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亚文化及其清理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执政亚文化的研究缘由
人类文明产生以来，表征社会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的文化就始终存在着主导型和非主导型之分，美国人类学家A.W.林德于1938年首次将后者称为亚文化（群）。亚文化理论一经创立便立即被引入政治学领域，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一书中研究“政治文化”时引用了“亚文化”并探讨了“政治亚文化群”问题[1]。卢森伯恩认为：“政治亚文化就是指在一个政治体系中，存在着这么一批人，他们的政治导向显然有别于该文化，其中的大多数人，或至少是有别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导向。”[2]
本文作者在几年前研究执政理论时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而且这种文化也存在着亚文化问题。既然是政党执政中的文化现象，我就把它称为“执政文化”，而这种亚文化就是“执政亚文化”，并将执政文化定义为“是贯穿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一套赋予意义和秩序的思想、观念、原则、态度、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3]。它是政党在执政活动中灌输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推行的法律制度、组织规范以及倡导的行为作风等，经过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积淀和凝练成的一种文化。它与政治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政治文化是执政文化的基础，执政文化引导政治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执政文化和政治文化相互交融，执政文化成为政治文化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执政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与政治文化又不相同。执政文化主要指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思想、信念、原则、制度、观念、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等，是执政党对国家政权的执掌和运作的法则、机制、程序及其目的和意义的综合表现，是政党的理想信念、思想理论、纲领目标、制度政策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贯彻落实，具有明显的政党文化色彩。这种文化是一维的，不存在也不允许有其他表现形式。而政治文化的内容更加宽泛，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如民族信仰、民间习俗、宗教信念等。
虽然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培育和推行先进的执政文化，但是，执政亚文化现象却常与执政文化如影相随，挥之不去，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多民族共同体，一个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社会，一个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多种文化相互激荡的国家，一个改革创新力度不断加大的政党和执政系统内，以多种形式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或对执政活动具有辅助作用，或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执政价值和执政绩效，你不得不正视和认真研究它。
什么是执政亚文化呢？我认为它是与党的执政理念、方略和机制等不一致或不相适应甚至相背离的思想、观念、态度、潜规则、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它是执政系统内和执政活动中的亚文化现象。
执政亚文化分为中性和恶性两大类，其中，中性亚文化是指表现形式与执政文化不完全一致但并不与后者相矛盾的文化现象，是执政文化的一种“民间化”或执政文化的一种辅助形式，更多地表现为执政方式的辅助手段，它对于灌输执政理念、推行执政方略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这类执政亚文化现象尤其在基层执政活动中比较普遍，如当好“父母官”、“为民做主”等虽然是传统民本思想的表现，与“公仆观”、“执政为民”理念不完全一致，但是也赋予了新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朋友义气对于维护团结统一和执行组织任务时也能起到辅助作用，甚至常常会增强执行力；传统的民间礼仪、乡规民约以及约定俗成的习俗可能与党的执政规则和方式等不相协调，但是却能解决法律制度所难以解决的问题，等等。对于中性亚文化，应当肯定其积极作用，允许其存在并进行正确引导，促其向党的执政文化升华，避免它向封建政治文化回归。恶性的执政亚文化则是与执政文化相矛盾的消极落后甚至反动的一种滋生文化现象。
由于恶性亚文化是一种“问题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执政活动中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而至今还没有从理论上进行解析，因此，下文将集中对其进行研究，认清表现形态，剖析生成原因，认识严重危害，探求促进其正面转化的路径和方法。这对于加强执政文化和执政理论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乃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等都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执政亚文化现象和成因
执政思想方面的亚文化。执政思想文化是政党执政的价值理念、理想信仰、思想理论的组织系统化、政治社会化和大众意识化的执政文化形式，是执政文化的灵魂。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执政思想文化建设，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成为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科学发展、执政为民的理念深入人心，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党执政的价值追求。然而，执政思想文化方面还存在着亚文化群：(1)执政思想理论上，思想模糊混沌。有相当多的执政者忽视、轻视甚至蔑视厌恶学习执政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知其名，不知其内容和精神实质，却常常对其理论妄加评论，任意歪曲而按主观意志和经验办事；或偏好西方思想理论，有人主张用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改革，有人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4]；或排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张用计划经济理论解决发展和分配问题。(2)执政理想信念上，较为普遍的现象是缺乏方向感，共产主义被淡忘，社会主义被模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不足，怀疑“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而利用手中的权力捞私利为自己找退路、留后路，或以“办公司”、入股等方式洗钱，或将钱财和家属转出境外。(3)执政价值目标上，有的干部歪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神实质，忘记“共同富裕”和执政为民、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而是执政为己、用权谋私、侵犯民权、垄断资源、贪污腐化。有的干部“拜金主义”、“官本位思想”和“拜权主义”思想文化深厚，权欲、物欲、色欲严重，用公权追求个人享乐。
执政组织方面的亚文化。执政组织文化是执政党及其执政系统的使命、理念、目标、结构、原则、关系、素质要求的综合反映，是一个组织的成员拥有的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组织文化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组织目标要求高于个体价值选择，集体利益重于个人利益，组织成员思想政治上的一致性以及组织的开放性和凝聚力。而执政组织的亚文化形态至少有：(1)地方主义。表现为地方保护，如当出现跨区域的经济案件时，有的地方党政领导会打着“为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旗号，授意司法机关偏袒本地当事人，导致司法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市场封锁，为保护本地经济而阻止市场要素流动；户籍歧视，这在入学和就业等问题上十分突出；地区歧视是地方主义的一种新现象，即有的发达地区在全国支持其优先发展起来以后，对中央统筹区域发展政策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主张继续向发达地区倾斜，不愿意支持西部地区发展。(2)小团体主义和本位主义。或脱离实际，急功近利，只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出发，为了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而牺牲长远的全局的利益；或化“大公”为“小公”，进而化“小公”为私有；或搞“小圈子”。(3)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权益和民族感情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5]，在一定区域内，民族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所表现。(4)极端个人主义。在权力运用上，突出表现为用权不公、以权谋私；感情高于原则，关系代替政策，甚至出现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现象。在职务提升上，突出表现为在个人名利问题上“盯着干、等着干、比着干”。“盯着干”就是盯着位置干，有的是职务有盼头工作有劲头，反之，职务到了头就觉得再干没奔头；“等着干”就是消极等调职、熬年头、混日子，安心不尽心、在职不尽责；“比着干”就是在职务上盲目攀比，比高不比低，比快不比慢。极端个人主义反映在利益关系上，突出表现为过分计较个人得失，有利的事就干，无利的事不干[6]。(5)干部中的裙带关系和下属对长官的依附关系也是执政组织亚文化的一种比较严重的现象。
执政制度方面的亚文化。执政制度文化是执政党通过推行法律、制度、政策和权力运行机制而形成的治国理政的规制文化。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形成的执政制度文化主要有：在执政体制方面，培育了人们对共产党领导的情感和信赖，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和遵循；在执政制度方面，民主集中制成为各类各级组织领导和决策的根本制度以及权力运行的根本原则，甚至普通老百姓在处理公共事务时都自觉运用的一种制度；在执政方式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成为一种基本方式；在执政规范上，法律、制度和政策成为权力运行的基本工具，笔者在做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问卷调查中发现，有65%（问卷1200份，收回985份）的干部回答“工作中的主要手段是法律和政策”，选择理论的为13%，选择经验的占22%。但是，执政制度亚文化问题也很突出，如“人治”问题。表现为法制观念淡薄、“以言代法”、“权大于法”、“一把手说了算”，问卷中认为“权大于法”问题严重的占52%，比较严重的41%，只有7%的人作了否定的回答。又如“潜规则”流弊。“潜规则就是权力意志规则”[7]，是没有明文规定、约定俗成却又广泛认同而“遵循”的一种规则。被调查者认为潜规则十分严重的为36%，严重的为31.5%，比较严重的为32.5%。潜规则表现形式多样，略举一二：集体领导中搞“顺向思维”或“违心表态”，揣摩领导意图，“看领导眼色”再表态而形成集体意见，最终导致多数人的“决定”为少数人甚至是个别人的意旨“背书”，出了问题则由集体负责；有的地方和单位选举中（候选人）名义上提名，实际上指定，表面上差额，实际上等额；组织关系以及人际关系上，等级尊卑成为不可动摇的“组织规则”，只要官高一级，身份就高贵一等，神秘色彩就浓一层，“真理”就多一分；“多栽花少栽刺，你好我好大家好”，以团结为名，搞一团和气；求职、升迁、争取项目必须提前“润滑”，加强“感情投资”等，成为左右人们行为、影响社会风气、破坏执政形象的一种顽症。
执政行为方面的亚文化。执政行为文化是执政过程和活动中形成的体现执政形象和效能的行为作风、传统、习惯和模式。值得肯定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时期执政活动中得到了坚持和发扬。根据时代发展要求，针对执政行为中的一些问题，党的十七大对执政者的行为规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求真务实作风推进各项工作，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8]这些行为规范已经成为和必将成为执政者的一种“心灵契约”、行为习惯。但是，执政活动中不良行为文化必须高度重视并坚决摒弃。如形式主义，“以会议落实会议精神”，热衷于提口号、造声势，“只唯上不唯下”、“只唯书不唯实”、“只唯权不唯法”，“方案计划一大堆，说过听过不落实；目标要求常翻新，基层干部难应付；工作过程很热闹，实际问题没解决”[9]；如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骄傲自满，官气十足，盛气凌人；如专制主义，唯我独尊，个人说了算；如老好人主义，将“批评与自我批评”变相为“自我批评摆情况，相互批评提希望”；如享乐主义，工作条件上追求与本地本单位经济水平极不相称的高标准，工作之余玩性十足，利用手中的权力动用公费追求享受和玩乐成为一种比较严重的普遍的官场享乐文化。此外，讲空话套话官话的现象十分严重。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说：“港澳委员敢讲真话，发言时言之有物；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内地委员却不敢说真心话，习惯于讲空话套话官话。”[10]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官员在政治表达方面的执政亚文化问题。
执政亚文化是执政文化的变异形态，成因很复杂，而主要原因有：一是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政治文化具有继承性，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仁政”、“和谐”、“统一”、“廉洁”等有益文化成分进行了扬弃和转化，成为中共执政文化的重要元素，但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家长制”、“官本位思想”、“人治思想”等消极思想弥散于每个角落，衍生为执政亚文化现象。二是西方观念侵入。西方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观，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享乐主义的生活态度和方式等成为一些人信念动摇、追名逐利、贪图钱财、追求享乐的思想基础。三是制度缺陷为执政亚文化滋生留下了空间。执政制度是执政行为的规范，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执政系统构建及其权力运行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但是，这项制度的执行必须有完备的具体制度和机制，而“作为机制的民主集中制是不够健全的”[11]。民主和集中关系的处理主要不是靠机制而是靠领导者的素质和意识，这就使民主集中制实行起来有很大的随意性，“个别酝酿”容易变成“私下交易”，“会议决定”可能成为“走过场”而为主要领导人的意见“背书”。四是错误的利益观冲淡了一些人的执政为民的宗旨观和道德观，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形成了“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的弊端。五是由于执政者素质低，缺乏理论素养、法制观念、制度意识和政策水平，凭主观意旨、狭隘式经验甚至“哥们儿义气”办事。“中国人一向官场习惯私下跟人家称兄道弟，杯酒交换，觉得公事也可以这样解决。”[12]
由于恶性执政亚文化是一种落后文化，在党的执政思想、执政组织、执政制度和执政行为等领域都产生了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严重地腐蚀了一些执政者的思想，损害了党的执政现象，降低了党的执政绩效，污染了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破坏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对执政亚文化进行清理转化，是加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三、执政亚文化的清理和转化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包括语言和符号、精神、规范体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等要素，这些要素在政治文化尤其是执政文化中显得更加突出，正是文化要素的不同，由此而凝练成了各具品质和特征的政治文化和执政文化，发挥着价值整合、文化整合和社会整合的作用。执政亚文化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基本具有以上要素和功能，只是要素内涵和功能向度不同。实现执政亚文化的转化，必须清理要素，转化功能。
清理执政亚文化要素，剔除消极成分，赋予新的内涵是实现转化的基础。执政亚文化首先是通过多种语言和符号形式传达其内涵的。有的是对传统政治文化语言的沿用，如常用“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好人民的父母官”的“官主民仆”的官老爷语言；用“一朝天子一朝臣”解读干部和政策调整。有的是新创造的亚文化语言：如争取项目为“跑部钱进”；参加培训是“学习学习，休息休息，跑跑关系”；“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为搞形象工程“创造政绩”找借口；“一级逼一级，逼出生产力”而导致说空话假话，搞形式主义，“报喜不报忧”；还有“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等更粗暴血腥的语言等。此外，执政亚文化的精神要素或精神文化已经渗透到一些执政者的灵魂深处，“只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体系和“小圈子”社会关系等要素构成亚文化的内核。这些语言符号、精神要素、规则体系及其社会关系传达了亚文化信息，扭曲了价值取向，助长了歪风邪气，破坏了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产生了恶劣影响。当下，应当对各种传播执政亚文化的语言进行清理，禁止使用。云南省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曾经清理了反映不良执政文化的冷漠蛮横标语35242条（幅），被认定违反民本思想的有14869条（幅）[13]，此举应当引起我们对执政文化建设的反思，认真清理语言、精神、规则和关系等方面的亚文化要素，将其暴露在“阳光”之下，让人们甄别后剔除。此外，如前所述，执政组织方面存在着亚文化现象，但是尚未出现社会组织方面的执政亚文化问题，如果出现执政系统内的利益集团并衍生为社会组织体系及其政治诉求的话，就会出现执政体系结构性变化，直至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权力，因此，必须防止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膨胀，杜绝结构性亚文化的滋生。
改变执政亚文化负功能，引导其正向转化，实现与执政文化融合。执政文化具有品质塑造、价值凝聚、社会整合和行为引导功能，而恶性亚文化的作用方向与主流文化常常相反，因而具有负功能。表现为导致有些执政者养成了唯我独尊、阳奉阴违、欺上瞒下、独断专行的品格和作风，有的人形成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等等。解决执政亚文化问题，清理要素是基础，转换功能才是目的。
文化的继承性、滞后性和独立性特征决定了不能仅靠禁止来解决亚文化问题，而应当采取引导转化的方法。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尤其是传统治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的重要元素，我们党对传统政治文化不断进行扬弃、转化和升华，吸取有益成分，但是，在短短的几十年执政历程中，不可能完成对几千年形成的文化进行清理和推进其现代化，有些封建文化也难免被继承下来。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价值观的形成具有个体差异性特性[14]，一方面接受主流文化的教化，另一方面受亚文化的影响。同时，主流文化作为一种先进文化，总是滞后于传统文化，改变人们的心理、观念、思想、价值观等固有政治文化需要时间和过程，在具有组织性特征的执政文化推行过程中，亚文化不可能立即消除，只能在引导中逐步转化。还因为，有的亚文化是显性、直观、易于判断的，可以禁止或铲除，而有的亚文化则是隐性、潜在且良莠难辨的，如领导提拔身边的干部与“知人善任”就容易混为一谈；有的是人们无意识受其熏陶的，如“维护领导威信”常常变成了“歌功颂德”，不敢对领导进行监督和批评，又如不少人把民主集中制误解为“民主”是听听意见，“集中”就是决定，集中比民主更重要，是“集中的民主制”。可见，对亚文化不能简单消除，必须通过教育引导，使人们分清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差别（包括中性亚文化和恶性亚文化），认清亚文化的本质，摆脱亚文化的影响，接受执政文化的教化和规导。
实现执政亚文化的转化，首先要进行政治文化创新。政治文化是“一国居民当时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15]，是执政文化的基础。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政治文化环境和政治文化价值之中，执政者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公务员，首先接受的是一般公民的社会教化，受政治文化的养育，然后才接受党组织的专门教育，此后，既有执政文化主导，又同时受社会政治文化影响，因此，进行政治文化创新，优化政治文化环境，创造先进政治文化，才能使亚文化失去滋生的文化土壤。政治文化创新，一方面要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改造，挖掘传统政治文化的科学价值，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化，使其精神得到升华；另一方面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创造新的政治文化，为执政文化建设夯实政治文化基础。其次，加强执政文化教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对人们包括执政者的感观和思想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必须用先进文化进行思想武装，否则，亚文化就会腐蚀党的干部。要不断灌输党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与党的执政理念、使命、方略、体制和方式等一致的观念、思想、态度、情感和习惯，成为实践、传播和发展党的执政文化的执政者。
收稿日期：2009-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