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当代文学（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马尼亚论文,当代文学论文,之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演化的第三阶段始于60年代初期，在此后的20余年中，罗马尼亚文学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时起时伏，顽强表现自己，总的趋势是借助一切有利时机摆脱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在回归传统的过程中求得发展。
整个60年代，尤其是60年代中期后的五六年间，出现了适宜文学发展的社会条件。1962至1964年，罗马尼亚顶住各种压力与中国发展关系，同时继续向西方开放，努力摆脱苏联的控制。国内政治稳定，释放了全部政治犯。1965年乔治乌·德治去世时，党和国家的威望比较高，经济发展呈良好势头。同年，齐奥基斯库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对内继续实行改革、团结、宽松的政策。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更名社会主义共和国后，为适应社会发展新阶段的需要，1967年罗共全国会议通过了有关完善计划经济、改革行政组织、实施农村规划、加强党的领导、改进工作方法等一系列决议。1968年11月，成立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社会主义团结阵线。在此期间，为50年代的许多政治犯恢复了名誉，企业自主权得到重视，在营造住宅等方面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大力发展教育和轮训干部，高等学校恢复了一些多年禁止讲授的社会学科。外交方面尤其活跃，突出独立自主精神，继续发展同中国、南斯拉夫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对华约侵捷事件持谴责立场，树立了较好的国际形象。鉴于国内外的有利形势，1969年8 月罗共十大超前提出建立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促使了一些不良倾向的滋生。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有关当局对作家队伍给予了应有的关怀和重视，号召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接受新思想，研究新问题，用优秀作品反映新时代的生活。这一时期的一个核心口号就是文学艺术应该充分发挥其特有的战斗性和教育功能，为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做出贡献。它包含了革命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公德教育等主要方面。卢契安·布拉加、扬·巴尔布等50年代受到压制的诗人得到正确评价，大批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重新出版。文艺理论界为蒂图·马约雷斯库和欧金·洛维内斯库这两位先驱人物平了反，塞尔班·乔古列斯库、亚历山德鲁·皮鲁等受到排斥的批评家重返评论园地。尤其重要的是这一阶段在图多尔·维亚努的培养下涌现出一批眼界开阔的年轻评论家，其中有欧金·西蒙、尼古拉·马诺列斯库、瓦列里乌·克里斯蒂亚、米尔恰·约尔古列斯库等，他们为美学原则的回归和彻底清除教条主义模式做出了突出贡献。上述种种社会因素和文学因素，尤其是民族尊严、独立自主和爱国主义精神团结了作家队伍，调动了他们的创作积极性。一些多年停止写作的文化人重新执笔，本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登上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尤其活跃，在开拓创作题材、丰富创作手法、培育新的流派等方面充分显示了他们的才能。这种态势自60年代兴起，几经波折一直延续到80年代。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外部环境的制约虽不像50年代那样粗暴、公开和全面，但始终是强劲的。它虽然不能完全限定文学发展的轨迹，但也为这一阶段的文学印上了独有的痕迹。1971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为维护已经取得的初步成果，抵御西方文化渗透和境内外掀起的自由化浪潮，罗共高级领导层制定了“七月提纲”，发动了小“文化革命”，对思想文化战线进行整顿。鉴于当时的形势，大部分作家对此采取理解或默认态度，但也有人十分抵触，甚至公开反对，出现了借助西方舆论同国内政策相对抗的“尼古拉·布列班事件”和“保尔·戈马现象”。1974年后，党内产生个人崇拜、家族统治、任人唯亲的苗头，并且愈演愈烈。在人事大调动中，许多不懂业务的政工干部登上了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各级领导岗位，这些人为了取悦上司，不惜采取谎报下情、压制打击、弄虚作假、大肆吹捧等手法，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凡此种种不仅引起人民的愤懑，为此后的社会危机埋下祸患，而且也必然会反映到对社会和政治现象十分敏感的文学中来。80年代，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经济自主，罗马尼亚实施了一些重大举措，以求振兴。但是由于忽视国情和民情，拒绝改革和开放，善良的愿望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农村集体化政策失败，农民劳动积极性不高，强行搬迁归并农户的村社规划伤害了许多百姓的心。硬性执行的工业化（尤其是无原料和动力保证的冶金工业和石油化工）、大型土木工程（多瑙河—黑海运河、共和国宫等）的建设和偿还巨额外债耗尽了原本并不充裕的国民收入。最后几个五年计划基本没有完成，日益恶化的经济，迫使人民勒紧裤带搞建设，人们情绪压抑、食品短缺、物资匮乏成了当时生活的突出写照。为了净化精神环境，文学艺术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行政干预，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电视台、影剧院偶尔有新鲜节目出台都会产生轰动效应，惟一受到推崇的是以歌颂领袖和祖国为主调的“歌唱罗马尼亚”群众性歌舞活动。至于文学作品，只要稍稍触动时弊，委婉表达人民埋在内心的情绪，就会成为“抢手货”。而且这一过程，从作者著书经由书店到读者，经常是以隐蔽形式进行的。
这一阶段，文学环境由宽松趋向严峻，作家队伍随着政治、社会气候的变化在创作活动中采取了极不相同的态度和立场。许多作家破除教条主义模式之后，在新的起点上遵循党的文艺方针，正面描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题材的范围、透视生活的角度、人物形象的刻画以及表现手法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是囿于行政干预，这类作品在反映现实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情况并不罕见。政治小说和历史小说的思想内容，例如农村合作化、50年代党内生活、罗苏关系等，大多依据上层观点的变化而变化，缺乏深层次的启迪和艺术感染力。另一种主要倾向是通过“美学策略”对文艺导向某些方面的背离，它产生于60年代中期，在此后的20余年中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以强劲之势冲击当时的文坛。具有这种倾向的作家，例如马林·普雷达、杜米特鲁·拉杜·波佩斯库、奥古斯丁·布祖拉、扬·卡拉扬、安娜·布兰迪亚纳、米尔恰·迪内斯库等，均是文学界的主将，他们的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表现手法都对以往的文学有重大突破，力求发掘无法全面反映的社会真实。历史的必然与人的命运、理想与现实、权力与真理、法制与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本质与伦理道德等问题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对此，有些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巧妙设计一些情节，部分触及某些现象或借助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这都需要一定的勇气。也有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超出限度，因而作品不能问世或者受到批判，例如奥克塔维安·帕列尔的《一个幸运的人》、米哈依·辛的《变色》、斯坦因哈德的《幸福日记》等。大部分作家避免正面反映现实，采用隐喻、讽喻、暗示、象征、荒诞等隐晦的“美学策略”对以往和当前的生活做出折射。用一位女诗人的话说，那就是作者道出的一半真理由读者体验的另一半真理作补充。这种倾向促成了60年代至70年代诸多文学派别的产生。第三种潮流是对政治和现实持冷漠态度，采取不公开介入的立场，在唯美主义中寻求出路。解放初期，卢契安·布拉加和瓦里列·沃依古列斯库采用过这种方法，1960年后这类文学重新抬头，诗歌领域的斯特凡·奥古斯丁·多依纳什和小说界的斯特凡·勃努列斯库具有代表性。70年代至80年代出现的梦幻派、唯智派、后现代主义等也是作家回避现实的一种文学表现。1944年后，一些作家由于各种原因滞留或流亡国外，其中老一代比较知名的有米尔恰·埃里亚德、埃米尔·乔兰等，他们的艺术成就已经得到批评界的认同。他们中多数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例如佩特鲁·杜米特鲁、文蒂勒·霍里亚、保尔·戈马、杜米特鲁·采佩尼亚格、多林·图多兰等，这些作家在境外基本不用罗语写作，而且作品内容具有强烈的随机性，极端的政治维度掩盖了艺术准则，许多随笔和文章超出文学界限，很难对其做出总体评价。
鉴于外部环境的变化，60年代诗歌领域空前高涨，涌现了以尼基塔·斯特内斯库为主体的60年代诗人，他们在回归抒情诗的基础上大大拓宽了创作题材，诗歌的意境、语言和表现手法日趋丰富。尼基塔·斯特内斯库等人的爱情诗、马林·索雷斯库等人的讽喻怪诞诗、切扎尔·巴尔塔格等人的象征诗、扬·格奥尔基等人的社会诗、阿德里安·波乌内斯库等人的政治诗、扬·亚历山德鲁等人的表现主义诗歌、利奥尔德·迪莫夫等人的梦幻派诗作，以及安娜·布兰迪亚纳、康丝坦查·布泽亚等女诗人的作品无不独具特色，极大地活跃了沉闷多年的诗歌园地。因此，有的评论家称这一阶段的诗歌发展为“诗的爆炸”。70年代，米尔恰·科尔特雷斯库、扬·斯特拉丹、尼基塔·达尼洛夫等推出后现代主义，80年代超现实主义诗歌有所回潮。
小说也在努力摆脱外部干预的倾向中逐步与欧洲文学接轨，不断推出新的创作手法。60年代初的社会大气候为小说发展提供了适宜条件，60年代中期后，一大批具有突出艺术风格的作家开始成熟，其中有杜米特鲁·拉杜·波佩斯库、弗努什·尼亚古、亚历山德鲁·伊瓦修克、康斯坦丁·措尤、尼古拉·布列班、奥古斯丁·布祖拉、斯特凡·勃努列斯库、尼古拉·维利亚、索林·蒂特尔等多人。由于题材和其他方面的放宽，“困惑的十年”率先成了小说创作的热点，1948年至1958年的一些历史现象，诸如肃反斗争、农村合作化、党内生活、干部作风等，在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中得到部分反映。作家探索历史的必然和人的命运的关系时，重心移向人的命运，存在主义分析手法大量运用。70年代后大量问世的小说依据题材和表现手法可以分为若干类，诸如马林·普雷达等人的政治小说、保尔·安格尔等人的历史小说、杜米特鲁·拉杜·波佩斯库等人的怪诞小说、斯特凡·勃努列斯库等人的魔幻小说、乔治·勃勒依察等人的隐喻象征小说、扬·勃耶舒等人的幽默讽刺小说等。在此期间，出现了以米尔恰·霍里亚·西苗内斯库、拉杜·佩特雷斯库等人为代表的特尔戈维什蒂派，这一流派人数不多，推崇重形式轻内容的“纯艺术”作品。8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小说领域有所表现，典型代表是“青年社”的一批年轻人，例如米尔恰·内德尔丘、索林·普雷达、扬·勒库斯特等，他们大多创作短篇，强调作品的自我参照系。
60年代后，戏剧在题材和表现手法方面逐步开放，反思历史，针砭时弊，触动现实的剧作尤其受到欢迎。其中，特色突出的是喜剧、历史剧、思想剧、道德哲理剧、神话传说剧，主要剧作家有霍里亚·洛维内斯库、奥雷尔·巴朗格、蒂奥多尔·马季鲁等多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