革命时代的国家治理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申并发扬共和传统，应该恰当地把握温良中道的共和气质。(37)其次是以自由主义为参照，系统论述共和主义，特别是古典共和主义的基本内涵。《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一个思想史的考查》指出，共和主义的中心内容具体涉及：共和主义认为人性包含社会性或者说政治性的道德目的；共和主义依据自治来理解政治自由的含义，自由意指保持政治共同体的独立和实现对共同体的自我治理；共和主义的理想政治制度是混合政体或平衡政体。古典共和主义的诸多遗产为自由主义所继承，它突出地表现为对绝对权力的强烈敌视。(38)第三种研究类型是讨论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其局限。《反思共和主义的复兴：一个批判性的考察》认为，共和主义对当代自由主义的改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试图超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二分法，重构人们对自由的基本观念。但限于现代性条件下平等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压力，将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方案并不可取。比复兴共和主义更为紧迫的是，将自由主义丰富的思想传统从意识形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在创造性的发展中为其注入公民政治的活力。(39)
国内学者对共和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在梳理经典文献的基础上评述共和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价值倾向。进一步考察共和主义演变的思想轨迹及其与自由主义消长融合的关系，不仅有利于认清西方主流政治思想演变的复杂性，而且有助于发挥政治参与和公民美德在现代政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五)西方民主理论的基本形态及其借鉴价值
我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它还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随着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愿望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客观的经济形势与现实的政治需要，都要求国内学者加强对西方民主理论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西方民主理论的研究，首先是考察民主形态的演变历程。《西方民主史》根据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阐述了西方民主的渊源、近代西方民主理论、近代西方民主运动、西方民主制度的确立以及当代西方民主的基本特征，并认为在现代西方民主政治过程中，难以根除经济权力对民主实践的危害。(40)其次，是在叙述西方民主理论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批判民主价值的局限性。《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从民主与法治对立统一的角度，论述了西方宪政民主的内在张力。民主从社会和集体的角度整合公民意见，但不可能做到个人与共同体的完全一致。为了避免民主失败，以法治规制民主，并使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均衡成为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经验。(41)再次，受国外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国内学者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了民主实践的经济效应。《民主的经济理论》指出，在现代西方政治学的语境中，民主意味着竞争性选举，握有选票的选民同试图谋求公共权力的政治家之间存在交易关系。这种选票与公共政策的政治交换是代议民主运转的常规机制，但它将导致财政赤字、利益集团寻租、经济周期性波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42)最后，国内学者对代议民主、多元民主、精英民主等流派开展了深入研究，其中有关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借鉴价值已经成为讨论的热点。《协商民主和民主化》认为，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强调政治参与和协同治理，这不同于突出竞争与对抗的选举式民主，它有利于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建设性合作关系，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为中国的民主化道路提供借鉴。(43)
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坚持从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在我国现有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政治实践的基础上，推进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比较中西方协商政治的指导原则与运行机制，能够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理论依据。(44)
三、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领域日渐拓展，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暴露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学科基础地位不稳固，学术研究缺乏创造性。
第一，学科基础地位不稳固。
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基础不稳固具体表现为：在学术队伍方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较少，学者间难以形成稳定的分工。这一问题在高校规模不断扩张的形势下显得尤其突出。在学科点建设方面，国内中外政治思想的硕士点、博士点主要分布于综合性重点大学和少数师范院校，且主要集中于东部省份。在学科点总数逐步增加的同时，其分布结构失衡现象日益凸现。在学科依托方面，国内专业性政治学期刊相对较少，不能适应我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趋势，国内学者缺少思想交流的平台。
第二，学术研究缺乏创造性。
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版了近百本教材、专著和辞书，但学术含量并不尽如人意。学术创造性不足具体表现为：首先，重复研究较为严重，难以在学科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以国内出版的教材为例，相当一部分采用思想家社会背景介绍加代表性著作解读的模式编写，缺乏总体性结构设计。再以发表的文章为例，30年间国内有关洛克政治思想的研究发表论文约250篇，大部分是对《政府论》(下篇)的一般性解读。其次，研究视野有待拓宽。在关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主流政治思想的同时，应加强对非主流政治思想(如保守主义、合作主义)、前沿思想流派(如共和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西方政治家(如克伦威尔、拿破仑)思想的研究。(45)最后，研究方法尚需更新。方法论创新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条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之下，国内研究者可借鉴西方学者的理性主义方法、文献学方法和历史语义学方法。(46)
(二)对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建议
改革开放的30年是国内社会科学发展的大好时期，但政治学的研究不仅与现实政治的发展不相称，而且同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为了夯实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基础，国内学者有必要提高理论修养，培育学科的团队精神，发挥学术的服务职能。
第一，依据科学规范要求，提高学者的理论修养。
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需要具备较高的理论修养和道德素质。首先，它要求研究者能够广泛地占有和使用外文材料，加强对原著的翻译工作。在学科日益交叉融合的今天，科研工作者必须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从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汲取养料。其次，科研工作者还必须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尊重他人的知识成果，杜绝任何形式的不端行为。学问可以高低并存，学风却不能正邪共处。只有共同营造健康的学术环境，才能提高国内总体研究水平。
第二，推动基础研究创新，培育学科的团队精神。
为了推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深入发展，国内学者应加强基础研究创新，将学者的优秀素质转化为学科的优势地位。在目前条件下，要加强国内专业人才的交流与协作，通过发挥团体的优势弥补人才短缺的不足。具体形式包括，通过网络渠道实现资源共享，借助科研项目实现人才交流，在适宜的时机筹建全国性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会等。
第三，联系改革开放实践，发挥学术的服务职能。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应密切联系改革开放的实践，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通过有所作为提高学科的地位。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尚处于对西方学术成果的引介阶段，对西方的研究模式依赖性较强，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术风格。在改革开放的现实背景下，我国的政治文化正经历深刻的变迁，这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生长点。国内学者有必要坚持学术研究的本土化，积淀中国政治学的学术传统，实现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繁荣发展。
注释：
①本文部分内容曾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30年》为题刊发于《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3期。
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181页。
③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④参见高建：《面向21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马德普主编：《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2页。
⑤有关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分期，本文参照了林尚立和杨海蛟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参见林尚立：《政治学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学发展20年》，《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杨海蛟：《中国政治学30年》，《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年第2期。
⑥参见丛日云：《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50年》，杨海蛟主编，《新中国政治学的回顾与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⑦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⑧邹永贤主编：《国家学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刘绍贤主编：《欧美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哲：《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岳麟章：《从马基雅弗利到尼采——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⑨参见杨海蛟：《中国政治学30年》，2008年第2期。
⑩李振海：《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史纲》，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邹永贤：《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
(11)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2000年；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12)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该书首次出版于2002年，修订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扩充，新增内容近13万字，是我国“十一五”期间出版的代表性研究型教材。
(13)张友渔：《张友渔文选》(下)，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49页。
(14)谷春德、吕世伦主编：《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哲：《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15)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6)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五卷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17)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
(18)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刘素民：《托马斯·阿奎那自然法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
(19)常士訚：《马赛克文化中的政治发展探索——加拿大主要政治思想流派》，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杨洪贵：《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
(20)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胡勇：《一种中道自由主义——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王利：《国家与正义：利维坦释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邓正来：《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文长春：《逻辑在先的个人权利：诺齐克的政治哲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郭台辉：《齐格蒙特·鲍曼思想中的个体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季乃礼：《哈贝马斯政治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21)例如，童世骏：《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三联书店，2007年；李佃来：《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王晓升：《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葛四友：《正义与运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谭安奎：《政治的回归：政治中立性及其限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龚群：《罗尔斯政治哲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李志江：《良序社会的政治哲学：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陈伟：《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法律出版社，2008年；王寅丽：《汉娜·阿伦特：在哲学与政治之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涂文娟：《政治及其公共性：阿伦特政治伦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22)有关德沃金、施特劳斯的学术论文可以参见高景柱：《平等与运气：以德沃金为中心的考察》，《现代哲学》，2009年第6期；陈建洪：《施特劳斯论古今政治哲学及其文明理想》，《世界哲学》，2008年第1期等。
(23)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24)马德普：《普遍主义的贫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2005年。
(25)徐大同、高建主编：《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7年。
(26)范明生：《中西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礼和正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2期。
(27)徐大同：《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3期。
(28)武经纬：《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模式的历史演变》，《思想战线》，2008年第4期。
(29)任剑涛：《中西政治思想中的伦理际遇》，《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30)童世骏：《对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的新考察》，《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31)马德普：《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冲击》，《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4期。
(32)马德普：《普遍主义还是历史主义？》，《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1期。
(33)童世骏：《普遍主义之种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34)李慎明：《关于民主和普世民主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35)马德普：《价值问题的复杂性与“普世价值”概念的误导性》，《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1期。
(36)任剑涛：《特殊主义、普遍主义与现代性政治的认同——在中西政治文化之间的言说》，《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
(37)张凤阳：《共和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38)刘训练：《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一个思想史的考查》，《学海》，2006年第5期。
(39)刘擎：《反思共和主义的复兴：一个批判性的考察》，《学术界》，2006年第4期。
(40)应克复等：《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2003年第2版。
(41)佟德志：《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人民出版社，2006年。
(42)杨龙：《民主的经济理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43)何包钢：《协商民主和民主化》，《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刊》，2007年第4期。
(44)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制发展的一种思考》，《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
(45)浦兴祖：《有关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
(46)丛日云：《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50年》，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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