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兴与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条论文,当代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基本价值观
近十年来，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兴与衰是西方政坛的一件大事，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它是西方国家的中左翼理论家、政治家，应对冷战结束、全球化、风险社会等一系列挑战时，力图赢得选民支持并进行更好的统治或治理所做出的一种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第三条道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进行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又一次探索。
总体来说，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是一个以超越“左”与右为价值取向，以民主、自由、公正、责任和国际主义等为基本价值观，以建立充满活力的政府与社会为目标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领域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为当代西方中左翼政党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依据。
二、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骤然勃兴及其原因
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面对当时的经济不景气以及一系列棘手的国内社会问题，克林顿采用一种灵活、实用的中间派立场，号召人们放弃对政治与社会主张上传统的“左派”与“右派”的划分方式，最终赢得竞选。这标志着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开始提出。1994年，被誉为布莱尔“精神导师”的安东尼·吉登斯出版了《超越左和右》一书，称“第三条道路”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之路”，布莱尔开始在公开场合使用“第三条道路”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主张。1997年，布莱尔竞选胜利，出任英国首相，其政治口号就是“第三条道路”。1998年5月，吉登斯出版了著名的《第三条道路》，系统阐述了英国版“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理念。同年9月，布莱尔出版了《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一书，从政治实践角度阐述了“第三条道路”的具体主张，引起西方政坛的广泛兴趣。
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兴起，绝非少数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心血来潮，而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历史原因，尤其与当今时代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全球化的勃兴、冷战的结束、新自由主义的强势以及风险社会的到来，一系列相互勾连的变化对西方的政治哲学和政党的执政纲领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刻舟求剑式的一味因循显然行不通，立足现实的革弊兴新成了普遍思路。
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带动，整个世界在科技、政治、文化、环境甚至风险等方面的联系都在日益紧密，各类活动越来越超出了原有民族国家的范围和控制能力。全球化的兴起给世界各国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如世界性物质财富的增长和贫富分化的加剧、文明的融合与冲突、跨国公司对于民族国家统治职能的削弱、经济的自由得到强化的同时却在腐蚀民主的根基等等，都需要各国执政党从理论上做出相应的解释和回答，并在相应的政策上有所体现。西方中左翼政党，从这种现实背景出发，试图经由“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与实践，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应。
冷战的结束，使得两大阵营之间相互对抗、相互抵制的思维模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资本主义内部一直被冷战所掩盖和压抑的基本矛盾的各种变化形式渐渐浮出水面并被叠加、放大。如德国前社民党主席拉封丹所说，在原先两极对立的国际政治格局下，西方的“民主政体国家”可以通过与前苏联等东方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对比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显示自己的优越性。而现在，人们则必须用对他们内部的要求的尺度来衡量这些民主政体国家，从他们自己的目的来表明他们是否没有辜负其民主政体。“第三条道路”的兴起也是西方中左翼政治家们现实地去面对本国“内部要求”，以重新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一种尝试。
此外，“第三条道路”的出现，还是西方中左翼政党对抗右翼政党强势的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努力。里根、撒切尔夫人等人上台之后，美英等国的右翼政党开始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从经济政策到意识形态的强势，使得西方民众还没来得及反思就已经被迫全盘接受下来。新自由主义者在全球鼓吹只要一切交给“市场”，自由、平等和幸福就会在全球实现，为西方主导的“全球主义”鸣金开道，使得资本主义的“美英模式”日益驱逐着相对优良的、更关注社会公平的“莱因模式”。社会福利被削减，贫困人口在增加，中产阶级不断“瘦身”，连续的金融危机，伊拉克战争……所有这些都还只是世界状况恶化的“冰山一角”。“失去了对手”的资本主义，渐渐摘下文明的温情面纱，开始了向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回归——对内加重剥削，对外任意干涉。因此，“第三条道路”的出现，是西方中左翼政党对右翼政党强势的新自由主义的一种修正。
三、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迅速衰落及其反思
尽管“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导致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1998年甚至出现过欧盟15国中有13国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或联合执政的“粉红色欧洲”的盛况。但是，“左”“右”折中的“第三条道路”并没有实现“超越”的预期，没能有效解决西方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从而使自身陷入了困境。布莱尔、施罗德等人在执政后期已耻于提及“第三条道路”或是“新中间”。随着他们的卸任，轰轰烈烈的“第三条道路”不过10年光景就偃旗息鼓。虽然这条“新路”没能走远，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探索没有意义和价值。每一个被政府采纳并倡导的政治理论，不仅会在政治思想史上留下印记，而且也在型塑着未来的政治架构。
其实，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提出伊始，就不断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指出“第三条道路”缺乏系统有效的经济理论支撑，只是某些西方政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口号式的政治理念，随着领导人的换届乃至执政党的更迭，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事实验证了这种担忧。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当代西方“第三条道路”的迅速衰落不仅归因于它缺乏严密完美的经济理论，更多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自我克服的矛盾。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生产社会化的趋势只能进一步扩展而不能倒退是不证自明的；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是不可撼动的，正是私有产权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资本主义的全部经济活动正是围绕对利润的自利性的持续追逐组织起来的。因为只有当财产权利和利用财产获益的权利归属于个人，“利润”动机才能发挥其作为经济活动主要动力的作用。当利润成为资本家组织生产活动的唯一的持续的动力时，生产活动就丧失了原有的只为满足人们需要的单纯面貌，变身为利润承载的容器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资本家为了效率可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了更多的收益可以非必要的裁员，为了节约成本可以无所顾忌的污染环境，也就会明白为什么“资本主义可能会生产出我们很多人认为是不必要乃至有害的物品和劳务……也可能并不生产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是必需的东西。”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恰恰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利润的持续性、体制化的追逐，而后人类的共同财富又转化为利润钻进了资本家个人的腰包——私有制与利润的互相喂养、恶性共生，导致了劳动的异化、劳动者的异化，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割裂、人与人的纷争。一方面生产社会化的历史趋势无法阻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死死抱住私有制不放，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终将导致“两个必然”的出现。
“剥夺者”们为了延迟被剥夺的历史命运，殚精竭虑地对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致的破坏性。单个资本家不仅尽量扩充自身得以使其有序的范围增大，而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用金钱做杠杆撬动甚或支配公共政治力量来保护资产阶级总体利益并使之进一步扩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充当起“总资本家”的角色。
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各种表现形式主要开出两种“处方”：一是向外部转嫁危机，二是内部自我改良。在资本主义早期，由于体制的不完善，遭遇危机时，资本主义国家多半采用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等相对简单的转嫁的方法，却往往引发更严重的危机；随着资本主义的日渐成熟，资本主义国家在伺机更加隐秘地转嫁危机的同时，将解决矛盾的主要方式集中在内部自我改良方面，“使昔日野蛮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变成比较文明、有点人情味的现代资本主义了。这种变化，绝不是因为资产阶级‘仁慈’，而是出于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本性，出于为其自身求生存的考虑。”基于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自我改良，必然不能是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在坚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西方国家不断地根据现实的变化进行体制上的改革和创新，以尽力缓解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
20世纪以来的历史目睹了这两种方法的轮番“表演”。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第三次科技浪潮的冲击使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前进的脚步日益加快，导致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所引发的其他各种矛盾的成长期也日益缩短——萌芽刚刚出现就被迅速“催熟”了。“转嫁”与“改良”这两种方法的交替速度也越来越快。迄至今日，尽管这两种手段同时并用，似乎也无法阻挡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破坏性逻辑——各种矛盾愈来愈多、愈演愈烈。当代西方的“第三条道路”的迅速衰落标志着在全球化、风险社会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各种表现形式，经由“没有了对手”的新自由主义的强势推进，业已激化到接近极点，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各种样式的自我改良的存活期必定越来越短。毕竟，在资本主义“以利为本”的驱策之下，“经济陀螺”自身的飞速旋转以及它对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全面侵蚀，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它自身的“永远的过渡期”。那种某个政治理论、治国方案一经采纳就可以安然稳妥地运行良久的状况，很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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