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问题还是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办什么样的职业教育，如何办职业教育，这是当前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十分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在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与机遇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大力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重要决定。这必将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健康、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什么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何以实现，这却需要广大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特别是职业教育的办学者做出深刻而彻底的思考。事实上，在对上述问题做出应答之前，有一个前提却更需要思量，那就是：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究竟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是一种发展战略？本文尝试做一次探寻。
（一）
所谓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就是尚未解决的矛盾，它体现了人们对事物的已有认识同尚未认识又需要认识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暴露了已有认识的不足，引导人们进行新的探索和获得新的知识。因此，问题是人们认识活动中的已知和未知的连接点，是迈向未知王国、探索未知领域的出发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成为科学问题。“科学问题所要处理的是智能活动中的疑难，即探索性疑难”，具体地说，“科学问题是当时的科学背景下提出的关于科学实践和认识过程中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矛盾。”①
教育是一门科学，职业教育同样是一门科学。在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遭遇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只是一般的困惑与疑难，不足以引起教育科学研究者与工作者的关注与探索。但是，关于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却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思考和探索。因为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直接指向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理念，表征了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状态与理想状态的差距，也暗示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和方法。而这三者恰好构成了其成为一个科学问题的一般结构：问题的指向、疑项和问题解的应答域预设②。那么，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究竟何以成为一个“科学问题”？
首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有一个“应然”与“实然”问题。
职业教育的“应然”是指职业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如何发展，反映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理想与期望；职业教育的“实然”则是指当前职业教育的实际发展状况，是对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现实的客观描述。“应然”与“实然”既反映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从本质上揭示了发展职业教育应遵循教育内部关系规律与外部关系规律之间的协调与统一。
我国职业教育应该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终身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应该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应该引起政府、社会和公众的高度关注并获得实在的支持，也应该培养出数以万计且深受用人单位欢迎的高素质劳动者。但是，现实条件下，要么事实相反要么事与愿违——我国职业教育实际上在相当长时期内沦为“次等教育”和“终结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还仍然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一些政府主管部门、用人单位和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依然保持冷视甚至鄙薄的态度，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质量也仍然不尽如人意。因此，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处于一种看似繁荣实则隐藏重大危机的生存与发展状况。然而，正是这种潜在的危机引发了社会对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深刻反思。希尔伯特说过，“……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问题，后来或者得以解决，或者因为无所裨益而被抛到一边并代之以新的问题”。③ 国家提出大力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正是要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存在的问题寻求有效的解决方式，要在职业教育的“应然”与“实然”中寻求一种有机平衡，直至求证出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诸多问题的满意解甚至最优解。
其次，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有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协调问题。
传统职业教育往往将受教育者看作单纯的“经济人”或“职业人”，强调对受教育者进行职业技能训练。因此，传统职业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多半忽视受教育者的“复杂性”，要么过分偏向于学科理论性，要么过分偏向于职业岗位主导性；同时，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要么过度依赖于学校行政趋向，对人才的培养过分倚重学校的既定条件，要么过度强调社会外部环境特别是职业取向，忽视对个人素质的全面塑造。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说传统职业教育不能将人看作一个完整的“复杂人”，对受教者进行教育教学时不能科学地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以及个人职业生涯的角度出发，所以这种职业教育不可能真正成为终身教育，也不可能实现在教人学会做事的同时学会做人。
现实问题是，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重大转型与转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亦出现重要调整。随之，社会的人才观念、价值观念和发展观念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革。这些都从客观上要求我国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与社会和时代相适应。这种适应不仅表现在职业教育要能适应外部环境的动态和复杂变化，以求得自身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更表现在职业教育要能主动满足广大受教育者的多元化需求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种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现代职业教育不能仅仅承担职业训练的功能，“使无业者有业”只是职业教育得以生存的根本基础和必要前提；担负起“使有业者乐业”、教人创业才是职业教育更重要的历史使命。如果现代职业教育不能突破“职业训练”职能，不能从更广阔的视野去引导人的职业意识、培养人的职业素养、教化人的职业道德，那么职业教育的发展恐怕永远只能停滞在让人“能够就业”的圈子里，而这样的职业教育其生命力或者说发展的张力必将非常有限。
再次，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有一个地方化与国际化的问题。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联系最为密切，有关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表明，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往往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换言之，一个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越好，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如果一个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比较落后，那么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不尽乐观。这恰好从一定程度表明：职业教育的发展应该首先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制约着该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类型与规格、学校办学模式、经费筹措机制以及运行机制等都应以所在地区为中心和基础，发展职业教育应充分整合地区的各种人才资源、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充分发挥地区的特色与优势。离开所在地区的社会与经济背景，或者置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于不顾，职业教育的发展之路将十分狭隘。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现在有不少职业院校在办学过程当中，要么崇尚国际化进程而淡漠地方化色彩，要么恪守在地区发展、画地为牢而忽视甚至排斥国际化发展。在对待职业教育发展的地方化与国际化问题上，办学者应该建立一种基本的理性思维：地方化是国际化的基础，职业教育应在最大限度地满足地方发展需要的前提下，面向国际，走向国际，立足地方但不固化于地方，回归地方但应超越于地方，办职业教育应该具备必要的国际视野；国际化是职业教育走向开放与壮大的体现，也是职业教育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外部环境的即时应答和合理调适。未建立在地方化基础上的职业教育不可能真正实现国际化；仅仅局限于地方化发展而忽视国际化发展的职业教育不足以支撑起职业教育的功能和使命。
其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有一个共生与竞争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教育被定格为服务业，教育产业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不论这种观点或者潮流是否合理，但教育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已成事实。作为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职业教育面临的竞争愈益强烈。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国内职业教育机构同国际职业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也表现在国内各职业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前者主要是在生源上的竞争，后者则既存在生源上的竞争，又有物资、资金、政策乃至就业市场上的竞争。竞争意味着在一定层面上给生存带来的威胁，这必将激发所有职业教育机构对资源的争夺。而资源的稀缺性和偏好性决定了各职业教育机构发展水平的参差不一。
目前，教育在我国仍然是一种公共产品，教育机构也主要是非营利性机构。在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固然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国家的宏观调控仍然起主要作用。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在兼顾效率的同时更注重社会公平，国内各职业院校在竞争的同时也面临一个共生的问题。竞争的无序必然导致某些职业教育机构的生存危机，而这可能会引起职业教育在农村和城市、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之间发展的失衡，也有可能导致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之间、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之间的失调。任何一种失衡或者失调都有可能给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带来阻碍。因此，我国职业教育如何在竞争中维持必要的共生与和谐，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
关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应然”与“实然”问题、传统职业教育与现代职业教育的冲突与协调问题、地方化与国际化问题以及竞争与共生问题，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大力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所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同时，这些问题本身也构成了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问题。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不是抽象和扑朔迷离的。提出大力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是基于对我国国情的深刻分析与把握，也是基于对我国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趋势与内在规律的深刻认识，它已经足以构成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那么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又何以能成为一个发展战略呢？
所谓“战略”，本是一个军事术语，原意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是为实现战争目标而制定和采取的准备以及实施战争的方针、策略和方法。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战略便在社会生活中开始广泛应用。从广义上来说，战略是重大的带全局性的方略，它包括了组织的宗旨、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具体策略和政策，是对组织发展方向、未来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政策的选择或决策。一般而言，任何一个战略都具备全局性、长期性、层次性、综合性和相对稳定性等基本特征。大力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这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教育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参与方多。“中国特色”，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一种价值取向和发展思路，是指导我国职业教育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总纲，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我们认为，大力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是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是政府从国家层面上给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总体定位和导向。
首先，大力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高度体现了发展定位的思想，定位是战略的核心。中国的职业教育究竟往何处去？定位是前提与基础。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定位为“中国特色”，从根本上定格了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和方针策略。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定位，需要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优势与劣势有一个全面的回顾与总结，也需要对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有一个全面而理性的梳理；同时，还需要紧密结合当前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换言之，既要将职业教育放置在中国整个教育体系乃至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体系中去考察，也要放到世界维度和体系中去考察，考察发展我国职业教育存在的优势与劣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应该说，这已经暗合了战略管理的思想，是一个战略规划与分析的过程，也是一个内外部环境分析的过程。其中，内部环境既包括我国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也包括我国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情况；外部环境既包括世界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也包括世界经济、科技等发展状况。
其次，大力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为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职业院校和企业等社会各界明确了举办职业教育和管理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明确我国职业教育必须办出“中国特色”，一方面意味着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过程是长期而艰巨的，不能抱有任何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思想；也意味着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主体是多元化的，不能单靠政府，而要依靠和发动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和民间力量；另一方面意味着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模式是系统的、整体的，不能单一地考虑职业教育系统本身的结构与功能，而必须从整个社会系统出发，结合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以及职业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和市场的关系来设计和选择发展模式。显然，这实际上已经蕴含了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的实施与控制过程，也就是怎样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战略问题，其明显涉及到发展过程、发展主体和发展模式三个层面的问题。
（三）
不难判断，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种发展战略，只是价值取向不同而已。我们知道，不同的价值主体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处于不同的语境中，对此会保持不同的价值倾向。也就是说，有的主体可能将此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对待，有的主体则可能更倾向于作为一个“发展战略”来对待。如果不同的价值主体在对待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上发生错位，必将不利于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形成与发展。笔者认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价值主体在当前主要还是政府、学校和企业，其中政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宏观调控者和主要投资者，学校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办学机构，企业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参与者，政府、学校和企业对待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在
价值取向上理应是“和而不同”。换言之，三者都应坚持大力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而且理应将此作为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是，关于如何发展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怎样尽快形成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在近期究竟是将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作为一个“科学问题”看待还是一种“发展战略”看待才更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中国特色”的形成与发展，却应引起每一个价值主体的反思。这里，作者认为将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作为一个“科学问题”看待，似乎更有利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首先，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错综复杂，极易蒙蔽广大职业教育研究者、办学者和管理者的双眼，导致他们难以抓住问题的本质，也难以在短时期内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将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问题从众多问题中提炼和凸显出来，既反映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本质，也提出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既为建构一个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解决现实的职业教育问题打开了一扇窗口。可以说，将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对待，更有利于“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和“问题解决”的务实做法在职业教育办学与管理过程中的张扬与应用。
其次，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办学机构主要是各类职业学校，它们在办学过程中存在很多矛盾与冲突。在面对这些矛盾与冲突时，职业院校这个“价值主体”会产生各种困惑与迷茫。在这种情势下，如果职业院校能将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作为一个“科学问题”从各种矛盾中抽出，也许更有利于校方尽快找出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方案，并切实办出学校的个性特色；反之，如果首先作为一种“发展战略”来对待，也许由于过分宏观而抽象、不便于学校从现实出发提出具体、务实、可供操作的办学策略，从而不可能真正办出学校特色——因为对于一所学校而言，作为一个“科学问题”的“中国特色”远比作为一种“发展战略”的“中国特色”务实而有益得多。
注释：
①②③ 王树恩，陈士俊：《科学技术论与科学技术创新方法》，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