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生价值观的变迁与六十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价值观论文,青年学生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在70年代初至中期出现退潮，不仅有政治经济的变化、外交政策变更、舆论方面等原因，更有一个深层次的因素，即运动主体——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变迁对大学生运动起着重要的消解作用。20世纪60年代在大学生中间形成的“新价值观”，于70年代同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发生融合后，发展成为以“自我一代”、“自恋主义”为标识的价值观。正是在“自我”为导向的价值观指引下，六十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逐渐失去了反叛的激情和动力。
一、20世纪60年代青年学生的“新价值观”
“无论是早期非暴力基础上的示威、静坐、请愿、社会改革，还是后期急风暴雨式的抵抗与‘革命’，无不以创造一种新型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的理想为根本动力”(吕庆广，2005：260)。60年代的美国大学生运动既是一场激进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文化革命，尤其在1968年之后，其文化革命的显像更为清晰。
大学生的激进政治运动一旦取得成功，新社会应该呈现出怎样的一种新风貌?社会成员应该奉行怎样的新价值观?在1962年的《休伦港宣言》中，第一代学生左派领导人对这两个问题都给出了比较模糊的描述。在这个社会中，“参与民主制”是代议民主制最好的替代品，是新社会政治的核心组织制度。参与民主制社会允许每个人参与社会决策，同时要求国家和社会鼓励个人的独立性，并为个人参与决策提供手段。在此基础上，政治生活根源于这样一些原则：政治应该是集体创造的可接受的社会关系模式之艺术。它的功能在于帮助公民摆脱疏离感，融合到共同体中来；在于为公民提供个人感情的宣泄途径、听取和整合公民的反对意见。
至于新社会价值观，《休伦港宣言》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工作不是为了金钱和生存，而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东西；(2)个人主义不是自私主义，无私并不是要埋没自我，慷慨大方是个人的独特品质；不喜欢孤独并非赞成取消隐私；(3)人类珍藏和拥有“理性”、“自由”和“爱”三种未实现的能力，反对非人格化；(4)人类应该实现自我培育、自我定向、自我理解和创造力等各项潜能；(5)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友爱和诚实的。①
这样，学生运动早期的价值观已经比较清晰，即在对国家和社会的各项制度进行改造的前提下(实施参与制民主政治)，使公民彻底摆脱发达的技术社会对人的全面控制，实现个人真正的自由与尊严。从本质层面上讲，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它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发挥人的潜能为目标。而从实践层面上讲，它又是理想主义的、以国家—社会为导向的价值观。说它是理想主义的，是因为它的前提——参与式民主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制度，类似直接民主制的人人参与协商共同体事务的制度，并没有现实实践的可能性，而人的全面自由也只是对未来的想象。并且，学生运动及价值观的产生本身也是丰裕社会下青年理想主义的产物。说它是国家—社会为导向的，是因为它把对国家社会的根本改造作为实现公民个人全面自由的前提，“这一时期更多的是以未来为导向，更多的是禁欲主义的，强调个人对他人的责任，以及给予而不是索取”(Levine，Arthur，1980：119)。
1967年始，激进的学生政治运动与另一种青年反叛方式——反文化运动逐渐合流。这样，学生运动组织不只是激进政治组织，它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反文化组织，其成员除了少数人反对嬉皮士生活方式外，大多数人都是政治化的嬉皮士。政治化嬉皮士的生活方式与消极的垮掉派嬉皮士相似，但他们在政治上仍然非常积极，是校园和街头抗议的主力军(Sale，Kirkpatrick，1973：352)。从这时起，一场街头抗议活动，既是革命者和持异议者愤怒政治情绪的宣泄，也是一场嬉皮士的象征性革命喜剧，其中尤以1968年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抗议活动为典型。在这次活动前，易皮士②的创立者之—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就向记者透露了这场喜剧的内容，包括：召开有关毒品、逃避征兵、游击剧院的研讨会；上演流行摇滚节目；召开流行诗歌朗诵会；在芝加哥的供水系统中投放致幻剂(LSD)、部分易皮士将色诱代表们的妻子和女儿、将任命一头猪为美国总统并将之宰杀等等(Obst，David，1998：101)。这些活动都安排在示威活动的间歇时间里举行，这样，这次著名的芝加哥政治抗议活动，无疑也成为了反文化运动的一场成果展示会。
在此背景下，早期的青年学生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它已经融入了许多反文化运动的价值观念，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青年价值观。这种新价值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与权威、宗教、性、责任感等问题相关的道德价值观；二是与金钱、工作、家庭、婚姻等问题相关的社会价值观；三是与个人对他人的责任、经济保障、自我实现、成就感和内在和谐等相关的个人价值观。③
在道德价值观层面上，新价值观反对服从法律、警察、国家、官员、大学、公司等一切权威，蔑视西方宗教的道德价值，反对传统的性道德，不认为爱国主义、忠诚是个人的责任。在社会价值观层面上，他们贬低金钱的作用，反对节俭、勤奋、竞争的工作伦理，甚至拒绝工作，反对家庭和婚姻制度。他们以吸毒、奇装异服等行为来打破社会的禁忌，以享乐主义、感性主义代替新教伦理和理性主义。在个人价值观层面上，他们不认为经济保障、职业成功是工作的重要原则，而认为自我满足、心灵的自由才是最重要的。
与学生运动早期的价值观相比，新的价值观更为激进，它的内容几乎都是与主流价值观念相悖的东西。这种价值观的倡导者展示了反叛者的姿态，而没有考虑与主流社会价值观兼容的可能。正如社会学家肯尼思·肯尼斯顿(Kenneth Keniston)评价的，这一价值观“展现的是传统价值观的反面，而不是新旧之间有效的合成”(Yankelovich，Daniel，1974：10)。因而，它与主流价值格格不入。同时，新价值观也更关注自我，关注自我的存在状态、自我的表达方式和自我的实现途径。吸食毒品、倾听摇滚、性自由、公社生活、迷信东方宗教等等，都是自我的展现。
关注自我并没有使这种新价值观脱离早期价值观的导向，它仍保留了以国家——社会为导向的理想主义化的实质特征。新价值观并不追求纯粹的自我主义，也未陷入享乐主义的泥潭。学生运动与反文化运动的结合，将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相对接，是美国大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总体革命”、“大拒绝”思想的产物。马尔库塞认为，发达的工业社会对爱欲的压抑、对人的异化和全面控制，已经造成危及“人的本质的灾难”，克服这场危机的革命需要一场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总体革命。而反文化运动就是一场意识革命，是对现存社会一切准则的“大拒绝”，是为着一个非压抑的、无异化的、合乎人性的文明社会而进行的必要的斗争。因此，参与反文化运动，是60年代后期学生运动除激进政治运动外，开拓的另一新革命方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价值观仍然是以全面改造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体制为导向的，“‘做你自己的事’(指自我满足)这一通俗话语所包容的伦理思想中绝对没有无限度追逐自我利益的地盘”(吕庆广，2005：335)。
同样的，这种新价值观不仅没有脱离，甚至超越了理想主义。它既构建了乌托邦的政治蓝图(如参与民主社会、学生阶级革命)，又创造了一个“真实”的异托邦④(由毒品、公社、摇滚乐、性组成的另类空间)。因此，它与以现实主义、实用主义为中心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学生激进政治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在1968年之后的美国虽然掀起很大的波澜，但大学生对它的认同感并不强，即便在1968-1979年运动高峰期，学生激进者占总学生的数量也只从4％上升至11％(Lipset，Seymour Martin.，1972：46)。而学生激进政治运动和反文化运动中所形成的新价值观，却在比较短的时间获得了相当多大学生的认同，继而在社会其他青年人中间传播开来，形成了一轮新价值冲击波。⑤到70年代，新价值观已经成为青年人普遍接受的观念，而且在其他人群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但此时，这种新价值观在某些方面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
二、20世纪70年代青年学生价值观的变迁
60年代美国公众见证了青年激进政治的巨大力量，进入70年代，他们更担心青年政治意识形态会进一步蔓延，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动荡。然而，事实并没有朝悲观的方向发展，除1970年短暂的全国性大学骚乱外，70年代上中期，青年对政治的热情已经逐渐转为冷漠。1971年7月1日，美国国会批准的宪法第二十六条修正案，保护18周岁以上公民选举权。这一修正案使得近一半年龄在18－20周岁的大学生以及两倍于这一数目的其他青年人获得了选举权。选举权向更多青年人的开放，曾引起美国社会一些知识人士的担忧，有人甚至预言，“18岁选举权将猛烈地改变国家政治”(Levine and Arthur，1980：31)。在1972年大选期间，自由主义者与学生左派等参与的激进政治力量形成了联合，民主党总统竞选人麦戈文希望借助占选举人数1/5的青年力量上台，学生左派等也想借助自由主义的力量继续实践其政治理想。但是，两者都没有料到，手握选票前来投票的青年却出乎意外的少，26岁以下合格的选民只有12％参加投票。麦戈文的青年路线既没有笼络上青年，还疏远了其他年长的选民；而学生左派最后一次挽回政治颓势的尝试也失败了。
青年对政治冷漠的现象出现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急风暴雨式的激进政治运动之后，看似不可理解。实际上，它既与学生左派和自由主义者公众影响力的衰退有关，更与青年价值观的转向密切相关。60年代末开始，由国家—社会为中心的青年价值观向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的转变，形成了70年代价值观。正是在70年代价值观的引导下，学生运动的持续性、青年对民主政治的参与激情、美国社会的批判传统等都发生了消极的变化。
70年代以自我为中心的青年价值观的形成，是与60年代青年学生新价值观在美国社会的广泛传播、与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融合等诸多原因分不开的。60年代青年学生新价值观的广泛而迅速地传播有着特殊的时代机缘。
首先，自60年代末起，反体制的文化和价值观开始了“去意识形态化”的历程。1969年尼克松上台、越南战争结束指日可待以及征兵制改革实施之后，因反战反征兵原因而加入学生运动、或被团结在学生运动边缘的学生与社会青年，逐渐疏离了激进政治运动。以反战为主要导向的学生政治运动迅速降温，也失去了新的发展方向，在此情形下，其对反文化运动的影响力也逐渐丧失。政治运动与反文化运动分流，使得“自6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并行的激进政治价值观和生活价值观，在1971年(前后)走上了分离的道路”(Yankelovich，Daniel，1974：8)。此后，主要由反文化运动代表着的青年学生价值观，逐渐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获得了更大的传播空间。
其次，青年新价值观的迅速传播也与美国社会体制的兼容性有很大的关系。多元化和自由开放是美国移民社会的重要特征，它对异己观念、离经叛道行为的容忍度和软化能力是非常强的，这在美国移民史、族裔关系史上是常见的现象。主流社会能够通过体制的创新来吸收反体制的思想，通过保障激进者的言论自由来疏导其激进行为，通过适当的打压措施来确立社会对这一运动可接纳的维度，使激进政治和文化不会危害主体的根本利益。这样，“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和个人主义价值所提供的自由空间构成现行制度对异己力量的容忍度，这种容忍度使对立的批评和反叛、对抗性诉求和反常态生活方式变为制度集体的一部分”(吕庆广，2003：55-63)。青年新价值观作为一种反体制的观念，其激进特征也逐渐为美国社会所消解。此外，正如以上提到的，不再与激进政治联姻后，青年新价值观获得了独立发展，更显开放和宽容，因而也更少受到主流社会的敌视，便于其与主流价值观发生交汇和融合。
这样，“一些学生小群体采取极端态度，更大一些的群体采取温和态度。逐渐地，新价值观中的许多内容实现了从大学生先锋群体到以职业为导向的大学生和其他的青年人，再到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上层，最后到人口中的大多数的传递过程”(Yankelovich，Daniel，1974：10)。
60年代新价值观的广泛传播过程，也是其不断被泛化、并发生本质变化的过程。一方面，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剥离，使新价值观的战斗性减弱。“做你自己的事”是作为反资本主义体制的“总体革命”的一部分而出现的，是无我和利他的表现。而现在，它在失去政治反叛与社会反叛的情境下不但得以维持，还进一步地在从未体验利他主义激进政治的人群中传播，自然会使它滑入自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边缘，“它在没有反抗的内容下，自然地滑向了享乐主义”(Foss，Daniel A.and Larkin，Ralph W.，1976：45-64)。另一方面，在大众传播中，新价值观的激进能量不可避免地会随着由中心至外围的扩散过程而逐渐衰减，尤其当它与主流价值观发生交汇时，这种能量的损耗会更大。扩散的范围越广，新价值观的激进特征越微弱，它会变得更为温和，与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兼容性也更强，主流社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也势必会对它产生重要的影响。
新价值观的传播途径有两类：一是大学生内部的传播途径，有街头抗议、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大学共同体、校际交流圈、公社、大学生报纸和地下宣传出版物等等；二是外部传播途径，主要由电视、电影、文学作品、广告、音乐唱片等媒介担当传播功能。在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中，主流价值观中注重职业选择、节俭、关注个人成就感等内容逐渐被吸收进来(见表1)。
对主流社会一些价值观念的吸收。由于美国经济危机的蔓延、青年就业压力和生活压力得到进一步强化，形成了以职业主义、自我主义、现实主义为特征的青年价值观。
与60年代的青年新价值观相比，70年代的青年价值观继承了前者很多方面的内涵，并且比60年代持更宽容和自由的态度。如在道德价值观层面，认同宗教是重要价值观的大学生比例由1969年的39％下降到1973年的28％，非大学生比例由1969年的64％下降到1973年的42％；在值得为之作战的理由(爱国主义)问题上，抵御共产主义、保护国家利益、保卫同盟国、为荣誉而战等的比例在两类青年中都有较大比例的下降，只在国家遭受侵略这一理由上认同者超过一半。
在社会价值观层面，支持禁用大麻政策的大学生比例由1969年的48％下降到1973年的38％；赞同性自由的大学生比例由43％上升到61％；非大学生从22％上升到47％。
在个人价值观上，强调要自我表达的大学生比例1973年与1969年持平，而非大学生从70％上升到76％。在个人重要的价值观排序上，纯洁而道德的生活、宗教、爱国主义居于最后几位。
另一方面，70年代的青年价值观与60年代的青年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青年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社会体制诊断、异化感、婚姻家庭、对社会容忍度、暴力使用、职业选择等方面。
在政治倾向上，1969年保守和温和保守派的为23％，1973年为21％；中间路线的分别为44％和52％，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由30％下降为27％；而认同运动的1971年为13％，1973年为6％；认同新左派的由1969年的14％下降到1973年的9％。这说明，很多青年学生远离了新左、自由主义的立场，也疏远了保守派、极右的立场，而转向了中间路线，对政治的参与度也随之急剧下降。
对社会体制的诊断方面，认为美国是一个病态社会的学生，1968年为40％，1973年下降为35％；认为美国体制不能灵活解决问题需取代的学生，1971年占27％，1973年仅为21％。
异化感方面，60年代学生运动中，异化感和不适感是学生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1973年40％的大学青年认为个人价值观为大多数人分享，远远高于1969年的33％，认为在接受社会提供的生活方面没有困难的学生比例从1971年的49％上升到1973年的60％，说明学生的压抑感减少，对社会的适应度上升。
在婚姻家庭的看法上，1971-1973年间期望合法婚姻的学生比例均超过60％，有兴趣组建家庭的则均超过70％。这说明认可新的性道德的同时，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在学生中间有所回归。
对社会限制的容忍方面，能接受与工作有关的权威，能接受公司老板的权威比例上升(1971年36％，1973年44％)，衣着服从工作需要的由15％上升为20％。
道德评价方面，认为用暴力来获取有价值的目标为不道德行为的学生比例1971年为56％，1973年上升为66％；损坏私有财产是否道德的问题，则分别为72％和78％。⑥
从学生对接受大学教育的目的来看，1969年排列顺序依次为学会与人相处、形成价值观、掌握专业领域、学习职业所需的技能、全面的通识教育；而1976年依次为掌握专业领域、学习职业所需技能、学会与人相处、形成价值观、全面的通识教育。1976年，卡内基调查显示，85％的大一新生是带着职业构想进入大学的，他们不想改变自己的职业计划(Levine，Arthur，1980：61)。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在意识形态倾向、反社会情绪、异化感等政治问题上，70年代的青年学生相对温和。学生对新左派、学生运动的认同感越来越低，绝大多数持中间政治立场。这说明学生对激进政治的兴趣和热情大为下降，以国家——社会为导向的价值观衰落了。相对应的，“自我”成了70年代新价值观的导向，青年学生倾向于认同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物，倾向于选择内向的状态，“今天的学生自由主义植根于个人自由问题，即追求不受外界限制的个人生活权利。他们强调的是‘我’，而不是‘我们’”(Levine，Arthur，1980：85)。在这一导向下，职业主义成了这一价值观的重要特征。70年代的学生把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排在接受大学教育目的的最前列，这与60年代青年价值观拒绝工作、拒绝金钱的态度呈明显的对照。为职业需要，他们甚至愿意接受衣着、发型等社会限制，愿意接受公司的权威。以“自我”为导向的70年代新价值观，也是现实主义的。它的产生源于对主流价值观念(基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吸收和融合，也源于70年代美国政治经济的现实。经济危机使大学生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遭受打击，而美国政治的保守主义传统的回归使激进政治遭受监控和打压而无法扩大影响，“因为他们失望于没有促成更多的进步，很多年轻人已然变得内心冲突，不知道是退入一个更小的私生活圈子呢，还是仍然要参与社会性的有关活动”(约翰.洛克菲勒，1975：24)。双重的压力，使青年选择了逃避政治、关注自我的价值取向。
70年代青年价值观由于过于注重自我，过分强调职业主义、现实主义，遭到当时许多美国学者的批评。这些学者将之称为“新自恋主义”(The new narcissism)，或者“自我主义”(Meism)。“自恋”是精神病人的一种病症，它本是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上的一个术语。弗洛伊德最早对“自恋”进行了精神分析学和病理学的阐释。1970年之前，它仍未脱离精神病理学的范围。1970年后，一些学者如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布鲁斯·J.舒尔曼(Bruce J.Schulman)等都把“自恋”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中，桑内特认为自恋是70年代的“宗教伦理”(理查德·桑内特，2008：418-422)，拉希把70年代的美国文化称作是“自恋主义文化”(Christopher，Lasch，1978：1-10)，而布鲁斯·J.舒尔曼则认为“70年代的流行观念剩下‘自我的十年’(Me Decade)——一个自恋、自私、个人意识而非政治意识的时期”(Schulman，Bruce J.，2001：145)。他们认为，自恋主义导致了传统道德权威的衰落、责任感的丧失、父权制家庭的衰亡和自我满足、性放纵、道德的不可知论的兴起，“它从具有道德感和历史感的世界观倒退成一种拒绝互惠和公共利益的世界观”，“自我代替了社区、亲属、邻居、机遇或者上帝”(Marin，Peter，1975：45-56)。
三、青年学生价值观的变迁与大学生运动的消解
“自我的十年是激进者、无私的60年代的解毒剂，或者说是对它的否认”(Schulman，Bruce J.，2001：145)，以自我、自恋、职业主义、现实主义等为标识的70年代青年价值观的形成，对大学生运动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
首先，以自我为导向的价值观与以国家—社会为导向的学生运动在方向上是完全相背离的。无论是在早期参与式民主的构想和实践阶段，还是后期的反战运动与暴力革命阶段，60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关注点都不是个人或本群体的利益，而是国家和社会事务。以国家—社会为导向，“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这种肯尼迪式的理想主义话语不仅在学生运动中间，而且在民权运动、和平运动、反战运动等60年代的美国社会运动中都发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美国各大学管理层、众多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分析报告都指出，学生固然对大学不满并激烈评议，但是学生运动的根源并不在大学，而在美国社会问题、外交政策。而以自我为中心的青年价值观，却只强调个人的情感和体验、经济安全和物质满足，强调无约束的个人自由，它只会使学生沉溺于享乐主义和自我利益的追逐，而不关心与国家社会相关的问题。
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比较激进的政治行动可能存在，但是皆与个人或者本群体的利益相关，是自我利益群体的政治。其话语不再是大意识形态的“主义”，学生抗议目的不再是改变整个社会，而只在于改变与己相关的社会的某一部分。70年代，进步劳工党、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等与学生运动相关的组织影响渐失，而一系列的自我利益政治团体，如黑人团体、妇女团体、墨西哥裔团体、土著人团体、同性恋团体等，数量却增长很快。这些利益团体都是封闭性的，规模小，目的单一：有的在于服务，有的在于教育和意识培养；有些是政治行动组织，有的则是娱乐性的组织(Levine，Arthur，1980：37-88)。这些学生自我利益型的政治团体很难实现60年代新左派统一领导下的那种大联合，以形成较大规模的抗议浪潮。
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大学生抗议的议题和手段也出现了很大的差异。60年代学生抗议的议题中排在前列的主要是社会性的问题，如越战、民权、大学的管理制度等，而70年代，特别是1972年之后，学费问题、研究机构设备问题、教员的聘用和解雇等与生活学习密切相关的细微问题排在最受大学生关注议题的前列(Levine，Arthur，1980：41)。
在抗议的手段上，60年代的学生常用的政治策略如占领大楼、罢课、静坐和破坏财物等都逐渐被废止，并被认为缺乏合法性。如前所述，认为用暴力来获取有价值的目标为不道德行为的学生比例1971年为56％，1973年上升为66％；损坏私有财产是否道德的问题，则分别为72％和78％。另据1976年的一份社会调查，64％的学生认为用暴力来获取政治目的没有正当性，73％的学生认为干扰大学运作者应被开除或休学，36％的学生认为不应该在大学校园内示威(Levine，Arthur，1980：43)。
新的学生抗议活动通常采取游说、诉讼等方式进行。70年代初，在美国大学校园内兴起的、影响比较大的学生政治组织已经不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易皮士或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YAF)，而是两个全国性的游说组织——公众利益研究团体(Public Interest Research Groups，简称PIRGs)和全国学生联合会。前者于1970年由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发起成立，后迅速扩大。1979年获得卡特政府承认，到70年代末会员人数达到70万，远远超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规模。全国学生联合会早已成立，在60年代持保守立场，1967年因与联邦调查局合作以分化学生激进者，遭媒体披露而声誉下降。1969年之后，它开始改变保守立场，转向自由主义。在70年代其他学生激进组织失去影响之时，全国学生联合会却获得较大发展，会员人数比1969年多两倍。公众利益研究团体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活动策略与60年代有很大不同，它们采用的是游说、诉讼、媒体、社会组织、示威等综合策略，在行动上更温和。并且，两组织更多的是以议题为导向，而非意识形态为导向，“党派路线的缺失能使他们扩大支持的基础”，而“意识形态的忠诚原则要求将拒绝每一位哪怕只有一点异议的学生”(Levine，Arthur，1980：50)。两组织关注的议题也是当地性的、校园内部的问题，而非60年代那种国家—社会的大视野。而且，这两大游说性组织在大学校园内并不为很多学生所知(Altbach，Philip G.，1979：609-626)。
以自我为导向的价值观与国家—社会为导向的学生运动的完全背离，以及在这一价值观下新的温和的学生政治组织的出现，使得“六十年代”风格的大学生运动在70年代的美国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这一时期，残余的学生左派分子也因失去公信力，或选择反社会的暴力生活，或选择改变战斗姿态、重新回归主流社会之路。
其次，60年代青年学生的先锋价值观，经70年代的迅速传播而变得大众化了，削弱了大学生的反叛热情。由于70年代的青年价值观是60年代青年新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融合而形成的，并且这种价值观迅速地在美国整个社会的青年中间传播开来，继而其某些价值观念在主流社会也得到传播。这种状况使得60年代尚被看做是先锋和前卫的观念，是学生左派、嬉皮士身份象征的观念，在70年代变得大众化了。宗教意识淡薄、性自由、长发、牛仔裤、吸食大麻、摇滚乐等等反文化运动的内容，在70年代初期，至少是在美国大多数青年人中间，已经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新时尚”。甚至于在1972年前后，当大多数学生已经改头换面，着绅士装，意欲融入白领阶层生活的时候，这股反文化的潮流还在社会非大学青年中流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形式和内容上的趋同，使学生左派、嬉皮士的反文化的符号和标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反叛意义，反叛也不是学生运动的专利了。⑦并且，从学生运动后期所秉承的马尔库塞的“总体革命”的理论，其文化革命、意识革命、爱欲的解放等虽然实际上有些偏离方向，但是确实部分地达到了目的。丧失反叛专利的失落感与获得革命局部胜利的自豪感，两种复杂情感交互，再加上70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带来的生存压力和现实威胁，自然会驱使学生左派选择远离激进政治，而非继续扩大运动规模了。
再次，60年代反体制的青年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迅速地成为美国社会的时尚，让学生激进者认识到美国社会的容忍度和自由度，认识到美国体制的兼容性与可塑性。这样，学生运动对美国社会的原初设定——一个全面压制、单向度的社会似乎失去了实践中的充足印证和说明，更进一步摧毁学生左派作为社会全面革新者的自信心和忍耐力，使学生运动失去支撑的力量而出现退潮。
注释：
①《Port Huron Statement，1962》，参见密歇根州立大学基础人文中心网站(http：//coursesa.matrix.msu.edu/～hst306/documents/huron.html)。
②Yippie，正式名称为青年国际党(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创立者为阿比·霍夫曼和杰瑞·鲁宾，是60年代最具影响的政治嬉皮士文化组织。
③依据广泛通用的心理学家米尔顿·罗克奇的价值观的系统理论，价值观包含两个价值体系，即终极性价值观和工具性价值观。终极性价值观是一种目标状态和终极追求的价值观，它分为两类：个人价值观(以个人自我为中心的终极状态，如自尊、内心和谐)和社会价值观(以社会为中心的终极状态，如平等、世界和平)。工具性价值观是实现终极目标的手段方式价值观，它也被分为两类：道德价值观(针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观，如宽容、帮助他人)和竞争价值观(针对自身的而非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观，如逻辑、想象力)。考虑到竞争价值观仍是有关人自身的价值观，这里仍把它归入个人价值观之列。
④“异托邦”(Heterotopias)是后现代主义大师米歇尔.福柯在1967年的论文《另类空间》中创造的一个新术语。他认为“异托邦”，“是类似于反场所的某种东西，一种有效地实现了的乌托邦”，“文化中所能找到的所有其他真实的场所，都同时表现着、竞争着、转化着”。与乌托邦的虚构性不同，“异托邦”是与现实空间共时存在的，又是与之隔离的、对抗的真实空间。萨利·贝恩斯在《1963年的格林尼治村——先锋派表演和欢乐的身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把反文化运动的先锋文化阵地格林尼治村称作一个“异托邦”，吕庆广继而把60年代反文化实践也归之为“异托邦”的实现形式。本人也认为，从福柯所概括的异托邦的特质来看，这种归类是恰当的。
⑤学者王恩铭在《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嬉皮士文化研究》一书中认为，1969年8月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后，“反正统文化就开始一蹶不振”，“渐渐失去活力，一步一步地退出历史舞台”(第134页)；而70年代初嬉皮士公社的瓦解和消亡标志着反正统文化本身的消失和终结(王恩铭,208：134、179)。本人认为反正统文化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后，还有一个猛烈的扩散与泛化的过程。在传播过程中，反文化运动的一些本质特征才逐渐消失。嬉皮士公社确实可以作为反文化的最后存在形式，它的大规模的破产、消亡集中在70年代中上期，少数也存活到了80、90年代。
⑥数据来源参见Levine，Arthur，1980：30；Yankelovich，Daniel，1974：66-95。
⑦杨克洛维奇通过1969年与1973年的调查对比中发现，在生活方式、个人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等方面，非大学青年与大学青年分享着大致相同的观点(参见Yankelovich，Daniel，1974：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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