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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06)06-0086-06
孔祥熙(1880～1967)，字庸之，山西太谷人。早年他负笈赴美求学，归国后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财政部长等要职，掌握财政经济大权11年之久，并发表了许多有关经济言论。其主要言论编有《孔庸之先生演讲集》。
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可归纳为发展实业论、银行论、货币论和财政论四个方面。
一、发展实业论
孔祥熙自称在美国留学时即抱定了“提倡教育，发展实业”八个字的“救国志愿”①。1928年4月任工商部长后，他发表了《工商行政宣言》，提出16条纲要②，主要内容为：（一）谨遵总理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开发国家富源，改善人民生计。（二）修定工商法规，革新税制，切实保障工商界。（三）重用专门人才，使得尽其所长，奖励及保障发明。（四）会同主管机关，协筹保商政策及修正商约。（五）审定劳工法规，积极促进劳工福利事业。（六）奖励工业改良，改善工商管理，应用科学方法改进固有手工业及家庭工业，推广国货销路。（七）推广工商教育，注重职业指导，为妇女谋职业均等机会，保护及教育童工女工。（八）创办工业试验所、工商访问所，编制工商统计及其他工商事业调查研究报告。（九）酌设驻外商务人员，于必要时特派专员至各国调查工商事业，供本国工商借镜。（十）保护工商侨民，予回国协谋工商建设者以各种便利。（十一）筹办国营大工业，国家不再举办各种已著成效的民营工商事业，以免与民争利。（十二）提倡中外亲善通商，在互惠平等及尊重我国主权、法律范围内利用外资，振兴大规模之工商业。（十三）厉行出口检查，力杜搀伪，筹设对外金融机关，增进运输便利，充分发展输出贸易。（十四）规定相当标准，随时检查进口货物，取缔劣等货及妨害物输入。（十五）制定度量衡标准，设所制造，分期推行。（十六）征集中外特产，创设中华国产馆、商业博物馆，筹备大规模之建国博览会。
1930年12月孔祥熙任实业部长后，又发表《实业行政宣言》，提出施政纲目33条。纲目中提到的实业范围为“工商农林渔牧矿垦各业”。总的目标是：“政府首当实施林垦政策，开发东北西北西南各省荒地，移民殖边，以裕民生而固国防，俾人口得平均分配，地力得广泛利用。更应奖励农林渔牧，开发矿藏，使地无弃货，人尽其力，以增加生产，恢宏工业，庶使百业兴盛，产品日增，出口贸易，得以充分增进，国民经济，得以充分发展，劳资协调，民生乐利，总理实业建设之方略，即可早日实现。”③
在《工商行政宣言》中，对国营工业的调子还比较低，提到“各种民营工商事业之已著成效者，国家即不再行举办，以免与民争利”。而在《实业行政宣言》中，国营工业专门列了一条。第19条说：“筹办国营工业，举凡具有基本性质如酸碱煤膏棉毛及钢铁冶炼等重要金属之工业，与夫机器造纸制糖人造丝，暨制造各种动力机关等大规模之工业，非私人能力一时所能兴办者，均拟斟酌缓急，分别进行，以资倡导。”可见准备兴办的国营工业相当广泛。民营工业也列了一条。第23条说：“保护各种民营工业，并扶助其发展，俾便在国内市场，得有充分之能力，与舶来品竞争，以为经济自立自给之准备。”④
1931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孔祥熙在中国经济学社作题为《如何实现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的演讲，提出了六条发展实业的政策：关税自主，开发交通，活动金融，严定法规，发展科学，劳资合作。其中劳资合作的要点有三：规定各种实业股份的最少金额单位，使工人有力投资，随时可成为实业股东；各种实业经营利润应提若干成给工人，并举办各种改善工人生活福利事业，如居住、教养、娱乐、医院、保险等，使工人对工作场所休戚相关；经营实业者举办工人储蓄，优给利息，使工人零星小款逐渐变成股本，不作无谓消耗。最后，孔祥熙将他的实业政策归结为48个字：“努力开发富源，实行政府褒奖，提倡劳资合作，利用散碎藏金，改良旧有工业，重用专门人材，采取保商税则，扩充水陆运输。”⑤孔祥熙的六条实业政策，对发展实业无疑都是重要的，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如“劳资合作”一条，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国共两党处于武力对抗的状况下，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孔祥熙对农村破产、农业凋敝发表过不少言论。 1934年他说：“中国是农国，所以国的根本就在农村。现在各地土匪蜂起，盗贼如毛，就是由于农村破产的缘故。”⑥“我国以农立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农业不振，则整个经济因而衰败。”⑦他强调要救济农民，提到的办法有增加农业生产，发展农村工业，废除苛捐杂税，改良农村金融制度（提倡农村金融合作社，设立农工银行）等。对于农民的土地问题，孔祥熙于1938年曾表示：“农村土地问题之根本解决，当依照本党平均地权政策，使耕者有田，劳者得食，在此抗战时期，固不宜操之过急，亦须积极施行，稳健推进。”他所说的“耕者有田”，是要由农民出钱向地主买田，叫做“赎土归佃”，“地主逐渐收回其地价，以投资于生产事业”⑧。他提出先在陕北各县试行，同时江西亦“试行分配农田”。试行地区放在陕北和江西，陕北靠近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江西是原来的中央苏区所在地，选择这两个地区是有深意的。但即使是采取“赎土归佃”的办法，抗战期间也根本不可能试行。
1936年，孔祥熙作题为《自力更生与经济复兴》的报告。他说：“我们要复兴经济，自力更生政策，是最可靠的。我们实行这种政策，并非有拒绝外人投资的意思，正是因为目前外人没有投资的力量，我们不能坐以自困，而且专靠外人是不行的，不能不采取自救的方法。”⑨自力更生并不否定利用外资，但外人的投资有限，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
对于工业建设，他指出过去“多就一时一地之需要，为局部的经营，故发达每呈畸形”。机器制造业“仅着眼于军事上之需要，对民生日用品之制造，未加注意，此为性质上之畸形”。工商业的创设“多因机器交通上之便利，集中于沿海口岸，未能注意于内地之开发，此为地域上之畸形”。他提出今后要进行“有计划之建设，凡重工业之有关国防者，以国营为原则，应依据资源分布，及国防需要，分区建设。轻工业之关系民生者，则以政府协助民营为原则，并应尽量设法使其农村化，一以避免产业集中都市之病，一以吸收农村广大剩余劳力，使从事于生产事业，并加强农业与工业之连锁关系，期能相互为用，分途并进。”还要发展矿藏和交通：“交通与国防军事以及国民经济之关系，最为密切。今日世界上任何国家，欲致富强，必先发展交通，而其国家的文明程度，几完全与交通发达情形成正比例。”⑩关于矿产的重要性，1942年他又说：“欲求工业之发达，固必先致力于矿产之开发也。近世战事，以工矿为建军之本，成败之数，大半决于工矿。”(11)
孔祥熙原来主张保护贸易，但在1943年他又提出了互惠贸易的主张。他认为：“过去世界上关于贸易问题，尚有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两派，这两种贸易政策皆有偏弊，非促进人类幸福的办法，现在都已渐渐落伍，成为历史陈迹。”(12)他说1937年他到美国时，曾会见时任国务卿的赫尔。赫尔主张互惠贸易，孔祥熙认为“此实贤明进步的见解，我个人表示十分同意”。
二、银行论
孔祥熙很重视金融。他于1931年提出六条发展实业的政策，第三条就是活动金融。他说：“中国币制紊乱，又无强健有力之金融机构，是以经济事业，不易发展”。中国的现金并不缺乏，“其病在不能集合，不能流通”。应建立健全的金融机构，“能得到人民之信任，吸收存留于人民手中及埋藏地窖内之金银，以存于银行”，再推广储蓄及简易保险等业，收集零散资金，集少成多，用来兴办各种实业和供农工商民需要。“使金融活动，犹如人身之血脉流通。如此则各种实业，自易顺利发展，十年廿年后，便可迎头赶上西洋，实现民生主义之经济建设。”要通过健全银行机构来吸收资金，“使金融活动，犹如人身之血脉流通”。(13)以后仍常以金融比血脉。1939年他指出：“金融似流水，应使之融会贯通，亦犹如人之血脉，遍行全身，血脉不流通，人必致死亡，金融乃国家之血脉，其与财政，表里为用，关系綦切。”(14)“金融与财政之关系，最为密切，有健全之金融，而后始有健全之财政，诚以金融与国家经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如金融不健全，一切事业无从进行”(15)。1941年他又论述了金融、财政、经济三者的关系：“抗战以来，我国金融措施，一向抱定下列方针。即以财政之力量，控制金融，方可导入正轨；以金融之力量，扶助经济，方可促其发展；更以经济发展之力量，充裕财政，方可巩固其基础。盖财政金融经济三者，必须呵成一气，方可收相互为用之功。”(16)金融和财政紧密结合在一起，反映了近代中国的一个特点。
发展金融需要有健全的金融机构。孔祥熙又说：“金融之机构如血液之脉络，血液运转必赖脉络，金融流通必赖机构，无健全之金融机构，以司主管运筹之枢纽，仍不能视为完善之金融制度。”(17)最主要的金融机构是银行，可见孔祥熙对发展银行的重视。
1933年11月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次年8月美国开始向海外高价收购白银，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发了中国1934～1935的严重金融危机。孔祥熙利用当时中国金融界的困难处境，用发行金融公债的办法，对中国、交通银行以及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等商业银行实行增资，控制了这些银行，形成了以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为核心的官僚资本金融体系。“并将银行业务，重行划分，除中央银行规定为银行之银行外，中国银行为国外汇兑银行，办理对外贸易及汇兑，交通银行为实业银行，办理工商业放款，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扩充农民银行，成立农本局，组织合作社，实行农村低利放款。”(18)
作为解决金融危机的重要对策是在1935年11月4日实行法币政策。在宣布实行法币政策时，孔祥熙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宣言》(19)。《宣言》对今后的中央银行制度作出了如下承诺：中央银行要改组为中央准备银行，主要资本由各银行及公众供给，使它成为超然机关，能以全力保持全国货币的稳定。“中央准备银行应保管各银行之准备金，经理国库，并收存一切公共资金，且供给各银行以再贴现之便利。中央准备银行并不经营普通商业银行之业务，惟于二年后，享有发行专权。”1936年5月他又在一次演讲中说，要将中央银行的商股总数扩充至资本总额的60%，“以示与民共有而便使中央银行处于超然地位，尽银行之银行的职务”(20)。“中央准备银行”后定名为“中央储备银行”，曾拟订《中央储备银行法草案》，并经立法院通过。《宣言》还谈到要健全中国的商业银行制度，“设法增加其活动能力，俾其资金充裕后，得以供应正当工商企业之需要”。同时还要专设办理地产抵押业务的机关，修改现行法律，“务使抵押质权更为稳固”。因抗战发生以及金融垄断的利益，这些都未成为事实。
三、货币论
实行法币政策并不是孔祥熙的创造，事先国内已经有这方面的舆论(21)，而且据说孔祥熙并没有参与法币政策的拟订(22)。
实行法币政策意味着放弃银本位，但孔祥熙不敢承认。在财政部的《新币制说明书》中有一小节为“新货币制度绝非放弃银本位”(23)，理由是中央造币厂仍按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铸造银币，“法币之准备，仍以现银为基础，保持以前之准备办法，有多少准备方可发行多少法币，法币与现银间并未脱离关系”。“所以新货币制度，不是放弃银本位。而是增加银本位之健全，亦不是纸币政策，而是企图法币流通之充实。”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白银已收归国有，是否继续铸造银币并无实际意义。即使是实行同以前一样的准备制度，纸币不能兑现，就已经成为不兑现纸币流通制度，而不再是银本位制，“绝非放弃银本位”完全是掩耳盗铃式的申辩。孔祥熙自己则提出“通货管理”的概念说：“此次停止行使硬币，既非通货膨胀，亦非纸币政策，乃为实施通货管理”(24)。照他的意思，纸币政策仅是指“无准备金发行”纸币的政策。关于新币制的性质，《说明书》说仍是银本位，孔祥熙又说是通货管理，自相矛盾。其实，无论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可以实行通货管理，将纸币政策和通货管理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提出这样一些理由，反映了孔祥熙在法币发行初期对放弃银本位的遮遮掩掩的态度。
《说明书》还有一小节是“新货币制度绝非通货膨胀”，理由是：“新货币制度对于法币发行之准备，并未变更以前之规定，发行法币需要全额准备，既未变更，而准备中六成现金及四成保证准备之比例，亦未变动，自与通货膨胀有别。”(25)孔祥熙在《宣言》中则说：“政府对于通货膨胀，决意避免。关于财政整理之措施，业已准备就绪，再历十八阅月，国家预算即可收支适合。”当时根本不具备财政收支平衡的条件，事实上法币的发行就具有弥补财政赤字的作用，“再历十八阅月”即可收支平衡的保证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说准备制度不变就不会通货膨胀，更是欺人之谈。用法币收兑银元，用这些银元作为准备金，而现金准备只占法币发行量的60%，这样就能大大增加法币的发行。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日益加剧。但孔祥熙一直不承认纸币发行过多，多次发表否定通货膨胀的言论。1939年10月他说：“我国法币，现金准备始终维持六成以上，视欧美各国仅有二三成现金准备，我胜于彼远甚”。他承认单靠现金准备不可能保持纸币币值的稳定，还必须控制发行数量，指出：“苟准备充实，而发行无度，仍不能维持其价值”。但对于发行数量，他却说：政府“对于法币发行，始终抱谨慎态度，抗战二年，发行额与战前比较，虽有增加，然以后方各省向系缺乏货币流通，及当前开发生产需要之故，为数实不为多，绝未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之弊害”。(26)1940年1月他又说：“发行数额是否逾量，不在乎数目字之多少，而全以是否适合于社会之需要及已否超过饱和点而定。若秉此观点以衡量我国之发行数量，不但未超过饱和点，并且反在饱和点以下。”(27)这是孔祥熙为通货膨胀政策辩护的理论。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纸币发行数量虽然增加，而其所代表的价值总量反而降低，因此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这就是法币“不但未超过饱和点，并且反在饱和点以下”的真意。不管纸币贬值到何种程度，它永远也超过不了“饱和点”。
1941年5月，孔祥熙又提出否定通货膨胀的一个理由说：“如果通货膨胀，法币过多了，那末物价上涨，应该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中国的物价，各地之间，相差很远，例如四川比较高，难道四川的法币太多，通货膨胀了，其他物价较低的地方，通货便没有膨胀吗？”他还举几天之间的米价波动说：“难道说前几天通货膨胀了，这几天通货又紧缩了吗？”他要以此证明，“我们现在可以说根本上还没有通货膨胀，自然不能说物价上涨，是通货的关系了”。他又以重庆借款利率高达3分、内地高达4分5分为例，说明筹码（法币）的不足。因此得出结论说：“总之，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完全是心理作用所造成，当然只有严格管理，方可稳定物价。”(28)这完全是强辩。各地物价上涨率不同，并不足以证明不是通货膨胀。利率的高低则决定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而且通货膨胀会促使利率的提高，因为贷放者要以提高利率来弥补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损失。至于心理作用，本来就存在于经济活动中，看涨心理的形成只能从通货膨胀的客观存在中得到解释。
1942年7月，孔祥熙又说：“我们发行的准备，规定要有六成现金准备，四成保证准备，其所发纸币，自然不落空的。且按之实际，通货又何尝膨胀呢？到本年四月止，法币的总额，不过是一百七十万万元，较之战前国内流通筹码达二十二万万者，至今已仅仅增加了八倍半左右，如果说物价高涨是因为通货膨胀的话，为什么物价不也涨八倍半左右呢？可见物价之涨，物资缺乏的原因，大于通货的原因”(29)。他所说的数字除1942年4月的法币发行数字不错外，其余都不可靠，既夸大了战前的法币发行量（1937年6月的法币发行量为14.1亿元），又大大缩小了讲话时的物价上涨率。如以1937年6月的法币发行数和物价为1，据统计，1942年4月的法币发行指数为13.12，重庆基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为41.18(30)，物价的上涨速度早已大大超过法币增长速度。至于物资缺乏，反过来说就是通货过多，用“物资缺乏”来否定通货膨胀，也根本不能成立。
直到1943年，孔祥熙还在否定通货膨胀。他说：“一般不明实情的人，归罪于通货之膨胀，他们不知货币学上之所谓膨胀，是指超过需要而言。现在我国各地方多感通货之不敷，筹码之不足，周转不灵，这种情形，能称为通货膨胀吗？”他仍用实物供应不足和人们的心理作用来解释：“通货价值之高低……是在实物供应之是否丰富。所谓（通）货者，即代表实物的筹码，如仅有筹码而无实物，则此项空洞的通货，便无价值，现在物价的波动，其原因就在供求的有无问题。”关于心理作用，他说：“心理上的作用也很大，大家对于物价看涨，出卖者加价出售，收购者囤积收藏，情势因之更坏”。(31)这两条的所谓理由，前面已做过分析，这里就不重复了。
战争时期，通货膨胀是难以避免的。政府应该尽量降低通货膨胀率，而不是想出种种理由掩盖已经存在的通货膨胀现象。孔祥熙既不能有效地降低通货膨胀率，又不能坦率地承认通货膨胀的事实，只是想出种种歪理来否认通货膨胀，充分反映了对人民进行欺骗的实质。
四、财政论
关于财政的作用，孔祥熙曾表示不能仅限于征税聚财。1936年他指出：“理财者之使命，不仅须有征税聚财之消极功能，更须斟酌时代环境，力谋财政建设，直接间接，为社会经济求发展，为国家民族求富强……而其要旨，则必以国计民生为依归。”他解释“国计”说：“所谓国计，非仅充府库，足国用而已，必也于足用之外，谋所以利用之方。”又解释“民生”说：“所谓民生，非仅薄赋敛，不扰民而已，必也于与民休息之余，更力谋人民富力之增进，凡有关平均人民负担，发展人民生产，改进人民生活诸端，均应作积极之建设。”(32)这是说理财的目标应比充府库、足国用、薄赋敛、不扰民的要求更高，要力求促进经济的发展，接近于中国古代的广义理财思想。
从理论上说，孔祥熙很懂得增加财政收入要从培养税源入手。1933年他指出：税收的“重要根源，尤在振兴社会的繁荣，运用金融的灵活，使商货流通日益便利，市场销流日益畅旺，则不待税率之增加，而收入自能充裕……就财政计划言之，则不因征敛而伤民力。举办税项，当注重普遍而轻征，使得生息孳乳，培养税源。”(33)1938年他告诫财务人员说：“理财要顾全民力，不可竭泽而渔：要想国家的财政充裕，必须要税收畅旺，要税收畅旺，必须要培养税源，所以善于理财的人，不专以搜刮为能事，而要以扶植民力为先务。要知道办理财政，不是掠夺性质，而是先有耕耘，然后才能有收获的。”(34)所谓“扶植民力”，就是要发展经济。
孔祥熙理财的根本方针是“开源节流”。1939年他说，“本人就任时，本先圣之指示，以开源节流为理财之方针”(35)。对开源节流的解释，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往往不同。如1933年说：“关于将来财政的方针，不外是开源节流。不过要开新的税源，应从培养旧的税源方面入手……在节流方面说，不外确守预算，抱同甘共苦之决心，节省无益的糜费，以增加行政的效能为主。”(36)1938年说：“财政上所谓开源者，简单的说来，就是增加税收。”(37)1939年说：“对于开源，则着重于培养民力，增加生产，谋金融之充分流动；对于节流，则着重于合理支配，调剂缓急，撙节不切要之开支，用以促进建设事业，充实国防设备。”(38)1940年又说：“在开源方面，注重发明与创造，在节流方面，要废止使用舶来品，抑制消费，以余款贡献国家。”(39)
1939年10月，孔祥熙又提出“财政为庶政之母”的观点，将财政工作提到了政府各项工作的首位。他说：“财政为庶政之母，所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种设施，皆赖有健全之财政政策为之策动，国家整个政策之能否推行，全恃财政情形以为转移，故财政之良窳，可以卜国家之盛衰。”(40)经费充裕确是推动政府各部门有效工作的根本保证，但“财政为庶政之母”，财政“可以卜国家之盛衰”之论过分突出了财政，并将经济从属于财政，这同一年前所说的“要以扶植民力为先务”已有了差异。片面突出财政的作用，反映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政越来越困难的处境。惟财政论的指导思想势必走上竭泽而渔的道路。事实上当时孔祥熙提出的战时财政政策就具有这种倾向，他说：“故为树立健全之战时财政政策，应以公债为主干，以增税为后盾，以极谨慎之发钞流通产业金融为临时之补充，实为理论上与经验上不易之论。”(41)发钞实在谈不上“谨慎”，也不是“临时之补充”，而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
农村经济凋敝，孔祥熙认为是由于苛捐杂税所致，他企图通过整理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确定地方预算等办法来解决。1934年5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即以此为主要议题。此前，孔祥熙作了题为《救济中国经济危机》的报告，谈到农民负担太重的情况说：“中国现在的农民负担实在也太重了……裁厘之后，没有适当的替代税，地方当局遂增加田赋附加，以为弥补。现在合计此种附加，有至卅余种。厘金征收取诸全民，田赋增加则全部责诸农民负担。以至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不但凶岁不免于死亡，即丰收之年，也因税捐重重，不克安身。”(42)因为他把农民负担重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地方附加税太多，所以又提出要整理地方财政，“以量入为出为主，不得量出为入”，而且要“从确定地方预算入手”(43)。编制地方预算的审核办法是：“县预算由省核定，余款解呈省库，如有不敷，由省库补助。省预算由中央核定，余款呈中央核准积存，为建设之用，如有不敷，再由中央补助。”(44)孔祥熙的观点反映了国民政府统治区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因此在财政会议开会词中，他又特地谈到：“中央与地方原属一体，休戚相关，原无畛域可分。当此危急之秋，尤赖于精诚团结，以度难关。”“财政为国家命脉，正如血液之于人身，必须全部流通，始有健全之体力。倘一段一节，各自为谋，势必偏枯而至僵仆。”(45)财政会议通过了100余条议决案，为推行他的主张造了一些声势。1938年他说已废除苛捐杂税5000余种，废除税款6000万元(46)。
收稿日期：2006-09-28
注释：
①《对四川中学校校长讲词》。《孔庸之先生演讲集》（封面作《孔庸之（祥熙）先生讲演集》）下册，（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2年版，第555页。
②《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418～419页。
③《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430页。
④《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432页。
⑤《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442页。
⑥《救济中国经济危机》。《中央日报》1934年1月10日。
⑦《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445页。
⑧《非常时期经济政策之商榷》。《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461页。
⑨《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453页。
⑩本段以上引文见《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479～481页。
(11)《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讲词》。《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525页。
(12)《国际经济协会成立会致词》。《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536页。
(13)本段以上引文均见《如何实现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439～440页。
(14)《战时财政与金融》。《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15)《对党政训练班讲词》。《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册，第227页。
(16)《抗战四年来之财政与金融》。《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册，第320页。
(17)《战时财政与金融》。《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册，第257页。
(18)《敌我财政现状之比较》。《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册，第183页。
(19)《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180页。
(20)《实施法币政策》。《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册，第167页。
(21)1934年10月至1935年上半年，赵兰坪、张素民、姚庆三、褚辅成等教授都提出了币制改革的主张和方案，起了舆论上的先导和决策上的参考作用。参见叶世昌等《中国货币理论史》第20章1至3节，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2)据钱昌照回忆，法币政策的方案是由宋子文征得蒋介石同意，约钱昌照、徐新六、顾翊群等人参加，瞒着孔祥熙拟订的（《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90～91页）。
(23)《革命文献》第74辑，台湾1978年版，第25～26页。
(24)《孔财长关于新币制谈话》。《革命文献》第74辑，第32页。
(25)《革命文献》第74辑，第25～26页。
(26)本段以上引文均见《战时财政与金融》。《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册，第259页。
(27)《今后财政之展望》。《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册，第282页。
(28)本段引文均见《八中全会后的财经设施》。《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册，第305、306页。
(29)《从物资局任务之重大说到机关办事的原则》。《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520～521页。
(30)指数据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94、168页。
(31)本段引文均见《对蓉市所属各机关职员训话》。《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406、407页。
(32)《国家之财政建设》。《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册，第177页。
(33)《孔祥熙昨在中央报告将来财政的方针》。《中央日报》1933年11月7日。
(34)《对财政部财务人员训练所两次训词》。《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册，第206页。
(35)《对党政训练班讲词》。《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册，第221页。
(36)《孔祥熙昨在中央报告将来财政的方针》。《中央日报》1933年11月7日。
(37)《敌我财政现状之比较》。《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册，第184页。
(38)《战时财政与金融》。《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册，第240页。
(39)《二十九年元旦对财政部同人训话》。《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册，第278页。
(40)《战时财政与金融》。《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册，第239页。
(41)《战时财政与金融》。《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册，第244页。
(42)《中央日报》1934年1月10日。
(43)《应先确定地方预算》。《中央日报》1934年4月28日。
(44)《孔祥熙抵汉》。《申报》1934年5月11日。
(45)《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汇编》，第1编第96、94页。
(46)《敌我财政现状之比较》。《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上册，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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