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件事和三点思路——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座谈会上的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乔木论文,三点论文,座谈会上论文,三件事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乔木同志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呕心沥血，做了三件事：一篇论，一部史，一本回忆。
一篇论，就是他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而写的那篇《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篇总括和贯通起来，论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大贡献的“提纲式的论文”。其中提出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五十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的续篇”，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的论断，对中国开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由来和背景、条件和进程，对“摆脱长期流行的一些传统影响的束缚”之艰难和“走出新路子”“使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的胜利，有简明而独到的论述。联系到乔木同志在《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这篇信件中的许多深刻思想，特别是关于“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的确是从理论到实践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的思想，以及必须“从理论上说明”我们的体制弊端“是从哪一种社会主义设想或理想中产生出来的”，否则“就对改革开放难以作出理论的概括，并且难以在党内形成理论上的共识”的谆谆嘱托，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乔木同志对于在当代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世界变化和中国改革的现实，研究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期望是多么的殷切。
一部史，就是他指导和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他为此书的出版写了一篇议论风生、文辞优美的《题记》，这恐怕是他亲笔写成的最后一篇文章。他在此书的出版座谈会上还有一个发言，当时整理出来在《人民日报》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这篇文章，《胡乔木文集》里失收，建议以后补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一个特点是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这“议”和“论”的许多观点是从乔木同志那里来的。乔木同志在审读此书的原稿时，还亲笔作了不少有重要思想内容的修改。关于这些修改的情况，胡绳同志的纪念文章中作了介绍，我和郑惠同志去年九月在西安会议上作了更详细的介绍。没有乔木同志从原则方针到具体论述的诸多指导，没有他的鼎力支持，这部书以这样的面貌写成和出版，是不能设想的。乔木同志对于这部书的改进、增补、修订得更加完善，提出了要求，对更详细的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卷的写成和上卷的修订，也寄予了期望。
一本回忆，就是现在这本《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不是一本通常格式的回忆录。所谓通常格式，一是作者回忆自己的生平，一是作者根据个人接触写自己对某个人物言谈话动的回忆。乔木同志一再强调，他要写的这本书，既不是前一种通常格式的胡乔木回忆录，也不是后一种通常格式的对毛泽东的回忆，因为写这本书，主要不是依靠他对毛泽东的个人回忆，主要不是写他所见所闻而为别人所不知的毛泽东的言谈活动（这样的个人回忆在这本书中也不少，弥足珍贵，但主要不是靠这些材料），而是更多地依靠档案和历史材料的收集分析和研究。从实质上说，这是乔木同志以个人回忆、个人接触为切入点，来写的一部毛泽东思想史，毛泽东思想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发展的历史。乔木同志没有来得及完成这本书，这对我国理论界、党史学界，是一桩很大的憾事。但是，留下了乔木同志关于写这本书的一系列谈话的记录，留下了根据乔木同志的要求和指示研究大量档案历史材料写出的四十年代这一部分的初拟稿，这对我国理论界、党史学界，也是一桩幸事。乔木同志这番努力，也代表着他对我国理论界继续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历史的期望。
关于乔木同志对写作这本回忆的种种交代和书的写作经过，我们在《回忆胡乔木》一书所载的《弦急琴摧志亦酬》一文中，已经作过详细介绍。现在，谈谈我们从这本书中领会的关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几点思路。谈三点：一个是要注重对具体政策的研究；一个是要注重对国际形势的研究；一个是要注重对延安整风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我们党的事业的意义的研究。
乔木同志草拟的写作计划，第一个题目，最初定的是写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我们原来不大理解，以为不如从《新民主主义论》写起，理论色彩更浓些。乔木同志说，毛主席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他还没有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那时写起，体例不合。但是，他要我们不要低估施政纲领的意义。这个纲领是新民主主义论在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化。它对各方面工作都提出了要求，规定了政策，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教育方面、科学文化方面，等等，是一个系列，比《新民主主义论》具体得多。它代表了抗战时期毛主席对根据地的政策思想。
乔木同志在指导这本书的写作中还多次说过：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单有理论是不够的，还要靠、更要靠具体的政策。这本书就要把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制定的具体政策和决策讲清楚，把毛泽东思想怎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讲清楚。在政策问题上，毛主席的言论也特别丰富。当然，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对外政策，大都同现在的有很大的不同，但研究这些政策的形成、演变的历史，制定这些政策所依据的原则，对今天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现在写成的关于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一篇，在体现乔木同志这个要求方面还有差距。关于皖南事变的那一篇，后来经乔木同志决定调整为第一篇。它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体现得较为充分和丰满。这一篇初拟稿乔木同志看过多次并作了修改。诚如乔木同志所说，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这场斗争的成功，表现出我们党发展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更具体化、更丰富了。从此，党的很多基本政策达到定型，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这一系列政策和策略思想，在整个抗战中，是毛主席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中也有一定的地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显示出它的耀眼的光彩。
要注重对具体政策的研究，这个思路之所以重要，是由我们理论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的理论，不是书斋中的理论，不是纯粹思辨的理论，而是革命政党的行动的理论，是从党和人民的实践中来、又指导党和人民的实践的理论。而政策，则是理论和实践双向交通的中介。理论通过政策的中介去指导人们的实践，人们的实践经验通过政策的中介而上升为理论。所以，关于政策的思想和论述的丰富，正是我们的理论的特点和优点。毛泽东思想是不是仅属于政策，是不是形成为理论，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经过延安整风，端正对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的认识，端正对政策与理论的关系和政策对理论的意义的认识，我们全党逐渐取得了对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的共识。这样的问题，今天不是同样存在吗？了解延安时期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和道理，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价值，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乔木同志草拟的写作计划中，有好几个题目都是关于国际局势，关于国际局势同中国革命的关系的，如：《苏德战争和中国战局》（后改为《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政局》），《同美国的谈判》（后改为《抗战后期延安的外交活动》），《战后国际形势》（后改为《战后国际形势和内战的爆发》）。现在写成的关于这个主题的几篇文章，正是这本回忆中给人以较多新鲜感的部分；也正好说明，在毛泽东思想研究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中，这是过去研究得不够的一个方面。乔木同志要求注重对国际形势的研究，而且要求不是把它摆在一个次要的侧面，而是把它摆在笼罩全局的位置上来进行研究，这是很有见地的。
近现代的世界，是它的各个部分相互紧密地联系着的世界。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脱离世界大势来解决自己的发展道路问题。毛泽东同志写《新民主主义论》，不就是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破题，来展开他的全部研究的吗？在抗日战争中，在抗战胜利后，我们党的战略决策，同国民党是和是战的根本决策，是怎样作出来的呢？这当然首先是取决于国民党的决心和行动。不是我们要挑起战争，也不能由我们一厢情愿而得到和平。但是，怎样判断国民党的决心，怎样下定我们的决心，这就不仅要基于我们对国内局势变化、国内阶级关系变化和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科学分析，而且同我们对国际局势的透彻而有远见的科学分析，有密切的关系。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正确与否，对于我们党的路线和决策影响极大。邓小平同志不是也很重视对国际局势的冷静观察和科学分析吗？他强调指出，对当代国际势的新的观察和判断，是我们党确定工作中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研究毛泽东思想也好，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好，注重对国际局势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篇幅最大、分量最重、运用档案材料最多最丰富的，是关于延安整风和密切联系于延安整风的那几篇文章，包括《编辑党的历史文献》、《整风运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和“历史草案”》、《整风运动：1943年的“九月会议”前后》、《党的历史决议》、《党的七大》等六篇，《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这篇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在文艺界（不过这一篇跟前面六篇不同，没有多少档案材料可利用）。这部分文章，占初拟稿篇目和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
读《毛泽东选集》中关于延安整风的文章，我们可以了解整风的总的指导思想，但是，要充分了解这些指导思想，还必须研究整风的实际过程，而这是过去人们不熟悉、不深知的。正是在这方面，乔木同志的回忆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极其难得的背景情况的介绍和分析。
延安整风，分为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和广大干部的整风，关键当然是中央领导层的整风。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关键又在于总结党的历史，清理主要来自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的、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包括土地革命后期的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和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路线错误。这种历史的清理，并不是由于历史的兴趣，而是当时解决党的政策问题的需要，是当时解决党内思想统一的需要，是在统一党内思想的基础上为开创历史新局面作准备的需要。正是《论政策》这篇解决当时政策问题的党内指示，从历史经验的比较中评论到土地革命后期的政策错误，在领导层引起争议，这才把讨论历史问题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正是王明在讨论历史问题的过程中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批评中央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是“左”倾的政策，这才把进一步深入清理王明在抗战时期的右倾错误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关于前后两个“九月会议”的情况和由来，关于毛泽东同志起草“历史草案”和写作九篇批“左”文章的情况和内容，关于王明挑起争论的情况和内容，关于最后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起草经过和建国后对这个决议的若干修改，这些都是人们过去不大知道的。
延安整风有助于毛对东思想本身的成熟和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理论的阐发。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是因为在整风中，毛泽东同志从理论上深入地阐明了克服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态度和方法的必要，阐明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必要；阐明了把党的历史是非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解决的必要；而阐明思想路线，也就是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第二是因为在整风中，毛泽东同志获得了一个机会，系统地充分地研究了党的历史文献和党的路线的历史发展，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并且从两条路线的比较中，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又把土地革命时期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抗日战争时期新的经验的总结结合起来，使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整风到历史决议到七大，最大的政治和思想成果，就是使全党首先是使党的高级干部提高了对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的认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就是在整风中提出来、在七大党章中得到确认的。乔木同志说得好；通过这次整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了。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对着共产国际的影响、对着教条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的。为什么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取得那么大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党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点就是到今天也仍然显出它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实践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四大确立了这个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凝聚人民大众的战略任务。怎样认识确立这个地位、提出这个任务的意义？这需要从当前的形势和需要来认识，也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来认识。乔木同志关于延安整风的回忆，对于我们了解这种历史经验，大有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