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进化的逻辑与达尔文的心理学陷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尔文论文,心理学论文,陷阱论文,逻辑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1)03-0081-06
所谓心理进化，是借用达尔文进化论的术语表达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心理的东西、亦即人类意识，经历了一个历史发生的过程。心理进化或人类意识的历史发生作为一个过程，自然遵循着、或展现出某种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本文所说的心理进化的逻辑。文章标题将“心理进化的逻辑”与“达尔文的心理学陷阱”相并置，是因为，如本文将要揭示的那样，达尔文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后来被心理学不自觉地普遍接受的关于心理进化的逻辑的说明，但这个说明是无效的，并因而构成心理学历史发展的一个思想陷阱。标题中看似并列的两个论题，其实是同一个主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不能洞察到心理进化或人类意识的历史发生所遵循的逻辑或规律是什么，便难以看穿达尔文为心理学所设置的思想陷阱；反过来说，只有洞察到达尔文主义关于心理进化的逻辑的说明的虚妄性，才能获得一个自由的思想空间，进而有可能独立地构想心理进化所符合的它自己的逻辑。
根据黎黑对心理学史的一种颇有效度的解说，心理学有过三次独立的创建：冯特创立了意识心理学，弗洛伊德创立了无意识心理学，詹姆斯等人创立了适应心理学。其中，冯特的意识心理学“被证明是寿命最短的一种心理学”；由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虽然在广泛的社会生活及临床心理学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终究不被学院的主流心理学所接纳；而适应心理学则是“学院派心理学中最有价值也最有影响的”，正是适应心理学孕育了从机能主义到行为主义、再到认知心理学的主流心理学的发展史。[1](PP.233-238;P318)所以，对于塑造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内在性格而言，适应心理学是最重要的历史力量之一，而适应心理学的思想源流正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关于心理学是什么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达尔文影响心理学的效果史的结果。因此，批判地理解主流心理学充满危机和困境的历史的有效线索之一，是揭示达尔文影响心理学的极其微妙的关系；也只有超越达尔文主义的思想陷阱，心理学才有可能寻求到它的统一的基础，并获得真正独立的学科地位。
一、达尔文的工作及其影响心理学的效果
毫无疑问，达尔文作为科学家所完成的工作具有世界史的意义，由他系统论证并确立的生物进化论，不仅为我们理解具有几乎无限多样性的生物世界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基本原理，并且为生物学作为关于生命现象之形态、结构、功能等的自然科学提供了统一的理论基础，而且，它所蕴涵的对传统而言具有彻底变革意义的思维方式，在引导（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人类思维发展方向（其中包括心理学）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既是广泛而深刻的，同时也是极其错综复杂的，需要系统地加以反思和澄清。事实上，在某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种反思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在人类学领域，“达尔文的人类进化方式的论点，长期统治着人类学这门学科”，但近期的研究工作却证明，他的论点是“错误的”。[2](P2)令人遗憾的是，在同样是全面接受进化论影响的心理学中，不仅这种批判的反思工作未曾实际地开展过，甚至连批判的理论需求意识亦尚未形成。
首先必须明确，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其内容和性质而言，是一种生物学理论：它所关心的主题，是生命个体在物质的身体结构方面所表现出的形态特征；它的理论实质，是用自然选择的机制来理解和说明有机生物界演化的历史及其地理分布的现实；它据以创立的经验基础，是达尔文观察到的地质和地理分布中物种的自然形态及其与物种生存环境之间极其微妙的适应关系。确认这一点的理论重要性在于，它既规定了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有效性的范围：只有在生命有机体作为纯粹自然的、亦即在与“精神”相对立意义上的“物质”的事实及其运动范围内，生物进化论才拥有完全的理论解释力；它同时也暗示着，如果心理学在任何扩大了的意义上理解进化论，则可能会导致对进化论和心理学本身的误解，从而构成心理学发展的一个理论陷阱。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这个词的希腊文字根的词源学含义，是指关于“灵魂”的知识或学问，而按照“灵魂”这个词的概念史背景，是指根本地将人与动物分离开的区别性特征。因此，在传统的思维中，心理学所关心的主题，即人的非物质的精神世界，与进化论作为生物学所关心的主题，即有机生命的物种的自然世界，在性质上是全然不同的。又因此，如果有任何人试图将进化论的意义扩大、引申为“心理学思想的基石”[3](P186)，则必须完成一个逻辑的论证，即人的精神世界作为心理学的主题与有机生命的物理世界作为生物学的主题在性质上是同一的。相反，如果传统思维关于人的精神世界与物理自然世界是性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两个世界的划分，毕竟把握到了真理、即使是以错误的方式把握了这个真理，那么，不仅将进化论扩展引申为“心理学思想的基石”是一个逻辑的僭越，而且，由此引导的心理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必将是对心理学学科本性的背离，而不是对它的接近。
为论证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换一个更明确的说法将上述问题分三个步骤表述如下：第一，我们不妨在生物学意义上将物种及其变化的过程所服从的规律称为生物进化或机体进化的逻辑，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就是对这个逻辑的系统阐释，并在这个范围内拥有完全的理论解释力。第二，借用进化论的语言，我们相应地将心理领域内的事实及其历史发生的过程所遵循的规律称为心理进化的逻辑。第三，我们由此可以提出如下问题：心理进化的逻辑与机体进化的逻辑是不是同一个逻辑？若要将生物进化论作为心理学的思想基础，就必须论证心理进化与机体进化遵循同一个逻辑；相反，如果心理进化遵循的是与机体进化不同的逻辑，那么，以进化论作为心理学的思想基础便是一个逻辑的僭越，由此开展的任何形式的心理学研究方案，都必将是缘木求鱼式的努力而不可能达到它的理论目的。
以上述问题框架为背景，我们需进一步追问，进化论作为生物学是如何获得其心理学意义、并获得作为“心理学思想的基石”的理论重要性的？试图赋予进化论以心理学意义的学术努力，肇始于达尔文本人。在《物种起源》一书的结尾处，达尔文表达了他在此书研究和写作过程中获得的一个理论洞察：“我看到了将来更为重要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心理学将稳固地建立在斯宾塞先生已充分奠定的基础上，即每一智力和智能必由梯级途径获得。人类的起源和历史也将由此得到许多启示。”[4](P320)这是对关于心理进化遵循与机体进化同样的逻辑的朴素信念的第一次理论表达。在通常的心理学史和科学史研究中，一般都认为，随后出版的《人类的由来》，是达尔文对上述理论洞察的独立的系统发挥。按这种理解方式，我们本可以指望，在这本书中，达尔文应该对关于心理进化遵循与机体进化同样的逻辑的朴素信念给出系统的逻辑论证。然而，仔细研读达尔文的著作可以看出，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关于心理进化遵循与机体进化同样的逻辑的信念，是作为论证的前提而不是作为论证的结果被提出来的。关于这个问题，达尔文只是笼统地说，“我们可以指出，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理，在性质上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更不必说只有我们有心理能力，而其他动物完全没有了。”[5](P98)以这种方式“指出”的结论，自然不像《物种起源》在系统地考察物种及其生命的形态结构的基础上得出关于物种进化的结论那样具有逻辑的说服力。这意味着，将《人类的由来》看作是达尔文对《物种起源》结尾处那个理论洞察的独立的系统发挥，乃是一种想当然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所造成的效果是掩盖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达尔文没有完成关于心理进化遵循与机体进化同样的逻辑的论证，从而将这个问题束之高阁而盲目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说法。
事实上，必须以相反的路径来理解《人类的由来》一书的主题及其与《物种起源》之间的关系。在达尔文的时代，一个强有力地制约着进化论的传播与被接受的“传统的观点是认为，真正将人与动物区分开的，不是他们的身体，而是他们的心灵”。[6]对此，达尔文本人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在《人类的由来》第三章，在开始讨论心理进化问题之前，达尔文对前两章关于人类在身体结构方面与比人低等的动物的相似性和连续性以及由这种相似性和连续性所暗示的结论总结道，“我们在上面两章里已经看到，人在身体结构方面保持着他从某种低级类型传代而来的一些清楚的痕迹”；但他紧接着又指出，“但也许有人会提出意见，认为人在心理能力方面既然和其他一切动物有偌大的差别，这样一个结论（指人从某种低等动物传代、衍生而来——引者注）一定有它错误的地方”。[5](P97)所以，在达尔文的同时代人、包括达尔文本人的理解中，要在完全的意义上确立并论证进化论，还必须提供关于人或动物的心理进化的经验基础；这个经验基础，套用达尔文自己的话来说，必然是寻找人在心理结构方面保持着他从某种低级类型传代而来的痕迹。事实上，达尔文自己清楚，如果他不能在心理领域一贯地坚持自然选择学说而“突然地提出，支配心理进化的，乃是一套与支配身体进化不同的法则，那必将引起对整个自然选择学说的怀疑”。[6]这个动机的因素不仅决定了，《人类的由来》一书开展的全部心理学研究，必须以心理进化遵循与机体进化同样的逻辑的信念为前提，并因而符合并从属于《物种起源》所阐发的进化论的一般原理，而且也决定了，《人类的由来》一书的全部“论证”的基本格调，是强行断言人与动物在心理上的连续性。这种独断论的“论证”方式，既体现了、又助长着19世纪正在形成、且日渐强盛的一个普遍的世界观趋势，即物理自然主义的一元论世界观。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否定“灵魂”、“心灵”、“意识”等作为人的存在的特殊性之具体规定物的本体论地位，从而将人的存在纳入物理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图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这个结果也就是否定作为心理学特殊研究对象的“意识”的实在性、否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而存在的本体论基础，从而将心理学纳入生物学的范畴。这个趋势与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诞生”之后刻意追求“科学”地位的历史的动机互相支持、互相促进，20世纪的心理学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得到“发展”的，从而陷入各种形式的理论危机。
所以我们发现，当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产生、并与美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相结合之后，这种心理学系统地接受了进化论及其隐含的心理学的思维方式。如波林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心理学至1900年乃有明确的性质。它的躯壳承受了德国的实验主义，它的精神则得自达尔文。”[7](P575)墨菲也指出，“达尔文主义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对心理学的影响，也许就像任何单一的因素可能达到的那样，大大促进了这门科学塑造成今天的形态。”[3](P186)
在当代心理学背景中，进化心理学的兴起表明，进化论及其隐含的思维方式对心理学的影响依然是广泛而深刻的。时下流行的这种进化心理学，其思想逻辑的出发点，似乎可以说是再简单、明了不过的了，而且，进化心理学家们自己对此充满了自信：“人类和所有其他物种一样，是由进化的过程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内在地拥有的一切属性，都［只能］是进化过程的产物”；[8](P106)“我们人类的发展程序，以及由这种发展程序必然产生的生理的及心理的机制，都是我们进化史的自然产物。人的心灵，人的行为，人的创造物，以及人的文化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生物现象——是人及其相互关系之表现型的诸不同方面。”[9]
二、人的存在的维度与心理进化的逻辑
上文指出，进化论的思维方式与心理学追求“科学”的历史动机相互结合、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否定一方面作为心理学的本体论基础、另一方面作为人的区别性特征的意识实在，从而将人的存在纳入物理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图景，并使之符合生物进化论的一般逻辑。同时，上文论证也暗示了，在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产生之后的主流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心理进化的逻辑以及关于心理进化是否遵循与机体进化同样的逻辑的问题，未曾作为主题获得理论的自觉、并得到理性的探讨。事实上，在主流心理学的历史中，上述问题是不能被提问的，因为主流心理学的发展恰恰是以心理进化遵循与机体进化同样的逻辑的盲目信念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很难从主流心理学内部获得有效线索，来理解意识作为实在的本体论意义，进而理解心理进化的逻辑，也因此而难以看清并超越达尔文主义的心理学的思想陷阱。
然而，一旦我们跨出狭义的心理学的范围，并将目光投向广阔的人类思维的不同形式及其历史成就时，我们将获得据以理解人的存在及其维度、特征等的丰富的思想线索，这些线索特别是其中关于意识实在性的论证和思考，对于重塑心理学的理论性格并重构心理学的理论基础，都是极富启发意义而大有裨益的。
对于从心理学的角度、亦即从“意识”的角度来理解人的存在，有两个较为系统的论证思路，这两个论证思路虽然都发生在心理学之外，但就它们本身的性质而言，却都是心理学的。第一个论证思路是人类学的。古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已经证明，人类意识或人类心理的萌生，乃是在生物进化的历史中决定人与动物分道扬镳、并最终使人成为人的关键的进化史事件。例如，按照在古人类学领域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英国学者理查德·利基的理解，正是这个进化史事件，构成我们思考古人类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亦即“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起源”的起点：“‘像我们这样的人’，我的意思是指现代的智人，就是有鉴别和革新技术的能力，有艺术表达的能力，有内省的意识和道德观念的人”；诸如村落、酋长领地等“这种看来是不可抗拒的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是由于文化的进化，而不是被生物学的变化驱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世界各地的狩猎—采集者独立地发明各种农业技术，“这也是文化或技术进化的结果，而不是生物进化的结果”。[2](PP.71-72)
这个进化史事件的理论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在本体论意义上，它彻底改变了人的存在的性质，使人本身分裂为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过程的双重存在：从这时起，人就不再只是一种生物学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心理的、文化的或社会的存在，而且，它作为生物学的存在进而隐退为它作为文化的或社会的存在的背景因素。换句话说，正是心理或意识的产生，使人类摆脱了自然力的盲目作用，并从自然界中凸显出来而成为自然力的驾驭者。另一方面，在认识论意义上，正是对这个事件及其本体论意义的洞察，划定了生物进化论及其作为思维方式的有效性的领域：对人作为生物学存在或对人的自然历史过程而言，进化论依然拥有它的普遍的有效性；但对于人作为心理的、文化的存在或对于人的社会历史过程而言，进化论失去了它的解释的优先性，而必须从人的自觉的实践活动出发，才能合理地得到理解。事实上，早在人类学取得这个认识之前一个多世纪，马克思就已经在理论思维中把握到了这个认识：“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10](P545)
第二个系统的论证思路来源于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人类学哲学或文化哲学体系。作为哲学家，卡西尔在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背景中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他的文化哲学体系是以心理实在或意识实在作为与物理实在完全不同的一种存在为出发点的，并试图通过对作为意识的具体存在样态的宗教、神话、语言、艺术、科学等符号形式的考察，来理解意识及其历史。例如，他认为，“在语言的纯粹感觉材料中，在人类声音的纯粹发音中，存在着一种超越事物的特殊力量”，[11](P46)这个力量就是与“语言的纯粹感觉材料”作为物理存在相对峙的人的精神存在；而且，在卡西尔看来，“我们绝不可能用探测物理事物的本性的方法来发现人的本性。物理事物可以根据它们的客观属性来描述，但是人却只能根据他的意识来描述和定义”。[12](P8)其二，通过对“人是什么？”问题的追问，卡西尔不仅与上述第一方面相一致地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而且正是以此为基础才能够发现并指出文化进化或心理进化自己的逻辑，而不是盲目地把进化论关于身体进化或物理进化的一般原理，直接地套用过来说明人类文化或心理的进化。因此，卡西尔虽然一方面赋予了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一书以世界历史的意义，但同时在另一方面，他也暗示着对《人类的由来》、特别是作为其有关心理学或人类学研究的前提的关于心理进化遵循与机体进化同样的逻辑的不满和质疑：“但是，在一个真正的人类学哲学能够得以发展之前，还有另一个或许是最重要的步骤必须被采取。进化论已经消除了在有机生命的不同类型之间的武断的界线。没有什么分离的种，只有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生命之流。但是我们能把同样的原则应用于人类生命和人类文化吗？文化的世界，也像有机世界那样是由偶然的变化所构成的吗？——它不具有一个明确而不容否认的目的论结构吗？”虽然“显而易见，对于统辖一切其它有机体生命的生物学规律来说，人类世界并不构成什么例外”，但是，“在人类世界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看来是人类生命特殊标志的新特征……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生活。与其它动物相比，人不仅生活在更为宽广的实在之中，而且可以说，他还生活在新的实在之维中。”[12](PP.24-33)特别是对心理学而言意味深长的是，他还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心理学和文化理论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去发现人类文化或人类意识所具有的这个“目的论结构”，去发现“意识”这个新的实在、新的维度对人的存在和发展所具有的意义。[12](P28)在本文论题背景中，这个任务也就是去发现人类意识的历史发生或心理进化所遵循的它自己的规律或逻辑。
三、达尔文的心理学陷阱及其超越
前面在导言中提到，在本文主题背景中，“心理进化的逻辑”与“达尔文的心理学陷阱”作为并列的两个论题，其实是同一个主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不能洞察到心理进化的逻辑是什么，就难以看穿达尔文为心理学所设置的思想陷阱；只有洞察到达尔文主义关于心理进化的逻辑的说明的虚妄性，才能获得一个自由的思想空间，进而有可能独立地构想心理进化自己的逻辑。这个命题是在超越了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框架之后、或置身于达尔文主义思维方式之外才有可能获得的。事实上，就理论的和历史的现实而言，这其中所涉及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所以，还必须进一步阐明这种关系，才能明确地揭示达尔文的心理学陷阱是什么及其对心理学的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全部的消极意义，并提示心理学在真实的意义上走向独立的可能道路。
从第一个方面来说，至少就心理学的主流形态而言，正因为它是不自觉地、并且普遍地接受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及其隐含的思维方式而得到“发展”的，所以它不可能洞察到心理进化或人类意识的历史发生所遵循的规律或逻辑是什么，甚至连心理进化的逻辑这个主题亦不能形成理论的自觉。如前所述，达尔文出于全面论证他的生物学理论即物种经由自然选择而进化的动机，又受制约于他的特定的时代背景，强行断言人与动物在心理上的连续性——这个强行的断言上升到本文的论证主题，就是关于心理进化遵循与机体进化同样的逻辑的信念；这个信念及其体现的物理主义一元论世界观趋势，与心理学“诞生”之后刻意追求“科学”地位的历史的动机相结合的结果，是心理学一厢情愿地在完全的意义上、亦即在以丧失自身为代价的意义上投入这个信念的怀抱——其中，心理学刻意追求“科学”地位的动机，主要地是一种情绪的力量，而不是理性的力量。由此塑造的这种心理学的思想气质，在逻辑上根本地拒绝如下的提问方式或思想目光：心理的进化是否遵循某种规律或逻辑，特别是，心理进化的逻辑与生物进化的逻辑是不是同一个逻辑？因为这种思想气质就是关于心理进化遵循与机体进化同样的逻辑的盲目信念本身，并因而不可能在它自身作为一个封闭的思想迷宫之内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破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将达尔文进化论所隐含的关于心理进化遵循与机体进化同样的逻辑的盲目信念，称为达尔文的心理学陷阱。而且，通过上文论证，我们在事实上已经把握到，心理进化或人类意识的历史发生遵循着它自己的逻辑，而不是与机体进化同样的逻辑。对普遍接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主流心理学而言，这样的事态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它只能意味着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历史的盲目性。
关于第二个方面，就学术实践的历史而言，认识的进程并不是因为首先洞察到了达尔文主义关于心理进化的逻辑的说明的虚妄性之后，才得以构想心理进化所遵循的它自己的逻辑，而是恰恰相反。例如，在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体系中，他首先洞察到的是人类意识的实在性及其历史发生的规律性，他的哲学体系的目标，就是要对这个规律加以阐释，只是在这个洞察的基础上、并在这个阐释的过程中，得以形成对达尔文主义作为哲学人类学的批判性澄清。事实上，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对于人类意识的独特性的洞察，都必将导致对关于心理进化遵循与机体进化同样的逻辑的盲目信念的怀疑或否定，[13]如黎黑在分析19世纪“新的科学的自然主义和对超验的精神实在的古老信仰之间的冲突”时所指出的那样，“再没有比认为我们只是既没有灵魂也没有自由意志的化学机器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了”。[1](PP.232-233)本文关于上述主题的第二个方面的表述方式，更主要地是针对心理学及其历史而言的，并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这样一个呼声：只有超越达尔文主义及其关于心理进化遵循与机体进化同样的逻辑的盲目信念，将心理学从它的历史的盲目性中唤醒起来，心理学才有可能寻求到它的真实的目标，并在向这个目标行进的过程中获得它的真实的存在。
［收稿日期］2010-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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