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西方文化冲击儒家思想的历史个案的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思想论文,个案论文,中华论文,西方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子思想为主流的儒家思想，自19世纪末西文化的冲激底下，备受部分思想激进分子的怀疑、揶揄甚而全盘否定，在近代历史上萌芽于清末民初，而盛行于五四运动，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更高潮迭起。然而，儒家思想屡经历史严酷的考验，百折不挠，屹立不倒，足见儒家思想于中华民族历史上，地位超然。
若寻根究柢，当溯自先秦，若探索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的关系，则须对西方文化冲击儒家思想的历史作出纵深式回顾。而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一方面承继和发展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对回应西方文化冲击及中华现代化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故本文拟就此作为历史个案，进一步探讨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
自19世纪末西力东渐，列强一方面将机械及械器制品向中国倾销，另一方面向中国蚕蚀鲸吞，攫夺资源，导致中国国势日蹙。清廷平定太平天国后，容许部分开明疆吏推动洋务革新，然而保守派与革新派知识分子就文化融和与创新问题，争论不休，加上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步伐躁进急激，使模仿西政、西艺的自强运动，陷入徘徊于保守与变革两个极端之间的漩涡之中。
正当失衡跌宕之际，张之洞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力主综合各方舆论，取长补短，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以折衷新旧，融和东西文化而不扰乱固有伦常，在当时形势危阽之秋而言，不失为补弊起废、曲折地继续改革的权宜良策。
当时的推行西化，也就是中国学者所依循的近代化的道路。就晚清这70年间来说，儒家传统思想提供了近代化的基本动力，供给知识分子以接受现代化的道德勇气与理论基础。当时学者根据儒家固有观念择善固执并承认开放革新的必要，从而启蒙国人以现代化观念，并提出儒学为本去掌握及善用西方知识，以创立具有中国儒家思想特色的现代化理论。诚然西方文物提供了启发的触媒，儒学的新内容亦反映清末改革家（以张之洞为个案）思想回应西方文化冲击的潜在深层转变：儒家传统核心思想并不构成对外来思想盲目排拒的根本因素。其次，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观念在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上并无严重冲突，事实上晚清学者是借着儒家学说而展开近代化运动。最后，儒家思想被清末改革知识分子用作融合、吸纳及修正西方思想的原始基础，且藉儒家学说去充实他们的新理论并用作行动指南。
张氏按“中体西用”原则，力保国体国权，同时借用外国技术和资金，以推动工商业现代化，废科举以育专材，以推动教育现代化，为20世纪中西文化的融合和创新奠定不可或缺之社会政治及经济基础。因此，儒家思想在清末改革运动中仍起着重要的主导力量。近人贬视“中学（儒家思想）为体，西学为用”理论和策略为迂腐保守的落伍败笔的看法，实有重新审视与评价的必要。
一
不少史学家批评中国迈向现代化期间（19世纪末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提出不彻底的西化路向，产生“体”与“用”的矛盾，导致思想上混淆与冲击，因而阻碍现代化进程云。这种流行的说法虽反映部分真实，但流于表面观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若要全面考察早期现代化得失，必须将当时中国应付西方挑战的主流思想作深入的分析。
中国史家若不深切反省早期现代化运动中挫败的深层因素而轻率地找“中体西用”论作为事败的代罪羔羊，则现时推行如火如荼的经济现代化运动仍有重蹈覆辙的危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张之洞振兴工业的基础理念。梁启超论述清代学术，给予“中体西用”以时代观念的历史地位，称其“举国以为至言”，意指梁氏所见所闻当时潮流的概念，并非指张之洞为唯一代表，不过张氏确为领导这一思潮的表表者，亦可视为中心人物。当然，“中体西用”论成为晚清学术思潮的一种共通观念，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注：参阅王尔敏：《清季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论》及《张之洞与晚清中西调和之思想》，载《晚清政治思想论》，51～71、72～100页，台北，1980。）。
从“中体西用”论的时代特征来看，它无疑具有固本、变通、自强、御侮的自强救亡性质。从《劝学篇》外篇的篇目如“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及其内容来看，张之洞对“西学为用”和“中学为体”的态度同样开明和坚定。张之洞透过“中体西用”论对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自强运动，从概念上赋予基础的理论和肯定，并指出未来方向。早在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李鸿章等创办洋务事业后，“中体西用”隐然成为自强改革者的基本方针，并进而成为整个自强运动的总体战略思想脉络。如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五，第十四页。）李鸿章阐述得更为清楚：“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国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注：李鸿章：同治四年八月初一奏折，载《洋务运动（四）》，10页；姜铎著：《中日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载黄逸烽、姜铎著《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66页。姜铎谓李鸿章是“中体西用”思想的身体力行者。）于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动机与仿西智、西械的实践融和在一起，筹建造船厂、枪炮厂为“中体西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验，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以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形态在甲午战争之后凝聚而成，正值曾、左、李三人推展的自强运动遭受重大挫折后，张氏毫不气馁，虽然陷于冷嘲热讽的低潮中，仍不屈不挠地支援自强运动和振兴工业的事业。此外，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适推广于甲午惨败后的唾骂声中（注：晚清学人调和中西学术的言论，也就是把中西学等量齐观，探求两者之精义，比较二者之长短，以为取资，并使之融合为一种更具价值的新学。当时言论的趋势，倾向于吸收西学而充实中学，取于人而不失自我。光绪二十四年（1898）都察院都事长庆说：“说者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学有本末，不容越俎。要在先中后西，方为通体达用之才，否则中学未通欲讲西学，是犹南辕而北辙，舍本而求末也。”（《戊戌变法档案史料》，311页 ）长庆此说， 可代表当时学者普遍的意见。总结此学说，其口号虽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主旨则仍以自我为中心，乃在用西学扩充中学的内容，增大中学的份量。），刚好为自强运动的改革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并带动振兴工业运动勇闯另一新高峰。
晚清流行的“中体西用”思想有若干层次：倾向于吸收西学而充实中学，取于人而不失自我，非惟在求中西融合，且在同化“西学”以为“中学”。另一结构是分内外两层次：“内则坚固根本，意在“存我”；“外”则务求博通，意在“融合”。而张之洞则倾向于后者。张氏具有深厚之国学根柢，进而吸收西方知能，以为应时治事之资，可以说为“中体西用”论之实践。张之洞提倡“固本”，很显然着眼于大局而于若干处为满清以至君主作回护，并为当时政治体制辩护。然于“开通”之论，却独具有卓见，而且态度开明，能理性地看待西方学术，立场颇顾大体。因而张氏具体学说一出，即获得朝廷重视，旨命颁发各省参考，其影响逐及于全国。关于坚守本体的理念，即使影响明治维新主流路向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亦提倡西化之余亦不忘本体（注：福泽谕吉：《劝学篇》，（中译本），7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并参阅高木正显著《明治文化史》卷4及《思想言论》，70～72页，东京， 原书房，1980 ；今永清二：《福泽谕吉的思想形成》序言iii，198～205页，东京，劲草书房，1979。），可见张氏固本与不忘本体之说，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盛行的保存日本文化论，实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思想并非只从故纸堆中、或是冥想玄思中求得，而是在炮火隆隆声中惊醒，从救亡御侮的实践中摸索试验得来。秉承“通经致用”经世遗风的张之洞，认为一切学术，“要其词也，归于有用”（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一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创》。），“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四，《輏轩语上》。）。从“致用”的明确目标出发，张之洞对待诸种学问，均以实用与否，为其或臧或否、或用或弃的标准。即使在张氏身在“清流”时期，他对于“洋务”、“西学”，也不像其他清流党人那样持深恶痛绝的极端排斥态度。张氏以理性为先导，认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奏议》二，《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与魏源的“师夷长技”说同调。因此，其时他对于洋务派的批评，也多集中在无原则的妥协外交，而非有关兴厂办学、开矿练军等实业措施。正是基于有这种“师夷长技”的共识，张之洞渐能开展日后的洋务实践，并从务实价值上，理智地肯定西学的科学意义，并主张全力移植及活用西方技艺及工商之学。追溯张氏“西学为用”的思想源头，儒家“经世”思潮和踏实的学风，是导致张氏向西方采开放态度的文化理念基础。
至于言论方面，早在光绪十年（1884），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因而参与中法战争的军事指挥、后勤防御等事务。事后他在上奏说：“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械不利，与空手同；不能及远，与短兵同，史之良规也。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注：《张文襄公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张之洞在两广任内，于洋务事业“小试其端”，建造军舰、轮机、驾驶、台垒工程，“翻译西国兵书、测绘、地图，并电学、化学、重学、气学、光学等项有关兵事者”，制造火药、电线、强水、红毛泥，各种技艺均可量能因性分门讲求。”（注：《张文襄公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一样，张之洞亦是从承认西方物质文化（首先是军械装备）的客观优越性作为基点，以审慎务实态度（注：王玺：《中英开平矿务交涉》，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62，11～12页。），去吸收西方科技，以增强国防实力，并在“学理”与“形势”，“道德”与“武力”关系的认识上，有别于泥古不化的陋癖。关于张之洞初期的思想演化历程，辜鸿铭评述道：“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役（1884年发生的中法越南战争），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张之洞）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注：参阅《张文襄幕府纪闻》。）透露出于应付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与个人操守之间产生的矛盾，张之洞懂得灵活变通，分别处理以求心安理得：“为人则舍势而言理”，即弘扬忠、信、笃敬的中国传统德行，以正人心；“为国则舍理而言势”，即吸收大舰巨炮等西方物质文化的科技成果以维国势。前者蕴藏“中学为体”之韵，后者包容“西学为用”之调。在张之洞看来是平衡理想与现实的“两全之法”。例如倭仁尚礼义而不尚权谋的儒学精神，后人妄加讪笑，实无可笑之处，只可惜倭仁在强敌当前，崇礼义而不讲武备，无疑与虎谋皮，昧于“理”而忽略形势危急。张之洞能于“理”、“势”不平衡时，超越内心和情智冲突的迷惘，强调为国为民，则效大丈夫不拘小节，顺“势”则“讲武”，逆“势”则“和戎”，只要能富国强兵，师夷亦不违圣人之道，此点张氏比倭氏看得透彻，故能师法西政、西艺而不失自我。（注：参陆宝千：《倭仁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期，259～260页。）至于达致“西学为用”的具体方法，他认为“晚近来，惟士有学，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材，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注：《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故中国亟应效西洋，大力发展“专门之学”。他还划分“专门之学”为四大类，即交涉、农政、工艺、商务。这表明，在对于“西学”优点的肯定与应用方面，张之洞实已超过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
光绪二十年（1894），张之洞痛陈《马关条约》带来的严重危害：“及今力图补救，夜以继日，犹恐失之，若再因循游移，以后大局何堪设想。”他向朝廷提出九件应当急办之事，以为“中国安身立命之端”：一曰宜亟治陆军。二曰宜亟治海军。三曰宜亟造铁路。四曰宜分设枪炮厂。一面雇用洋匠，一面商之洋厂，派工匠赴外洋该厂学习。五曰宜广开学堂。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各省均应开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名师教习。同时派人员出国留学，赴德学陆军，赴英学海军，其他工艺各徒皆就最精之国从而取法。六曰宜速讲商务。尤须令出使大臣将各国商务情形随时考究，知照总署及各省督抚，以便随时悉心筹划。七曰宜讲求工政。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分遣多员，率领工匠赴西洋各大厂学习，一切种植、制器、纺织、炼冶、造船、造炮、修路、开矿、化学等事，皆肄习之，回华日即以充办理工政之官。八曰宜多派游历人员。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拘执者狃于成见，昏庸者乐于因循，以致国事阽危，几难补救。欲破此沈迷，惟有多派文武员出洋游历一策。九曰宜豫备巡幸之所。宜择腹省远水之址建设行宫，以备战时京师危急，进退自如，控制有策（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三七，《奏议》三七。）。
由此观之，张之洞循“中体西用”的理念出发，建议全面虚心切实访求西学、西艺，以取长补短。这可侧面证明甲午战争并不能宣判自强运动的破产，因为自强运动改革的内容和范畴不仅没有因甲午战败而收缩锐减，反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需求而层递扩充推广，只是部分重心转移往政治改革层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前后，张之洞开始将“中体西用”思想形诸笔墨。他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注：《张文襄公奏稿》卷二九。）稍后，他在上呈御览的《劝学篇》中，又对此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学为体，“以正人心”，西学为用，“以开风气”。
另一方面，改革派中一股急进激躁的暗流正令张之洞忧心忡忡，他说：“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外，而在九州之内矣。”（注：《劝学篇·序》。）于是，为了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激进主张相抗衡，划清界线，他提出《劝学篇》，鼓吹“中体西用”论来平衡大局。反对激进的改革，这并不意味着张之洞反对变革而显得固步自封。与此相反，他把顽固派讥讽为“泥古之迂腐”、“苟安之俗吏”、“苟求之谈士”，不同意他们“旧者因噎而食废”，“旧者不知通”，“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注：《劝学篇·变法》。）。其实，张之洞与维新派之间表面上泾渭分明，然而大家都主张在政治经济层面改革，而张氏主张稳健缓进，避免招惹无端暴乱和破坏（注：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19页。）。
三
张之洞主张尊君、忠君，而康有为、梁启超则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后来，张之洞回顾《劝学篇》的写作动机说：“自己未（指咸丰九年）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八，《抱冰堂弟子记》，页十四；王尔敏：《清季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论》，载《晚清政治思想论》，51～71页，台北，1980。）。这一语道破了《劝学篇》的宗旨和张之洞“中体西用”论之思想（注：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70，1、540、600页。）。
张氏的主张是中和的，有强烈的融合中西学术之意识，乃在以存我为前提。张氏亦提倡变法，而托古立言，且较同时代人更为圆通成熟。张氏著论，本在救亡图存。其于《劝学篇》全篇之义，综于五知，旨在强调透过认知激起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鲁，弱国也，哀公问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终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注：《劝学篇·序》。）张氏多番强调智、仁、勇是知识分子所要兼备的，须面向世界，汲取新知，并超越自强运动时只重西艺的学习方针，须首重西政，从行政及政制角度推行各方面改革。
张之洞追求的是仁政兼且富国强兵并存的理想。在儒家思想与政治权威相适应的观点底下，张之洞的汉族意识融贯在“大一统”的儒家文化意识中，即承认一统天下的满族天子的正统地位。当时张之洞的“己任”是保存国体，所谓“保存国家政权土地，保种族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张氏乃综合此说，而惟保国为至上之要义。所谓“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注：《劝学篇·内篇》页二。）此种保国保种之论，扩大至中华民族范围，超越汉族中心意识，接受政治现实，主张消除满汉两族对立的隔阂，曲为清室回护。在当时历史环境下除非革命，否则只有俯首称臣。张氏取经传立其本旨：“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借西人之说称中国人为蒙古种，称中国为契丹，以为亚洲同种之证，将满汉矛盾淡化。并举西国虐待华人之史实，以作前车可鉴。张氏有谓：“越南属于法矣，华人身税有加，西人否也；华人无票游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属于西班牙矣，土人不能入议院也。美国开辟之初，则赖华工；今富盛之后，则禁华工，而西工不禁也。”张氏指斥列强盛气凌人的种族歧视恶行激起华人敌慨同仇，一致对外。推崇皇室（尊皇），然后追求西方科技知识。张之洞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学，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可见张氏突出坚持道德伦理精神，对于西政、西艺则选取合用和可用的部分为己用，毫不违背圣人的原则的。故步自封，反而有违圣人之道：“如其昏惰无志，空言无用，孤陋不通，傲恨不改，坐使国家颠
，圣教灭绝，则虽弟佗其冠，神禫其辞，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之，曰：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注：《劝学篇·外篇》，页四十五至四十七。）上述观点与日本明治政府于1868年颁布五条誓文中“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基”论调相似（注：五条誓约，见《明治维新基本史料选译》，载《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168页，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他的所谓“体”与所提倡的“保教”有密切关系。张氏谓：“学术兼宗汉宋。于两汉经师，国朝经学诸大师，及宋明诸大儒，皆所宗仰。信从汉学，师其翔实，而遗其细碎；宋学，师其谨笃，而戒其骄妄空疏。故教士无偏倚之弊。”张氏既崇汉宋儒术，对于周秦诸子与佛家性理，概不视为正统教化之列，以为“其流弊恐有非好学君子所料及者”。故张氏之保教，实限于儒学正宗，并非漫无标准地保存中国全部固有文化遗产（注：《抱冰堂弟子记》，页二七。王尔敏认为张之洞的保教是卫护儒家道统而已，并非中国全部固有文化遗产，隐评张氏狭隘自限。王尔敏：《张之洞与晚清中西调和之思想》，载《晚清政治思想论》，台北，1980，71～100页。）。 可见张氏固本与不忘本体之说，其道不孤。另一方面，张之洞深痛恶绝的是列强罔顾公义倾销鸦片于中国，认为保种必先去毒，禁止鸦片流入，强调全面戒烟实为当务之急（注：张之洞认为“洋烟之害，流毒百余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数十万人，以后浸淫，尚未有艾，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遂成为今日之中国矣。而废害文武人才，其害较耗财而又甚焉，志气不强，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见闻不广，游历不远，用度不节，子息不蕃，更数十年，必至中国胥化而为四裔之魑魅而后已。”于是提出兴学禁烟之论：“若学会广兴，文武道艺，城乡贵贱，无有不学，弱者学之于阅报，强者学之于游历，其君子胸罗五洲，其小人思穷百艺，方且欲上测行星，下穷地隔，旁探南北极，岂尚有俾昼作夜，终老于一灯一榻者？导之且不为，况禁之哉。故曰兴学者，戒烟之乐也。”（《劝学篇·内篇》，页三五至三六））。
张氏虽独尊孔孟，但不排斥实用的西学，“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主张先习中学然后选习西学以取长补短：“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羞；疗病者，先审脏腑，而后可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主张中西兼通，但必须以中学为基础。
张之洞强调中学为体，而“体”有不可变易的基本原则和伦理关系，张氏之言尊君，复借三纲五常之义，以确立名分，以社会稳定为理由，崇君权，抑民权。但赞成教育普及后，可以开言议院，让士绅议政（注：此外，张之洞还提出具体办法保存中学的教育历久不衰，提倡十五岁以后专攻中学，二十一岁后兼习西学，认为“沦海横流，外侮荐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书，浸微浸灭，虽无赢秦坑焚之祸，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此可为大惧者矣。尤可患者，今日无志之士，本不悦学；离经畔道者，尤不悦中学。”
“倡为中学繁杂无用之说，设淫辞而助之攻，于是乐其便而和之者益众，殆欲立废中学而后快。是惟设一易简之策以救之，庶可以间执仇中学者之口，而解畏难不学者之惑。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守约必自破除门而始，爰举中学各门求约之法，条列于后，损之又损，义主救世，以致用当务为贵，不以殚见洽闻为贤。十五岁以前，通《孝经》、《四书》、《五经》正文，随文解义。并读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图式诸书，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自十五岁始，以左方之法求之，统经、史、诸子、理学、政治、地理、小学各门。美质五年可通，中材十年可了。若有学堂专师，或依此纂成学堂专书，中材亦五年可了。而以其间，兼习西文。过此以往，专力讲求时政，广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不骛功名之士，愿为专门之学者，此五年以后，博观深造，任自为之。然百人入学，必有三五人愿为专门者。是为以约存博。”（《劝学篇·内篇》，页二七、三七至三八。））。
关于救亡良策，张之洞提出“智以救亡，学以益智”的原则。张氏指出自强运动屡遭阻挠的原因在于士大夫昧于国际新知，国势日蹙，亦不知急谋应敌良方，自甘落后。张氏谓“林文忠尝译《四洲志》、《万国史略》矣，然任事而不终。曾文正尝遣学生出洋矣，然造端而不寿。李文忠创同文馆，遣驻使，编西学各书矣，然孤立而无助。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不惟不信不学，且诟病焉。一儆于台湾生番，再儆于琉球，三儆于伊犁，四儆于朝鲜，五儆于越南、缅甸，六儆于日本，祸机急矣，而士大夫之茫昧如故，骄玩如故。天自牖之，人自塞之，谓之何哉！”张氏猛烈抨击拒绝新知的盲目守旧腐儒，若倭仁再生，恐在辩论中难操胜券。
接着张氏强调各种专门智识的重要性，若再不求新知而胡乱议政，则只会祸国殃民：“乎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权宜土比，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国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华人于此数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殚心力以求之。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忧，既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损权，得粗遗精，将冥冥之中举中国之民，已尽为西人所役矣。役之不已，吸之朘之不已，则其究必归于吞噬而后快。”（注：《劝学篇·外篇》，页二。）张氏反对士大夫只晓自相攻讦，宜虚心增益新智：“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废而存之。纳古枘鉴，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注：《劝学篇·外篇》，页四五。张氏从历史角度指出东西之学，渊源深厚，历史上中西学术之融合会通，屡见不爽。张氏继说：“昔孔子有言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是此二语，乃春秋以前相传之古说，列子述化人，以穆王远游，西域渐通也，邹衍谈赤县，以居临东海，南舶所传也。故埃及之古刻，类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华人。然则中土之学术政教，东渐西被，盖在三代之时，不待畴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以后西汉甘英之通西海，东汉蔡愔、秦景之使天竺；摩腾辈之东来，法显辈之西去，大秦有邛竹杖，师子国有普白团扇。中西僧徒，水陆商贾，来往愈数，先化佛国，次被欧洲，次第显然，不可诬也。然而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即以中土才艺论之，算数历法诸事，陶冶雕织诸工，何一不今胜于古。谓圣人所创，可也；谓中土今日之工艺不胜于唐虞三代，不可也。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豫知。然则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徵，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灼然可据者哉。今恶西法者，见六经古史之无明文，虽不察其是非损益，而概屏之。如诋洋操为非，而不能用古法练必胜之兵。诋铁舰为费，而不能用民船为海防之策，是自塞也，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经典所言而传会之，以为此皆中学所已有。如但诩借根方为东来法，而不习算学；但矜火器为元太祖征西域所遗，而不讲制造枪炮，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如谓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于耶稣，是自扰也。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综此三蔽，皆不观其通，不通其害，口说纷呶，务言而不务行，论未定而兵渡江矣。然则如之何？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
张氏进一步提倡孟子的“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之精神，鼓吹游学以增广见闻。张氏毫不含糊地指出必须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是旧学。西政、西艺、西史，是新学。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所谓者，一是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归政学。算绘矿医，声光化电，归艺学。张之洞主张“西艺必专门”，“西政可兼通数事”，认为改变学制，普兴学堂，而仕禄之途，必经学堂教育，并改良科举，以时务政艺为考试范围，以培养实学专才。张氏又提出具体办法去增益新知：“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尝见古之游历者矣，晋文公在外十九年，遍历诸候，归国而霸。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春秋战国最尚游学，贤如曾子左邱明，才如吴起乐羊子，皆以游学闻，其余策士杂家，不能悉举。”至于选择游学须分层次：“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匮。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张氏又强调放眼世界的重要性，指出只有游学才可避免“无心、无性、无能”，谓：“尝考孟子所谓圣贤帝王将相，历险难，成功业，其要归不过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曰生于忧患而已。夫受侮而不耻，蹙国而不惧，是不动也。冥然罔觉，悍然不顾，以效法人为耻，是不忍也。习常蹈故，一唱百和，惮于改作，官无一知，士无一长，工无一技，外不远游，内不立学，是不增益所不能也。无心、无性、无能，是将死于忧患矣，何生之足云。”因此，学部成立后，由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宣统元年（1907）年间，张之洞根据“中体西用”的精神，不断直接或间接参与制订及修订教育法令的决策工作，并策划筹组各地教育行政体系，使新式教育的推展，遍及全国，并切实鼓励游学东洋及西洋，张之洞对现代化教育的扩拓，予人有一日千里之感。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一日，学部尚书荣庆、张之洞等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清廷批准后颁示全国，而各学堂从此有了教学及学堂管理的指标。教育宗旨的内容，是承及发展“中体西用”精神。《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宣布的中国新式教育要点见附表。其教育方针是“振兴国务，宜注意重普通之学”，即“不在造就少数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而教育目标则是“令全国之民无人不学。”（注：《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宣布的中国新式教育要点如下：[有（）者引自有关上谕]
教育宗旨教育方法
宜取开国以来列祖列宗缔造之艰难,创垂之宏远,以
(1)忠君 及近年之事变,圣主之忧劳,外患之所由乘,内政之所当亟
,捐除忌讳,摘要编辑,列入教科.
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课目,作赞扬孔子
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
致祭作乐以示欢欣鼓舞之忱.其经义之贯彻中外、洞达无
(2)尊孔 人,经注经说之足资羽翼者,必条分缕析,编为教科,颁之
学堂,以为圭臬.但各学生各有程度,则学自有浅深,高等
以上之学堂,自可力造精微;中学堂以下则取其浅近平实,
切于日用,而尤以身体力行,不尚空淡为要旨.
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主义,俾儿童熟见
而习闻之.国文、历史、地理等科,宜详述海陆战争之事
(4)尚武 迹,绘画炮台舰旗帜之图形,叙列戍穷边使绝域之勋址;于
针对中国之 音乐一科,则恭辑国朝之武功战事,演为诗歌,其后先死
大病--弱 婑诸臣,尤宜鼓吹扢扬,以励其百折不回视死如归之志;
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式
体操严整其纪律,而尤时时勖以宇纪律养威重.
(3)尚公 今欲举支离涣散者而凝结之,尽自私自利者而涤除之,则
针对中国之 必于各种教科之中,于公德之旨,团体之效,务分缕析,辑
大病--私 以为书,总以尚公为一定不移之标准.
凡中小学堂所用之教科书,宜取浅近之理与切实可行之事
以训谕生徒,修身、国文、算术等科举其易知易从者勖之
(5)尚实 以实行,课之以实用;其他格致、书图、 手工皆当视为重
针对中国之 要科目,以其发达实科学派,教员于讲授之际,凡有事实之
大病--虚 可指者,必示以实物标本,使学生知闻并进,且时导学生于
近地游行,以为实地研究之助.
教育宗旨 教育成果
务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仰先烈而
(1)忠君 思天地高厚之恩,睹时局而深风雨飘摇之
惧,则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自萌.
(君民一体,爱国即以保家)
(2)尊孔 务使学生成童以前,即已熏陶于正学,涉
世以后,不致渐渍于奇袤;国教愈崇,斯民
心愈固.
(正学昌明,翼教乃以扶世)
(4)尚武 薄海之民咸知捐一生以赴万死.
针对中国之 老幼男女遍国之人无不以充兵为乐,战
大病--弱 死为荣.
(人人有振武之精神而自强可恃)
以造成完全之人格.
(3)尚公 务使人人皆能视人犹己,爱国如家.
针对中国之 (人人有合群之心力,而公德以昭)
大病--私
(5)尚实 尤以求实业为要政,必人人有可农可工
针对中国之
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
大病--虚
(务讲求农工商各科实业,物无弃材,期
有益于国计民生;庶几风俗淳厚,人才众
多.)）
在上述教育宗旨之中，明白指出“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之最缺，亟宜针砭以图振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上述纲目，可更进一步解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忠君尊孔为中学的精粹，故承继而发扬之，至于公德心，尚武精神，实事求是精神及企业精神，皆“西学”、“西政”及“西艺”思想中之精华，在中国亦宜吸收，以取长补短。可见教育宗旨的订定，是经理智地冷静分析国情，虚心地公开宣示天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经验，并晓喻全国学堂落实推行，“行必践言，切实提倡”。另一方面，教育宗旨的颁布，其中一项目标是针对当时革命思想的泛滥，清廷欲藉此“拒异说”，使“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由而萌”，属反革命性质，亦即反对颠覆政府的思想，在当时局势而言，是有利于社会政治的安定繁荣，亦无可厚非。
张之洞还把“中体西用”精神贯彻在现代化教育体系之中。故此张氏制定全国通行的教育宗旨时，强调传统国学精神——忠君、尊孔外，还吸收西方崇尚公德、尊崇振武精神，拓展实业、发掘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号召全国学子加以学习。学部成立前，教育宗旨散见于有关教育的奏章及学堂章程，并无明确而独立篇章的宣言，例如张之洞参与制订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简略提及“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为基，俾学生心述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而学堂的课程，在《奏定学堂章程》内，于中学“国学”课程，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此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的引申。“体”“用”兼备，能够顾虑到教育目标的三大范围：“忠孝为本”使“心术一归于纯正”，是属于感情范围（Affective Domain）；属于德育领域，包括兴趣、态度和价值观，训练方法是“以经史为基”；而“以西学瀹其智识”属于认知范围（Cognitive Domain），“练其艺能”则属于心理动力范围（Psychomotor Domain），即技能领域，系指操纵或运作技能的范畴。晚清新式教育课程，配合“富”（经济）和“强”（国防）的社会需求，朝向多元的工业化（Polytechnization），并朝向解决问题（Problem Solving）的方向，而“中体西用”思想，亦与此趋势相契合。
四
虽然“中体西用”一直被部分学者视为嘲弄、抨击的对象，但是只要耐心查看张之洞有关书函及奏章，便不难发觉“中体西用”论有其时代意义，就是承认西学某方面的学术和实用地位，并视为足可以辅翼国学，并可应用于中国社会、政治及经济范围，而这种认识，是胜过前人的了解的。其后这种观念更成为晚清推动工业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的思想基础。
张之洞从事气势鸿宏的工业建设，把他的“中体西用”论实现于实业改革中。兹于下文扼要辨析其工业理念。
张氏特别重视专门之学，首重农学，主张设农务学堂，讲求机械化及西式农务方法。其次是工学。张氏特重工师之培养，即今之工程师，而非匠役。培养此类人才，专以讲明机器理化之学，强调“悟新理，变新式”。培训工程师的方法，一、在于本土设工艺学堂，一在于赴洋厂学习。再其次是商学：关于商学，张氏较重实践多于学校教育，提出劝商之要三端，一为译商律，明订商业法律保障商人合理权益，旨在吸引商人投资，增大资产，方便集股；二、为自治，即商人自律，货定标准，合群持价；三、为出洋游历，认为学问之要，无过阅历各国口岸，在张氏心目中各国口岸即商务大学堂。再其次是矿学：张氏主张先造就矿师，而后开矿。造就人才之法有二：一为由绅商公立矿学会，筹集赀费，派人出洋，赴矿学堂学习，学成回华，再议采矿；另一法是募西人设局开矿，而于局内办矿学堂，将学堂设于矿山内。最后是兵学，主张设西式兵学堂训练掌握新式水陆战阵的官兵。
最后张氏认为铁路是发挥五学的利器。铁路虽非工程之学，但铁路之利，影响各专门学问的高度效能的发挥。张氏指出“士有铁路，则游历易往，师友易来。农有铁路，则土苴粪壤，皆无弃物。商有铁路，则急需者应期，重滞者无阻。工有铁路，则机器无不到，矿产无不出，煤炭无不敷。兵有铁路，则养三十万精兵，可以纵横战守于四海。凡此五学，总之以二善：一曰省日力，一日可治十日之事。官不旷，民不劳，时不失。一曰开风气，凡从前一切颓惰之习，自然振起，迂谬耳食之论，自然消除泯绝而不作。至于吏治不壅，民隐不遏，驿使不羁，差徭不扰，灾歉不忧，皆相因而自善。夫如是，故天下如一室，九州如指臂，七十万方里之地，皆其地也。四百兆之人，皆其人也。如人之一身，气脉畅通，而后有运动；耳目聪明，而后有知觉；心知灵通，而后有谋虑。耳目者，外国报也；心知者，铁路也。若铁路不成，五学之开未有日也。”（注：《劝学篇·外篇》，页二四。）张之洞又认为：“铁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见，而国之利因之……，利国之与利民，实相表里。”（注：《劝学篇·序》。）张之洞把铁路誉为“可以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者”（注：《劝学篇·变法》。），由此可见一斑。张氏谓：“荀有铁路则机器可入，笨货可出，本轻费省，土货旺销……内开未尽之地宝，外收已亏之利权。”（注：《劝学篇·内篇》，页二。）
此外，张之洞甚重视工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关键地位。他说：“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三，页三二。）张之洞很明白地指出工业是带动农商发展的杠杆，是三者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环，几乎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中枢。这种认识无疑与郑观应的“士农工为商助”的重商论甚为接近（注：《盛世危言》三篇，卷二，页一。），比之康有为的“农工者为万宝之原”，“农工因流通增长”等含混的说法更加清楚（注：关于维新时期知识分子对商业的见解，可参阅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0，100～110页。）；而与张謇的“工固农商之枢纽”的见解同调（注：《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三，页五。）。同时张之洞还道出了中国工艺落后的原因，指出唐虞三代就很著意讲求工艺，只是“后世迂儒俗吏”，将工“视为末务贱役，不复深求，于是外洋技巧遂驾中华之上”（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三七，页三一。）。张之洞目光超越传统的“抑末”思想，分析工与商的微妙关系，说：“其精于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工后作之。先察知何器利用，保货易销，何物宜变新式，何法可轻成本，何国喜用何物，何术可与他国争胜，然后命工师思新法创新器，以供商之取求，是商为主，工为使也。”（注：《劝学篇·农工商学》。）可见张氏深知西方市场经济运作的特点，洞悉市场调查先于工厂制造的道理，他显然突破“重农抑商”，“贱工贵商”的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重大进步。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张之洞特别从多个层面强调工业的作用。张氏指出工业为“富民强国之本”。他说：“世人多谓西国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国之富实以工。”又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注：《劝学篇·外篇》，页四二。）在他看来“中国人数之多，甲于五洲，但能手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而御侮在其中矣。（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五四，页十六；卷三七，页三一。）“欲塞漏卮，拒外人不如造土货。”（注：《劝学篇·序》。）他洞悉使用大机器生产是增殖社会物质财富的关键，因此，他不辞劳苦“抚辑群情，绥靖谣诼，家喻户晓，舌敝唇焦。艰险备尝，始终罔懈”去创办工业（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三七，页三二。），务使中国工业不落后于当时世界近代工业化之潮流。
张之洞把工业看作是“养农民”“塞漏卮”的重要手段。他说：“中国生齿繁而遗利少，若仅持农业一端，断难养赡，以后日困日蹙，何所底止！故尤宜专意为之（即振兴工业），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三四，页二四。）他又指出：“欲养农民查荒地不如劝百工；欲塞漏卮，拒外人不如造土货。”（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五十，页十八。）他还以开采煤矿为例，说：“若信西法用机器开采、出煤之多何止十倍，而挑挖民夫、转运船户皆相因而增。国家以此兴利，小民即以此养生。理所必然，毫无疑义。”（注：《张文襄公全集》，《公牍》卷一○○，页二十。）他明确地调低了“农本”、“商战”为救时要策的地位。由此“进口替代”的雏型便呈现于张氏工业策略思想中。
自力更生，摆脱倚赖外国的工业策略是张之洞创办工业的基本理念。张之洞办工业，首重重工业。在中法战争后，张氏在广州筹办海防，采购外国军火，并师夷长技以图强。但订购中遇到很多周折，深以抑人鼻息，受制于人不是良策，于是“作卧薪尝胆之思”，决心自己动手，创建重工业，以制造国防军械。钢铁是武备的基础，也是民用交通、工商设备之关键工业，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必要企业。所以他不惜殚思耗精，不吝财力、人力，创办汉阳钢铁厂，以及与之相关的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张氏筚路篮缕，在重工业方面做了大量艰辛而吃力不讨好的开拓性工作，其所耗费心血和努力都是惊人的。
张之洞走的工业路线是以军用工业为先导，并将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同时并举，将重工业与轻工业并举，将重工业与轻工业并举，他认为这样才能保国富民。在人才、资金、技术等各方面，他都主张师法外国，实行大力引进，进而以此来缔造本国本土的技术力量、生产设备基础。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唯有多方罗掘，从地方赋税中筹集，克服了创业中的种种困难。
其次是主张以优惠、扶持来支持工业。张之洞大办工矿，作用是“国家以此兴利，小民即以此养生”。他主张“凡我军所需，自宜取之官厂”，认为国防工业必由官办。此外，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给官办企业以资金、原料、销售、税务等方面的优惠。他本身就运用湖广总督的职权，除向清廷申请拨款外，并多次从地方税收、盐厘等项拨充企业常年经费。至于官办铁厂时，更准以免税，“至所出铁货既系动用官本，均系官物，且开办之初工本较重，行销各省及出口运销外洋，自应一律统免税厘，以轻成本”，增加市场竞争能力。
张氏认为中国办事，必须官倡民办，始能有成。如果政府不提倡、不主持便很难成功。因此他的论点是“官办商倡”。有了官府带头开创工业，渐上轨道后，商人才由歆羡而集资办厂。当官办需要民间支持时，他又主张“招商助官”。例如在创办湖北纺纱局时，他主张向商人借垫，以后按年摊还，但不许商人过问企业行政管理。即使实行官督商办模式，张之洞仍主张先摊还官本，官方仍须保持监督和扶植的角色。
立足于官办，而辅之以民营。在创办官办企业后，张之洞也注意扶植民办工业，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其对民营工商业发展推导尤为主动。公开发出告示，晓谕湘、鄂商民购买机器开矿、设厂，并贷款给私人作为开办之需。不过从总体上而言，张之洞的工业思想是以官为本的（注：首先是允许民间办厂、矿。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晓谕两湖商民自购机器开采煤矿”，当时张之洞还没有推动民间建工厂。甲午战争后，张开始资助、奖掖一些工厂的创建。光绪二十二年（1896），宋炜臣从上海携款衔命到武汉，次年开办了燮昌火柴厂，张之洞就批准它10年专利权。宋在歆生路（今江汉路）开设华胜军装呢绒皮件号，借以联络湖北文武官员，张之洞过江到汉口，常到该处憩息。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张之洞正式批准宋炜臣等开办“既济水电公司”，并表示“由官提倡，应即筹拨官款30万元，作为股本”。光绪三十三年（1907），程祖福筹资30万两，在黄石子湾办水泥厂，张之洞励其“意在提倡实业”。（参阅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 2页；《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一八，页八二））。
五
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下，张之洞主张利用西方科技，借贷西方资金，借助西方工程师和管理人才，是合乎振兴中国工业之目的的。张氏大胆引进外国技术人才，认为开办之初，必须多用“洋匠”，让本国工匠技术学成后，则可减少依赖外聘洋匠。此外，张氏曾因形势紧急被迫接受外国贷款，而多次举借外债。虽然张氏忍痛承受过高利息之压力，总不掉以轻心，以不丧国权为前提，并坚持自主的立场，因借贷而丧失主权，张氏是会极力反对的。他一向防范因负债垒垒而受制于外人，反对“西用”凌驾于“中体”之上。例如中法战争之际，他便有借洋款的打算，认为“今日赔款所借洋债已多，不若再多借十之一二，及此创巨痛深之际，一举行之，负累虽深，而国势仍有蒸蒸日上之象，此举所借之款，尚可容分年筹补。果从此有自强之机，自不患无还债之法”（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三七，页三五。）。不过光绪二十七年（1901）时，他又反对借洋款，所谓“中国民力竭尽，何能筹措（指庚子赔款者），必致各国借端干预财政。自主之权全失，中国永无生机。”（注：《张文襄公全集》卷八二，《电奏》二七，页十。）可见，张氏亦不盲目执行举借洋债政策。
近年有学者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对现代化半心半意，这种独特调和中西文化的态度，导致了自强运动的失败（注：陈福霖著：《从反清到反帝孙中山对中国民族主义的阐释》，载《孙中山廖仲凯与中国革命》，5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另外， 亦有学者以为现代化运动中“以传统文化为重整目标，情绪的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属之，理性的没有太适当的例子。”诚然R.Linton曾把重整反应的本土运动分类为巫术（magical）的和理性（rational）的两种，有学者增加一类所谓“情绪的”（emotional），意指“形上的， 意愿的，只讲‘应不应’而不问‘能不能’”；又说“张之洞之可憾在于认识不足，在对于文化之不得真解，但这在当时实是无可奈何之事。”（注：金耀基：《中国的现代化》，载《从传统到现代化》，180～181、194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0。）这种评张之洞对于文化之不得“真解”以及“中体西用”属“情绪的”本土运动，是“形上的”、“意愿的”，只讲“应不应”而不问“能不能”的论点，与及指责“中体西用”论有碍工业化，都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多次提出张之洞从儒家经世之学入手，从实践中尝试错误，验证理论，在强烈忧患意识下，仍为振兴工业苦思对策，以化解危机，所提交建议，泰半皆为清廷接受并颁布试行，绝非凭空构想的奢望幻想，而是理性地多方推敲部署，著著有益于国邦。而于当时能力范围内，至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后人当不宜将成败全推在某人、某观点上，以不失以偏概全之弊。关于“中体西用”论如何落实于振兴工业政策方面，将于另行讨论。
六
笔者欲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张之洞振兴工业的基础理念，学有渊源，是秉承汉宋经世儒学，著重学以致用，经用于当世。面对外患日及的危机，张氏放眼世界，承认西政、西艺在企业组织运作和工艺科技方面有其优越性和实用性，主张虚心学习和模仿，但坚持不可损害固有伦理道德规范，更不可有违自主权益，要做到见贤思齐而不丧失自我。在这原则下进行工业现代化，是任重道远，满途荆棘的。至于对西方科技和社会、军事、经济组织的刻意模仿，如何做到无过无不及，事事恰到好处，俟百多年后的今天还在争论不休，何况在草创阶段，百废待兴，张之洞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今非昔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推动大规模工业化，诚属难能可贵，故不宜苛责古人。最重要的是历史人物有没有竭尽所能，殚思废虑，去理性思考，寻找当时合情、合理、合法而最少运用暴力的理性的方法去力挽狂澜，扭转劣势。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正是他从儒学中去芜存菁，从行政实践中尝试摸索，凭着冷静理智地全面剖析，深思熟虑，始提出的工业方针——工业化模仿必须注意“本、末”、“体、用”、“内、外”、“先、后”等观念——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本体，以西方政制科技为应用范畴，经渭分明，不宜胡乱逾越；立场鲜明，使执行顺畅。故张之洞在推行全国学校及考试制度现代化时标榜“中体西用”论，按计划层递推行，结果虽有误差，但以当时标准而言，成绩不俗。从另一角度来看，张之洞通过由传统的价值意识的反思，经“中体西用”的原则调和中西文化的冲突后，使迈向现代的价值意识得到融和演变，扩大了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社会政治的承诺（commitment），全面促进工业化和经济的发展。综上所述，有关张之洞偏重“情绪的”、“形而上”的批评，有关中体西用论导致工业化失败的指责，是与史实不符的（注：有关现代化理论，可参阅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载罗荣渠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124～13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盲目地西化是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通病，张之洞对外不亢不卑，对内了如指掌，知己知彼，在当时处境而言，贯彻“中体西用”的原则以追求工业化，此一方向是正确的。在近代经济发展历史里，发展中国家在处于工业化过程当中，因过量提倡西化而造成社会政治变化过急的危机，其代价是使有意义的传统结构和价值殆尽无存（注：【德】汉斯·于尔根普尔：《欧洲现代化与第三世界》，载罗荣渠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325～329页。）。许多人都会忽略在日本工业化成功的秘诀是“和魂洋才”策略，明治初期的现代化过程是以“和魂洋才”为基础，以技术为核心，将机械生产方式巧妙地建立在传统价值规范之上，至于机械技术以外的西洋社会制度则并不完全模仿（注：日本力图通过教育中公开灌输政治思想，以防涌入的外国知识带来思想腐蚀。1890—1910年，日本逐步形成国家思想体系，重申尊重传统；1905年小学教科书强调忠于天皇、孝顺父母、服从上级和集体；19世纪30年代增加军国主义内容。东精一：《经济主体形成史》，载《经济主体性讲座》卷 3，东京，中央公论社，12页；十时严周：《现代化过程——关于现代化跨文化研究的假说》，载《法学研究》卷 37， 1964（7）；Cyril E.Black,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andRussia: AComparative Stud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Chapter 12。）。此外日本工业化过程中，只利用吸收西方的科技，但管理经营组织仍沿用传统社会阶层结构组织，如古河市兵卫经营矿山，尽管工业技术西化，然管理和分工形态仍保持有效率的传统模式，重视社会阶级身份（注：菅野和太郎：《日本公司企业发展史研究》，616～618页，东京，岩波书店，1931；星野芳郎：《工业技术的发展》，载《经济主体性讲座》卷6，页 89；间宏：《日本经营系谱》，10页，东京，日本能率协会，1963。），而日本儒家伦理对于指引经济活动的各种可能方向起关键性作用（注：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中译本），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事实上，文化提供了一种价值观的背景，用以加强对权威、对当权者的尊敬，促进教育和奖励勤奋（注：山崎俊雄：《日本现代史大系——技术史》，49页，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61；罗伊·霍夫海因茨和肯特·考尔德：《东亚优势》（中译本），49页，纽约，1982； Baucr P.& Yamcy B.,The Economics
ofUnderdeveloped Countrics(Cambridge,1957),pp.77; 91～ 101;Diana Hunt,Economic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fCompeting Paradigms ( 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sf, 1989),Chapter 3 .）。以日本近代化产业的多面手涩泽荣一为例， 他在重要工商领域设立和经营有 500家大企业之多。其经营方针，主要是根据“《论语》加算盘说”，提倡“道德与经济合一”。即以《论语》为道德之本体，算盘代表企业经营的工具价值，并运用西方科技去创造财富，再而经世济民。此论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主张保持东方道德伦理为先，然后才善用西方科技组织之术去发展经济（注：中井英基：《张謇与涩泽荣——中日近代企业家比较》，载南京大学外国学者留学生研修部江南经济史研究室编：《论张謇——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13～22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最近不少学者研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工业繁荣背后的文化因素，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儒家文化对东亚人民的企业伦理、工作态度、学习主动性、崇尚合作和尊重权威的作风，均有正面的影响（注：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索》，载罗荣渠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404～419页；萧新煌：《台湾和南朝鲜政府的农业战略——宏观社会学的评价》，台北，1980；萧新煌：《低度发展与发展——发展社会学选读》高棣民序，台北，1985；彼得伯格著，萧新煌译：《东亚的发展模式——战后台湾经验的文化因素》，载《中国论坛》卷19，1984（6）。）。
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有密切的关系，从19世纪末西方文化冲击儒家思想的个案的回顾——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的综合和实践，正显示儒家思想在清末饱受列强侵迫的环境下，有机地自我调整，并对西方科技文化作出选择性地积极回应和相互调节、协调。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渐作出务实的修正，取西方之长补自己之短。以张之洞为例，他保守传统，但仿效和运用西方先进科技，以振兴中华，收效虽受资源环境所局限，然殷鉴不远，宜设法回复历史本来面目，并审慎地汲取历史教训，这是我们迫切的当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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