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知识分子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5)02-0042-07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是谈论知识分子最多的一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知识分子还没有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到了列宁那里，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论述突然增加起来，并对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无产阶级政党处理该问题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和策略。
一
“知识分子”一词是直至19世纪末期才真正流行起来的，加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关注焦点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与批判，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关系。因而在他们的著作中，“知识分子”一词很少被提及。有学者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出现“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地方不超过10处。[1](p.26)与此相应，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给“知识分子”下过定义。不过，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中，我们还是可以概括出几点认识：首先，知识分子是一个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具有某些共性的阶层。这种共性主要表现在，他们大多受过较高较系统的教育，拥有较高的知识与文化水平，是“有教养”、“有学问”的分子；同时，他们以自己的脑力劳动为谋生手段，属于脑力劳动者。其次，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雇佣劳动者，属于出卖脑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2](p.275)、[3](p.443)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保持着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和地位——既不受雇于资本家，也不剥削他人，而是靠自己的智慧和脑力劳动为生。就此而言，他们有点类似于从事个体生产的小资产者。最后，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政治取向或政治归属，从这一点上说，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里，需要厘清阶级属性和政治归属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所谓阶级属性，是从经济地位即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上划分的；而政治归属，则是指自觉地反映和表达某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和要求，从而在政治立场上归属于某个阶级。阶级属性和政治归属之间存在着一致性，但是这种一致性并非绝对的。具体到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有文化有思想，因而较易成为某个阶级利益的代言人。从阶级属性上说，他们中的大部分属于雇佣劳动者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但是，他们的政治取向可能是无产阶级的，也可能是小资产阶级的甚至资产阶级的。这完全是他们个人的自觉选择。[1](p.30)此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没有直接从总体上来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甚至没有提出过这样的概念，他们所谈到的都是某个或某些具体人物。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提到并批判一些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称他们是“资产阶级理论家”，“理论方面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表人物”、“代言人”，等等。再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把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蒲鲁东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被称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的知识分子。根据他们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即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达起来以前，在无产阶级进入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充当着无产阶级的代言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后，它的阐释者、信仰者并据以去积极引导和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思想家，当属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上述情况表明，我们可以说在马克思、思格斯那里，知识分子有政治取向或政治归属的分野。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明确的政治选择呢？换句话说，是否要对所有的知识分子均进行政治上的判定，或者归属于无产阶级，或者归属于资产阶级，或者归属于小资产阶级，非此即彼，没有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在谈论知识分子时，多是从组成知识分子群体的各类社会角色如哲学家、经济学家、教师等出发的，没有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的高度来分析其政治归属。那么，能否从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最终隶属于一个阶级的理论出发，推导出每一个人肯定都有明确的政治归属呢？如果不能完全否定这一推导，起码这一推导中所存在的问题是明显的。社会现实表明，很多人心目中并无系统的明确的政治理想，他们甚至对此毫不关心，偶尔表达的政治诉求则模糊甚至矛盾。知识分子群体也一样，只是同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总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由于历史或时代的特点，知识分子还没有成为他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他们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是具体的、零散的，还没有整体性的系统考量。
二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偶尔论及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在列宁那里，谈论知识分子的地方可谓目不胜收。这与列宁直接领导了一次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标的大革命有关，也与俄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和革命后的表现有关。“十月革命”大潮，迫使人们必须做出政治选择。革命成功与否，关系到革命者的生存，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角度来审视社会各阶级阶层并进行评价就成为革命领导者的必然思维定式。从这一思维定式去观察俄国的知识分子，列宁得出了一系列结论：
1.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一般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一判断，可以在列宁的许多文章、讲演、著作中看到。列宁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知识分子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教育，从头到脚浸透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其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也就是说同产业工人相比，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生活条件没有那么低下，从事的不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脑力劳动，接近或在某些方面更像“体面的”上等人；他们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要生存就必然依附于某个有力量的阶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才可能“豢养”他们；他们的政治思想、政治立场“代表着一般资产阶级的利益”，“比较能够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的广义的根本利益”，等等。[4]（第36卷，p.51；第1卷，p.384；第11卷，p.191）很显然，列宁关于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判断，并不是或主要的不是从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标准——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出发的，而是从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教育、世界观、生存状况、政治取向等方面着眼的。
在将知识分子基本上视为资产阶级的同时，列宁也在一些时候谈到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认为：“知识分子比较能够反映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能够给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极广大阶层提供他们恰恰缺少的东西：知识、纲领、领导、组织。”[4]（第11卷，p.191）不过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分“旧知识分子”正日益溶解于或者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4)（第7卷，p.326）
当然，列宁也承认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与要求的知识分子存在。他认为工人自身不可能产生“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5]（第1卷，pp.317～319）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把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视为“社会主义运动所需要的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榜样”。虽然如此，我们不能不指出，列宁认为能够成为无产阶级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只是少数。“个别资本家以及个别知识分子是可能整个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也就改变了自己的性质，”但这是一种例外。[4]（第8卷，p.322）
2.知识分子阶层具有“过渡的”、“不稳定”的特点，并由此导致了他们特有的两面性和妥协性。
列宁指出：“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相比占有独特的地位，就他们的社会关系、观点等等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资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逐渐愈来愈剥夺他们的独立地位，把他们变成从属的雇佣者，使他们受到降低生活水平的威胁，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使他们接近于雇佣工人。这一社会阶层的过渡的、不稳定的和矛盾的地位的反映，就是在他们中间特别流行种种不彻底的、折衷主义的观点，种种对立原则和对立观点的大杂烩，种种夸夸其谈、玩弄词藻并用空话掩盖历史上形成的各居民集团之间的冲突的倾向。”[4]（第1卷，pp.183～184）由此可见，列宁承认知识分子具有雇佣劳动者的属性、受资本家的剥削（这同马克思的分析是一致的），他们未来的命运正在同雇佣工人阶级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他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还没有达到或者“过渡到”像产业工人那样悲惨，所以，便在一系列问题上显出折衷、调和的特点。对于该特点，列宁在《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曾做过具体而形象的描绘。他通过分析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来说明知识分子一方面对社会现状不满，并且能够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但同时又不认可阶级斗争的理论，不赞成革命和暴力斗争。他们自视为整个社会的良知代表，抱持超阶级的立场，要用渐进的和平的能够为所有社会群体接受的方式弥和社会裂隙，而不是突出它然后用革命暴力解决之。这恰恰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理论相抵触，恰恰与相信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彻底改造社会并且正在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和领袖形成矛盾和对立。因而被认为是折衷主义或调和主义的，是两面性、动摇性和妥协性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列宁对知识分子颇多指责和嘲讽，在列宁的著作中，诸如知识分子在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之间“动摇不定”、寻求“妥协”；知识分子喜欢“用讨论代替行动”，“用空谈代替工作”；“信仰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无原则的、卑躬屈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话连篇，夸夸其谈，这是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等话语是经常出现的。
3.关于知识分子的历史角色和社会作用。
列宁认为：“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自觉地、最彻底地、最准确地反映和表现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划分的发展。”[4]（第7卷，p.324）“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中，在任何一个国家里，一定阶级的群众或人民群众同该阶级或人民的少数知识分子代表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这样的：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一个阶级的领袖永远是该阶级最有知识的先进代表人物。”[4]（第4卷，p.277）在肯定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先觉者和阶级代言人作用的前提下，列宁具体分析了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角色和作用。他指出：“知识分子在历次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都是一向到处扮演政论家、演说家和政治领袖的角色的”。具体到俄国，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站在运动前列的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以后俄国人民的革命教育。”[4]（第9卷，p.114；第28卷，p.322）如果说列宁对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反封建先锋作用（这种反封建性不但代表着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且具有一定的人民性）给予充分肯定的话，那么对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则否定的时候居多。因为，既然知识分子的主体是资产阶级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为立脚点的，是知识分子阶级的典型代表”，[4]（第8卷，p.323）那么，便不可能指望他们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发挥多少积极的作用。有的时候，列宁甚至将知识分子视为影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要障碍，例如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列宁说：“地主对人民的影响并不可怕。他们要使比较广大的工人群众甚至农民群众在比较长一点的时期内受他们的欺骗，那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是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不直接参加剥削，练就了搬弄空泛词句和概念的本领，热衷于种种‘谆谆’教诲，有时还出于真诚的愚蠢把自己所处的跨阶级地位奉为超阶级政党和超阶级政策的原则——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影响是危险的。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是能带来真正恶果的对广大群众的毒害，需要社会主义运动全力以赴来同这种毒害作斗争。”[4]（第16卷，pp.36～37）
由于俄国知识分子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群体，他们有许多派别和组织并且均具影响，如民粹派、解放社、立宪党、社会革命党、路标派，等等。他们的社会政治理论与主张自然与无产阶级政党不同，这里便存在一个争夺民众的问题，何况上述派别中的许多人是明确地反对暴力革命的。正由于此，导致了列宁对知识分子总体的颇多指责、批判和嘲讽。“十月革命”爆发之初，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在革命力量与旧的统治者之间的斗争胜负未分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对苏维埃政权较普遍地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态度或者表现为观望，或者表现为消极怠工，或者表现为对苏维埃的一切决定，“原则上同意而实际上不同意”，或者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批评、敌视——特别是对革命暴力进行抗议和批评。在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一些知识分子甚至公开站到了苏维埃的对立面。在这种背景下，列宁曾一度将整个知识界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4.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建设中的“旧知识分子”问题。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便曾谈及未来的无产阶级国家必须让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工程师、农艺师、技师以及具有各种科学知识的专家在工人组织的监督下担任他们能胜任和熟悉的工作，以维持经济的运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十月革命”之初，由于知识分子的不合作态度，列宁一度将他们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然而，国家管理特别是经济生产离开知识分子尤其是各种专家便无法运转的事实迫使列宁不得不改变态度。从1918年春天开始，列宁不断地提出和强调利用旧知识分子、旧专家对于无产阶级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反复谈到：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要学会用资本主义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迫使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专家为我们工作。[5]（第3卷，p.482；（第1卷，pp.317～319）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在谈到利用旧知识分子的时候，一般讲的都比较具体，主要是指那些拥有各种实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专家，特别是经济和生产领域内不可或缺的专门人才，而不是笼统地讲利用旧知识分子。而且利用这些专家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其次，苏维埃政权对于旧知识分子只能“利用”不能“依靠”。因为旧知识分子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受的教育，“满脑袋资产阶级偏见，同垂死的、腐朽的、因而进行疯狂反抗的资产阶级社会有着他们觉察不到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不是抱着幼稚的目的要‘教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社会主义，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教导他们的”。“他们永远也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永远也不会依靠知识分子，我们只会依靠率领着全体无产者和全体贫苦农民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是不可能有其他的依靠的。但是依靠体现专政的阶级是一回事，而统治其他的阶级又是一回事”。[5]（第3卷，pp.546-547、p.536）、[4]（第35卷，p.215）换句话说，旧知识分子属于被统治的对象，必须在无产阶级的管理和监督下工作。而且无产阶级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性，在利用他们的同时，对于他们政治上的反动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并粉碎他们可能的破坏行为。再次，列宁认为，单靠棍棒或强制来迫使资产阶级专家为新政权服务是不够的，为了减少对抗，提高工作质量，还必须给他们以高薪（注：十月革命前，一般工人的月薪约600卢布，专家的工资一般（不计年薪几十万的少数）是工人的20倍。），使他们仅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也要为苏维埃政权较好地工作。列宁承认“这种办法是一种妥协，是对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背离，这些原则要求把薪金降到中等工人工资的水平，要求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名利思想作斗争”。[5]（第3卷，p.483）但是，这种妥协是必要的，符合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因为不如此将会带来国民经济的更大损失。
伴随着革命的实际进程，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也在发生着变化，那些顽固地持不合作立场或敌视苏维埃政权者或被镇压或流亡国外，其他人则渐渐转到拥护或同情新政权一边，或者以中立的态度工作于苏维埃政权之下。面对这种转变，列宁和苏共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特别是在1920年以后。具体地说，就是不再仅仅强调利用他们、仅仅强调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上的不可靠性，而是同时提出了对于他们在新政权下的工作要给予客观的评价，提出了教育、帮助和团结他们的任务。
首先，强调要区别对待知识分子，要看到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转变和他们在新政权下的工作成绩与进步。1922年8月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指出：“党组织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区别地对待科学界、技术界、医学界和教育界等等方面的每一个别集团（或者甚至是个别人物）。对于那些技术界、科学界、教育界、作家、诗人等代表当中的真正非党分子，只要他们基本上已经了解了实行伟大变革的真正意义，就必须给以经常的帮助并同他们进行认真的合作。”1924年1月俄共（布）第十三次全国代表会议认为：俄国知识分子“由于一般的原因”以及他们生活状况的改善“而普遍地转向苏维埃政权方面”。到1928年4月，联共（布）中央在一个文件中讲：“十月革命后的十年中，大部分技术知识分子都转变过来同苏维埃政权实行真诚的合作，并且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工业化。”[6]
其次，不再强调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与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的联系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危险性。在谈到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质问题时，更强调他们过去的生存环境所导致的“在思想倾向和文化素养方面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联系，这种联系“绝不是与社会上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有利害关系”，并且这种联系由于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变化是可以改变的。这就需要无产阶级用共产主义精神、同志式的合作去包围他们、教育他们。“对于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有文化的工作者。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为资产阶级服务，……在无产阶级社会里是会为我们服务的。”[5]（第3卷，p.768）1920年春，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明确提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应当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的任务。这实际上修正了以前提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不可能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绝对化观点，列宁日后的演说和文章更表明了这一点。他提出，各种专家接受共产主义的途径和方式将与革命家不同，他们将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苏维埃政权从而走向共产主义。[4]（第42卷，pp.52～53）列宁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如何判定知识分子政治归属的标准问题。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只要接受新的社会制度，以自己的专长服务于国家，就不应该再将其视为异己。当然，关于该方面的问题，列宁讲的还非常初步。
再次，提出要同共产党内和工人队伍中存在的不重视专家的盲目自大态度和偏见“进行彻底而坚决的斗争”。列宁指出：“一个共产党员若不能证明自己善于把专家们的工作统一起来并虚心地给以指导，……那么这样的共产党员往往是有害的。”“对我们来说，那些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是精通业务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5]（第4卷，p.442）“只有在周到地照顾专家、奖励优秀的专家、维护专家的利益等方面有计划地安排了工作并且已经收到实效的部门，才能算是工作做得还不坏的部门”。[6](p.96）上述思想在俄共中央的各种文件里被不断地重申和强调。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有关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其主要指向是生产和科技领域内的专家，至于其他领域特别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旧知识分子，列宁和俄共的态度则否定的时候居多。
5.关于无产阶级新知识分子的培养。
十月革命以后，旧知识分子先是被视为苏维埃的敌人，后来提出利用的政策，再后来提出教育和陶冶的政策。但总的说来，新政权并没有把他们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可靠力量。另外，他们的人数和国家建设的需要相比亦远远不够。于是，培养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新型知识分子的任务便突出地摆到俄共面前。最初，俄共一方面通过办短期的苏维埃学校、工人预科学校、红色教授学院等来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则通过大规模招收工农子弟进正规学校来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建设中的急需人才。1928年及其以后的数年间，培养红色专家、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任务被高频率地提起。认为“这是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全党的极重要的任务”。1928年以后之所以突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培养，一是因为苏联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人才的短缺凸显出来；二是20年代后期在肃反过程中，许多从旧俄过来的知识分子被怀疑为“暗害分子”、“怠工分子”、“反革命分子”而不受信任甚至遭到镇压或者流放，这更加剧了人才短缺的状况。
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后，从执政党自身来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基本上划上了句号。1939年3月，联共（布）十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决议提出：“苏维埃知识分子，就是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昨天的工人和农民以及工人和农民的子女。苏维埃知识分子与旧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不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并且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享有平等权利的成员。”[6](p.212)依据新的情况，联共中央决定修改党章，对申请入党者，无论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规定统一的接受条件和相同的预备期。这标志着知识分子在苏联终于获得了同工人、农民一样的政治待遇。但是，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由于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早期建设过程中，知识分子表现冷漠甚至不合作，由此导致了列宁和俄共对知识分子颇多指责，政治上极不信任。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给俄共和日后苏联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不信任至少到30年代末还严重地存在着。虽然，到此时知识分子的构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十月革命后培养的并且出身于工农的知识分子已经变为主体。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曾指出：“以轻视和倨傲的态度对待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看成第二等人”，“至今还没有改变”。认为这是一种“荒唐的、胡闹的”、“反列宁主义”的态度。[6](pp.211～213)
二战结束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整个社会成员文化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轻视知识分子的现象渐渐消失，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苏共，那就是苏联社会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而这些人很多是十月革命后培养的新知识分子。而且苏联在知识分子的培养过程中也十分重视并不断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在此情况下，为什么还会不断出现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呢？西方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渗透是一个原因，但仅仅是原因之一，是外因之一。真正的原因恐怕要到苏联的社会模式、统治模式和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里去寻找。
三
考察和研究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有两点特别需要提起注意：
首先，在列宁那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宽泛的用语，在很多时候缺乏严格的界定，带有很强的游移性、随机性。不同的时间或场合，列宁有关同一问题的看法会大不相同，这就需要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例如，他曾经讲过：“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5]（第1卷，pp.317～318）但另一方面，他又把他们视为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楷模。所以，列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语有的时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又如，关于“旧知识分子”能否接受共产主义的问题，列宁在不同时期的观点亦可谓大相径庭，等等。
其次，客观地说在列宁有关知识分子的言论中，指责与嘲讽远远超过肯定与表扬。俄共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十分紧张。这其中有内在的深层原因，是双方互动造成的而非单方面的原因。具体说来，知识分子的特性和“十月革命”的特点，和俄共执政后的统治模式、社会模式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的不和谐甚至冲突。知识分子的工作特点——独立的个体性的脑力劳动；知识分子对个性和自主精神的钟爱；不迷信教条，不盲从权威，追求新思想，追求多元化；特有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和平的渐进的社会改造观等，均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模式存在矛盾甚至对立。革命需要阵营内部严格的组织纪律，需要个人服从组织；革命需要在很多问题上进行明确的非此即彼的选择；革命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停留在头脑里思考，停留在言论上讨论；革命需要阵营内部思想的高度统一而不是多元存在；革命是暴烈的流血行动，它需要一旦认定目标便勇往直前，而非时常进行反思和选择。俄国十月革命后选择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同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之间同样存在紧张关系。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高度重合，对统一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强调——全民的思想统一到执政党，具体地说统一到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思想上来，执政党要求全民对于其决策的高度一致的拥护，等等，这对于惯于独立思考，善于进行批判性思维的知识分子来说是苦恼的。一旦知识分子提出自己对于社会发展的独立思考，特别是和执政党不同的思考时，由于双方之间没有缓冲和调和的余地，很容易形成冲突。如果考察近现代历史发现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性思维方式是有益于社会进步的话，那么执政者便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实际上对执政者也一样重要的思想和言论缓冲带。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回避和推延这一问题的解决不是办法，特别是在国际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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