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文明、后现代及其它——第三次哈尔滨“科技进步与当代世界”全国中青年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尔滨论文,中青年论文,后现代论文,及其它论文,科技进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委员会、黑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暨青年工作委员会和哈尔滨师范大学远东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三次哈尔滨‘科技进步与当代世界’全国中青年学术研讨会”，于1995年1月5日至7日在哈尔滨举行。会议收到论文57篇，著名哲学家高清海等8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以“科技进步与文明的现代转型”为中心议题，与会代表在文明理论、人类本性及行为、科技进步及其运作的后果等层次上讨论了这个热点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见解。
一、关于文明的理论及其走向
文明究竟是什么？不断升温的“文明热”说明了什么？文明理论研究的走向应该是什么？在这次研讨会上，代表们格外关注这些问题。
孙慕天教授在以《文明的理论和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为题的长篇发言中，总结了西方文明理论的基本特征，分析了西方学术史上对文明问题研究的周期现象。对此，他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1)西方的文明研究高潮总是和社会的总体转型联系在一起的，第一次高潮出现于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转折时期，第二次高潮则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西方社会暴露出深刻危机的关键时刻；(2)正在形成的第三次文明研究高潮透露出西方社会对现代文明转型的强烈预感，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基本社会构型正在发生“解构”事变的精神表征；(3)西方的文明理论总是把文明看成是比文化更基本和更深刻的概念，常着眼于揭露现代社会文明的负面效应；(4)当前国内外关于文明问题的研究，学理性都相对弱化，而历史和现实都在呼唤建立科学的一般文明理论。
吴永忠讲师在分析社会转型的实质时认为：任何社会转型在本质上都是社会创新与社会异化的对立统一；西方工业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不仅积累了社会创新的成果，也带来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社会异化；目前，社会异化与社会创新已经处在对抗性的矛盾状态中，后工业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正是基于这一社会现实的。他指出，中国的社会转型不能也不应该完全照搬西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模式，而必须探索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以避免社会创新成果为社会异化所消融和瓦解的悲剧。
刘啸霆副教授在分析了中西文明的差别后指出，两种文明的合理成分正在聚合，而这也正是人类摆脱精神困境的出路。他认为：文明主要还是指获得和支配财富的方式；市场经济尽管对今天的中国是极其必要的，却不是最好的和最终的经济；凝聚了中西两种文明优秀成分的新文明，将采取包括全部自然界在内的整体运作的产品经济，从而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这就是人类在新世纪应当树立的大文明观。
与会者还就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文明的起源和转换机制以及东西文明的交汇与冲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孙慕天教授“文明比文化更根本”的观点引起热烈讨论。
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科技观
与会代表在讨论中一致认为，现代文明转型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人类对科学技术总体观点的转变，而科学理性的人文价值问题又是其中的焦点。
吴永忠及其合作者在《后现代主义科技观探析》一文中，深入讨论了后现代主义科技观产生的背景和基本特征。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科技观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自然观发生了一次革命；由于更新了对科学技术的整体理解，后现代主义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和负面效应；后现代主义的科技观还对科技与社会的各方面进行了更深刻的反思，突出了科学的价值荷载问题，从而客观地描述了科技与社会之间共融互渗的现实关系。
吴国盛副研究员在题为《科学主义的贫困》的发言中，通过分析科学主义的内在矛盾，论述了当代科学观转变的必然性。他认为，进化论规律的不可逆性与经典物理学规律对时间的可反演性、自组织理论中初始条件的独特性与自然定律的普遍性，以及科学哲学对科学合理性的追求与科学史表明的科学进步缺乏普遍逻辑等矛盾，构成了科学主义贫困的方法论根源；而世界图景的二律背反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由交融到对象性的变化，则从本体论方面导致了科学主义的衰落。吴国盛还对科学主义的涵义进行了全面考察，并探讨了科学主义之后科学观转变的可能走向。
贺来博士在发言中指出，科学文化与人文化之间的隔阂是旧科学观的结症所在，只有实现两种文化的整合，才能走出科学主义的误区。他认为，人们为了实现这种整合已经进行了三方面的努力：一是奎因之后的科学哲学开始面对价值问题，二是当代科学家越来越注重科学应用中的伦理学问题，三是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价值维度进行了反思，但是，两种文化的结合点目前尚不清楚。
孙慕天教授在解答这个问题时认为，社会科学的事实检验和自然科学的前提知识已经在科学事实、研究手段和理论根据等三个维度上表现出两种文化的可整合性。
三、关于人类中心观和非人类中心观
文明转型不仅体现在理念层次上，更体现在行为层次上，而人类行为的两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人类中心观和非人类中心观。
任永堂副教授在会上提出关于人类自我地位观的如下观点：(1)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对自然界有不同的态度和行为规范，这就是人类的自我地位观，它将直接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状况；(2)人类的自我地位观已经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变，即从自然中心论转变为人类中心论，待人类从信息文明过渡到生态文明，人类中心论还将被生存中心论所取代；(3)人类自我地位观的转变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处境上的原因。
叶平副教授在《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的发言中主张把价值的概念扩展到整个自然界，他进而论述了自然界的价值性及其尺度。
潘玉君讲师在发言中提出了人地共生的两个基本原理（熵流约束和因果反馈原理），讨论了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战略的框架。
荣瑞和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理成分在形成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引人注意的是，刘福森教授对那些带有自然主义偏向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有力地反诘。他说，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不可能停止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人类的行为也不能离开自身利益这一参考点；如果把人类降为“动物界的普通一员”，人类也就不成其为人类了；因此，人类中心论是人类一切主体性活动的必要条件和永恒的“支撑点”。他认为，从生态的角度来规范人的行为，无非是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来规范人类的行为，其实质仍然是人类中心论的；人类对自己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的认识有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进步过程，所以不能把“回到自然去”作为人类的最终抉择。
关于人类中心观与非人类中人观的争论，周启杰讲师认为，对概念的不同理解可能是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对人类中心论重新进行科学的界定。
会上，陈敏豪研究员还就“生态科学对当代世界的影响”这一论题作了演讲。
四、关于社会转型中人的主体性提升与人文精神的重建
高清海教授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中心发言中，详细论述了马克思的实践观和人的主体性问题认为，要解决人类行为的价值取向问题，离不开人的主体性这一哲学根据。在谈到人的本质时，他指出：肯定马克思的实践观，就必然得出人的主体性就是人类的本性这样的结论，而承认了人的主体性，也就必然承认人的自利性；人是自然界中的超自然存在，人要成为人，就要与自然分离，也必然要与自然统一；人与自然从分离到统一，显示了人的主体性不断提升的历史过程。根据马克思关于文明的三种形态学说，高清海教授把人的主体性提升划分为群体主体、个人主体和类主体等三个阶段，认为在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类已从群体主体进入到个人主体的阶段，而现代文明的危机则预示着个人主体时代已接近尾声。他满怀信心地预言，21世纪将是人类走向类主体时代的转变时期。
张慧彬副编审在具体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格变化的情况后指出，不经过成熟的市场经济，人的交往就不能扩大，观念也得不到更新，现代化也将变成新人旧剧，形不成独立的人格。
徐兰副编审指出，现代文明转型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科学与人性的冲突，其根源就是个体本位主义的不断膨胀。她认为，与群体本位主义相比，个体本位主义是另一个极端，实现两者的统一才是解决科学与人性冲突的正确途径。
齐学栋副教授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精神文化领域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商业化，从而冲淡精神世界的理想主义色彩；实现人文精神重建的过程必须注意防止这种“滑坡”现象。
围绕这一问题，邴正、衣俊卿和胡军三位博士就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历史定型、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念对中国转型的可能影响等也发表了他们的深刻见解。
对人文精神进行重建需要全新的哲学视点，社会发生深刻转型的现时代在召唤我们自己的哲学。李东副教授认为，现代文明转型提出的种种问题可以被归结为“人从何处来，将到何处去”这样一个古老的疑问，因而一种新的哲学将依然是为人的哲学，而为人的哲学正是为人的科学的襁褓。他认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面临的是一个二难问题，即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以及由它带来的理想主义衰落，为人的哲学正是要为人类指出一条解决这种二难问题的出路。
对此，董国安副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寻找历史合理性的自然基础是哲学的永恒主题；当人类本能的释放达到了某种限度的时候，人类呼唤的就是理想而不是本能，社会关系的自然约束也就成了哲学的重要问题。他还对那种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带来人的主体性提升这样一种观点表示怀疑，主张哲学不应当为人们的“市场精神”进行辩护，而应当用理想的道德引导人们摆脱实利主义的束缚。
马云华副教授也认为，人类的道德有其科学基础，哲学不仅要揭示这种基础是什么，还应当讨论科学促进道德的具体途径和方式。他还具体讨论了现代科学技术对道德变化的作用机制，指出了我国国民当前的道德选择由习俗型转向理性型的趋向。
李春泰副教授具体考证了中国哲学被误解的事实和根源，认为中国哲学对德国哲学和法国启蒙运动发生过重大影响。他主张，在中国哲学世界化的同时，不应忘记世界哲学也在中国化；中国哲学凭借其实践精神向世界未来沿伸，必将对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与这一主张不同，刘啸霆副教授则认为：哲学形而上学是人自我关怀的产物，可以把它称为“人学”；中国和西方历来分属不同的自我关怀传统，两者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一个共同的话题——人如何更好地生活？但是，由此必须看到，中国哲学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拟人学或准人学，因而它的世界化或现代化，只能是一种被现代化。
会上还有一种意见，例如崔伟奇博士就认为，哲学的研究不能超越我们的时代，在中国尚未实现现代化之际，讨论诸如后现代主义这样的问题，未免过于超前。据此，王树石副教授分析了我国人文科学的现状，认为解放思想仍然是我国哲学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五、关于高科技、STS和产品文化
会上，学者们还讨论了科技进步后果和发展高科技的一些问题。姜照华副教授分析了作为一种新型社区的高科技园的一些特点，提出了高科技园社会运行的十个支持条件。王德伟助理研究员则提出了产品文化信息含量的概念和演化规律，认为任何一个企业都努力提高产品的文化信息含量，这是提高产品档次的主要内容，也是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张立富讲师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将形成一个企业家阶层；而创造各种条件以造就这样一个社会阶层，又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必要条件。
会议结束前孙慕天教授应邀介绍了黑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无形学院”关于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的情况。会议决定，第四次哈尔滨“科技进步与当代世界”全国中青年学术讨论会在1996年7-8月间举行，由哈尔滨建筑大学具体承办。黑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刘叙和教授就下届会议的有关事项作了说明，并表示将把会议开得更加富有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