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语“入精神”美学理论探析_严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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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著名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至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他认为,在先秦至宋代的一千多年中,只有李、杜之作才达到了这种“诗之极致”的审美境界。他要求“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注:《沧浪诗话·诗评》)“入神”包含了严羽最高的美学原则和审美理想。

严羽对于“入神”未作严格界定和详尽阐发,但我们可以联系与之密切相关的“盛唐气象”作为依据,揭示“入神”说的整体面貌。“入神”说作为严羽美学思想的三大主干理论之一,对王士祯的“神韵”说有巨大影响,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一初步探析。

“神”,最早见于《易经·系辞》:“精义入神,以致用也”,“阴阳不测之谓神”。韩康伯注:“神也者,妙极万物而为言”。这里的“神”指变化莫测、妙极为言之义。后来庄子言“神”,则指人的精神及“神化”境界,并把二者联系在一起。如:“用心不分,乃凝于神”;“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对后代的美学理论影响极大。至汉代,扬雄开始把“神”专用于文学批评方面,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中来,其神化之所至邪!”(注:《西京杂记》)此“神化”就是指司马相如的辞赋臻于出神入化的涵义。至六朝,《文心雕龙·神思》篇提出了我国古代最为系统的艺术想象理论: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矣,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思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

刘勰把“神思”的超越时空、与外物相伴随的特征都明确地揭示出来。这里的“神”指审美创造主体的内心。

唐代杜甫在其作品中大量言及“神”字,这表明此时“入神”已经成为诗歌大家所追求的审美境界,并且在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反映:

1.韩干画马,毫端有神。(《画马赞》)

2.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

(《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

3.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

(《寄薛三郎中据》)

4.感激时将晚,苍茫兴有神。

(《上韦左丞相二十韵》)

前二例的“神”指艺术作品的神化境界或活力、生意;后两例指审美主体的创作才能的高超神妙或诗兴若有神助等意义。可见杜甫诗作中的“神”至少有以下涵义:艺术作品的神化、气韵;艺术家才力的高妙、诗兴勃发(与“灵感”相近)。杜甫是严羽奉为臻于“诗之极致”的大诗人,其诗论“神”,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开了严羽“入神”说的先河。

与此同时,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中也认为:“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此“神来”亦即与司空图的“不知所以神而自神”(注:《与极浦书》)近似。“神来”为创作过程中“偶然欲书”、 “宛有神助”的极佳状态,颇与西方的“灵感”有某种相通。此“神来”也可借陆机的《文赋》:“若夫应感之会,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之不理”来理解:这已经近于严羽的“学诗有三节……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也。”(注:《沧浪诗话·诗法》)

综上所述,从《易经》直到杜甫、殷璠等的有关“神”的论述,虽然还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但可以视为严羽“入神”说的先声和渊源。了解其发展线索及涵义,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和揭示“入神”说的内涵及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严羽在前人有关“神”的丰富论述的基础上,总结盛唐诗歌成功经验及宋诗教训,建构了他的“入神”审美标准。

盛唐诗歌,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

(《答吴景仙书》)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诗辨》)

李杜数公,如金擘海,香象渡河。

(《诗评》)

比较而言,“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较为偏于“优游不迫”之美,而上面的前后两条则侧重于“沉着痛快”之类。这两种审美趣味在严羽的美学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

《沧浪诗括·诗辨》:

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矣。

严羽把诗之品从不同的方面和层次上加以分类概括。这是他重视“诗体”和“家数”的表现。“入神”如同金字塔尖,是建立于诗之九品、诗品之三“用工”、二“大概”的基础上的。从这个意义上,“入神”属于诗之品的范畴,但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诗之品,而是诗品中的“极致”,约与绘画中的“神品”相类似。归结这段话的意旨,约有数端:

一、“入神”为诗之极致之品,是一种至善尽美的诗歌境界。

二、纵观周代至宋代的诗史,臻于入神境界的只有李杜之诗,“他人得之盖寡”。

三、“入神”“非诗品之一品,而为各品之恰到好处,至善尽美。……必备五法(严羽:“诗之法有五: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而后可以列品,必列九品而后可以入神。”(注:钱钟书《谈艺录·神韵》)

四、诗的传神之术有三:创造意象,讲究神似;重“言有尽而意无穷”,讲究含蓄蕴藉;要有“妙语”,追求“透彻之悟。”

五、杜诗沉郁,李诗飘逸,然皆如“金擘海,香象渡河”、“雄浑悲壮”,两种诗风而都臻于“入神”境界。

六、“入神”之“神”指出神入化的诗境与诗品。所谓“尚意兴而理在其中”(《诗评》)、“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须是本色,须是当行”(《诗法》);“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即《诗评》:“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色,镜中之象。”(注:《沧浪诗话·诗辨》)这些话均可视为严羽对“入神”概念的阐释或象喻。

总之,“入神”上承《易经》,刘勰的“神思”与“隐秀”论,司空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说,范温《潜溪诗眼》“有余意之谓韵”等论述,标举“入神”;既源于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注:《奉赠韦左丞丈》)及范温的“韵”论(注:《潜溪诗眼》,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范温论“韵”,系钱钟书先生从《永乐大典》卷八○七辑录出来,见《管锥编》卷一八九),又与之意旨相通。严羽以“入神”为诗之极致,目的在于纠正“正法眼之无传文矣”,揭橥“盛唐诸公之正法眼”,使“学者须从最上乘……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此乃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注:《沧浪诗话·诗辨》)具有为当时江西诗派、江湖派及四灵盛行的宋代诗坛起拨乱反正、补偏救弊的作用,给学诗者以“取法乎上”的正确方向与途径,确有很强的针对性与重要的现实意义。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屡言“气象”。他在《诗评》中用“气象”来评论历代诗歌,如:“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汉魏古诗,气象浑沌,难以句摘。”严羽最推崇的是汉魏及建安诗作的“无迹可求”的浑整气象及盛唐诗人的“浑厚”气象,且最早把盛唐诗的风格特征概括表述为“盛唐气象”。这无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或“唐诗学”史上,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与影响。

关于“气象”的涵义,叶嘉莹认为:“当是指作者之精神透过作品之意象与规模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整体的精神风貌。而每一位作者之精神,既可以因其禀赋修养之异而有种种之不同,因之其表现于作品中之意象与规模,当然便可以有种种不同之‘气象’”。(注: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叶氏指出“气象”为诗人的主观精神外现于客观作品中、给予欣赏者的直观整体印象,是混沌一体的。此论是很确当的。因此,“盛唐气象”就是盛唐诗人透过其作品之意象与规模所呈现出的这个特定时代的整体的精神风貌。

“盛唐气象”的内涵是什么呢?张少康概括为五个方面:含蓄蕴藉,意味深长;自然天成,不落痕迹;形象生动,浑然一体;音韵铿锵,气势通畅;体制完备,格力雄壮。(注:张少康:《古典文艺美学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概括比较全面,但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说:“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主要概括了“盛唐气象”之“文”即艺术方面的风格特质,而对其“质”即思想内容的方面则忽略了。

盛唐时代,社会长期安定,经济繁荣,国势强大,中外文化及各民族文化空前的融合与交流。政治开明,实行科举制度,使大批中小地主阶段出身的士人获得较为方便的进身之路。诗人的队伍大为扩大了,许多诗人都来自中下层地主阶段,他们经历过多样的生活磨炼,比较魏晋六朝文人更为熟悉和了解社会下层情况与人民生活,其思想情感、精神风貌也比他们更加丰富、充实而健旺。“‘遍观百家’、‘好语王霸大略’、‘喜纵横任侠’成为唐代许多文人共同的风尚”。(注: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二))儒道释的思想对不同诗人都各有不同的影响,渴望建功立业,穷则以佛道来自解,思想宽松、多姿多彩而活跃多变。盛唐诗人往往富于“情绪积极、抱负宏大、气魄豪迈、胸襟开阔这么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注: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齐鲁书社,1987年版)表现于其诗作中,就有乐观、自信、向上之情感,即使处在失意之时,依然傲岸自若,痛饮狂歌。这就是“盛唐气象”之“质”方面的特征。从“文”、“质”两方面来把握“盛唐气象”的特征,才是全面完整的。

关于“盛唐气象”即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有清楚的说明:

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辨》“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厘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之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见我叔脚跟未点地处也。

这里把“盛唐气象”的两层含义即笔力雄壮与气象浑厚揭示出来了。

总之,“盛唐气象”作为严羽首先提出的诗论术语,是指与其“体制”相近,综合了格力、兴趣、音节、文体等各种艺术特征的体貌风格,用以指称盛唐时代诗歌(包括李杜)的风貌特征。严羽“盛唐气象”内涵的基本点就是“雄浑”。司空图《诗品》云:“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浊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注:张少康:《古典文艺美学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这就是对“雄浑”意境的描绘。除了“积健为雄”与严羽“用‘健’不得”很不相同之外,其基本内容与严羽的“雄浑”涵义是相近的。“雄”是一种刚强昂扬的气势或精神风貌,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注:《周易·乾》)是也;“浑”,则是所谓“返虚入浑”,即化实为虚,虚实结合,使景物与情思、主观和客观水乳交融,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表现在诗歌理论中就是有阳刚风格的“意境”理论。“入神”是文与质的统一,即刚健雄壮的思想内容与气象浑厚的艺术形式的完美的有机统一。

“入神”说直接影响到王士祯的“神韵”说。我们可以从王士祯的“神韵”说间接透视“入神”说。

杨绳武曾说:“公(指王士祯—引者注)……尝推本司空表圣味在咸酸之外,及严沧浪以禅喻诗之旨,而益伸其说,盖自来论者或尚风格,或矜才调,或崇法律,而公独标神韵,神韵得而风格才调备法律悉举诸此矣。此固《诗品》之最高者矣。”(注:杨绳武:《王渔洋神道碑铭》)这里阐明了王氏“神韵”说对司空图与严羽诗论的继承关系,及“神韵”为诗品中最为高妙或理想的境界。实际上,在宋代就有人将“神”与“韵”联系在一起。宋人绘画中的“神品”,就是一种有神韵的作品。黄庭坚婿范温在其《潜溪诗眼》中以“韵”论诗书画:“夫俗者,恶之先;韵者,美之极,……有余意之谓韵。(韵)盖生于有余。……自三代秦汉,非声不韵;舍声言韵,自晋人始;唐人言韵者,惟论书画者颇及之。至近代先达,始推尊之以为极致;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苟不胜,亦亡其美。夫立一言于千载之下,……其为有〔?能〕包括众妙、经纬万善者矣。……故巧丽者发之于平澹,奇伟有余者行之于简易;……行乎质与臞,而又若散缓不收者,韵于是乎成。……是以识有余者,无往而不韵也。”范温认为“韵”就是有余意余味,声外之音,实即严羽的空中之音,“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余韵余味就包含了“入神”的至极境界,正如钱钟书所精辟分析的:“范氏以‘韵’为极致,即《沧浪诗话》‘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注: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364页)关于“神”与“韵”的不同,范温以“古人谓气韵生动……夫生动者,是得其神;曰神则尽之,不必谓之韵。”似是指“神”包括“韵”,大致同于“韵”而涵义仍有小异。“气韵生动”可谓“神”而不必谓之“韵”。清代王士祯正是从这里把严羽的“入神”说发展成为“神韵”说。

王士祯说:“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注: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三)此言以禅悟论诗,推崇诗作的出神入化的理想境界,实足补严羽“入神”说之涵义。他又说:“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于斯二者兼之,又干以风骨,润以丹青,谐以金石,故能衔华佩实。”(注:王士祯:《渔洋文》)“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注:王士祯:《池北偶谈》)关于“神韵”的具体内涵,国内学人似多未加详尽阐释。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在《中国诗论史》中对“神韵”的性质和特征从八个方面作出概括性描画。一曰心理状态要平静。二曰外部环境要广远。三曰对物象的描写虽然不排斥分明性,但使其稍有迷茫之感更为适宜。四曰对于时节的适应性。五曰对事物的描写,无论何种表现,皆以程度不高者为贵(如小、淡泊,渔洋爱用“微”字,正是这种意义的体现)。六曰避忌有力的猛烈的活动,而要求代之以温和的表现。七曰清远。作为神韵的属性主要在于“清”与“远”。所谓“清”,似指抽象分明与诗思高洁,所谓“远”,主要似指心理的距离,如前所述的沉冥之境、迷茫之境、温和之境并皆使人有远的感受。甚至隽永超诣之诗趣实亦有远的意味。因此可以说,远的意义在神韵之中占有很大部分和重要地位。八曰不即不离。(注: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 许总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除第六条与严羽“入神”的笔力雄壮与气象浑厚或“雄浑悲壮”截然不同外,其余七条涵义也为“入神”论所具有。

明清时期,“神韵”一词在各种意义上被普遍使用。胡应麟《诗薮》约有20处谈到“神韵”。王夫之也多次谈到“神韵”,如其《明诗评选》评贝琼《秋怀》说:“一泓万顷,神韵奔赴。”徐祯卿《谈艺录》:“诗者,所以宣元郁之思,光神妙之化者也”;“诗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也”。袁枚“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注:袁枚:《随园诗话》卷五,上海文明书局戊午年(1918)刊刻)等,均受到严羽“入神”说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尤以对“神韵说”的倡导者孔文谷、翁方纲特别是集大成者王士祯,影响既深且巨。(翁方纲有《神韵论》)王士祯《唐贤三昧集》竟不选李、杜之诗,只选王维、孟浩然、李颀等人之诗。可见其“神韵”与严羽的“入神”虽一脉相承而意旨有异。

“入神”说对近代王国维有重大影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境界,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王国维借鉴了严羽及王士祯的诗论观点,参之以西方的文论及方法论,所以王国维的“境界”说对严羽的“入神”继承中又有发展和扬弃。

综上所述,“入神”说总结了传统的文艺理论,又对明清文论家如胡应麟、王士祯及近代王国维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标举“入神”为最高境界,一方面是对唐诗的科学的理论总结,对“唐诗学”有很大的理论贡献;同时又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对元明清和近代文论都有启发和开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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