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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转型提出的问题
有人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领域里的又一次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949年天安门升起五星红旗。
这个说法,我是完全赞同的。
自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类比。其深刻的含义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具有传大历史意义的变革,它将把我国的社会发展进程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将影响和改变我国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个方面,将必然带来深刻而巨大的社会变迁。与当年新中国成立所不同的是,那是以突变的形式改变着历史,而今则是以渐进的方式开拓着未来。
事实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和正在影响着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前进步履,以及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我们出版业在内。当前,出版业所面临的许许多多的新情况、新问题,以至各种各样的困惑、磨擦与冲撞,几乎无不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关。文化界有关人士这样描述1993年的状况:“这是一个各门类的文化艺术在市场大潮的无情冲击下纷纷寻求生存空间并为自己重新定位的年度,是中国艺术家突然意识到适者生存的残酷性的年度,是令人迷惘、令人思考的年度。”我认为,这大致上也是出版业所面对的现实。“寻求生存空间”、“重新定位”、“适者生存”,这些问题都毫无例外地提到了出版业的面前。乐也市场,忧也市场,人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受到市场的力量,关注着市场的变幻。
这一切,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转型,出版业也必须转型。当然,我国的社会转型,并不是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的。但是,毫无疑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大地加速和促进了我国社会转型的进程。它既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又是社会转型的显著标志。文化,是它的经济基础的反映,要为它的经济基础服务,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天经地义的。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出版改革,说到底,就是要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逐步地实现出版业转型。
当前出版业所面临的尴尬局面,正是出版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型的出版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现代型的出版业蜕变的艰难表现。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通过自觉地实现转型,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并推动出版业走向新的发展阶段。这或可以说,就是出版业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二)建立转型意识的必要性
实现出版业转型,这是一项系统的历史工程。
所谓转型,就不只是在某些方面、或形式上作局部的、暂时性的调整,而是要在整体上,全方位地进行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要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同质单一性的、传统的、封闭半封闭的出版业,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的、异质多样性的、真正现代化的、开放的出版业转型。它既是量的变化,又是质的飞跃。
当然,实现这个目标,绝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但是,我认为,在当前的出版改革中,就应该明确树立出版业转型意识。有没有这种意识,是不大一样的。事实一再表明,每当历史处在重大转折的时刻,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锐敏地觉察到历史拐弯的力量和意义的。有的人则麻木不仁,不知进展,甚至成为历史发展的阻力;有的人则有着强烈的历史危机感和历史使命感,能较快地适应新的历史潮流,并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这是为什么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有没有历史大转折意识。对于当前的出版业来说,也就是有没有转型意识。
马克思说过,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要树立转型意识,我认为,就是要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透视历史转变的本质,从而上升为一种自觉的历史性转折意识,并进而去积极地认识和把握历史变迁的规律。就当前出版业的现状来说,就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社会发展的全局着眼,树立起自觉的整体改革观。既要看到出版改革是经济、政治、文化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又要弄清出版改革对经济、政治、文化整体改革的作用,既要看到出版改革与经济、政治、文化整体改革的联系而不自行其事,又要弄清出版改革可以、而且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有利于明确出版改革的方向,确定出版改革的方位,选准出版改革的目标,理顺出版改革的内外关系,增强出版改革的信心,强化出版改革的力度,减少阻力,增加合力,促进出版改革协调、和谐的发展,争取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尽可能多地赢得出版改革的实际效益,而尽可能少地引发出版改革可能带来的内外震荡。
当前,出版改革所面临的困境,从思想认识的角度来看,其症结正在于没有树立起明确的转型意识,缺少真正自觉的整体改革观。比如,有的急功近利,短期行为,为了一时的利益,不惜牺牲长远的发展;有的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而忽视了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以致盲目追求物质利益,而全然不顾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更有甚者,为了金钱而走险,走上违纪违法的邪路。凡此种种,固然不能代表出版改革的多数状况,但是,这给本来就相当复杂而困难的出版改革,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与困难度。
(三)出版业转型的三个方面
那末,如何实现出版业转型呢?同整个改革一样,我们只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靠探索、创造、实践来解决。
就当前的具体情况观察,我认为,出版业转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其一,是体制转型。这是出版业转型的前提,或者说是出版业转型最直接、最具体、最实际的表现。其二,是文化转型。这是出版业转型的核心,或者说是出版业转型内在的本质要求。其三,是人的转型。这是出版业转型的最根本的条件,或者说是全部问题的症结和决定因素。一个前提,一个核心,一个决定因素,这三者是有所区别而又不可分割的。只要能够认真地从这三个方面努力,出版业转型是可以逐步实现的。
第一,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其关键就在于一开始就是以抛弃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重建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无论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城市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推广企业承包制,都是先从体制开始的。社会转型的过程,本来就表现为不断地以新的社会体制替代旧的社会体制的过程。所以,出版业要深化改革,要推进出版业转型,自然也必须从体制开始。要毫不留恋地、义无反顾地改变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的僵化的出版体制。
至于建立什么样的新出版体制,这可以有不同的设想。但是,我认为,必须共同遵循三项原则、达到三个目标:一是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二是有利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三是体现出版业自身发展的规律。第一条是总体目标,第二条是出版业的特殊性表现,第三条是建立新的体制的依托和根据。这三个方面清楚地表明出版体制转型的内在要求与外在要求,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这体现了整个出版体制改革的方向。
按照这个要求,当前出版体制改革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真正解决政社分开、政企分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出版改革只能是带镣铐跳舞。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这样说过:好比打球,既要有打球的运动员,又要有吹哨子的裁判员,运动员与裁判员的职能是不同的,所以又打球又吹哨子是不行的。我们强调政企分开也是这个道理。
第二,出版业属于文化事业,图书是科学文化的载体。如果讲出版业转型而离开文化转型的要求,那等于是“言不及义”。不过,文化转型也是一个大的概念,许多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这里说的,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述,就是指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文化的问题。自然,它的范围也很广,而我们这里又是特指的书文化。书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和总汇,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的结晶。所以,书文化又是文化的中心和重点。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出版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搞好书文化建设。这不仅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也是极其重要的。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首先,应当明确,历史是合力运动的结果。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文化力”的配合,而文化也需要在市场经济中找到发展的巨大的内在动因。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其次,应当明确,发展市场经济,决非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从社会发展的目标衡量,必须把握市场经济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理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所拥有的文化人文指向。要在一种宽广的人文背景下对市场经济进行文化定位,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市场经济文化支撑因素。其三,应当明确,市场经济要改变的,决不仅仅是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而是社会整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文化的总体的基本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与文化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或文化范畴的概念,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了。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都是为了说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经历一个充实、更新和重建的复兴过程。这也就是文化转型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决不能够违背的。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了。我认为,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站在时代的高度,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世界文明的成果,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中西融合。我选成这样的观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一元与多样的统一:指导思想上的一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文化形式、文化流派和学术观点等的多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整个文化如此,书文化也应如此。在这个过程中,出版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按照有关领导部门的说法,正处在从规模数量增长向质量效益提高转移的阶段。如何提高?在什么基础上提高?向哪个方向去提高?我认为,这就是要在逐步推进文化转型的基础和方向上,实现真正的提高。
第三,人是决定一切的。作为出版业主体的出版队伍,在出版业转型的进程中,首先要实现自身的转型。因为“人”的素质直接关系着出版业的状况,“人”是出版业转型的基础。
其一,要“换脑筋”,要更新观念。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来一个大的转换。要知道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上,要克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保守、僵化的传统思想模式,自觉地用现代意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
其二,要全面提高个人的素质,要有多元的、全方位的知识信息储备。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品格、心理、知识、能力诸方面作必要的准备。要能够在风云变幻的市场大潮中,迎接挑战,力争主动。
其三,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市场经济呼唤“人”及其主体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束缚人的主体性,人的一生都是被计划好了的;而市场经济体制解放人的主体性,“人”成了真正的主体。这也就是我们把“人”的转型看作是实现出版业转型的根本条件和决定因素的缘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及其主体性的实现的经济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途和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我们在推进出版业转型的进程中,观察和处理“人”的问题的依据。
(四)在自觉的基础上实现突破
当前的出版改革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应该说出版改革已经达到可以、而且需要整体推进、深层发展的阶段。
当前出版改革之所以不能令人乐观,有它的客观必然因素,也有它不容忽视的主观因素。而解决问题的途径,只能是充分发挥出版业自身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在全面深化出版改革中解决。要注意防止主观性、片面性、随意性,要努力消除某种程度存在的观望情绪、畏难情绪、浮躁情绪和怀旧情绪。历史要求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我认为,阻碍当前出版改革整体推进、深层发展的主观因素有二:一是认识问题,二是利益问题。所谓认识问题,主要是对出版改革的特殊性缺乏认识和理解,没有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方法和规律。所谓利益问题,主要表现为各种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因为,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这是问题的真正的症结。但是,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也只能是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按照出版业自身的发展的规律,沿着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和出版业转型的方向,加以解决。这是唯一正确的出路。这也是在出版改革中如何摆正大局与小局的关系问题。出版改革要求出版业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够真正从改革的大局出发,从国家利益出发,从出版事业繁荣出发,认清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尊重客观的规律,那末,就可以实事求是地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就可以为出版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提供打开困难的钥匙。
一切历史运动都要经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与此相对立,只有当历史主体对其身处其中的历史运动有了深刻的、本质的把握时,这一运动才可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或决定性的成功。我们的出版改革正处在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夜。我们相信,随着人的自觉性的提高和各方面关系的进一步调整,随着出版改革整体推进、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定会逐步实现出版业转型,并在推进出版业转型的进程中,迎来新的出版繁荣。